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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乘除

孟子说:使一个国家称霸，使一个国君成名，又算得了什么？我认为要使齐国称王天下，就像自己把手掌翻过来一样的容易。我们现代的成语“易如反掌”，就是从孟子这句“由反手也”来的。孟子说得如此容易，我们可以说他的牛可吹大了。且看下文。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镃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

孟子说使齐国称王天下，就像自己一翻掌那么简单。公孙丑听了，对他老师的话表示怀疑，他说：照老师这么说，使齐国称王天下，像把自己手掌翻过来那么容易，这就使我愈来愈糊涂了。就以历史的事迹来说，称王天下谈何容易，像周文王这等人才，当政差不多百年，他当时那样地厉行仁政，也并没有完成一统，还是靠了他的两个儿子——武王和周公继续努力下去，然后慢慢经过了百多年才成功的。

实际上，周朝统一天下，掌握政权达七百多年之久，这样深厚的基础，并不只是周文王父子两代奠定下来的，而是由古公亶父，乃至远溯至公刘，更向上推至后稷，这样好几百年一路下来奠定的基础。犹如秦始皇的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也不只是秦始皇的功劳，而是秦国在一两百年前就开始建基的。并不像后世来自民间的帝王，例如明代朱元璋那样，原来只是一个落魄的和尚，结果在民间突然崛起，做了统治全中国的皇帝，这是特殊的现象。这也就是古今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模式。

我们再看看“治世百年，殷之顽民未化”的历史记载。周朝的政权建立了一百年以后，前朝的遗民、殷商的拥护者仍然不肯接受周朝王道德政的感化。由此可见教化社会人心的困难，这是我们读历史必须注意的一个关键。以文、武、周公之德、之才、之能，“治世百年”尚且“殷之顽民未化”，便知天下事实在不像翻一下手掌那么容易。这也就难怪公孙丑“惑滋甚”，对他老师孟子“以齐王，由反手也”的话想不通了。

所以公孙丑说：你说王天下那么容易，那么文王也不值得效法学习啰？这是公孙丑用孟子的话反过来向孟子质疑。因为孟子是最推崇文、武、周公的，所以现在公孙丑这样发问，等于说：那么老师你比文王、武王，比周公还要伟大，还要高明了？

孟子对于文、武、周公、孔子，始终尊敬如一。他说：如果以文王来比我，那又不敢当。不过我说我可以使齐国称王，是另有理由的。当年文王、武王的情形和现在不一样，首先，文王、武王当年的对象是前朝商汤。商朝由汤王传到武丁，有数百年之久，其间有过六七位圣贤之君。五六百年间出六七个圣贤的君主，这是很难得、很了不起的盛世。我们算算历史的账，在以往的历史中，以武力最强、文化又发达的汉唐两代来说，汉代在汉高祖以后，文帝、武帝、宣帝之外，没有几个好皇帝。唐代在唐太宗以后也没有几个好皇帝，唐明皇算是半个，但是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也就糊涂了。还有一个唐宣宗，他也是做过和尚的，虽然他没有真的出家，但的确也剃了头，做了一阵禅和子，与黄檗、香严禅师都是要好的同参道友。有一次他与黄檗同住在江西的百丈山上，曾因同观瀑布，和黄檗联句作诗，不过也有人说和宣宗联句的是香严禅师，并非黄檗。这首诗是这样的：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黄檗起句）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宣宗联句）

后人看了唐宣宗的末句“终归大海作波涛”，认为是唐室衰微的谶语，因为唐朝自宣宗以后即天下大乱，接近尾声。还有宣宗做和尚时，题百丈岩的一首诗也很好：

大雄真迹枕危峦 梵宇层楼耸万般曰月每从肩上过 山河长在掌中看仙峰不间三春秀 灵境何时六月寒更有上方人罕到 暮钟朝磬碧云端

这都是他少年时代为了逃避唐武宗的猜忌，剃头出家去学禅时的作品。据《林间录》记载，他全靠太监仇公武的庇护，剌头出家去参禅也是仇公武的计划。这个姓仇的太监，大有类比丙吉当年保全汉宣帝的大功。

唐宣宗说“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日月星辰都从他的肩头上运行过去，大地山河也在他的掌中一览无遗，这到底还是帝王的气魄。后世称宣宗为唐朝的中兴之主，因为他来自民间，深知民间的疾苦，和汉宣帝的情形相似，汉唐这两个谥号“宣”字的皇帝，和周代的宣王一样，都是中兴之主，还算是很不错的。

我们从后代历史上的事迹，可以证明孟子的话。一个朝代，在五六百年之间出了六七个圣贤之君，是很不容易的事。孟子又说：在商汤的时候，天下人心归向商朝，是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养成的，这种归顺服从的时间一久，一时是很难改变的。这可以说是人类的好习惯，也可以说是人类对历史的惰性。大而言之，一个国家民族对于自己历史文化的习性，是很难改变过来的；小而言之，个人的习性，也是很难改变的。想把一个旧的传统变过来，十分不易，而且传统愈久愈是难以改变。

接着孟子又说：所以到了由武丁领导天下的时候，能使诸侯都来诚心朝贡，好像也是轻而易举，像在手掌上运用的事情一样。即便到了末代纣王时，这位商朝最后也是最坏的一位帝王，虽然他很坏，但距离他的祖先、那位名王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的时代，并不太远。

上代商朝世家忠臣，遗留下来的好风气、好政绩、好政体、好制度并没有变，所不同的只是纣王个人的暴虐而已。同时，纣王时代辅佐他的同宗之中，或是纣王的叔伯，或是纣王的兄弟辈，还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等许多的贤人。只是商朝到了这个时候气数已尽，刚好传到暴虐的纣王手里，如果是由商朝宗室的这些贤人中任何一个来当帝王，那么周朝就起不来，也不可能革命了。因为这个时候，纣王宗室的贤人们都还在全心全力辅助商朝，所以纣王虽那么暴虐，周朝也要等待时机。

久而久之，等商朝的根基先自行崩坏、气势衰败的时候，周朝才能起来。除了历史文化上的时间因素之外，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天下领土皆属纣王，人民皆是纣王的臣民，商朝人众土广。而文王当时不过只有方圆百里的一点点领土，以及少数人口。以这样悬殊的现实力量，对抗历史久远的殷商王朝，便可理解周朝的崛起是多么的不容易。

势机运成功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刚才讲述孟子为公孙丑解惑的一大段道理，中间有好几处转折，有好几个理由。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说下来，公孙丑也插不上嘴了。如果以现在的谈话形式和技巧来说，一定是说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逐项加以分析。古人没有这一套，用不着这样一条一条排列起来，因为听的人一听就知道了。现代人讲话，如果不分别列举，听话的人会指说话的人不合逻辑，没有条理，不聪明。不知道究竟是古代的人不聪明，还是现代的人不聪明，这实在很难定论。

到这里公孙丑还是插不上嘴，孟子继续讲下去，应该是讲到第四点了。

孟子这里引用的话非常好。公孙丑是齐国人，问的是假如孟子在齐国当政将会怎样，又引用了齐国的两个历史人物管仲和晏子到问题中来，更讨论到齐国称王于天下的事。虽然孟子一开头就说了公孙丑“子诚齐人也”，仅知有齐国而已。说到这里，他还是引用了齐国的成语来说明他的论点。

齐国是姜太公（尚）之后，文化相当浑厚。孟子说，你们齐国有句名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这两句成语是道家思想的结晶，经过孟子一引用，更变成后世的名言，成为哲学上一个不易的定理。

青年同学们，现在读《孟子》，对于这句话最好能够牢牢记住。我们幼年时读书，读到这一类美而又有至理的名句，便立刻熟读、立刻背诵，到老还是牢记不忘的。

这句成语是说，虽然你有聪明绝顶的智慧，但是客观环境还没有构成有利的形势，所以你还是没有办法成功的。也就是说，一个聪明人，因客观的形势不利，也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比如骑摩托车，不能在刹那间就到达目的地，一定要车轮转动的那一股势，发生动力，才能到达。如果没有这个“势”，而空想到达，那只有进精神病院了。

你虽然有了无比坚固的基础，还是要等待时机，才能发生功用。所谓时机，也就是现代所讲的“命运”、“机会”。机会不来，你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枉然。

我们现在看电视蛮舒服的，可是电视机由发明而到成为全人类的需要品，就要一段时间和机运了。所以发明电视的人并没有发财，后来的人捡现成而做电视生意的，反而发财致富，这就是时机的关系。在他来说，虽有发明的能力，但运气未到。

历史上很多发明家常有潦倒而死的结果，皆时运未通。可是后人利用他的发明，却大发其财。所以读了《孟子》这几句话，想到一些不逢时机的事情，不禁喟然而叹，却也不禁要点头一笑说，果然不错。就如以谈“空”为主的佛法，也是注重时机因缘，何况世事是一切有而不空呢！

不过，时机来了，不晓得把握，又有什么用？我常说第一流智慧的人，创造机会；第二流的聪明人，把握机会；而愚笨的人错过机会，失去了以后又不断抱怨。如同赶公共汽车，第一流的人，先买好票，先站在第一个位子等着，车子一到，首先上去，有舒适的座位。第二流的人，买好票，刚好能挤得上去。第三流的人，公共汽车开过了，他在后面跑步追赶，赶不上了，便在公共汽车后面的一团黑烟中大骂山门。不过世界上这一流的人居多，也许我们就在此辈之中吧！

古今中外，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都是因为自己没有乘势，或没有待时，或无势可乘，或时机早已过去，或是时机迟迟不来。这些也可归之于命运，所谓生不逢时，虽有才能也毫无用处。就好像算命的说命好运不好，命是帝王之命，可是始终轮不到你上座，一生倒霉运，又奈何?！

乘势与待时，确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不但个人事须乘势待时，家庭事、社会事、国家事、天下事莫不如此。即使有了智慧，有了基础，还是要乘势，还是要待时。

又如大家都知道宋朝有两位爱国诗人，一个是陆放翁(游），一个是辛稼轩（弃疾）。他们在少壮时代皆是意气凌霄、豪情万丈的人物，当时生逢乱世，国运艰难，也真有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气概。

但到了他们的晚年，一切的豪情壮志，都归到孟子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的哲理名言之领域了。所以陆放翁有一首诗《书愤》说：

早岁那知世事艰 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

辛稼轩则有一首题为“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词：

壮岁旌旗拥万夫 锦檐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媞银胡箓 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 叹今吾 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 换得东家种树书

由来才命两相妨

孟子引用了这两句齐国的谚语来说明当时齐国的势与时的情形。他说，“今时则易然也”，现在齐国的时机到了，齐宣王欲王天下，容易得很。

孟子替齐宣王算命，知道这正是行仁政王天下的时候;而这个时势，却不利于他自己。“明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正是儒家的精神，圣人的用心。孟子志在淑世、救世，不计较自己本身的利害。

他说以齐国当时的形势来讲，土地、人民的力量，与历史上的夏后、殷、周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当他们——夏后、殷、周兴盛起来的时候，领土的幅员还没有超过千里，而现在齐宣王的领土已经超过了千里；人烟稠密，农业生产发达，经济稳定，社会一片繁荣。到了这种地步，不必再扩充领土，也不必用心经营，招揽百姓。土地与人民这古代政权的两大资本，齐国这时都充足了，已经有很富强的实力，假使这时候齐宣王能行仁政而称王，谁也抗拒不了。

同时，孟子又指出齐国正是得时之利的时候。他说，以历史时代而言，从周文王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在这么长久的年代中，从来没有以王道政治来领导天下的王者。周朝只有在文王到成王这段时间是兴盛的，自成王以后，就衰败下来了。到了战国时期，老百姓都在紊乱或者暴虐政治下辗转流离，在痛苦呻吟中挣扎，尤其到了七百年后的现在，情况更加严重。

这时孟子又说了两句名言:“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后来，在中国文化中，这两句话经常被人引用，尤其在政治理论方面。肚子饿了的人，容易满足“食”的欲望，饭也好，面包也好，吃起来都觉得好。肚子饱的人，一天到晚山珍海味，吃多了、吃腻了，吃到后来，吃什么都觉得不好吃。同样的，“渴者易为饮”，口干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喝，沟水、马尿都是好的，渴极了的人乃至可以吸自己的血，舔自己的汗水。

这里，孟子以饥渴的情形来比拟当时老百姓对于良政的渴望，他并且引用他所崇拜的孔子所说的话——“速于置、邮而传命”，德化的流行散布，比驿站、车马传送命令还快。

这个“邮”字，和现代的邮政的“邮”是同一个意义。所以邮政这一制度远在周代已经有了，后来又改称驿站。不过，古代的邮驿是由政府办理、专门为政府传递公文的，老百姓无权享受这种制度的便利。我国自清末设置文书传递和私人通信的机构制度，便采用周代这种公文传递制度的“邮”。在孟子那个时代，交通方面最快的就是这种邮政交通了，如果在现代来比喻，则应该说犹如卫星转播一样的快速了。

孟子最后结论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像齐国这样有万乘战车的大国，如果出来实行仁政，天下百姓都会很高兴的。从春秋时代开始，差不多二三百年间，老百姓好像倒悬着，过着痛苦不堪的日子，如果齐国能够实行仁政，等于把倒悬他们的绳子解下，他们会欢喜不尽的。所以现在行仁政，较之古代事半而功倍。“事半功倍”的成语，就是从《孟子》这里习用而来的。《梁惠王》上下章的内容，也几乎全是记录孟子劝魏、齐两国国君行王道的重要。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宋朝理学初起的情况。当时，主力派的儒家学者极力尊崇孔孟，后来发展为宋儒的理学。他们自认是尧、舜、文、武、周公、孔子道统的传人，但是其他一般的学者并不同意他们的论点，认为他们是自我标榜、矫枉过正。所以后来写《宋史》的学者，便把儒家理学派定名为“道学”，把一般儒家学者定名为“儒林”。

在当时的儒林学者中，有一位名叫李泰伯的，对孟子有反感。因此另有一名儒士要向李泰伯骗酒喝，便作了两首讽刺孟子的诗送给他，骗来三天大醉。诗中有两句，可说是对孟子生平鸡蛋里挑骨头，“当时尚有周天子,何必纷纷说魏齐”。

孟子当时为什么栖栖遑遑要游说魏齐行王道？这里就是孟子的答案，他认为这个时候是必须施行王道的好时机。也可以说，孟子确实认为当时需要革命，不必礼尊周天子了。因为当时周天子名存实亡，可能只有现在一个乡镇长那么大而已。大家给他饭吃他就吃，不给他吃他也只好坐在那个天子位子上等待，还欠了一身债。“债台高筑”这个成语，就是从周赧王来的。所以，孟子准备把尊周天子为“正统”的历史包揪甩掉。孟子当时所看到的，是天下老百姓的痛苦生活，因此他想要做的，是解救老百姓的痛苦。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完全是菩萨心肠，所以孟子早在当年就有民主、民权、民生的思想。下面就讲到孟子的学术思想。

不动心的哲学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公孙丑问孟子:老师！假使齐宣王请你当卿相，你的理想就可以实现了。在功成名遂的时候，你动心不动心？孟子说：不！我早在四十岁的时候，就到达了不动心的境界。

孟子说的是老实话，孟子和公孙丑谈这些话的时候，应该是再度到齐国，正是他已过中年了。他告诉公孙丑，早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对于任何荣耀困辱都可以不动心了。他学孔子真学得太像了。在《论语》中孔子说他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四十不动心，等于孔子的“四十而不惑”。

说到“四十而不惑”，想起一则笑话。在明朝时，有一个人读《论语》中孔子这段话，便作恍然大悟状，说自己读通了《论语》，有一大发现：原来孔子少时生了病不能走路，大概是小儿麻痹症，到了三十岁才能站起来，所以叫做三十而立；到四十岁两腿才有力量，可以随意走路了。这是一则讥讽书呆子的笑话，但也可见古今青年人的调皮都是一样的。

讲到孟子说的不动心，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他的“不动心”，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化讲学问、谈修养，关系太大了。

以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而言，孔孟思想的文化基础，历史最为悠久。从佛家角度讲，后来佛教的思想虽然流布中国，但已经迟于孟子五六百年；即使以最早的史迹计算，佛教最初于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也迟了孟子约三百多年。再以道家的文化来说，原始的道家并没有谈到“不动心”的问题，后世道家提出类似“不动心”的修养方法，也比孟子迟了四五百年。而儒家文化，后世的中国儒家，尤其是宋朝以后，理学家的一切修养，差不多都是以“不动心”为学问修养的中心话题。至于学佛的人讲修持工夫，也是与“不动心”有类似之处，只是名称不同，叫做不生分别，或不起妄念。所以“不动心”是很值得讨论的题目。但在讨论“不动心”这个中心问题之前，我们先问一个轻松的问题。

试问诸位，孟子说不动心的时候，你说他究竟动心没有？照逻辑论辩的方法来讲，他动心了。他在齐宣王、梁惠王面前拼命地鼓吹。如果他不动心，则又“何事纷纷说魏齐”？严格地说，悲天悯人，正是圣贤和大英雄的动心之处。所以说，什么叫做“不动心”，是很难下一个定义的。

唐宋以后，佛家也好，道家也好，儒家也好，各家做修养的工夫，都希望做到不动心。直到现在，学禅、学道，不管哪一宗派的修法，凡是讲究静坐工夫的，也都是希望做到不动心。只是唐代以后的禅，改变了一个名词，叫做“无妄念”或“莫妄念”。其实，名异而实同，换言之，后世佛家的修持工夫，更是强调不动心的重要。

佛学、禅学等，讲不动心的资料太多了，我们只取简单扼要而且有趣味性的来说。例如唐代诗僧贯休和尚的《山居诗》，便是强调不动心的代表作。他说：

难是言休即便休 清吟孤坐碧溪头三间茆屋无人到 十里松阴独自游明月清风宗炳社 夕阳秋色庾公楼修行未到无心地 万种千般逐水流

他这首名诗，代表了一般学禅者的观念，他一开始的意思便说哪一个能做到说放下就完全放下的？第二句以下是写真正出家人的修为，一个人冷冷清清，孤独地在高山之上、或在溪流清寂之处吟唱静坐，三间茅屋，十里松风，那是多么幽美的胜境。月明之夜，夕照秋林，也正是最好的良辰美景。但此时此地外境虽然清净，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无心才算是真清净；如果“修行未到无心地”，这些净境也只有徒添愁思，修行也是白修，真是“万种千般逐水流”了。这两句是直接说明修行不达到这种不动心的无心境界，一切的一切仍然是随波逐流而去，不足道也。

这是利用贯休和尚诗句的文学境界，来说明禅宗乃至佛学其他各宗派的原则，都是着重在不动心的一面。这首诗比任何佛学的术语或经文的解释，都更为简单明了。

此外，明代有名的诗僧棺堂也有一首诗：

心心心已歇驰求 纸帐卷云眠石楼生死百年花上露 悟迷一旦镜中头人言见道方修道 我笑骑牛又觅牛举足便超千圣去 百川昨夜转西流

“心心心已歇驰求”，这就是讲不动心，一切的妄心都已真正的空去，此心再也不向外面去驰求乱跑。

“纸帐卷云眠石楼”，这要真正有道行的人才做得到，普通人做不到，勉强去做，一定会伤风感冒。过去有许多修行人，住在高山顶上的石洞里，连窗子都没有，云雾随时可以进来，潮湿得很；一层层的云气，又冷又重，绝非都市里的大厦可比。

“生死百年花上露”，这是指生命的短促。活了一百年，算是上寿，但是以整体生命的历程看来，这百年的人生只是分段生死的一节，也只不过像早晨花瓣的露珠一样，太阳一升起，就蒸发得无影无踪了。

“悟迷一见镜中头”，这是引自《楞严经》中的典故。在《楞严经》中，释迦牟尼佛说了一个故事：有个人名叫演若达多，一天早上起来照镜子，看到镜子里面有一个头，心想我自己的头到哪里去了？愈想愈不对，看不见自己的头，因此他疯了。等到他有一天再照镜子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头原来仍旧在自己身上，他才恍然大悟，不再发疯了。人，只有这样一条自救之路，所以悟与迷的道理就在这种地方。自去迷，也自去悟，说佛在哪里，你本来就是佛，只是你没有找到自己而已。

“人言见道方修道”，一般人都说，求到了法，见到了道，才开始修道。“我笑骑牛又觅牛”，人本来就在道中，何必再去求道见道，这等于骑在牛背上还要去找这头牛。如果懂得骑牛觅牛是错误的，那么“举足便超千圣去”，一下子就超过了儒、释、道三教的圣人境界，自己自然就是一个平平实实的本来人了。“百川昨夜转西流”，这是倒过来说的。

以前中国人说“天上众星皆拱北，人间无水不流东”，天上的众星都是拱卫着北斗星，这是不错的。至于“人间无水不流东”，是中国人的话，在其他的地区来说，也可能是“人间无水不流西”。而棺堂这句诗，并不是指现实世界的川流而言，只是作诗的一种“比兴”技巧，指修道而言，只要反求诸己，一夜之间即可还我本来。

佛家的这些文学作品，是不是都代表了不动心呢？尤其学禅的人，更喜欢大谈《六祖坛经》的“无念”。“无念”不就是“不动心”吗？学佛修道做工夫的人，打起坐来，盘腿固然困难，想“不动心”更是做不到，这是最痛苦的。要做到不动心是很困难的。

孟子说自己四十岁已经做到了不动心，依照这样计算，他大约做了二十几年的工夫。从孟母带他三迁，长大成人后，他一直走圣贤之路，起码花了二十多年的工夫，才做到不动心的境界。后世的理学家们，大部分都只注意孟子这里所谓“不动心”的工夫和“不动心”的境界。

不过我们要了解一点，公孙丑是问孟子，如果你做了齐国的宰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功成名遂的时候，你动心不动心？这好比我们如果访问美国总统卡特（当时的美国总统），问他由花生农夫而当选美国总统，动不动心？卡特是美国人，他一定说:“我很高兴，非常兴奋，当然动心啊!”这也是西方人可爱之处。如果问到中国人，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多半是说些谦虚的话，才算是有涵养，所以最多是说“没有什么!”“诚惶诚恐，勉为其难”等门面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