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方向的转变意味着作战地区和作战条件的变化。从襄樊战役开始,宋元战争的主要战场基本上在河网湖泊交织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东南丘陵山岳地带,而水 军强大和固守城池又是宋军之所长。这样的作战条件对擅长在广阔平原驰骋野战的蒙古军是不利的。元将阿术根据自己与宋军作战的经验,看到蒙古军“若遇山水磐栅,非汉军不可”。因而忽必烈要实现灭宋统一的战略目标,必须相应改变自己的作战手段。襄阳不但位于河港密布的汉水之滨,而且城高水阔,易守难攻。蒙元军正是从襄樊战役开始,在作战手段上作了适应新的作战条件的战略性转变。
首先是建立水 军。无论是蒙古骑兵还是为蒙古所用的北方汉人世候,多不熟悉水战。在蒙金战争和早期蒙宋战争中,虽然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曾打造舟揖、缴获战船、任命将领、训练水 军,并进行过多次实战,但当时蒙古水 军只不过“水陆兼之,登岸能步战,上船能水战,还没有出现独立的水 军建制”。忽必烈即位以后,特别是襄樊战役开始以后,蒙古水 军的发展出现了战略性变化。1260年7月,命张荣实为水 军万户兼领霸州民户,分驻河北、山东七处的军士约1705人，水兵成为一独立的兵种。
但这批水 军数量不大,也不是直接为平宋战争创建的。因而蒙古军重围襄樊,却无力从根本上切断宋军对吕文焕守军的水上援助。直到至元七年(1270年),蒙古军还只能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上置弩炮,下为石囤,以阻遏宋军船只。刘整有见于此,与阿术商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并提出:“夺彼所长,造战船,习水 军,则事济矣”。阿术、刘整因此上言:“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 军、造战舰为先务。”忽必烈采纳此议,下诏“教水 军七万余人,造战舰五千艘”,建立起一支堪与宋军抗衡的庞大水 军队伍。据笔者统计和推算,在襄樊战役中,蒙古军投入战斗的战船约1330艘次,水 军约150000人次。蒙古大量水 军投入战斗,使其所筑围襄城堡如虎添翼,遏制了南宋水 军优势,完备了对襄樊的包围,使南宋襄樊守军孤城困守,外援断绝,终不免为元军所破降。由此可见,蒙元大量水 军参战,是获得襄樊战役战略性胜利的必要条件。而蒙元水 军的建立,确是宋元战争中战略变化的一件大事。
其次是建立炮兵。在蒙金战争早期,蒙古将吨木海回答成吉思汗“攻城略地,兵仗何先”的间题时说:“攻城以炮石为先,力重而能及远故也”。随着蒙古军深入金境,薛塔刺海、贾塔刺浑、张荣投降蒙古后,受命担任炮手元帅或管辖包括有“能用炮者”在内的部队。而掩木海因得信于成吉思汗,在木华黎魔下担任了随路炮手达鲁花赤。从此,薛塔刺海、贾塔刺浑、张荣及其子孙与蒙古炮兵结下不解之缘。襄樊战役前期,“蒙古炮兵的装备主要依靠缴获”;当时的炮主要是一种抛石机,其杀伤力有限,而且射程仍然不很远。尤其是当时的炮兵是所谓“随路炮手”所组成,即是说还不是独立的兵种,只是“随路取发……招收铁木金火等人匠充炮手”,乃是作为参战的辅助力量而编入步骑的。
襄樊战役开始后,蒙古军对南宋发起战略进攻,需要扩大兵源。蒙古炮兵的建设也由此迈出了一大步。先是至元四年因出军正户不足,将“元充炮手民户津贴其间”,但其中有人不堪其任。七年七月,复“分拣随路炮手军”曾打算建立一支炮兵队伍。八年,忽必烈派人“征炮匠于宗王”,伊尔汗朝阿不哥以阿老瓦丁、亦思马因二人应诏至大都,制造大炮。这时襄樊久围不下,阿里海牙遂请以阿老瓦丁等来襄樊前线,用回回炮助攻。据记载,用回回炮攻樊时曾“焚其栅”。后移其炮具以向襄阳,一炮中憔楼,声如震雷,城中询询,军心摇动,诸将纷纷足俞城降元。守将吕文焕自度不守,亦以城降。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政府设置了回回炮手总管府,炮兵成为元军中的一个正式建制。炮兵是进攻性兵种,它是随着蒙元对南宗全面战略进攻的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炮兵的建立也是宋元战争战略变化的一个标志。元军在夺取南宋战略要地和消灭南宋有生力量的、战斗中,炮兵与步骑、水师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具有决定性作用。
水 军和炮兵的建立和投入战斗,是蒙元兵制的战略性变化。它改变了以步骑为主要打击力量的单一兵制,使元军发展成为多兵种的军事体制。这一改变与上述战略思想、战略主攻方向、战略基地的变化,大体上是同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