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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以来，历代对宦官的管理，除设置衙署与定官号、职掌、级别如第一节所述外，尚有收选、出宫(情况均见上文有关章节)、服饰、各种禁令、升迁、奖惩、休沐致仕、婚娶养子等其他方面的管理制度。其繁简程度虽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不外是为了禁止宦官干预政事，抑制他们势力的发展，规范他们忠于职守，做驯服的奴仆。下面我们对此分别予以概述。

服饰制度

在封建社会里，舆服的不同，标志着等级身份地位的差异，因而受到重视。历代对宦官的服饰，均有具体的规定，但亦随时变易。秦、西汉时，一律银铛左貂。东汉时，改为金铛右貂。金比银贵重，右比左更尊，这一服饰的变化，反映了宦官地位的提高。再如佩刀，君主刀剑鞘用雌比银贵重，右比左更尊，这一服饰的变化，反映了宦官地位的提高。再如佩刀，君主刀剑鞘用雌黄色，诸侯王公百卿用黑色，而小黄门亦用雌黄色，标示了他们近侍君王的特殊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皇权的表征。唐代，宦官最早是穿黄绢衫，其后章服品第与外廷同。两军诸司内官，不得着纱縠绫罗衣服；内官不得朝服助祭，只能依所兼正官，从资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但唐后期宦官势力膨胀，服饰上的限制遂被打破，如祀圜丘，“故事、中尉、枢密皆衫侍从。僖宗之世，已具襕笏”，即从穿整套衣裤改为穿袍子。“又令有司制法服……于是宦官始服佩剑侍祠”，以致“中官皆如宰相大臣朝服”，百官抗议均无效。在《金石萃编》收的墓志中，还可以见到宦官亦受赐紫金鱼袋。宋代，内臣自内常侍以上及入内省与内侍省内东、西头供奉官等，既参加朝会，亦要穿朝服。其朝服，自内常侍以上，冠服各从本等，寄资者如本官。入内省与内侍省内东、西头供奉官为第七等，均二梁冠，方胜练鹊锦绶。高品以下服色，依古色。系印绶的带子，朝服、祭服的蔽膝，鞋的颜色，与衣服同。景德三年(1006)，诏内诸司使以下出入内廷，不得服皂衣，违者论罪。内职亦准许穿窄袍。公服，即常服，沿袭唐朝，曲领大袖，下施横襕，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幞头，平角，初用藤织草巾子为里，外面蒙上纱，再涂漆。笏，象牙制。每年赐百官锦袍时，入内押班、内侍副都知押班等，均可得公服、绫汗衫。

由于宦官身份特殊，其服饰名色很多不为外廷所知，故下面以明、清两朝为例，加以介绍。

明代，太祖朱元璋强调：“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所以甫有天下，便命儒臣稽古讲礼，定官民服舍器用制度。吴元年(1367)，定内使冠服制：凡内使冠用乌纱描金曲角帽，衣用胸背花团领窄袖衫，乌角束带，靴用红扇面黑下桩。各宫火者衣服，与庶人同。洪武三年(1370)，重定内使服饰之制。谕宰臣：“凡内使监未有职名者，当别制帽以别监官。”于是礼部定拟：内使监官凡遇朝会，照依品级具朝服、公服行礼。其常服，葵花胸背团领衫，不拘颜色。乌纱帽，犀角带。无品从者，常服团领衫，无胸背花，不拘颜色，乌角束带，乌纱帽、垂软带。年十五岁以下者，只戴乌纱小帽。得到允准 。

永乐以后，在皇帝左右近侍的宦官，都穿蟒服，其形状和长袍一样，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次一等的则穿飞鱼服。弘治元年(1488)，都御史边镛奏称：国朝品官没有穿蟒衣的规定。蟒无角、无足，与龙的形状相似，臣下穿蟒衣不符合制度。于是孝宗诏令禁止，并禁玄、黄、紫、皂、柳黄、明黄、姜黄等颜色。但因积习相沿已久，故实际上是禁而不止。

太祖时，内臣服无朝冠、幞头，亦无祭服。万历初年，穆宗神主进入太庙，司礼太监滕祥、孟冲、陈洪戴进贤冠，穿祭服跟从，这是他们自己擅自制作穿着的。但万历时，也只有司礼掌印受命祭祀中溜、灶井之神之夜才穿。到了天启时，凡皇帝万寿节、年节，从掌印到牌子，全都是朝服朝冠，在乾清宫大殿或内陛上，照外廷仪注行庆贺山呼礼。这时内臣的朝服、朝冠、带履，与外廷众臣，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刘若愚在《酌中志》里，对万历以后宦官的服饰、舆马，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大致如下：

贴里：司礼监掌印、秉笔、随堂，乾清宫管事牌子，各执事近侍，穿红贴里缀本等补。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长官，随内使小火者，俱得穿青贴里。十月初四到次年三月初三，穿纻丝；三月初四到四月初三，穿罗；四月初四至九月初三，穿纱；九月初四到十月初三，穿罗。遇闰月则增加十日，由司礼监预先题奏传行。凡婚庆吉典，则虽在夏秋，亦必穿纻丝供事。若羊绒衣服，则每年小雪之后、立春之前，随纻丝兼穿。凡大忌辰穿青素，祧庙穿青绿花样，修省亦穿青素。按旧制，夏穿的青素是屯绢；冬穿的青素是玄色的纻丝。万历时，在蟒衣贴里之外，又创制了一种叫“喜相逢”的式样。前面织一黄色蟒，在大襟向左，后有一蓝色蟒，由左背向前，两蟒恰如偶然相遇、相望戏珠之态。这是举行婚礼时，宫中贵近太监所穿。：其形状是后襟不断，两旁有摆；前襟两截，下有马面褶，从两旁起。司礼监写字以至提督，其他衙门的总理、管理，都可以穿。红色的可以缀本等补。

圆领衬摆：其制作与外廷相同，各按品级穿着。凡司礼监掌印、秉笔、乾清宫管事之积有年劳者，可以分别得到赐坐蟒补、斗牛补、麒麟补。凡请大轿长随及都知监，戴平巾。有牙牌的，穿狮子、鹦鹉杂禽补。

二色衣：在皇帝跟前的人所穿的衣服，最外一层是盖面，如、贴里、圆领之类。第二层是衬道袍。第三层是缀领道袍，其缀领用白浆布做，可以拆换，只有入过皇城的人才能缀。这三层里面或袄、或褂，都不许露出白色袖口或脖领。二色衣，指夏天用葛布做上身，以深蓝或玉色纱做下褶，领、袖亦各接上一寸或数寸，以便拆洗，并避免在皇帝跟前露出白色。

官帽、平巾、圆帽：官帽，俗称刚叉帽，用竹丝作胎，蒙以真青绉纱，供奉御至太监戴。平巾俗称砂锅片，亦用竹丝作胎，蒙以真青罗。形状如同官帽，但无后山，只有长尺余的一幅罗垂在后面，供长随、内使、小火者戴。皇城内臣还可以戴圆帽，冬季用罗和纻制造，夏天则用牛尾、马尾、人发，俗称为“瓜拉”。

披肩、暖耳和围脖：披肩，用貂皮制一高约六七寸的圆圈，大小和帽相似。两旁对应耳朵的位置各缝制一条皮毛的长片，毛向里，至耳，即用钩带斜挂于官帽之后山子上。供掌印至暖殿牌子戴。暖耳，用玄色素纻作一圆箍，二寸高，两旁用貂皮，长方，大小和披肩同。供提督至司礼监写字戴。绒纻围脖，形状和风领相似，但比较窄小，供内官内使戴。

束发冠：用金累丝造，上嵌睛绿珠石，四爪蟒龙在上盘绕，下加额子一件，左右插上长长的雉毛，每座价值数百至两千金不等。熹宗出游时，从司礼掌印王体乾至暖殿牌子全都戴上。

带：内使、小火者无带。请轿长随、都知监长随束角带。奉御以上束金镶玳瑁或犀带。太监以上得到特升，则赐给玉带，其款式冬则光素，夏则玲珑，三月、九月则顶妆玉带。

棕靸和靴：棕靸由巾帽厂制造，每年第一次冬雪时，便送司礼掌印、掌东厂秉笔每人两双，管事牌子每人一双，以便在雪地上急行。靴用皂皮制造，底软衬薄，里面是布，形状与皇帝履相似，但前缝少棱角，各缝少许金线。但当差内使、小火者一般不敢穿，只穿青面单布鞋、青布袜。

扁辫、油靴：扁辫是用绒的废料织成，长丈余左右，阔三四寸，形状像带子，比较松软。在下雨下雪时，将衣服撩高离地八九寸，用它来束住。油靴可以防水，供雨雪时穿用。

笏：象牙制，形状和朝臣用的相同。

牙牌、乌木牌及牌穗：奉御、长随以上戴牙牌，用象牙制，上有云尖，下方微阔而上圆，重六七两不等。上刻部门、职衔、忠字某号及不许借失等字。乌木牌是内使、小火者所戴。牌的形状是荷叶头，圆径二寸左右。一面刻内使或小火者字样，一面用长方火印篆文“关防出入”于中，火印两旁分刻内字或小字某号。牌穗用象牙或牛骨作管，青绿线结宝盖三层，直径约二寸，下垂长约八寸的红线，内悬牙牌或乌木牌，上有提系青绦。凡穿圆领随侍，及有公差、私假外出，在本等带的左面，便悬挂这牌穗。穿、贴里的，在宫中亦戴。天启时，又创制了印绶，和外廷官员一样，掌一印的佩一绶，像王体乾这样掌三印的，则佩三绶。

此外，还有各种有关服饰的赏赐，亦不为外廷所知。如“抹布”，其名称很不雅。其实宦官所佩戴的抹布并不是布，而是染成柘黄色的素纻丝或绫，长五尺，阔三寸，双层，方角，有点像宽大的带子，但没有穗。凡乾清宫管事牌子，暖殿，御药房、御茶房管柜子，御司房管库、管弓箭，请小轿四执事牌子，钦安殿、隆德殿、英华殿陈设近侍等，得到赐予的，才能佩戴在贴里的右面，而蟠结绦上双垂下来，露半条在外面，垂的长度与衣服齐。

刀儿：亦是得宠近侍的配饰。刀儿里面是一双小的象牙筷，一把小尖刀，长约六七寸，外面套上银镶鲨鱼皮等鞘，然后用红绒辫系束在衣左面牌穗上。刀儿和抹布，都是外衙门所不敢想望的赐品。宦官中有年资深而又得宠的，还可以获准在内府骑马、坐凳杌和板。

骑马：太监得赐玉带后，再升，则可以在内府骑马。骑马的范围限于东西下马门至北安、西安门栅栏、东上北门；东上南门至南内西上南门及宝钞司。有名骑马的，在万寿节等还要进马，情况见第二章第一节，此处不加赘述。

凳杌：司礼监掌印、秉笔中，年高而又得宠的，方能乘坐。其形状似靠背椅，在两旁加杆，用皮绑上，前后各有一横杠。抬的人在杆外斜插杠抬而正行。所以称杌，表示在禁地不敢乘轿。

板：其制作像床面一样，高四五尺左右，在靠后的地方安一椅圈，前后用粗绒绳拴住，用两条杠斜插着抬走，离地面一尺左右。这板不是钦赏的，也不算等级，是年老的司礼掌印、秉笔私自制的。其活动范围是乾清门外至西华门、东华门等。

内使凡遇节令及山陵等处有公事要外出时，都乘驴。嘉靖七年(1528)，御马监提出，革退的马数目不少，请兵部将之拨归内使使用，得到准许。从此内臣公差才正式骑马。

天启年间，宦官权力上涨，在服饰上也有所反映。魏忠贤名下的掌印、提督，均滥穿蟒袍，戴珍珠牌穗。魏忠贤外出时，戴束发冠，端阳节戴珍珠牌穗，穿的或者是用金线绣蟒龙的亵衣袄裤，或者是方补戎衣。衣服上的苍龙头角比藩王只少一爪，比御服仅是不用柘黄。又在禁地戴巾，穿亵衣，坐板径自抬出东、西华门。年轻的太监李永贞等亦都坐板。这时对宦官服饰、舆马方面的规定，也就无法贯彻执行了。

清代初年，宦官未入流品，也没有规定服饰。清代首任宫殿监林允升，是康熙的谙达，后人将他作为清代宦官之祖，称之为林老人，恩济庄宦官公墓的关帝庙内，供有他的像。从像中可见他戴的是高提梁红缨帽，所穿袍子虽已加上马蹄袖，但无蟒袍补褂。带子、靴子，仍然是明代的式样。后来才定制宦官服饰与外廷相同，新进无品秩的，冠皆无顶，待供奉勤谨出众时才能有顶。有官衔品级以后，帽上顶戴有鲜明的区别：二品是红顶，三品是正蓝顶，四品镍蓝顶，五品亮白顶，六品镍白顶，七品金顶，八品金顶带寿字。太监蟒袍前后所绣的禽鸟，亦有等级区别：二品仙鹤，三品凤凰，四品孔雀，五品鹭鸶，六品黄鹂，七、八品鹌鹑。那些无品级和顶戴的上差太监，穿紫色绸缎袍，前后补子上绣蟠龙花和五蝠捧寿。其他的都穿蓝色或紫色布袍，袍褂前后均无补子。清代对于顶戴很重视：进宫未满三十年的宦官，提为首领太监后，亦不得戴顶戴。据《清稗类钞》载，道光皇帝宠爱一个太监，给他娶了妻子，准住在南府中，但当他请求晋秩时，道光也只是特地创制了一种白玉顶戴给他，不敢乱了祖制。

宦官衣服的颜色亦有规定：春天是灰蓝色，夏天是茶驼色，秋冬是蓝灰色，诞辰穿绛紫色，忌辰穿青紫色。服装形式有靴、袍、帽、小褂、大褂、衬衫(无袖)、马褂、坎肩、叉裤、凉带、腿带等。其中除总管、首领可以穿马褂外，其他不论有无品级，均不准穿马褂，只能穿坎肩，至于赐李莲英黄龙马褂，则只是特例。大、小太监夏天都穿葛布、箭衣，系白玉钩，黑带。御前太监袖口均用白布缝制。所有太监靴子都是青色，但总管和首领穿的是长筒靴，其他只能穿角靴。

此外，还有一些更细的具体规定。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谕：下雨时，只准总管、首领、奏事太监、诗本太监、养心殿内首领小太监等戴红帽套，其余的均不得戴。若有违犯的，要立即将总管等治罪。咸丰二年(1852)，文宗朱谕强调：“章服等级分别，所以辨上下，分贵贱也”，所以以后总管、首领等，非曾经赏过貂皮褂者，不准穿用；即正穿，亦不可至本色。貂帽除总管、奏事、首领太监、首领小太监可以戴用外，其余一律不准戴用。江山万代花样袍面，非赏过亦不准穿用。这谕旨除传谕各处总管、首领太监等知道执行外，还指明续修宫史时，要将之纂入，俾得永远遵行。

门禁制度

宫廷门禁历来都是森严的，宦官最早的、最重要的职掌之一，就是守御宫苑各门，防范出入。其后有关门禁的规定越来越严格。以明清为例，明代，洪武四年(1371)，诏令立内城门禁之法：凡内官内使出入，皆用号牌，若有以兵器杂药到门者，按法律处置。洪武二十年(1387)，命自今内官内使出差，不问有无文据，均由门官引奏，方准外出。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规定：小火者出皇城门，要比对铜符，若无铜符或不比对而放行，守门官军要治重罪。又有搜检制度：公差带金银缎匹外出，要凭勘合照验，写明往某处公干，所穿衣服的颜色、件数，回来时点对，若发现有不同，要即时奏闻 。后来，在《明律·兵律》中，又有“关防内使出入”条，规定：“凡内使监官并奉御内使，但遇出外，各门官须要收留本人在身关防牌面，于簿上印记姓名字号明白，附写前去某处干办，是何事务，由门官与守卫官军，搜检沿身，别无夹带，方许放出。回还一体搜检，给牌入内，以凭逐月稽考出外次数。但搜出应干杂药，就令自吃。若不服搜检者，杖一百，充军。若非奉旨，私将兵器带入皇城门内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入宫殿门内者，绞。门官及守卫官失于搜检者，与犯人同罪。”内官又不得私差在值校尉出外办事，长随内使李彦成，私差上值校尉孙三郎擅离信地，悬带铜牌，赍送内使宋堂告给顺天府优免户丁文书前去蓟州交割。结果孙三郎被押发陕西榆林卫充军，家小随住。李彦成被发南海子充净军种菜；宋堂则送司礼监奏请发落。由此可见，是以法律形式确保内使遵守门禁，维护宫中安全。即使是司礼掌印、秉笔，非奉公事亦不敢外出。万历时，王体乾提督礼仪房，奉差选奶口，也是寅出申回，不敢过夜。往北京沙河故里祭祀，也才住了一晚。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禁令虽然森严，可乘的疏漏仍难避免。据《明实录》载，景泰二年(1451)，已有内监与白莲教徒交结，图谋不轨。成化十二年(1476)，左少监宋亮等，甚至常把“妖人”李子龙引至万岁山观望 。成化十六年(1480)，右监丞吴雄，将所得“妖书”带进宫内传播。万历以后，随着宦官势力的发展，门禁更为松弛，刘成竟把手执大梃的红封教徒张差带进了宫，企图刺杀太子 。而刚进宫不久的魏忠贤，竟“因囊乏，远赴四川见(税使丘)乘云为抽丰之计”，被丘乘云在北京的管家徐贵告到司礼掌印陈矩那里。但因为有内官监太监马谦的解救，魏并未受到什么惩治，徐贵后来反而被他害死。天启年间，魏忠贤更打着春秋二祭、看工、祭水等借口，一再远至涿州等地。这时的门禁制度对于权宦来说，已经是徒有虚名了。

为了维护宫中的安全和秩序，除门禁外，还有些相关的规定，如严禁在宫内争吵、打架。洪武五年(1372)，定宦官禁令：凡内使于宫城内相漫骂，先发而理屈者，杖五十；后发而理直者，不坐。其不服本官钤束而抵骂者，杖六十。内使骂奉御者，杖六十。骂门官并监官者，杖七十。殴伤者加一等。内使等于宫城斗殴，先斗而理屈者，杖七十，殴伤者加一等；后应，理直而无伤者，笞五十。其不服本官钤束而殴之者，杖八十，殴伤加等。殴奉御者杖八十。殴门官、监官，杖一百，伤者加一等。其内使有心怀恶逆，出不道之言者，凌迟处死。有知情而蔽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斩。首者赏银三百两 。《明律·刑律》又有“宫内忿争”条，规定：“凡于宫内忿争者，笞五十。声彻御在所，及相殴者，杖一百。折伤以上，加凡斗伤二等。殿内又递加一等。”即以法律维护宫内秩序。但事实上，这条例对权宦并无多大的约束力，在宦官势焰高时，尤其如此。熹宗继位不久，秉笔魏忠贤与乾清宫管事魏朝争与客氏对食，竟在乾清宫暖阁内乘醉相骂。时已夜半，把皇帝及司礼掌印太监等全都吵醒了，但熹宗不但不予惩治，反而给他们调停，把客氏归魏忠贤而勒令魏朝告病离开乾清宫。

清代，早在顺治十年(1653)，上谕中已规定：“凡系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其具体的出入查看腰牌、搜检等制度，则基本上沿袭明代。至于对宫中秩序的维持，清代极其强调惩罚，其情况详见下面有关部分。

奖惩制度

历代对宦官均有奖惩，但相对于其他制度来说，奖惩的随意性很大。奖励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蒙受恩宠，侍奉勤劳，或在帝位更易时有功，或在兼任职务上有所建树。奖励最常见的方式，除提升外，有赏赐房宅田土财物、赐名、赐爵、给免死券、致仕全俸、身后赐祭葬、赐谥、赠官，追赠先世、封妻荫子等。但各代亦有些不同，如东汉有使“侍御史持节监护丧事”；北魏有赐奴婢牛马，赐宫人；唐代有赐功臣号，为有功宦官绘图像于内侍省中，陪葬皇陵；宋时有为有功宦官特置殿使名“以宠之”，塑像或绘图像于太宗之侧，皇帝赐歌、赐诗、亲自写祭文；明代则加禄米，赐印记，赐敕旌励，赐祠额，立生祠，赐诗，赐字，赐宫内骑马、坐板等，荫及叔兄弟族人；清代有赏与主子同灶吃饭，赏穿黄马褂等。其具体事例，见于书中有关部分。这里只着重阐述惩处。

由秦汉至宋，见于各宦官传中的惩处，一般均有降职贬秩、削职、革爵、处死、抄家等，但其间亦有些差异。秦汉时有：受审坐牢，如“敕使(蔡伦)自至廷尉”。十常侍“乞自致洛阳诏狱”。降爵位，如具瑗被“贬为都乡侯”。收回分封给子弟的土地，如单超等“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减食邑，如黄龙等被“减租四分之一”。遣就国使其离开宫禁，如孙程等十九侯、黄龙等，或因触帝怒，或因罪发，被遣就国，即把他赶到封地。剥夺爵位，如侯览被“策收印绶”。革除官职驱逐出宫，如石显免官后，便得“与妻子徙归故郡”。徙边，如籍建等“坐徙朔方”。徒刑，《汉书·孝宣许皇后传》载，许广汉“坐论为鬼薪，输掖庭”，即在宫中服刑徒。抄家，如吕强被“收捕宗亲，没入财产”。处死，如中常侍樊丰、王甫、苏康等均被先后处死。

北魏时有：免为庶人，如段霸应处死，由于恭宗说情，被“免为庶人”；王遇被“夺其爵，收衣冠，以民还私第”。削职软禁，如苻承祖坐赃应死，由于以前曾得免死诏，所以从宽处理，“削职禁锢在家”。夺爵抄家，如刘腾死后，被“追夺爵位，发其冢，散露骸骨，没入财产”。处死灭族，如高宗即位，“诛(宗)爱、(贾)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唐代有：诏致仕，如杨复恭。有逐出京师，赶回老家或流放，如程元振被“削去官爵，放归田里”。高力士被“除籍，长流巫州”。田令孜被“削官爵，长流儋州”。用各种办法杀死，如鱼朝恩是在宫中被缢死；田令孜判缢死；刘希暹赐死；吐突承璀在宫中杀死；王守澄是送毒酒到他家(赐死)；李辅国是使人刺杀；杨复恭是“枭首于市”；田务澄是被斩首、抄家。死后惩处的则有戮尸，如刘克明；削官爵、抄家，如仇士良；夷三族，如刘季述。

宋代有：赎金，如阎承翰“坐擅用群牧司钱，当赎金三十斤”。贬秩，如王中正“坐前败贬秩”，不久又再“贬秩两等”。降职安置外地或转外，如王继恩，“上恶其朋结，黜为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籍没资产”。张继能，“坐罢内职，降授西京作坊使，出为邠宁钤辖”。削任外配，如石承庆，“坐削两任，配宿州”。杖配远州，如谭元吉等“协同妖妄，皆杖配远州”。张继能被“诏下御史府，免死，长流儋州”。死后追夺官爵，如杨戬，“诏追戬所赠官爵”。斩首，如“斩(周怀政)于城西普安寺”。身后枭首，如童贯在南雄被杀后，“函首赴阙，枭于都市”。削官、赐死、抄家，如李彦。

宦官传中所载的受惩处，多是因在宫廷斗争中失败，或有贻误军机、奸邪结党、过于贪酷暴虐等种种重大罪行，不惩处不足以震慑、清除对方势力或平息官军民愤怒。但除此之外，宦官触犯任何禁令，哪怕影响不大的，也要受到惩治，这点可以明、清两代为例予以说明。

明代永乐五年(1407)，令司礼监榜示：今后内官内使，有言事不实及挟私枉人者，悉置重典。以后，对斋戒时“不谨”，随侍入坛时吐痰在地，与外戚、大臣联姻，寄私财于外人，擅入御茶房等不该去的地方，均分别给予惩罚。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司礼监掌印太监张诚之弟与武清侯李家联姻，于是张诚被降为奉御，发到孝陵司香，庄房田地均被没收。其弟侄等全部被革职判罪。对偷窃及在宫外经济犯罪，处分亦很严。宣德时，内使韦宗盗官铜造镀金器物，当时除交政府司法部门处置外，还命司礼监晓谕各监局，有盗官物及僭分者，事发处死；知而不检举，同罪。正统时，献陵神宫监少监阮菊伐陵树百余株私用，处斩。尚膳监内使王彰等盗用椒果杂物，被枷号在光禄寺前示众。成化时，内使杜衡盗内府金二两，银二百余两，被处斩。万历时，宫中失了一件珍珠袍，掌管内官王进等三人再四被拶鞫，结果打死；其余二人降做净军，其实袍子并不是他们偷的。宣德六年(1431)，又令右都御史顾佐等晓谕中外：凡先所差内官内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系官者还官，军民者还军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内官内使寄顿财物，许首免罪；若匿不首，事觉，与犯者同罪。自今内官内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中外军民人等，有投托跟随内官内使，因而拨置害人者，悉处死罪。这些都是为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但随着宦官权势的增长，这道晓谕很快便成了空文。宦官经济犯罪成灾，其情况见于下文经济部分。

对逃亡宦官的处罚，明初亦很重，六科廊职责之一，就是按月上报宦官逃亡的原因和数目。景泰五年(1454)，内使田福逃亡到藁城县，被锦衣卫捕获，诏令立即处死。但后期稍有松弛，万历时，宫女吴赞女的菜户，因吴赞女移情别恋，愤而出家，得到同侪称许，亦未见对他有什么惩治。是否因当时宦官来源充足，供过于求，所以惩治不严，待考。

对内臣惩罚的方式，一般均是先拷打审讯，马房就是监官典簿奉旨问刑拷打内犯之处。明初，经审讯后的内犯，均送政府司法部门按律处理。如正统七年(1442)，南京尚膳监内使郭敬失火，焚去所贮物料及房屋，被送司法部门，结案后，诏令立即斩首。景泰时，镇守内官陈海，用铁剑与女真人哈丹换马；司礼监高显强夺人房屋，均被司法部门审讯监禁。天顺时，太监牛玉被指在选皇后时作弊，被关到都察院监狱。但是，与此同时，皇帝和司礼监对刑审亦干预，如景泰时，内使阮绢依附司礼太监兴安，嘱管工的内官黎贤盗用官木，擅盖生坟佛寺。罪发，都察院判阮绢绞刑，并弹劾兴安。景泰帝偏爱兴安，“诏姑不问”，只把材料拆回便作罢。成化时，司设监沈绘不满情绪严重，奉御贾祥教他私造兵器以自防。罪发，司法部门根据《明律》判斩首，但他同党的二十一人却送司礼监奏请处置。

《弘治问刑条例》规定：内官、内使、小火者、阍者犯罪，请旨提问，与文职纳运炭米等项一例拟断。但受财枉法满贯者，不拟充军，皆奏请发落。嘉靖、万历的《问刑条例》亦一再重复申明，宦官犯罪之惩罚，与外廷同。但实际上，这时宦官犯罪，多由司礼监以“内批”的形式处理，轻者，降为奉御、私宅闲住，还是六品官；或者降奉御后，发南京新房闲住、发凤阳祖陵司香。重者，降小火者，发孝陵司香，这时已无官品。再重，则降充净军，发孝陵卫种菜。这时，南京守备大珰高坐堂上，喝“取职事来”，则净军要肩一粪桶并勺，趋过前而去。这种形式，虽司礼大珰得罪，亦不能免。种菜净军，昼夜只能住在菜圃，没有赦令，不能离开半步。更有严重的，则宣布夹四夹，拶四拶，打一百，发南海子长川打更，这就是表示要把他打死。

而更多的时候，是皇帝的随意处理，或皇帝、大珰对一般宦官任意处罚。如正德时，武宗先后将曾得宠于一时的大珰张锐、于经关到内书堂，令翰林官管束，每日从辰时到晚上，不准离馆。隆庆时，内官监李芳以进谏游乐得罪，穆宗先是勒令他闲住，接着又杖打八十，送刑部监狱待判。刑部尚书毛恺等，提出李芳罪状不明，无法判处。穆宗便以“事朕无礼”为由，令将他禁锢，后来终于贬到南京当净军。

神宗皇帝脾气暴躁，动辄责打宦官。这时，施刑的人害怕连累自己，常常加数重打；押解的人害怕连累自己，严加塾锁。据《酌中志》载，这时“受刑犯人得生者，十无一二”。即使宫人病死，有关内官亦要连带被责打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天启时，客氏之母遇一酒醉内官和她争道，魏忠贤便将夜行内官十多人逮捕，各狠打一顿，然后分别发往凤阳、南海子，有几个人竟因此死在了路上。

内犯还有被罚到更鼓房打更的，如天启元年(1621)，魏忠贤害死王安后，便将他名下的曹化淳等发往更鼓房。更鼓房是个与牢狱差不多的地方，不仅工作劳苦，管理也很残酷。天启时，更鼓房牌子侯得用，对那些不行贿他的人，用连七纸写重病手本一件，藏在身上，叩见魏忠贤时便探听口气，如口气宽，便不呈手本；如可以将之弄死，则立即将手本呈上，称病故，然后回去将之弄死。三四年间，被他这样害死的内官，达百余人之多。

就是对内书堂的学生和那些小宦官，处罚也很重。凡背书、写字成绩不好，或损坏书本，犯学规的，由词林老师批个数目，交提督责罚处理。其余小事，轻的，由学长用戒尺打手；重的，在圣人前罚跪；再重，则扳着几炷香，即向圣人直立弯腰，用两手扳住两脚，或半炷香，或一炷香，以致犯者头晕目眩，甚至呕吐、昏倒成疾。

以上所述对宦官之惩罚，基本上是对一般犯罪、违法乱纪而言，若一旦被认为所犯之罪是危及皇权，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刘瑾，被判降奉御、发往凤阳后，武宗还令给他故衣百件。但在抄他家，发现大量违禁品，尤其是常用的扇中藏有利刃时，“始大怒，曰：‘奴果反。’趣赴狱”。结果是“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刘瑾这磔刑，是俗语说的千刀万剐，碎尸万段。即用三天时间，每天按一定数量，向他身上共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把肉以小指甲般大小割下来，直至死去，才开膛、砍头 。明代这种刑法的残酷，又在历代之上。魏忠贤上吊死后，仍下诏磔其尸，悬首河间，抄家灭族。

清代历帝，对于明代宦官擅权乱政的教训极为重视。顺治元年(1644)，即谕令“朝贺大典，内监不得沿明制入班行礼”。顺治十年(1653)，上谕：“凡系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并将此谕用满汉两种文字刊刻，告示亲王以下全国臣民。两年以后，又仿照明太祖的办法，命工部铸铁牌，立于内务府和宫中交泰殿内，上书“倘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康熙借顺治遗诏，指斥“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乾隆在编写《国朝宫史》的上谕中，亦说：“明亡，不亡于流贼，而亡于宦寺。”因此，清代对宦官的管理非常严格。如道光时，进宫未满三十年，或曾受过处分发往外地放回的，均不得挑补为宫内、圆明园首领太监。即使因缺额而提前挑补，也只能食首领钱粮，不得戴用顶戴。咸丰时，又令凡挑放八品首领官职未满三十年的，不准支食四两钱粮，只有皇帝特旨简放的才例外。从敬事房有关的档案中，可见这情况直到光绪末年，仍无多大变化。又如太监犯法，其上级主管人员，亦层层分别从严惩处，等等。

清初，针对太监种种过犯情况，先后分别制定了各种治罪条例或章程，后来在制定《宫中现行则例》时，又把它们综合为处分条例，对各种处分作了具体的规定，明确凡宫殿监等处太监，在宫外犯法的，由外部奏明，按《清律》治罪；在宫内犯法的，如情罪较重，宫殿监不敢擅专或不敢剖断，则具牌奏明，交由内务府治罪或审理，重者交总管内务府，轻者由总管和各处首领太监责罚。

敬事房和太后、皇后、嫔妃宫中的散差，是管宫中责罚的。散差有掌刑太监多名，他们随身背着用黄布袋装着的行刑用的杖和板。杖和板都用煮过的竹子制成，杖是长五尺圆五分的实心竹，板是长五尺、宽五分的毛板竹。行刑分殿上行刑和处所行刑两种，殿上行刑由主子监视，打轻了要反坐；在处所行刑则可以设法得到轻打。行刑时，先将受刑者按倒在地，令撅起臀部，然后一人按头，两人按手，两人按腿，一人掌刑，一人喊数。掌刑者要注意打得皮开肉绽，但不准伤骨头。受刑者一面挨打，一面口里要求饶，若不求饶，则视为顽抗，要加倍处罚，甚至打死。行刑后，由两个人架着受刑者到主子那里叩头谢恩，行刑才算结束。

慎刑司是内务府属下处罚太监的机构，如乾隆十九年(1754)，翊坤宫东配殿失火，负责打扫和看守的首领太监王世臣、徐朝相，便被交到慎刑司治罪。光绪末年，慎刑司增加了“气毙”之刑，即用七层白棉纸沾水后，将受刑者口鼻耳封闭，再用杖责打至死。戊戌变法后，慈禧就是用这种刑罚，将光绪宫中那些给维新派报信的太监弄死的。

太监的处分则例，分“宫殿监处分则例”和“各处首领太监等处分则例”两项。

“宫殿监处分则例”分三等罪，共十二条。规定对凡禁约之事日久废弛，奏事不敬或错误，办事拖延，升、调、补和处理各处首领、太监不公，遇事推诿，对犯罪检查不力或不按例办理，浪费钱粮、失仪，非因公使令各处首领太监，等等，都要分别罚不同数量的月银，并记录在档；最重的，直到请旨革职、降级。若屡犯不改，则由宫殿监具牌请旨，交总管内务府治罪。若互相隐瞒包庇，则将众宫殿监等，俱交总管内务府从重治罪。

“各处首领太监等处分则例”亦分三等罪，共十五条。凡有口角斗殴，白日酗酒，不慎火烛，不勤慎坐更，喧哗无礼，收储钱粮器物遗失或损坏，将内外事情妄行传宣，不服管辖，失误关防，擅至不该至之处，告假超时回宫，祭祀时献器物不敬谨，传集不到，等等，都要分别受到罚月银、责打的处分，并记录在档。若屡犯不改，宫殿监具牌请旨，交总管内务府治罪。总管内务府治罪条例多达五十余条，包括内容很广泛，处罚也很严厉，如：在宫中私藏鸟枪、火药、金刃器械，大太监擅自责打小太监和宫女，均立即正法。无故持刃入殿或醉酒胡闹者，在宫内自缢被救活者，均处绞刑监候。用金刃自伤者，立即斩首。在园庭自缢被救活者，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自缢死者，其亲属发往伊犁或乌鲁木齐给兵丁为奴。请假或公差外出超时回宫，外出喝酒、听戏，容留外人在他坦(住处)，有病外治愈后不禀明回宫服役，偷钓庭园鱼虾，与王公大臣交往，越诉，皇帝召见大臣时擅自进殿，将洋药带入宫，随驾外出后不一同进宫，赌博，抽鸦片，逃跑，等等，均要分别受到扣月银、枷号、杖责、发往边远铡草或为奴等处分，直到处死。

这些处分，一般都规定得相当具体，如关于禁止吸烟，所有太监、首领等，在下旨后三个月内，要将烟具交出，保证以后不再吸。否则，在宫殿值房、禁门以内各值房吸的，系太监，则判绞刑，奏明后交刑部监禁，并执家属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失察之总管革职；该处首领发黑龙江给官员为奴；同屋太监均发往打牲乌拉给官员为奴。如系首领吸食，将失察之本管总管奏请革职发遣；该处其余首领及太监等，俱发吴甸铡草五年；贩烟之太监与吸者同罪。在外围值房各他坦公所吸食者，该太监枷号六个月，满日，发极边烟瘴永远枷号，交地方官转饬看管，遇赦不赦；失察之总管奏请实降二级；首领革职；同屋太监发吴甸铡草三年。如系首领吸食，均照禁门以内新拟罪名办理。如有告假在外，或潜往私宅，或在他处吸食，该首领太监在慎刑司永远枷号不赦。若系在该首领太监私宅，将其家属杖一百，徒三年，房屋入官。如系他处，将容隐之人交刑部加等治罪，亦将房屋入官。陵寝当差首领太监吸食，即行奏明，解交慎刑司严审，照在外围吸食一样处理。王公门上之首领太监及大臣宅中太监吸食，奏交内务府审实，在慎刑司永远枷号不赦。如半年以后在宫内吸食者，判斩监候。在外围等处、陵寝当差者，王公门上、大臣宅中，已为民太监等，若有吸食，判绞监候。其有关人员失察，仍照前办理。

从清宫档案《内务府奏销档》中，可以见到清代太监因违犯各种条例而受到惩处的人不少。如：乾隆年间，饭房太监王国泰持刀刎颈，被发瓮山铡草十五年。御膳房太监马凤因衣服不齐，怕总管责打，自刎，被发瓮山永远铡草。静宜园太监赵世贵自缢死，该处总管首领不立即禀报，被交宫殿监督领侍查办。钟粹宫太监王凤来，偷貂皮等物后逃走，被获，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马玉偷银器典当，被获，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所用去的钱，由家产严追解交回。坤宁宫太监马升，偷数珠等逃走后，自行投回，发打牲乌拉充苦役。圆明园太监因观音庵失火，发打牲乌拉充苦役；副首领孙国用失于查管，交总管内务府治罪。太监李连栋放火盗窃，被正法；父母及三个弟弟共五口人，全被发到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副首领尹玉凤失于稽查，太监王凤不报，逃避躲匿，均发黑龙江。赵国宝与宫女五妞相好后变心，致五妞越墙到他处自刎，赵被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蔡勋进上御葛布袍袖有针，被枷号一个月，鞭一百，枷满后充当苦差；其首领太监被革退首领，鞭一百，仍令当差；六品总管太监马国用降七品，罚一年钱粮。咸丰六年(1856)，太监丁得禄在外廷吸食鸦片，有关人员分别受到罚月银几个月至两年；有的还被革去顶戴。

对太监的处分，有时皇帝亦亲自处理，或由有关大臣联名上奏有关处理情况，这些在奏销档中亦有反映，如：乾隆十八年(1753)四月二十七日，圆明园太监王凤逃走，被获，“奉旨，王凤着发给铡草。钦此”。苏成，系静宜园太监，因本处陈设被盗，于乾隆十一年(1746)六月三十日奉旨：“苏成着发往铡草，钦此。”御书房太监朱祥，因误了差使，怕首领责打，外躲，但无处藏身，便剪去发辫，易名李芳，投在万善殿当和尚。后被挑补到畅春园内佛堂当差，被番役拿获。总管内务府根据初次逃走太监，拿获者交吴甸铡草一年的圣旨，以及《清律》载：凡僧道私自簪剃者，杖八十，并还俗；凡二罪以上交发，以重者论的规定，拟将朱祥先发吴甸铡草一年，然后鞭八十，勒令还俗，再交总管太监料理。为此，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事务、和硕庄亲王、太保大学士、议政大臣傅恒、大学士、议政大臣来保、内务府大臣海望一同具衔上奏，以见其对处理之慎重。

被发铡草的太监很多，铡草处看守严密，如吴甸，铡草太监的住房，外围墙两层，高一丈；内围墙高五尺余。铡草太监日间进圈，由厩长等看守，晚间关禁后，交与特派看守领催、披甲人等看守。如有逃亡，有关人员均要受到处分。如尹进忠逃走后，除严讯所有人外，派番役到他原籍霸州缉拿；厩长福秀、副厩长绥哈芬，分别以失察受到处分。

对太监的请假，掌握很严，《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规定：太监等遇有祖父母及亲丧事故者，可以按照品级高低，分别得到长短不同的假期。嘉庆十八年(1813)，明确规定，凡太监请假，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派官役前往其门首稽查，俟其假满进宫，再将官役撤回。这是为了防止太监逃走。

不仅宫内，就是在宫外，对太监的管理惩治也比较严厉。《则例》规定：太监随围在外与地方人等不准稍有交涉，“倘再有滋扰不法之处，一经查出，即行正法。”“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骂人父母”，否则许被骂之人即行重责。遇亲丧事故请假回家的太监，不许向官员兵丁民人等无故攒收份金，等等。清帝对在外违法乱纪太监的惩治，比较重视，据《内务府奏销档》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有内监僧人在外戏侮巡检，咆哮公堂，被发往黑龙江安插，总管事务之海保、富贵，回护太监的千总，均分别受到了惩处。乾隆帝公开声称：“朕岂曲庇内监之主，嗣后太监有在外漫骂生事者，听人责惩，朕皆不问”，所以官员对太监比较敢于管辖惩治。

据《清稗类钞》载：康熙帝南巡，所经之处，督抚派人清道，御道居中，禁人行走。某典史巡到某处时，圣驾未至，有太监戴孔雀翎，昂然直驰御道，典史劝阻反遭到呵斥。典史命把他拽下马，押到官栅，坐堂执法，直打到他叩头哀求才罢。督抚大惊，具奏，自请处分，让典史在宫门外等待发落。结果，康熙以典史敢管太监，把他升为四品官。雍正帝有事先陵，经过知县孙诏成境内，刚好下大雪，行宫门外积雪数寸。按惯例，宫门内外扫雪等事，由宫监负责，但宫监因在当地勒索不遂，大发脾气，把县官呼来扫雪。孙诏成一面扫雪，一面对他说：县官为天子扫雪，不是羞耻的事。宫监大怒，要聚众揍他。于是孙诏成知道了谁是魁首，立即命皂隶把他捆绑杖打。世宗知道后，高兴地说：“这知县好大胆，太监滋事不可赦”，着交所司治罪，并召见孙。不久，提升他直到两浙盐运使。高宗幸滦州，某随侍太监滋扰民间，热河巡检张瀛苦劝之不止，呼役缚他杖打，因此受到弹劾。高宗却“甚嘉之”，特旨令越七阶提升他为同知，而将太监遣戍。

类似情况，在以后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道光十六年(1836)九月的邸钞，有一则记：提督恣送轿夫葛三等赌博一案。此案，总管太监张尔汉因太监张进忠赌博被获，辄向步军统领私行恳求，将张进忠放出，实属曲法嘱托。若仅照嘱托公事拟笞，殊觉轻纵。张尔汉应比照监临势要曲法为人嘱托律，拟杖一百，业经革去总管，应勿庸议……恭俟命下，移咨内务府，照例办理 [13]。可见即使是总管太监，在外违犯条例，也不轻饶。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处死安德海。同治八年(1869)，慈禧容纵六品蓝翎太监安德海到广东，经山东时，被巡抚丁宝桢劾奏，同时加以逮捕。

尽管安德海非常嚣张，一口一个奉太后委派，丁宝桢还是不待圣旨下来便把他杀了，并暴尸三天。朝中，慈安太后接到奏疏，征询亲王及军机大臣意见时，他们一致认为“祖制，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请令就地诛之”[14]。当然，这里面还牵涉其他一些矛盾，但在不能容纵太监上，是比较一致的。八国联军进京，慈禧逃往西安，甘肃藩台岑春煊受命整肃军纪，见有骑驴的太监，不请旨便把他杀了，因为驴显然是夺自民间。对此，李莲英虽然不满，慈禧却并未置意 [15]。

不过，尽管有这些事例，也不能忽视一点，即从总的来说，清代对太监的管理惩治，也是日久弊生，漏洞潜滋暗长，乾隆五十二年(1787)，已有谕旨指斥太监把坤宁宫祀神后应给散秩大臣、侍卫吃的肥肉偷走 [16]。嘉庆时亦有谕旨指责门禁废弛，闲杂人等任意进入宫禁，并终于发生了林清等二百余人冲进宫中的变乱。清末，随着政治的腐败，大小太监的违法犯纪已经成风，李莲英、小德张干预政治，交结朝臣、接受贿赂，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容纵庇护；小太监也可以大闹街头，砍伤兵勇仍然逍遥法外。这时，各种则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具文。

婚娶、养子制度

宦官之婚娶，未见明文规定，但事实上历代对此均已认可。情况已见第二章，此处不加赘述。养子制度则散记于历代史籍，从中可知自汉代以来，历代宦官有养子的不少，而且均有法制上的保证，有时也有一些限制。汉代，安帝时，鄛乡侯郑众养子闳承嗣袭爵，开了养子袭爵的先例。顺帝时，明确规定宦官可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但“不得为牧人职，不得吏察孝廉、列身豪族名士”。北魏宦官养子可以出任官职，刘腾两个养子分别是郡守、尚书郎。而唐代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唐初，不许宦官养子，但这禁令并未得到贯彻，杨思勗、高力士等都是宦官养子。《唐会要》载，德宗时，定内侍省五品以上，准养一子，但要是同姓的，而且初养日不得过十岁。不过这规定亦未得到贯彻执行，不少宦官养子数目大大超过了一人。仇士良有五子，杨复光有数十，杨复恭有六百。这众多的养子，自然多不是同姓，也不会都是小于十岁。恰恰相反，过去养子是为了承嗣，求得自己亦“有后”的心理安慰，所以养子多有年幼的。而唐代中期以后，养子作用的重点，已在于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这时先是通过荫庇、承嗣、强请等方式，使养子成为外廷的高官、内廷的高品，鱼朝恩五个养子中，年长的四人，一个封公，食邑一千五百户；三个是内侍省高品。以后更着眼于使养子掌兵权，因而选为养子的对象，已是“慓士奇材”，而绝不是同姓幼儿。田令孜由于与杨复光有矛盾，“以复光故，才授诸卫将军，皆养为子”。杨复光儿子用守字排行，有三个是节度使，一个是防御使，“其余以守为名者数十人，皆为牧守”。杨复恭“以诸子为州刺史，号‘外宅郎君’；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以致“天下威势举归其门”，“广树不逞皆姓杨”。养子已成了扩展势力，把持兵权，交结藩镇的重要手段。唐代养子制度对宦官专权所起的重大作用，是各代所远不及的。唐末，昭宗下令宦官“不得养子”，以图裁抑宦官势力，但未及执行，唐已覆亡了。

宋代吸取了唐的教训，从太祖起，屡次严禁私养宦者，先后规定内侍年三十以上，方许养一子；士庶敢有阉童男者，不赦。自今满三十，无养父者，始听养子，并要到宣徽院记名；入内供奉官以下，养次子为内侍者，斩。但宦官养子亦不少，而且是补充宦官缺额的一个重要来源，其情况亦已见于上文。明代大宦官亦有养子，如曹吉祥嗣子曹钦(因曹吉祥助英宗复辟有功，封昭武伯)，刘永诚嗣子刘聚等，但远不如唐、宋之普遍，对当时影响不大。清代，李莲英、小德张都以侄子为养子，但那仅是为了承嗣继产，而且不久清政权就结束了。

升迁制度

宦官之升迁，弹性很大，何时、何种情况升迁，升迁的幅度，均没有严格的制度，往往决取于受恩宠的程度。即使在有《磨勘法》规定“内侍都知押班，须年五十以上，历任无赃私罪者，才能担任”的宋代，有司礼监专职负责的明代，也是如此。清代，挑补首领太监，必须是进宫满三十年以上的，但后来亦已松弛，李莲英十八岁便当上了首领太监。

宦官的升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品秩、职位的提高，一是岗位的调动。前者比较明显，无须赘述；后者则包含比较广泛，历代名式有些不同。汉代，由宫廷杂职迁内廷各官署的令、丞。唐、宋代，从省下属机构转入省；从内侍省转入内内侍省。明代，从其他监局转司礼监。清代，从外围转入内围；从热火处等转为内廷太监等。只要向帝王靠近一步，都可视作升迁。接受差遣、兼职增多，亦即职掌扩大、职权增加，更为得到信用，亦可理解为升迁。如秦、汉时，中常侍兼领大长秋，或中常侍兼领内廷各官署令(由于中常侍品秩高于令，故这种兼任称“加位”，中常侍蔡伦即曾“加位尚方令”)。唐时的充任使职，如仇士良“以本官充平卢军监军使”。宋时的诸司使，如皇城使、内客省使。明代的监军、镇守等。清代的加品顶戴，亦属升迁，但这种形式极少出现。

休沐、致仕制度

宦官的休沐、致仕制度，均未见于史籍，但从各宦官传和有关史籍的零星记载，可以知道它们都是存在的。以休沐而言，首先，历代宦官虽然供职内廷，但权宦在宫外都有豪华的私宅，多数还娶妻养子，自然只有休沐日，他们才能回去一享天伦之乐。其次，若干传记中，均写到传主休沐的情况，如蔡伦“每到休沐，辄闭门绝宾”；高力士“虽洗沐未尝出，眠息殿帷中”。其他史籍亦有有关情况，《酌中志》载：王进德“每休沐之暇，即合户焚香，闭门读书”；清《内务府奏销档》载，祭神房罗思贵每月送钱粮回家，而别的太监亦有在这时来串门的。所以，说这时有休沐，大致不会有错。

以致仕而言，唐代严遵美是“求致仕”离宫的。梁从谦致仕仍保有全俸。宋代宦官致仕时可以带职，甚至升迁一官，如刘承规，原系景福殿使、新州观察使，因病求退，得以检校太傅、左骁卫上将军、安远军节度观察留后致仕。致仕后还可以“落致仕”，即再起用，如张去为致仕后，又“诏落致仕”，委任为提举德寿宫、特迁安庆军承宣使。致仕可以是自己请求，如刘承规；也可以是强制的，如张去为就是“令致仕”。请求致仕也可以不予批准，如关礼“乞致仕，不许”。明代宦官传中未见载及致仕事，但《明武宗实录》中，载有太监刘瑯致仕，可见致仕也有，但不多。清代李莲英、小德张等以原职级并领取赏赐出宫，亦当是致仕。而下层太监的出宫则明确为“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