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赛季的中超联赛即将开始,回顾过往十年,中超的高速发展却往往伴随着争议不断,人们将之称为“金元时代”,并贴上“高薪低能”、“人傻钱多”这样的标签,每一次国家队比赛的失利都会引发这样一场论战。
那么,我们不妨用数据解读中超,对过往赛季进行一个偏数据化的总结,尽管无法完全论证好坏与错队,但至少在数据面前,可以相对客观的看待中超的十年变化,以及下一个阶段可能面临的问题。
1.金元缔造中超三级梯队
如果将中超俱乐部依照市场价值来进行一个为期10年的跨度分析,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上升、下滑”的趋势。
2010赛季,是中超发生改变的伊始,当赛季恒大以1.7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聘请李章洙为主教练、在穆里奇、郜林等人的带领下从中甲脱颖而出,次赛季即斥资1000万美元引进巴甲MVP孔卡,一举创造中国足球史上的引援花费纪录。
自此,轰轰烈烈的“金元时代”来临。
在商业收益的刺激下,各路资本纷纷入场,拉开了一场“烧钱”大幕。中超各家俱乐部纷纷开始花费重金在球队建设上,无论是外援还是本土球员的身价与薪资都水涨船高,随之而来的则是凶猛增长的市场价值。
但这种势头是相对的,根据价值高低,我们可以大致将俱乐部划分为三个级别:头部、中部、尾部。
对于绝大多数尾部俱乐部来说,他们并不想要从这“金元盛世”中分一杯羹,而是保住现有资格。因此为了跟上势头他们被迫加大了投资,但相较于头部俱乐部来说这样的投资并不算高昂,大众对中国球员整体高收入的误解大多来自头部俱乐部的巨大影响力。
头部俱乐部:上海上港、广州恒大、北京国安。
根据对俱乐部市场价值的整体衡量,上港、恒大、国安在过往赛季内的整体增幅与峰值都是足以为他们撑起头部俱乐部的位置。
尽管国安始终未能达到如上港、恒大一般达到过1亿英镑的巅峰市场价值,但无论是上升幅度还是基础下限(4000万英镑)都足以让他们进入到第一梯队的行列。
中部俱乐部(以上港为参照):大连一方、上海申花、广州富力、山东鲁能、江苏苏宁、河北华夏
中部俱乐部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市场价值存在很明显的上升期,这意味着他们至少在某个阶段的投入匹配了中超整体商业价值的增幅。譬如江苏苏宁与大连人,在资本注资期间市场价值实现倍增,一度达到了与头部俱乐部一较高下的地步,可随着资本回笼,也同样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
但他们的市场价值峰值相对较低且欠缺稳定性,在遭遇政策(限薪、限投、限亏)干涉后迅速下滑的态势,也极大地降低了他们的价值底线,鉴于其自身的竞争力因此排在中部。
尾部俱乐部(以上港为参照):重庆当代、武汉卓尔、深圳fc、青岛黄海、河南建业、石家庄永昌、天津泰达
这一类别的俱乐部境况相当,他们在投入方面几乎压着保级线的额度,虽然也呈现过上升态势,但增幅极小,而这一类俱乐部每个赛季的目标通常也以保级为主。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三类俱乐部在市场价值方面都有着大致相同的曲线波动,即“上升→下滑”。
撇开疫情因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2018与2019两个年份内的明显下滑,而这两年正是足协出台“四大帽”与“限薪令”的两个年份。
中超俱乐部的整体市值变化,是中超商业行为以及政策干涉的直接反应。大牌外援的逐渐减少,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以预见的是,从本赛季开始,澎湃十年的“金元时代”将正式进入冷却期。
本赛季俱乐部总市场价值对比
另一个直观反应这一现象的是中超各赛季由球员转会引发的收入支出对比。虽然国脚身价2000万这一行业“标准”已经沦为笑谈,但即便如此,一个赛季两次的转会窗口内所形成的人员流动,依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应联赛整体的投入情况。
通过对比自2005/06赛季至2020/21(德转转会窗口按跨赛季计算),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中超联赛的引援花费。
05/06赛季的两个转会窗中,中超各俱乐部引援花费总计142万英镑,而出售球员总计获利169万英镑,二者的差值是+27万英镑。
进入09/10赛季后,这是中超截止目前最后一次在转会窗实现正向差值。其中引援花费241万英镑,出售球员总价328万英镑,二者差值为+87万英镑。而著名交易便包括恒大以600万人民币的价格将郜林从上海带到广州,以及花费1500万人民币从全北现代买下冯潇霆。
正是从10/11赛季开始,中超俱乐部的引援整体花费第一次达到了千万英镑级。
自此,中超的引援花费逐年递增,从1979万英镑到4.9亿英镑仅用时5个赛季。与此同时,出售球员的总价虽然也水涨船高,但二者之间的逆差却始终不断攀升,最大差值-3.58亿英镑同样出自16/17赛季。
随后,中超的引援花费开始进入了下滑期,在17/18赛季,两个窗口的转会花费较之前一个赛季出现了3.33亿英镑的下降,知名政策“引援调节费”正是在17年夏天开始执行。
该政策的标准是,外援身价超过4500万人民币(折合575万欧元),内援超过2000万人民币时,按照实际转会费等额收取引援调节费。
这一政策出台后,高价外援的引入被各家俱乐部暂时搁置,除了莫德斯特、卡拉斯科、盖坦、比埃拉、巴坎布外几乎罕有大牌外援加盟。
这是第一次足协以出台政策的方式对“金元足球”进行干涉。
随后一个赛季的小幅回升主要集中在恒大两名外援保利尼奥与塔利斯卡身上,2019年冬窗仅恒大在引援窗口的花费就超过了8000万欧元。
此后,足协相继出台了“四大帽”(限投、限亏、限薪、限奖金)与限薪令(本土球员1000万人民币外援300万欧元),市场的热情瞬间冷却。
本赛季,受到疫情影响,引援花费至今只有743万英镑,甚至低于10/11赛季花费,而这也说明了中超的消费降级已是板上钉钉。
回顾近五年在转会市场上投入,上海上港以1.54亿英镑的投入占据榜首,河北华夏以1.46亿排名第二,江苏苏宁以1.14亿排名第三,北京国安以1.13亿排名第四,恒大则以9820万排名第五。
其中河北华夏幸福的投入下降趋势最为明显,从2016年的单赛季7010万镑到2018年骤然缩水至725万英镑,后续更是开始通过转会窗实现盈利。
此外,恒大、国安、上港虽然都有过突然增长的引援花费,但也都是因球队需求而变动,整体投入也还在可观察的范围内。
这几家俱乐部中,国安是每个赛季都要花费资金用于引援,而得益于保利尼奥与武磊的两次转会,恒大与上港分别在2018与2019两个赛季实现了转会盈利。
看得出来,对于怎么花钱,中超的俱乐部上至恒大上港这样的“烧钱巨头”,下至石家庄永昌、河南建业、重庆当代这样的持续小投入,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对应的生存模式。
3.结语
从急速膨胀到进入冷却,中超无可否认的走过了高速发展的十年,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钱”的基础上,但“钱”带来了高额的市场价值后中超的俱乐部却不得不尴尬的面对一个现实,球队无法将市场价值兑换为等额的商业回报。
不断的亏损,以及中超内部相当明显的等级分化,都让这个市场走向了畸形。
“金元”堆叠出的浪潮,给国人留下的印象是球员的“高薪低能”,但仅以中超或中超的第一梯队去对中国球员整体做出判断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恒大入场带来的问题是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恒大俱乐部要为整体发展的失衡买单,商业价值的飙升从另一个角度大大刺激了足球这个产业在中国的影响力。只是这份红利并没有被想办法用来反哺底层,大家争相去拔高金字塔的塔尖,却忘记了如何去维护塔基。
面对潮水般的苛责,足协不得不以行业协会的身份出台近乎行政命令般的限制措施,从引援调节费到的“四大帽”再到“限薪令”,短短两年时间,市场营造出的巨大泡沫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前几日,胡尔克曾公开表示赛季末离队,而这只是一个开始的信号。随着这一批球员的更迭,拿到天价合同的球员将越来越少,而300万欧的封顶外援年薪也极大地降低了中超对外援的吸引力。
可以预见的是,自胡尔克开始中超将在未来1-2年来出现一次外援离开潮,与之相对的是越来越多更加实惠的外援将来到中国作为他们的替代品。
商业价值的下滑会引发很多连锁反应,无论是赞助商合同还是中超联赛的吸引力或许都将大打折扣,但这就是政策调整的毕竟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