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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兴，著名足球记者，体坛周报副总编辑，以“敢于说话”而著称！马德兴又称“空中飞人”，一年内有近9个月时间在国内外实地采访。1997年1月转入湖南《体坛周报》工作。自2001年起任《体坛周报》副总编辑至今。

中国足球的希望在于青少年，过去几年来，青少年始终高挂各界的嘴上，“言罢必称‘青训’”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由于中国足球在竞技方面没有什么成绩，特别是青少年队伍近些年来在洲际大赛中连拿到亚洲决赛阶段比赛资格都异常艰难，因而全盘否定中国本土教练、否定中国青少年足球已成为一种常态，于是，“言罢必称‘希腊’”，动辄欧美如何在中国足坛尤其是青少年培养方面更是常见。但不管是言必称“青训”，抑或言必称“希腊”，从实际效果来看，远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可以用“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言蔽之，不同的环境与条件决定了不同的“果”。

前几天，网上一篇关于西班牙教练不做示范动作、中国青少年教练竟然还敢做动作的文章引起了各方关注并引发热议。一方面，必须要说，写文章的人观察还是很仔细，也在积极思考问题，独立性很强。这一点非常好，足球从业人员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应该人云亦云。另一方面，从业经历告诉笔者，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更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判断，就像在西班牙可行的未必在中国就行得通。过去这么多年来，特别是在青少年足球方面，我们从上到下已走了太多的弯路。

就说“示范”问题，一名外国教练姑且不论国籍，或许执教外国的青少年队伍都可以不用做示范，但到中国教小孩子恐怕就行不通。为什么？这其中就涉及到一个环境与认知问题。当我们在谈论“踢球与否”的问题时，我们需要意识到，并不是我们国内多数人理解的去参加训练课或足球比赛，训练或比赛结束就不再是“踢球”了。在欧美的大环境中，除训练与比赛外，孩子平时会在“看球”上花很长的时间。

由于欧美从职业到业余的竞赛体系相当完善，球队的数量也惊人，一周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比赛，更有各级队伍的训练。孩子们除了观看正式联赛外，还会观看训练，尤其是成年队伍或者比自己年长的队伍的训练。除现场“看”外，欧美的小孩子平时根本就没有像中国的小孩子那么多的家庭作业，所以回到家中也有大把的时间在“看”，网上看各种足球比赛视频集锦，电视中观看各种现场直播或回放。

由于对足球有浓厚的兴趣，小孩的模仿力又特别强，在看的过程中看到一个动作很漂亮或者是自己喜欢的，家中就会自己开始模仿。像与不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了之后让自己有了更浓厚的兴趣。于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可以完全不在乎时间。而这些自己练习的时间，有可能就是外人所看不到或者是不并未注意到的，也就不计算在“每周只进行四堂训练课、一场比赛”的教学内容之中。

但是，如果是中国的小孩子，有多少孩子有这样的机会或条件？记得2017年3月份，中国足协在泸西组织2001年龄段训练营，全国共1400多名适龄球员参加。因为这个年龄段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足适龄年龄段，足协上下都格外重视。期间，笔者曾先后以聊天或其他方式，询问过差不多80个小球员，即他们是否到现场看过中超联赛、又看过多少场？得到的答案是：个位数球员曾在现场看过一两场，绝大多数都是摇头，即便是中甲或者中乙也很少看。当然，电视中转播的国外联赛倒是看过，但场次也是可怜。这就是中外青少年球员起步阶段的差异。

一个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是：除训练比赛外，中国的小孩子课外作业无需多言。国内俱乐部球队数量有限，比赛场次更是少得可怜，不少球队所在的地区甚至连一支成年职业队都没有，更谈不上正轨的职业比赛。于是，中国小球员们也就不可能有欧美小球员那样的条件，即“多看”。这样的现实环境决定了在培养中国小球员时必然要采取有别于欧美的小球员。更何况，欧美的小孩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或许生下来不久就开始先拿足球玩耍，至三四岁时就已经开始接触足球了，而中国的小孩子可能在七八岁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开始接触足球。这种差异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也同样还是2001年龄段队伍，亦即本世纪第一次无缘今年U19亚青赛决赛阶段比赛的那批球员，或者说是即将参加今年中乙联赛的那批球员。在2017年5月份，当时沈祥福组织50名球员在昆明展开集训。笔者从训练开始时就曾经历过这样一幕：由于这批球员的基本功不扎实，教练组让球员们练习最基本大力传球，结果沈祥福不得不亲力亲为，教队员们如何大力传球。

一天下来后，不少球员第二天就反应：大腿根部酸痛。这一幕让人颇为感慨：一方面，我们的球员都已16岁多了，属于基本技术差不多定型了，但连大力传球这样的基本动作都不会、哪个部位该发力也不清楚。某种程度上，这不完全是球员的问题，而是从小教他们踢球的那些基层教练就没有教给他们这些基本的东西，说得难听一些，这些基层教练恐怕都不会这样的动作。所以，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还是用西班牙教练的教学方式、不进行示范，则这些孩子可以成长起来？

再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在说西班牙教练不示范，或者说外籍教练不示范时，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譬如说，就以米卢执教的中国男足国家队为例，2001年十强赛之前的集训期间，米卢为让国脚们更好地进行战术演练、理解整体队形的移动，连续在训练中用绷带将四名后卫、四名中场捆起来，要求移动中绷带始终要绷紧、距离也要一致。这看上去让人难以理解，但实际上也是米卢的无奈之举。而类似这样的方式，杜伊后来执教85年龄段国奥队期间也曾采用过。

这或许与“示范与否”无关，但何尝不是“入乡随俗”的一种具体体现？如果生搬硬套，恐怕很难让中国球员更加深入地了解具体的要求，也很难在比赛中贯彻教练员的意图。整体如此，个体也不例外。就以阿里·汉执教的男足国家队为例，集训期间曾屡次出现过这样的镜头：阿里·汉会亲自给前锋示范，首先是作为前锋的选择站位应该是先侧身，然后是左、右脚前后站位，而且还要看传球队员的传球线路，等等，包括是向左转还是右转，抑或是内切。用阿里·汉自己的话来说，所有这些在荷兰其实都是从小就应该就教会的，但中国球员到了国家队还没有学会，所以他只能在训练中亲自示范。如果不补上这一课，遇到的麻烦会更多。

换而言之，不管是米卢还是阿里·汉、杜伊，也不管外界如何评价这些外教是成功还是失败，但如果想要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必须要适应中国的情况，按照中国的习惯去从事教学工作，否则就很难取得成功。而且，还不能忘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教练都已经是担任国字号队伍的外籍教练，他们都还在做这些基本的师范动作，更何况是中国的基层青少年球员呢？这当然首先也是环境所致。

从现代足球运动诞生至今，有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即世界足坛没有任何一场比赛的90分钟过程、结果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里所说的“过程”是指每一秒钟球在绿茵场上滚动的方式、方向等，也包括场上每一名球员的触球情况与顺序等。】这恰恰就是足球运动的魅力所在。换而言之，足球比赛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也正因为此，欧美的青少年教练员可以说，没有人敢肯定自己的技术动作一定是对的、或者肯定比别人优秀。这就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教学方式，也是他们对足球运动的认知，他们的教练员在教学过程中仅仅只是强调一个基本原则，更多地则是球员在场上遵循原则的前提下自由即兴发挥。

可是，中国的小孩子从小开始接受的就是“标准答案”的灌输。不光是现代年轻的一代，包括父辈、爷爷辈甚至更年长者，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学方式。而且，不仅有“标准答案”，还有“唯一性”。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与理念，本身与足球这样运动的“不确定性”是相悖的。

所以，在中国青少年球员的教学过程中，教练员强调所谓的“标准动作”恐怕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方式是像吻合的，至于“标准动作”是否真的“标准”，其实已经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断然不能用“西班牙的青少年教练员不做示范”来否定这种方式。我们一直在说，“足球也是一种‘教育’”。既然我们传统的教育中一直在强调“标准答案”、甚至还要强调“唯一性”，缘何在足球教学过程中做示范动作就变成了“罪过”？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过去的专业时代，我们的优秀球员一茬又一茬，虽然没有称霸亚洲，但至少也是亚洲顶尖队伍、拥有众多优秀的亚洲级球员。可是，职业化之后，我们反而培养不出亚洲顶级的球员和队伍了。这恐怕才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差异还是体现在基层教练员的质量上。专业时代，能够到基层体校中档教练的，都是省市专业队退役下来的球员，而且还是优秀球员才有这样的资格、拥有编制。而现在，看一下国内基层教小孩踢球的教练员，有多少是专业队退役下来的？

笔者曾专门做过这样的统计，即从2011年到2016年连续六年，国内各个年龄段梯队集中到一地参加U系列锦标赛，教练员情况汇总时，一个年龄段累计40支球队，参加过职业联赛的退役球员担任教练的，累计都没有超过8%，绝大多数教练都是笔者从事足球记者开始后没有听说过的。换而言之，40名教练中只有两到三人有过职业经历。于是，指望着这样的教练员培养出优秀的好苗子，难度也就可想而知。这也是中国职业化后优秀球员越来越少的一个根本性原因。这话可能说得有些难听，但现实着实令人不乐观。

这也是为什么差不多15年前，笔者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足球要从‘爷爷’抓起！”所谓的“爷爷”，其实就是我们的基层教练员，需要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与业务能力。如果没有优秀的基层教练员，想要培养出哪怕是在亚洲属于顶尖的好球员，难度也很大。当然，这话已经扯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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