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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城与乌江

1、《史记》所说“至东城”的“东城”，指的是东城县地域，非东城县县城。

冯其庸先生根据《史记》“至东城”“身死东城”以及其它的“下东城、历阳”之类的词句，就断定项羽死于定远县东南五十里地方的古代东城城堡。他说“2005年11月14日，我再次到定远调查了东城、阴陵、大泽等遗址，二十年前调查过的古城遗址，现在都已立了碑记”。似乎冯先生在无任何考证依据就认定定远县的这些古迹、遗址就是垓下之战的遗址。但这些遗址真与垓下之战有关吗？

《史记》“东城”下的古注：《集解》《汉书音义》曰：“县名，属临淮。”《正义》《括地志》云：“东城县故城在濠州定远县东南五十里。《地理志》云：东城县属九江郡。”可见东城是县，它的故城在定远县东南五十里。这个“故城”就是东城县的县治所在地，因此，作为词语，东城有两个意思：其一，东城县；其二，东城县的县城。冯先生说的“东城”，指的是东城县城。

司马迁的所谓“至东城”“身死东城”，意思是“到了东城县县地”“死在东城县县境”，而不是“跑到东城县故城城堡里”“死在东城县城堡里”。当时，项羽军壁垓下，拥数万之众，尚直夜溃围，而逃到东城县境时，只剩二十八骑，试想，他们怎么会逃到东城城堡里呢？

再则，《项羽本纪》此句前有“至阴陵”句可以与“至东城”类比着看。“至阴陵”，原文意思是项羽逃到阴陵山，而不是逃到阴陵县城堡里。如果说是逃到阴陵县城里，那就很难解说此后能逃到东城。同时，“至阴陵”句后有“迷失道”、“乃陷大泽中”，也能证明“至阴陵”是至阴陵山，而非阴陵县县城里。

再考察《项羽本纪》中表述地点一些句子，也就更清楚了。

（1）汉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

（2）汉王伤，走入成皋。

（3）汉王逃，独与藤公出成皋北门。

（4）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军。

（5）项梁起东阿，西，比至定陶，再破秦军。

（6）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荼亦将兵会战。田荼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

（1）（2）（3）例子中“成皋”，应该当作“成皋县城”解，因为有“围”“入”“出……北门”等语词明示；（4）（5）（6）例子中的地点词，只能作“……县境”，因为它们都有“至”字，且后面都是写战事，没有“围”之类的语词。由此可见，“至东城”的“东城”，应该作东城县县域理解。

2、乌江亭是东城县下属行政单位

汉承秦制，楚汉相争时，历阳与东城是两个不同的县，都属九江郡。《汉书 地理志》：“九江郡，户十五万五十二，口七十八万五百二十五，县十五：寿春邑、浚遒、成德、柘皋、阴陵、历阳、当涂、钟离、合肥、东城、博乡、曲阳、建阳、全椒、阜陆。”[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6月第1版第1569页]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 《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中华书局版卷十九上743页）。平均每一县约19个亭，大县多一点，小县少一点。

由此知道，所谓乌江亭，是当时县下属一个行政单位。

当时乌江亭属于东城县，不属于历阳县。

唐朝宰相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图志》明确记载了这段历史：“项羽自阴陵至此，尚有二十八骑。南走至乌江亭，灌婴等追羽，杨喜斩羽于东城。”如果乌江不是东城的亭地，也就不可能有“南走至乌江亭，灌婴等追羽，杨喜斩羽于东城”的记载了。《元和郡县图志》在魏晋以来的总结地志中，不但是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而且也是编写最好的一部。清初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介说：“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悉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由此可见，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应是可信的材料。

其他志书也都有明确记载。

宋代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载：“乌江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舣舟待羽处也。晋太康六年（公元二七六年）始于东城县界置乌江县。”再有北宋欧阳忞著的《奥地广记附札记》也载：“乌江本素东城县之乌江亭，项羽欲渡乌江即此。” 宋元之际的史学家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作了详细说明：“乌江本乌江亭，汉东城县，梁置江都郡，北齐改为密江郡，陈临江郡，后周乌江郡，隋改为县。有项亭。”又《续通典》载：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於东城界置乌江县。”可见乌江与东城本来相属，乌江县由东城地域析出。《江浦县志》载：“晋太康六年，于县境西南置乌江县，治乌江镇，隶扬州淮南郡，领今县城以西地区。”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和州志补沿革》卷末中对此作了如下解说：“和（州）处江北，而实介于淮海之间。故扬州域内也。春秋战国皆属楚地。秦为九江郡之历阳及东城县之乌江亭地，历阳为都尉所治，汉高帝更九江郡为淮南国，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如故。”

上述材料可见，秦汉时期，乌江属东城县，为东城县濒江首亭。

3、冯先生对秦汉时期乌江的归属纯属臆断

冯先生在文章中说：“乌江在汉代属历阳(唐称和州)，与东城是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域”。不知冯先生说乌江在汉代属历阳，有什么史料证明？冯先生把自己臆断的东西当作前提，就演绎了这么一段文字：“如项羽真死在乌江，则司马迁的论赞应该说‘身死历阳’或者径说‘身死乌江’，而不应该说‘身死东城’；《高祖本纪》也应该说‘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历阳’或‘乌江’，而不应该说‘东城’。”显然，他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认定乌江属于历阳县，不属于东城县。然后，又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将东城说成东城城堡。正因为如此，冯先生迷惑地说：“乌江渡口离开东城还有二百四十华里，乌江亭长怎么可能舣了船，跑到东城来接项羽呢?这是文章明显的纰漏。”其实，《项羽本纪》本无纰漏。司马迁已交代项羽进入了东城县境内，向东南逃，边打边逃，所以这个距离不能从东城县治所开始算起；同时，乌江就在东城县境内，也就不必交代了。“纰漏”恰恰出在冯先生臆断的那句话“乌江在汉代属历阳（唐称和州），与东城是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域。”

首先，乌江在汉代属东城，有众多史籍详载。而乌江在汉代属历阳，无任何古籍有此记载，而2000多年后，冯先生这种说法，属于“首创”。其次，古东城城堡的北面不远便是曲阳县和阴陵县，也就是说东城南北广约二百多里，这在秦汉时极为常见、合理。不同于靠近中原的阴陵县、曲阳县、寿春邑，属于“稀则增”之类的县。例如，历阳县那时东西和南北两个方向距离均有200里。冯先生用一个“相隔遥远”的词句就想否定乌江属东城，实不可取。再次，冯先生可能认为，既然乌江与历阳的距离只有四十几里，乌江属历阳才不“遥远”，才更合理，这是冯先生二十多年的心结。也是许多学者研究历阳历史早期容易产生的疑惑，待到掌握了许多翔实史料之后，他们才明白，古代历阳、乌江地区遍布水域，东南达大江，西北通巢湖，岗峦相连，人烟稀少，战争频繁，王权难达。但长江中下游，沟通南北的两个重要渡口是历阳（古称千釜津，又叫渔邱渡）和乌江。这就形成了陆路两条南北大通道，一是从历阳经拓皋到寿春，一是从乌江经建阳到钟离。从而乌江古属棠邑、秦汉时归东城乃交通与战争的需要。而且，秦汉时乌江与历阳之间是一片茫茫水域，并无陆路相通。直到明洪武年间，乌江、历阳之间仍存留有许多较大湖泊（今已干涸成沃土）。这就解开了许多研究者对历阳、乌江历史沿革中归属的疑惑，不知能否解开冯先生的心结了。

可见，《史记》和《汉书》中的项羽“身死东城”和“灌婴追斩羽东城”等句，应是项羽自东城败走至乌江自刎等详细经过的略说，其句中的“东城”是九江郡东城县乌江亭的泛指，并不是实指东城县的故城。司马迁行文的地点线索十分清晰，凡所经过的地方和重要的河流必交代。如“渡淮”、“至东城”。对于特别重要的县级以下单位的名称，也必一一列出，如“大泽乡”、“鸿门”、“垓下”、“阴陵（山）”和“乌江”。乌江不是县级地名，如不发生重大事件，司马迁怎么能把乌江写入书中呢？《史记》和《汉书》中说项羽在乌江“乃自刎而死”是指地而言，是详叙，具体到自刎地点。“身死东城”是指县而言，是泛指身死于东城县境。这两种说法含义相同，互不抵牾。这种一详一略的写法，正是司马迁和班固用笔的精到之处，在《史记》、《汉书》中，事关某人的本传，写得详细；在其他相关人的传里就略说。这样的例子多见，绝不是什么破绽和疏漏。直至今天人们仍常常采用。譬如说某人的籍贯，只说县名，不说到某乡某村。但是在给他写传记时，则写到县、乡、村。这是写作的常识。

接着，冯先生又奇怪说：“只要读读《灌婴传》里的‘下东城、历阳’一句就可以明白。如果当时东城辖地包括乌江在内，则司马迁只要说‘下东城’就够了，没有必要再说‘历阳’。正因为当时的和县是在‘历阳’境内，不属东城，所以要说‘下东城、历阳’，表明连下两城。”这句话，冯先生不仅造成了概念混乱，也恰恰说反了。正因为乌江属东城县，才说“下东城、历阳”。因为历阳是范增的封地，显然是楚地。攻下东城乌江，同时攻下历阳，那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不过，冯先生在论述时偷换了概念，将“乌江”换成“和县”，又将“和县”说成“当时的和县”，进而又说“当时的和县”“不属东城”。说“正因为当时的和县是在‘历阳’境内，不属东城，所以要说‘下东城、历阳’。”“和县”是现代地名，用现代地名来论述古事，不知冯先生是何用意。再说“乌江”、“和县”、“历阳”是完全不同的三个概念，在冯先生的笔下，居然混为一谈，我们为冯先生汗颜。

古代郡县的名称与它们的治所之地的名称常常相同，容易发生错误的理解，同样，我们对《史记》的“东城”，也必须从历史地理角度去辨析。

二、《项羽本纪》的文字是实录

冯先生在他的文章说：“太史公的文章会有矛盾纰漏吗？有。这种矛盾纰漏前人早已指出。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据此，他又说《项羽本纪》中最后几段文字有矛盾，并作了大胆的推断与假设。

其实，这种逻辑是讲不通的。即便司马迁的《史记》中其它传记相互之间偶有相互抵梧之处，也不能证明《项羽本纪》有错或前后抵牾。也从未见有人说《史记》中同一篇内有矛盾之处。治史文章中，说《史记》的同一篇内有抵梧之处，冯先生实为首创，将“空穴来风”，“以讹传讹”、“明显纰漏”、“不足为据”、“前后矛盾”这些词句加在太史公头上。并在《论丛》的267页中总括性地说：“以上这些注释的差异矛盾，其总根源，我认为还是《项羽本纪》最后这段文字上的矛盾引起的。”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史记》，不能不辨。

1、《史记》关于楚汉战争的叙写是实录

不错，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是说了如冯先生所引的那段文字，但是冯先生误解了这段话。这段话是说，写秦汉事详细，但并未说写秦汉事有抵梧。因为文中有“至于”一词已表明。至于，是表明另提一件事，说明下一件事与上面的事无关，也不是对上述事评论。在中华书局的版本里，“至于”一词前用句号，更能佐证。

现在看看班固是如何评介《史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刘向、扬雄是汉大学问家，说“其事核”，是说明《史记》的记载是准确的，所以称之“实录”。

秦末大泽乡起义是公元前209年，项羽战死是在公元前202年，二者到汉武帝建元（公元前140年），分别为69年和62年。也就是说，楚汉战争到司马迁时代不过六七十年时间，那时代的有些老人可能在汉武帝时还在，如果楚汉事叙述有违事实，那么当时也通过不了。还是刘知几说得中肯：“观子长之叙事自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洎秦汉以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史通叙事》）可见秦汉之事详细而有条理，不会有抵牾、矛盾之处，何况写的是与汉高祖争天下的项羽，如果有背事实，那么汉武帝能通过吗？

班固曾指出：“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也就是说，《史记》中楚汉战争一事多取于《楚汉春秋》，而《楚汉春秋》为陆贾所著，应该是可靠材料。

这时，冯先生却说：“我揣想垓下之围以后的文字，《楚汉春秋》不可能没有，因为这正是项羽彻底失败毁灭，刘邦取得最后伟大胜利的重要情节，陆贾不可能不写出来取悦于汉王。甚至‘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等等情节，也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了些项羽最终失败自刎的结局而‘左右呼万岁’的，因为楚汉之争，高祖最大的胜利，无过于消灭项羽了。所以我认为《史记·项羽本纪》的最后一段文字，完全有可能是采自《楚汉春秋》。这当然是我的一种推测，并不是确证。”

这真是大胆推测。仅凭“左右呼万岁”词句就说陆贾写出来取悦于汉王。其实，《项羽本纪》最后那些段落塑造了项羽这个末路英雄的高大形象，叙述了他的悲壮下场，但对汉军及封侯将领，并无褒词，颇有贬义。如果采自《楚汉春秋》，则足可证明陆贾并没有用项羽乌江自刎这个史实来取悦汉王。

陆贾是什么人呢？“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陆生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从这段历史资料来看，陆贾敢于反问汉王，使汉王“怿而有惭色”，可见他不是一个媚上的人。陆贾的《新语》（《楚汉春秋》）编写的目的并不是取悦于汉王，而是总结历史存亡之理，供君王治理国家参考，大有资治通鉴的作用。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他所得到材料是第一手材料，应该是十分可靠的。司马迁既采用了《楚汉春秋》的材料，又“考之行事”（《报任少卿书》），那也应该是很可靠的，也是很真实的，毋庸置疑。

再说《楚汉春秋》一直传到南宋而亡佚，北宋时代以及此前朝代应该见到此书。班固写《汉书》，当然见到《史记》，也见到《楚汉春秋》，因为他说《史记》“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所以，《史记》中关于楚汉之事如有错误，班固也一定修正。可是，班固的《汉书》记载这段史实与《史记》相同:“于是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羽曰”，“乃自刭”。可见班固也是认为项羽自刎于乌江．北宋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一定参阅《史记》，《楚汉春秋》，如有出入，会一定修改。现在看看《资治通鉴》（汉纪第十一卷）这一段历史如何记载的：

十二月，项王至垓下，兵少，食尽，与汉战不胜，入壁；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项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则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于是项王乘其骏马名骓，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馀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

于是项王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以所乘骓马赐亭长，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示中郎骑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馀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杨喜、吕马童及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户，封五人皆为列侯。……

显然，司马光是经过认真考辨的，他指明了时间是“十二月”，改动了部分语段，但基本历史事实与《史记》相同。北宋众多的史学家在治史中并不认为《史记》中这一段有什么矛盾，保留司马迁的原貌。可见《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是不值得怀疑的。

三、“自刎”解惑

冯先生说：“《史记》里确实不存在乌江自刎之说。却是明确说‘身死东城’，‘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破籍东城’，‘击斩项羽’，‘共斩项羽’，‘从灌婴共斩项羽’，‘以都尉斩项羽’，‘追籍至东城’等等。” （《论丛》第264页）据此，读者好像觉得冯先生认为项羽不是自刎而死。

冯先生对于与项羽死于何处关系不很大的“自刎”花了大量笔墨，他的关于“自刎”的一些论述，不仅将读者引入了迷津，恐怕连他的“合作者”计正山先生也会迷惑不解，全文用了不少篇幅似乎否定项羽“自刎”而死。如：

《论丛》第245页〈提要〉：“死于乌江这个误解是《史记正义》开始的，但还只是说项羽退到乌江，并没有说他自刎。”

《论丛》第249页：“上述《史记》有关项羽之死的全部文字，除《项羽本纪》中有“於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两句涉及乌江，当另作分析外，其余无一处写到乌江自刎。

《论丛》第250页：“由此可见，《史记》里确实不存在乌江自刎之说。”

《论丛》第255页：“归根结底，《史记》说项羽死于东城是没有错”，“项羽乌江自刎”的空穴来风，与《史记》并无关系。

《论丛》第268页：“《正义》所引《括地志》文云：‘乌江亭，即和州乌江县也。’……《汉书》所谓乌江亭长舣船以待项羽，即此也。”这里虽然提到“乌江亭长舣船待”这句话，但也未及“自刎”之类的说法。

众多史籍是否如冯先生所说无“自刎”的说法呢？其实，不仅《史记》有明确的语言“乃自刎而死”，在《汉书》里也有明确的语言“乃自刭”，《资治通鉴》里“乃刎而死”。这些正史写得很清楚。

但是冯先生为什么在文中一再喋喋不休地说古籍中并无“自刎”的说法呢？读到最后，我们似乎有些明白了，原来，冯先生在封杀一切古籍中的“自刎”记载，一是为否定“自刎”地点“乌江”张目，二是为杜撰“我所看到的最早的项羽乌江自刎的文字资料是元代中期剧作家金仁杰的《肖何月下追韩信》杂剧”做铺垫，真是煞费苦心。冯先生说的这话太有勇气了，不仅将他“幼年读到归方评点《史记》和吴见思的《史记论文》时，眼睛为之一亮”忘记了，也将冯先生文章中引证的各种史籍忘记了，也否定了《史记》。为了否定“乌江自刎”之地点“乌江”，把“自刎”也一并否定，冯先生绕了一个大圈子，给读者的印象是冯先生认为项羽是被杀的。

那么冯先生又认为项羽是怎么死的呢？

《论丛》第246页：“1985年2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安徽定远一个中学老师写的文章，题目是《项羽究竟死于何地？》他征引《史记》、《汉书》的材料，结合当地的一些遗迹，指出项羽是在东城（安徽定远）自刎的。”

《论丛》第266页：“这里有一点要说明，项羽明明是在东城‘自刎’的，此处却说‘共斩项羽’，似乎有点不一致……”

《论丛》第271页：“而项羽自刎东城的时候，当然还是‘秦’的建制。”

也就是说，冯先生又明确地认为项羽是“自刎”而死的，只不过地点搬到了“东城城堡内”。纵观全文，国学大师治史居然也用了这种迷惑读者手段！

1、那个计正山说，是“与国学大师22年共同研究的成果”，冯先生也在文章的附记中说了与计正山合作的话，但是1985年2月13日《光明日报》登的那个文章并未说项羽在东城“自刎”，而是引用了《灌婴传》里“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羽”，在《江淮时报》发表的《项羽并非死于乌江》一文中明确说“是被五位壮士一齐扑上去并力搏杀而死”，不知冯先生是觉得计正山缺乏常识，还是觉得否定“自刎”太露骨了，等于否定了《项羽本纪》中垓下之战的全部叙述，于是越俎代疱，勉强拼出了一个东城（冯先生指东城故城堡）“自刎”，还要强加在毫无此意的计正山头上。

2、既然冯先生要说东城（城堡）自刎，那么，如何“自刎”？冯先生不敢说下去。项羽与乌江亭长的大量对话和赠骑乌江亭长以及最后的“令骑乃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的叙述又如何解释？按冯先生说的：“《项羽本纪》这一段文字可能有错简。”是不够的。如果冯先生不敢说《项羽本纪》后面那几段文字全错，就永远不能自圆其说。

3、既然冯先生要说项羽之死是“自刎”，又为什么费那么大力在文中多处否定“乌江自刎”呢？意在排除“乌江”，用这种手段否定项羽死于乌江也太过份了。前已说过，司马迁将东城下属的一个乌江亭写入书中，是在乌江发生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冯先生想将乌江从众多史籍上抠去，实在是太不自量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