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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和大家说下抱歉，我现在是全职工作，非常忙，写回复都是熬夜写的，身体都快垮了。一个人应付这个事，又要接受记者采访，所以回应会比较慢，也有点乱，请大家多海涵。我刚看到活字又发了新的文，但是我来不及改了，这个只是到小杨的文章出来的时间点的一个回应。这里第一部分关于署名，后面还有后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一、署名问题

我要求的一直是“编著”署名，甚至提出过仅作为第一署名人，但从未收到过要活字方面要求联合署名的要求。

活字律师函提出：

而活字声明文提出：

澎湃一文中关于“联合署名”的说法

我想说：首先，编著者也是作者

（1）出书前，我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发送传真，声明本书版权有问题，里面也提到，我的身份仅仅是作为第一编著者：

（2）我方之前的律师函，也是要求作为编著署名

（3）活字方面也理解我的署名需求，表现在如此：

李学军于2019年XX月XX日要求我参考《他们在岛屿写作》的署名方式

又在2020年4月，给出版社资料时候，向我要个人资料，明确表明是署名用：

5月底离职后我继续挂心此书，主动联系主动催最后我原策划中的几篇补充材料。但是李学军开始全部推给刘净植跟我对接，对我冷淡了。

6月我催问稿件进度，她这里说做二审三审，没有一审，此时新编辑未入职，这里提到的二审三审是编辑审稿工作，也说明前期创作只有我一个人。初稿是我个人完全负责，她们不参与创作。行业外朋友可能不懂，我补充一下，因为没有作者能够作为编辑审自己的稿，即使作者有编辑经验也需要回避自己的稿子，职责必须分清，这是做出版的常识。因此做二三审的不可能是作者，不存在初稿是集体创造一说。

交稿后没有任何联系说文本有严重问题要修改，只是让我放心，不要插手，阻止我介入。我对文稿后续不放心，还提出自己参与修改，如上文图中所说的“访谈需要我们改成文章”，但被李学军推给刘净植处理。

（只是让我放心，之后压根没有来找我沟通过。）

9月14日，李学军将作为作者著作权的“编著”扭曲成责编署名

我一直要求的按照原承诺，署名编著。此时李学军第一次提出文本有问题，强调新去的编辑也做了工作，所以不是我的文本了。我强调编辑是编辑，我是第一作者，你们修改也要通知我，不能这样挖坑。

这里，活字后来的回复“叶先生本人不同意，稿件质量不过关”此处也存疑，当初催我一篇篇发给她审核最后统一交的全稿，如果要让叶嘉莹先生看到，必定是齐清定经过编辑的定稿，没有一家图书公司会把没编辑过的紧催下来的初稿拿去给合作团队看，因此对稿件判定不合格只有活字，而不是叶老师那边的合作方。活字应该负全责。

李学军说要去匹配后（活字就进入疯狂洗稿模式），再也没下文（至今也没）。

此后，刘盟赟来找我，再次承诺署名

9月14日我发活字内部信进一步表达我不同意撤销署名权后，刘盟赟来套我话，说仅是作为私人朋友来交流，我气急之下提出可以写上“易XX著活字文化编”和《他们在岛屿写作》一样。刘盟赟安抚表示署名没有问题，虽然他用“无论以什么方式”做了退路，但是事实上最后成书，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我的名字，那么“无论以什么方式”也落空了。

需要强调，我一直诉求的署名是编著，发的律师函也说得明明白白。但是活字对外公布说我要单独的“著”的署名，回律师函说我诉求的是著而非编著。我感觉匪夷所思，反复看了我发出的跟活字的各种沟通文件，都没有找到单独要“著”的证据。后来我想了下，唯一勉强可以被他们当做证据的，可能就是刘盟赟这次所谓的“私人沟通“，但即使这里，我要求的也是和“活字文化编”同时存在的共同署名，并没有“易著”这样的单独署名要求。我不知道活字这么提出证据何在？

当然，最后成书时候是连责编署名都不署，整本书读下来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参与过的存在。

此外，尽管活字从未以正式的方式提过联合署名，澎湃未采访当事人我，未求证就发出新闻稿，我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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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还说提出过多人的联合署名，我也很奇怪，没有找到任何文件有这个证据，又想了下，唯一可能被活字作为证据的，应该只有以下截图：

这只是协商过程中随口一说，根本不是正式的提议，也没有提到我可以有选择接受“联合署名”的余地，甚至“后来写作的同事”哪些也一字不提，仅仅是要求我接受不能用“联合署名”，只能用“公司署名”这个结果。参与洗稿的小杨最新回复里详细罗列的共同署名精确到了具体姓名，那我是完全不知情。我再强调一下，活字方面没有任何关于联合署名的正式文字提议给我，供我选择参考，也没人那么跟我说过的。如果活字有证据，欢迎提出。

关于所谓“文本不合格问题”

活字声明提到所谓内容不合格

工作过程所有稿子都是一篇篇发给李学军把关的。她说时间紧，不能做无用功。

而之前全书总策划、全书架构到每章每小节都通过多次修改也通过了才进展到这一步。

过程中从未提出过稿件质量问题，当面的时候说过有些措辞要慎重严谨，总体质量没问题。并且夸我做事能力强效率高。

此处从未提出过稿件质量有问题。只是交完初稿全稿移交给刘净植后，就好像一个孩子刚生下来还没抱稳就再也追不回来了。她们说叶嘉莹先生本人不同意完全是撒谎，因为哪个单位会把初稿全稿拿去给合作方看，肯定是要给编辑好的排版清楚的。而编辑过程就阻止我介入，接下来就是9月14李学军单方面通知我剥夺署名权。

此处为她们避开我，我去主动跟踪这本书的进度。也没人跟我说有问题要修改。

刘净植进一步阻止我的介入，让我后续不要跟踪。“放心吧。”但是我不放心，侧面去跟内部一些知情人打听此书进度。（前面提过，已放了刘净植7月末让我“放心吧”相关截图，此处不再重复了。）

9月14日，李学军临时通知我书要剥夺署名权，我表示不同意，当天就发了全员信抗议。

9月15日 刘盟赟前来安抚我 保证署名权没问题（此前已经提过）

9月16日 我等活字的回应，活字领导层无人联系我，通过和知情人侧面打听，才知道

她们在准备洗稿。

重磅  洗稿证明

内部知情人提供公司内部文件截图，文件夹打散重做，何谓“打散”，不就是洗稿的意思吗？

此处疑问：

李学军说我不同意被剥夺署名权，她们就去洗稿，这个逻辑何在？

正好此前接受《新京报》采访，我详细说了以下理由：

这里活字的行为有三个矛盾点：

如果活字之前没有答应过给我署名，没有必要特地来告知我要剥夺我署名的情况，这反证了退一万步来说，给我署名本也是活字的选项之一，只是后来他们改变策略，并且是在我为之工作一年半做这本书，离职后三个月内发生的方针改变；李学军提出第二稿不能用我的署名，是因为已经不是我的文本，但是之后他们又说第三稿中删除了我写的初稿部分，那就是他们承认第二稿中我写的内容很多，以至于之后要加班加点熬夜把我写的部分去掉或者说洗掉，这就反驳了李学军所说的二稿已经和我的文本差别很大的说法；如果像活字所说的反正这个书集体创作权利都在公司，那他们只有告知义务，我同意不同意，他们都无所谓。但是我一表示不同意，他们就去改稿，不正是反过来说明了他们也知道并且承认我的权利（至少在第二稿阶段是双方公认），就是因为害怕我行使权利，所以才去洗稿。否则没有这个必要。同时，这也说明，第三稿完全是为了规避我的权利，而不是为了提高稿件质量。我也很好奇，在这个地方他们害怕什么，以至于非要去这么熬夜洗稿不可。

《新京报》对我的回应做了删减，正好借此机会我放出完整版。另外我看到《新京报》的采访，活字回应说只是为了避免纠纷，那么难道用第三稿我就不会诉诸法律吗？这一点上是说不通的。

而第三稿到十月出书，只历时半个多月。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奎（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84434430/

附1 回应杨同学：看见你这篇文，我又心疼又同情又无奈。

第一， 你才新入职这个公司，这么高度评价那几位文化前辈，真跟一年多以前我的心态心情一模一样。要不然，我不会坚持一年多时间，我也是剖心地信任过文化前辈的，要不怎么这署名权的事情合同都没好意思催人签呢？要么怎么工资给的和承诺的不一致我都能为了她们坚持呢？要不我为什么要得罪行业大佬激烈挣扎一个月还是要曝光呢？我现在仍然可以告诉你，这件事让我最痛苦的不是劳动成果这么被剥夺，而是文化偶像的崩塌，而是和你有过同样的认知。

第二， 我跟你不认识，没见过，没说过一句话，你描述“‘行人文化、活字文化编著，易XX，黄X执笔’是否可以，易姑娘还说不愿意”，说得亲耳听见我说过一样是很不客观的。很遗憾，从来没有联合署名精确到哪些姓名这件事，这样虚构细节对我造成伤害便是另一个角度的温暖“伤害”吗？这种情况下，说话要负责的。何况刘净植更没为此事跟我沟通过。她7月末让我“放心吧”，从此就再也没沟通过。书上市之后她朋友圈就屏蔽了我。而9月26日我主动约到董老师，李学军也在旁边的那次沟通，是你们已经洗好稿子的那次，我的强烈诉求是最好书别出版了。如果出版，请信守承诺，尊重我的编著权。

第三， 请活字停止混淆试听玩文字游戏，停止甩锅各种员工。我一直要求的是按照原承诺——署名：编著。要修改应该通知我。活字突然强调新去的编辑也做了工作，所以不是我的文本了。我强调编辑是编辑，我是第一作者，你们修改也要通知我，不能这样挖坑。刘净植说有问题随时找我联系，让我放心。怎么又能做出这么让我不放心的事情呢？

第四， 我听说此事出来黄编辑压力大到在洗手间大哭，而活字领导办公室频频传来说笑声。此事对那些领导压根没造成什么影响。我很同情她遇见的压力，也请你换位思考我连月连夜睡不好，流鼻血，头痛，怀疑人生。你们横刀夺稿先声夺人在各大平台发文话里有话暗讽我的时候，想过我的痛苦吗？想过我流过多少眼泪吗？9月14日我不同意剥夺署名权，你们第一反应是关上门建立专门小组压低声音商量并且组织起了彻底洗一稿，你们为了洗而洗，想过稿件的质量吗？你们真的尊重了读者吗？

附2  当时我拿着本子进李学军的办公室主动和她开会，她提出不出名的以及和叶先生关系不亲密的可以去掉，那么多采访素材不可能都用上。尽量精简。刘净植一个新入职的领导啥情况都不晓得就狂催我赶进度，她提出为了赶进度，下编被访者我可以用记者问答形式形成流畅文稿，这样过程更快，后续她编辑的时候调整起来也不费功夫。同时下编受访者保留个人语言特色，倾向书面化还是口语化，我主动和李学军探讨多次，李学军刘净植也同意保留个人特色，文稿流程更好。然而现在，这成了她攻击我的一个个点。我越想越内心撕裂是发现这就是提前设计好的坑。她们一开始就打算拿掉我的署名权。只是哄骗我把最艰苦最难熬的活儿干完。

附3 我在活字的职务工作是编辑，当然一直在编辑其他书，经手的有清华美院某教授的书、有博雅学者考古系列、有台湾蔡璧铭系列、有戴锦华老师的电影书、有南怀瑾大徒弟写的书的上部分稿、有清理某各国名人演讲书的版权以及编辑工作、有主动提交策划其余选题、有某日本作家的几本散文，畅销书里的增订版本有几本流程也到了我这儿跟......以及，《给孩子的诗歌》增订版里的小册子也是我根据口语化材料提炼而成的，增订版里就只看见责编刘某的名字。某电影书重头案头工作都是我做的，某新领导二审完发给我我发现我一审检查出来的严重错误仍然错在那儿 ，最后样书都没有一本。我离职前此书已经编完，离职后转发关注此书进度，活字也是很冷淡。那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附4  有人说我没经验是新人。这也是不客观的。李学军就是看中了我的资历才叫我写的。我研究生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做过一年多记者，采访过很多著名作家文化人，出版发表过几本少年作品。我人生第一篇短篇小说曾获得中国少年作家杯一等奖，第一篇中篇小说曾发表于《青年文学》新实力上，大一时候写的第一本青春小说也在毕业后出版，还出版过其他书。因为如今见历人世种种成长成熟了很多，早看不上自己以前的作品了，觉得以前写的都太矫情虚空，所以从不提也不宣传那些少年旧作。此外在北京压力大，不得不用心应付职场工作，就是有着纯粹的文学理想才选择去了活字文化，想着做编辑比做记者节奏稳定，一边编辑喜欢的书，一边写作，如果有合适的选题就写。谁想到过于渴望获得相对于有利创作的环境，而彻底颠覆了三观。这里我想再次跟文青，跟年轻人们说，入职场要现实。谈钱不丢人，谈情怀会伤心。就是因为我们理想主义，被人看准了，才设了大坑。职场上的领导夸你单纯纯粹不是啥好事，大家都多个心眼。因为，世界上没有有利于你创作的职场环境，只有有利于你创作的社会大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