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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导师马克思从未说过笔下资料具有普适性，然而他们的观点在传播中往往被夸大和扭曲。最典型的就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社会形态先后说”，现在国内普遍认可，这是对他们学说的误会，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这样的主张，目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提法也逐渐淡化。然而“母系—父系社会先后说”却依然被许多国内学者使用并加以解释先秦历史。

从巴霍芬的“母权论”到摩尔根的“母系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影响很大。除了对早期神话的考察，摩尔根田野调查似乎很有说服力。他认为父系社会之前普遍存在母系社会，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人类早期处于群婚形态，所以普遍“知母不知父”；二是妇女在采集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生产力水平提高男子作用上升才进入父系社会。今天学者发挥他的观点，把原始社会分为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氏族公社又分为母系—父系先后两阶段。

​但是，随着20世纪以来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他们的结论已经遭到否定。尽管摩尔根笔下的母系氏族在部分地区确曾存在，但与奴隶社会一样，不代表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阶段。摩尔根认为母系氏族主要存在于狩猎采集社会，但当代仍处于狩猎采集的部族中，继承制度非常复杂，除了有父系和母系，也存在两可继承（任意一系）、两边继承（双系）甚至无系的，具体继嗣方式受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影响，而不是摩尔根简单粗暴一刀切的“唯技术论”。

史前非洲和欧洲没有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父系社会始于6万年前的晚期智人，有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也是父系社会。人类第一个现代人部落首领诞生于6万年前的非洲，即所谓的亚当学说，而此后非洲和欧洲史前部落的首领，也都是由部落里能征善战或德才兼备的成年男子担任，到距今约3万年前父系氏族达成繁荣期。男子从事的狩猎、采集、捕鱼等行业占据主导地位。

组成父系氏族无须以父子关系可辨认为前提，只须实行外婚制和从夫居、并且兄弟关系可辨认即可;比如从若干同母兄弟开始，每一代所有女儿都离开，并接纳来自其他群体的女性，便可确保群体男性成员始终拥有共同的父系祖先;实际上，黑猩猩正是通过这样的安排组成了父系氏族，尽管它们没有固定配偶，也不知有父。

在史前非洲和欧洲，社会演变的方式正是从原始人群过度到父系社会，这一演化过程十分缓慢，历经了上万年的时间。由一个有着共同父系祖先的族群，过度到结成固定配偶关系、进而建立父系家族——之后，社会结构便朝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因为婚姻大幅提高了亲子关系确定性，让父系亲缘变得更明确更精细，从而有可能按亲缘远近建立多层次的父系家族组织。

​即使是史前中国，也不能被认定为母系社会，例如9000年前的贾湖文化，就是标准的父系氏族。

目前学者多倾向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为父系氏族社会，之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则存在分歧，持母系论者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女性为农业生产主要承担人，二是半坡、姜寨一类遗址有男女分别埋葬、子女随母埋葬、二次合葬、个别幼女厚葬等情况；三是遗址村落布局有大、中、小三类房屋也可以反映较民主平等的母系社会结构。

实际上，这几点理由也是不充分的。第一，女性为农业生产主要承担人，这个不但从考古成果看难以成立，而且如前文所述，生产主导不代表母系社会；第二，虽然丧葬制度反映一定社会组织结构，但不能直接证明是母系继嗣；第三，从房屋类型也看不出是母系社会，认为母系社会比父系社会民主平等，实际上仍然戴着母系—父系先后说的有色眼镜去先入为主。总体来说，至今没有依靠考古材料来论证母系社会的科学方法。

《史记·高祖本纪》中对汉高祖出生的描写也是“感生说”的模式，说汉高祖的母亲与龙相遇而生。这样的记载，当然不可能还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写照，也不可能是史官对于野合的隐晦描写，无非是赋予帝王以神性。在两汉之际的纬书中，三皇五帝以至商汤、周文、孔子、刘太公也都有了“感生说”。至此，我们可以下一结论：母系氏族社会并非父系氏族社会发展必经阶段，“感生说”并非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