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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匈奴匈人的大致历史与东西方史学界二者关系研究之沿革 匈奴（Hsiung-nu）是对从战国时期一直到东汉活跃在今蒙古高原的民族集团的称呼，其最早的发源可能能追溯到夏末的民族迁徙和商朝时期的鬼方。《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而周易中则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均代表了武丁征伐鬼方的历史事件，之后“鬼方易”，有墓葬证据显示他们迁徙到了贝加尔湖到七河流域一带。匈奴一词最早出现在《逸周书-王会》《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之中，而始皇帝时期匈奴被从河套故地逐出，后又乘中原大乱之时重回河套。至冒顿单于时期，匈奴统一漠北和西域大部，“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开始了和汉朝的长期对抗。在汉武帝中后期，匈奴军事上接连失败，再加上其后的内乱和五单于争立，国势渐衰，呼韩邪单于南下附汉才保住了汗位。AD48年终分裂成南北匈奴，南匈奴南下附汉。之后经过多年和汉与鲜卑、丁零的战争，北匈奴不支，于AD91年开始西迁。之后匈奴虽然还是有所反复，但已无大势，逐渐淡出中国史料。 匈人，即西方古典史学家笔下的HUNS（拉丁语为Huni，希腊语为Ouvot或OOvvot），于古典时代末期的4世纪后半叶出现在顿河以东的草原上。此后匈人接连征服了阿兰人和东哥特人，并长年攻击东罗马帝国的北疆，造成了欧洲一次范围上史无前例的民族迁徙。Scourge of God阿提拉【注1】更是横扫过大半个欧洲，创建了西至意大利法国边境，东至里海的广大帝国，但终究在沙隆之战中被哥特罗马联军所击败。阿提拉死后，匈人帝国迅速土崩瓦解，匈人在欧洲主体历史中也沦为了雇佣兵和看客。但是匈人的威名尚在，以至于后世很多进入欧洲人视野的其他亚欧草原游牧民族都被冠以Huns之名。 欧洲学者向来对匈人的起源和早期历史知之甚少，直到18世纪，法国著名学者德经在其著作《匈人，突厥，蒙古人及其他西方鞑靼人的通史》中，首次推断欧洲记载中的匈人即中国史籍中的匈奴，并描述了匈奴西迁入侵多瑙河流域的历程。其后影响极大的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采用了这一说法，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在《匈人研究》中亦赞同这一观点。至此，西方学界才将视线聚焦到2世纪后期消失在西域的匈奴和4世纪中期出现在东欧的匈人之间的关系。伯恩施坦的《坎库勒墓葬》和江上波夫的《匈人匈奴同族论》分别从墓葬DNA分析和匈人活动区域出土汉式/匈奴式随葬品，给予了同族说有力的支持，而上述这些研究都集大成于内田吟风的《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在一段时间内，匈奴匈人同族说几乎成了学界的定论。 但后来随着一些证据的出土和双方对于对方文献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浮现出来，反对的声音不断出现。苏联学界首先对伯恩施坦对于坎库勒墓葬年代的鉴别提出了质疑，同时亦指出墓主人的人种分析上存在偏差。其后，奥地利著名匈人研究学者曼辰海尔芬在以《匈人世界——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为首的一系列著作中，从文化、语言、人种、艺术等多方面分析，提出了匈人和匈奴诸多显著的不同。由于曼辰对语言学，考古学和艺术史上极高的造诣，使得学界重新审视被视为真理的“同族论”。其后，西方学界的观点开始发生转变，如法国科学院韩百诗就在《匈人和匈奴人》一文中提出，现有证据过于琐碎和模糊，无法证明匈人和匈奴之间的直接传承关系。现在，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匈人和匈奴存在渊源或者某种联系，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两者是一个民族集团；而同族论的观点也转变为“西迁的北匈奴是匈人众多祖先中的一支”。 中国学界最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关注匈人匈奴同族说，清代内阁学士洪钧在所著《元史译文证补》中率先提出了匈奴即为匈人之说，并对粟特国进行了特别考证。他结合了西方史料中公元前后直至3,4世纪欧亚草原中部各游牧民族分布情况的论述，明确提到了匈人和匈奴之间的相似性（名称上的相近），开创了国内匈人匈奴关系研究的先河。而到20世纪初年，国内的研究体系受国际上流行的同源说影响，也是清一色的同族学说。章太炎所著《匈奴始迁欧洲考》中就言“匈奴为汉所驱，皆转入欧洲”，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为了说明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历史事件的关联性，特意提到芬人（Huns/Fins）即“窦宪击逐西徙之匈奴余种也”。这几位国学大师对中国史学界在此问题上的研究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姚从吾的《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更是系统的介绍了之前100多年间欧洲同族论者的研究成果，给国内的匈人匈奴关系研究定下了基调。 建国之后，国内学者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匈奴西迁具体过程的研究上，以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等文为代表。该文中将匈奴西迁欧洲分为乌孙，康居，粟特和阿兰四个阶段。其他学者提出的迁徙路线还有不少，但是都是大同小异，大致遵循乌孙游牧区——吉尔吉斯草原——黑海北岸的顺序。国内学者同时还在中外史籍的衔接上做了很多的研究和比对，但总体的成果不是非常的显著。这一时期反对同族论的只有王建中《关于匈奴西迁欧洲的质疑》一文。1990年余太山《匈奴、Huns同族论质疑》一文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一篇系统的质疑同族说的文章，该文从史料，人种和语言学等多方面对同源说进行了逐一反驳，其后续《关于Huns族源的臆测》一文中更是提出了匈人的祖先之一可能非匈奴而是史籍失载的鲜卑人之说。近几年国内匈奴史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是关于匈奴西迁的专门研究少之又少，没有太多的新进展。 二.匈人匈奴同族论主要论点和证据 除去人种和语言方面的证据和论断，同族论的主要观点和较为关键性的证据，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匈奴和Hun发音接近，而且在Huns席卷欧洲之前，西方已经使用Huns或者发音与之相近的名词来指代中国史籍所见之匈奴；而中国商超的文献中也将匈奴称为匈 《地理志》中据Apollodorus（约前200年）记载，希腊巴克特里亚诸王将他们的领土扩张到Seres和Phryni，而Seres产丝绸，指代的应该是中国，Phryni应为匈奴。Pliny《自然史》称，Tochari附近居住有Phuni人，与Phryni类似，亦指代匈奴。托勒密的（AD2世纪）《地理志》所记载的Gyrnaei位于锡尔河北岸至巴尔喀什湖一带，也为匈奴。而大英博物馆所藏St.Hieronymus（约340-420年）的拉丁语地图上，Seresoppidum（中国）的附近，标有Huniscite（即Huniscythae，匈奴斯基泰），该图可能依据的是公元前7年8月绘制的罗马地图和Agrippa（约前62年-12年）的世界地图，由此可见，公元前的欧洲人已经知道中国之旁有匈奴，且称之为Huni。 亨宁和贝利在对A.Stein于敦煌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粟特文信函进行研究时，发现写信的粟特商人称一个民族为Xwn（chwn），而根据其描述来看这个民族显然就是匈奴，可见粟特人称呼匈奴的读音和Hun非常接近。而匈奴的上古汉语发音可以拟为xbrong-no，和匈人的发音正相符合。 中国文献中关于匈奴的起源，乐产《括地谱》中提到： “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 关于此种说法，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中提到过以下之论断：此族在古代，盖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其名称或日猃狁，或日獯鬻，或日匈奴，皆一音之异译。王国维曾有《鬼方昆夷严允考》一文，其中说到：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淠、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严狁，入春秋后，则谓之戎，继号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言下之意，匈奴的名称经历了獯鬻—荤粥—混夷—严狁之渐变，终号匈奴。而荤粥和混夷等名字的上古音无疑是和Hun非常接近的。 国内近年有学者以这一观点为出发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声称甲骨文中的亚凶即为荤粥，是严狁的一支，是为匈奴的祖先。史籍中出现的工口方即为凶方，而凶字在甲骨文中是弓箭的象形，代指了河套地区一个善于使用弓箭的方国，而这个方国最终演变为匈奴。而凶字的发音几乎和Hun完全一致。至于奴字的来历，文中根据殷墟卜辞中的“于王曰匈凶方矢”，声称凶方曾经短暂的被商朝所奴役，故在中国文献记载中，凶字之后加上了奴字，但该民族对自己的称呼依然为凶. 2. 中国史书中的多处记载，可以和西方记载完美衔接，梳理出匈奴西迁的清晰脉络 关于匈奴西迁的具体路径，就如前文所述，即使在同族说的不同学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这些分歧都不大，没有根本性的差别。这里笔者列举的是常见的乌孙——康居——阿兰路线。 首先，匈奴人西迁的第一站为乌孙故地，即为伊犁河流域，主要根据为《后汉书-袁安传》等列传记载，其原文如下： “明年（和帝永远三年，91年），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袁安传 可以看出，北匈奴被汉军所击败后，单于向乌孙方向逃窜。而乌孙和匈奴的关系向来亲密，接待北单于的可能性极大。并且北匈奴虽然衰落，但由于长期和汉反复争夺西域，以至于有西域“三绝三通”，故北单于即使兵败，他在此地的影响力依然不可低估。 接着，匈奴西迁的第二站为康居，即为吉尔吉斯草原，其主要依据为《魏书-西域传》： “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 董琬、高明西使之后悦般和北魏始互知，其后两国往来甚为频繁，悦般一再朝献，并和北魏商定夹击柔然。所以关于悦般的记载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即悦般人是某次北匈奴进行迁徙时留下的部分羸弱部众，而北单于向康居方向迁徙。同族论的观点是，安帝延光年间已经将其实力延伸到黑海一带，同时放弃了葱岭以东的地区，向康居迁徙则始于158年左右，最初抵达康居北部，终于在晋初280年左右占领了康居本土即为吉尔吉斯草原。《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 “北虏呼衍王常辗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 李贤注：大秦国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罗马帝国正位于黑海之西，故此处秦海当为黑海。而158年之后，中国史籍不见北匈奴活动的痕迹，所以放弃葱岭应该是在这个时期，其原因很可能是檀石槐鲜卑向西扩张“尽据匈奴故地”所至。至于北匈奴在晋初占据康居的推断，则是来源于《晋书-西戎传》： “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两千里，于粟戈、伊列邻接。其王居苏薤城。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饶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 其中苏薤一词系Soghd（Sogdiana）之音译，而康居之王都此前在卑阗（Chimkend和Turkestan之间，Soghd以北），可见由于北匈奴的迁徙和挤压，康居放弃了北方的游牧区，迁都到了南方的农业区。 而匈奴迁徙的第三站即为奄蔡即阿兰故地的黑海北岸，主要依据为《魏书-西域传》有关粟特的一则记载：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矣。自后无使朝献。” 至于奄蔡即为阿兰的证据来自于《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转》裴注引《魏略》： “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 ，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 关于前面一条记载，争论向来很多，现仅列举同族论的两种主要观点【注3】：1.代地指代的是今山西代县一带，如果以其为圆心画出半径为8000公里的圆形，会发现其西北角经过克里米亚附近的东欧草原。而粟特一词可以理解为克里米亚半岛Sughdak的音译，所以粟特传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做是匈奴对黑海北岸的阿兰Alan的征服。而西方史籍中，匈人在进入欧洲之前首先征服的就是阿兰人，故这里中国文献和西方文献衔接了起来，证实了匈人匈奴同族说。2.粟特为中亚Soghd的音译，这说的是匈奴征服粟特巩固在河间地区的霸权，迁徙到黑海北岸征服阿兰是在这之后。

没什么意义，与其扯淡这个，不如多找找夏的证据

没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