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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看苏轼写给章惇书信《与章子厚书》中的一小段文字：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然轼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这是苏轼被贬黄州后写给好友章惇的一封信。作为“乌台诗案”的“主犯”苏轼，此时已是鹑衣鹄面，生活落魄。信中具体写到在苏轼落难之时，身边好友为不受其牵连早已是避之若浼，可在这落魄之时唯有好友章惇与苏轼之弟苏子由仍在其左右。细看信中不仅仅表达了苏轼对于好友章惇感激之情，更是体现了好友章惇为人忠厚、淡泊名利的品性。

    两人都是于嘉佑二年即公元1057年同时中的进士，但好景不长，苏轼因母亲病故而回乡守制，而章惇则是因侄儿高中状元不甘落其后，不受皇命，决定再考。几年后，两人卷土重来。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授大理评事（七品待遇）、签书凤翔府判官（府州副职幕僚）；章惇任商洛令（县官）。期间同作县级官员，二人开始交往并建立友谊。在任县级官员期间，两人煮酒论诗，各抒己见，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可谁也未曾想过，苏轼的多次贬谪竟是拜好友章惇所赐，直至最后两人几乎断绝交往。那么，二人是如何从志同道合的好友到最后分道扬镳的呢？这其中的缘由、现象等，都值得我们去探究。

    一、昔日同窗

    作为同年进士，两人在任官期间就已结下深厚友谊。据《高斋漫录》（宋）曾慥记载：“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相得欢甚。同游南山诸寺，寺有山魈为祟，各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以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章惇为题壁不惧生命危险，苏轼的一句“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 似乎在暗示章惇必有与常人不同之处，与苏轼一比较更是体现了章惇心狠果敢，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性格，而此后的发生事情，也能印证章惇平步青云成为当朝宰相后对于旧党的处置毫不留情，连苏轼也被牵扯其中。除此之外，《耆旧续闻》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子厚为商州推官，子瞻为凤翔幕佥，小饮山寺。闻报有虎，二人酒狂，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子瞻曰：‘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既近，取铜沙罗于石上攧响，虎即惊窜。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好一句“子定不如我”，章惇的雄心壮志早已是溢于言表，他认为苏轼以后定不如他。我们从后来的事情也能看到苏轼作为文学艺术家游玩山水，而章惇成为一朝宰相官位显赫。也正是因为有这些胆识和气魄在“乌台诗案”发生之际，章惇敢于以下犯上不计较个人得失，拼上自己的政治前途为好友苏轼开脱。

    二、初露端倪

    随着二人政见的不同，章惇与苏轼的关系大不如前，苏轼作为中间派，反对部分新法，而章惇被王安石提拔担任新党重臣大力宣扬新法。但此时二人仍保持联系，有书信交往。那么，二人的关系是何时开始交恶的呢？我认为是以苏轼的《缴词头奏状六首·沈起》为始，词中记载：“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朝奉郎试中书舍人苏轼状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刑房送到词头一道，三省同奉圣旨沈起与叙朝散郎监岳庙者。右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苏缄一家，坐受屠灭……”词中以问罪沈起为主，攻击新党的军事政策，也同时旁敲侧击新党人士，而章惇亦在其中。若是章惇见到昔日好友在奏状上如此说自己会有何想法？党政之争终究导致了二人的关系出现隔阂，苏轼与章惇的政见不一使得苏轼在反对新法的同时反对章惇，但这仅仅是二人交恶的开始。

    三、反目成仇

    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乌台诗案”发生，苏轼因此获罪入狱。从苏轼在《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的其一中写道的“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苏轼在狱中的绝望与无助。可他何曾想过，当他被瓢泼的大雨浇的浑身湿透时，是章惇逆着所有人，迎着大雨在他面前撑出巨伞。在“乌台诗案”发生之际，旧党王圭欲至苏轼于死地，他以苏轼的《桧》诗为由上书皇帝：“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要知道，诅咒当朝皇上可是诛九族之罪，此时章惇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言尔。”子厚曰：“之唾，亦可食乎！”在章惇的辩护下，王圭指责苏轼的罪名不能成立，章惇更是厉声质问王圭：“舒亶的口水，大人也要吃吗？”要知道此时的王圭时任当朝宰相，位高权重，章惇只是一名丞相，而章惇却敢于以下犯上为苏轼谏言。除此之外，为了营救苏轼，章惇更是在皇帝面前谏言，据周紫芝《太仓梯米集》载：“余尝见章丞相《论事表》云：‘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于是，在多方的救援下，苏轼才免逃一死，被贬黄州。尽管苏章二人隶属不同政党，但在他人欲置苏轼于死地时，章惇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不惜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驳斥他人给苏轼强加的莫须有罪名。

    可是你苏轼呢？

    时过境迁，元丰八年，神宗逝世，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革除王安石变法弊端，重新启用司马光等旧党人士，重整朝政。王安石等新党人士在旧党的排斥下相继离开都城，而唯有章惇等部分新党人士仍然与旧党就废除新法据理力争。在争论之时，由于言辞激烈，激怒宣仁太后，除此之外，苏辙等旧党人士的排斥也导致章惇被贬出京。苏辙在《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中是这样说的，据苏辙《栾城集》载：“……然使惇因此究穷利害，立成条约，使州县推行更无疑阻，则惇之情状犹或可恕……臣不知陛下谓惇此举其意安在，惇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效，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故臣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这里多次提起罢免章惇，章惇因此遭贬。可此时的苏轼在哲宗即位后可谓是平步青云，一年多的时间，官阶就从戴罪之身升到正三品甚至当上了皇帝的老师，跃升十几级，其上升之快可谓是惊世骇俗。可是就在其弟苏辙以及旧党人士排斥章惇时，苏轼却一言不发。我认为，在苏辙排斥章惇之际并不能排除他告诉兄长苏轼要排斥章惇的事情，也就是说，苏轼是极有可能知道弟弟苏辙排斥章惇这件事情，可是他却置若罔闻，对曾经向自己施过援手的章惇置之不理。也许是出于政党关系的原因，也可能是介于立场之间，但是至少在他因“乌台诗案”入狱生命岌岌可危的时候，是章惇不顾个人利益，替他驳斥罪名。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苏轼做得是不及章惇的；站在章惇的角度上，我更是认为是苏轼对不住章惇。很多人会问，为什么章惇后来如此想置苏轼于死地？我认为很大的原因是由于苏轼此时的沉默彻彻底底让章惇心灰意冷。于是，在新党东山再起之时，位高权重的章惇将旧党人一贬再贬，贬苏辙于雷州，把苏轼贬到海南，甚至上书皇帝对旧党大臣司马光开棺鞭尸。要知道，海南这一“蛮夷之地”在古代可谓杂草不生，猛兽出没，人人望而生畏，这不是要置苏轼于死地吗？章惇至此视苏轼为敌人，二人的关系彻底交恶。

    四、形同陌路

    时光荏苒，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突然病逝。在太后和众臣欲立赵佶为帝时，章惇坚决反对，谏言道：“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可最后太后仍然立赵佶为帝，赵佶便是宋代亡国之君宋徽宗。在徽宗即位时，因为章惇曾反对其为帝，以及新党人多次排斥章惇，于是章惇宰相之位罢免，被贬雷州。由于新党再次被重用，于是苏轼奉旨北归。在北归之路上，由于害怕苏轼起报复之心，章惇之子章援恳求苏轼援手其父章惇，据宋代赵彦卫的《云麓漫抄》记载：“时章子厚丞相有海康（即雷州）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书抵先生曰：‘某伏闻旌斾还自南越，……执事者良苦，数岁以来，险艰备至，……窃惟达人大观，俯仰陈迹，无复可言。’”于是苏轼回复：“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増损也，闻其髙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对于既往之恩怨，苏轼一笑泯之，说道自己不再追究以往的过去，也体现了苏轼为人宽宏大度的品性。可是至此苏轼与章惇二人再无联系，直到最后两人逝世，历史上也无记载两人有任何书信往来。

    回顾二人的交往历程，站在章惇的角度，我认为是苏轼更对不住他，虽然在章惇被贬雷州后苏轼选择一笑泯恩仇，但我认为苏轼是为了弥补自己曾经的过失。他比我们更清楚在他落难之际是章惇出手相助才使得他逃过一劫，他更理解章惇为人直率耿直，在经历很多事情后他才选择不再去计较过往。

    总的来说，苏轼和章惇这段交往，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值得探究的内容，其中不仅仅表现了一代文豪苏轼与宋代宰相章惇的关系变化，更是从二人的关系变化中反映出了宋代激烈的党争以及士人们的心理、道德、人格的表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