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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赵宋王朝的政治，“积弱不振”似乎已数不刊之论。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断言：“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当代史学名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一书中，指责宋代“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没有建树的一环”。然而与宋代政治一团糟的看法相反，从当时到近代不少学者认为宋代政治有可取之处，其中宋代“无内乱2”的说法便比较普遍。南宋思想家叶适形容宋代至少北宋前期的情况是“天下无女宠、无宦官、无外戚、无权臣、无奸臣，随其萌蘖，寻即除治”3。元朝官修史书《宋史》亦如是观“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4此后，明人张溥也认为宋代有四大“法高前代”之处，即“礼臣下、崇道学、后妃仁贤、宗室柔睦”5。“后妃仁贤、宗室柔睦”便是“无内乱”的具体化。已故历史学家柳诒徵也认为“惟宋无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6这些似乎可以说明宋代不曾或基本没有发生由内朝主持朝政之事7。但人云亦云，学人所忌，宋代究竟有没有形成内朝，还需要我们自己去考察、论证。

根据史书记载，宋代公主很少插手朝政，与唐代公主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历史现象。而公主是女性宗室中地位较高并且极具有代表性的，其资料也较为集中，分析宋代公主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我们理解赵宋王朝“无内乱”的说法。本文即以公主为探讨对象，试图对宋代究竟有无形成“公主内朝”这一问题的做一个浅显的分析。

一、宋代公主的封号与称呼

宋代公主的称谓较细，开国之初便规定“皇女称公主，姊妹称长公主，诸姑称大长公主”8。皇帝照例要授予公主封号。在初封时，封号大多选用美名，像福康、寿康、庆寿、宝寿之类。到进封时，封号改用郡国名，如秦国、陈国、荆国、魏国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封号仅仅表示荣誉，并无实际意义，公主同她们的“封地”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皇帝的姑母与姑祖尽管都称大长公主，但是其封号通常又有一国与两国之分。如宋真宗的姊妹燕国长公主是宋仁宗的姑母，宋仁宗即位后进封燕国大长公主；宋英宗的姊妹冀国大长公主是宋徽宗的姑祖，宋徽宗即位后加封吴、越国大长公主。

帝王的女儿，西周时称王姬，战国以后叫公主。王姬的称呼，与周王朝的姓氏有关。战国以后叫公主，则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来自秦国旧俗；一说主为主婚之意，天子嫁女由“公”即同姓诸侯主婚。此后公主的称呼在历代一直沿用。宋神宗在熙宁初年打算更改公主名称，可是“当时群臣不克奉承”。政和三年(1113年)闰四月，宋徽宗遵照先父遗意，颁布《改公主名称御笔手诏》：“稽考前王，周称王姬，见于诗雅。姬虽同姓，法古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封臣，可改公主为帝姬、郡主为宗姬、县主为族姬。仍以美名二字易其国号，内两国者以四字。”9从此，公主、长公主、大长公主便改称帝姬、长帝姬、大长帝姬。宋高宗时，不少大臣认为，公主改称帝姬既“无据”，又“有妨嫌”：就姓氏来说，宋朝皇族“非姬姓也，不可以为称。”就含义来说，“姬乃姬侍之姬”，“岂有至尊之女而下称姬侍乎？”就避讳来说， “主字不当避忌。”“凡是主字一切除去，是以民间有无主之说。”就谐音来说，“姬者饥也”，很不吉利。他们上书宋高宗，请求“改正，依祖宗故事”。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宋高宗接受大臣建议，下诏“复帝姬为公主”10。此后终南宋一代，公主的称呼再也没有更改。

第三，没有法外权利，行动受约束。

历代以来，公主们刁蛮骄横，作威作福的事情，在史书记载中可谓屡见不鲜。汉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包庇杀人犯法的家奴。神龙年间，长宁、定安、安乐三位公主纵容家奴抢掠民女为奴，安乐公主甚至作诏“请帝署可”，而唐中宗也居然“笑从之”。唐睿宗在位时，太平公主更是豪横得厉害：“朝廷大政事非关决不下，间不朝，则宰相就第咨判，天子殆画可而已。”18公主凌驾于宰相之上，这就是公主内朝。

宋代的公主可没有唐代公主那么胆大妄为。景德年间，秦国长公主“肩舆之出，民有犯其前导者，即捕笞之。”宋真宗对自己堂姐的这种作为非常反感，他规定“自今如此类，未得决罚”，并责成有关部门“严行禁约”。晋国长公主声称其家“仆夫盗财”，驸马都尉石保吉“乞加重罪”，宋真宗回答：“有司自有常法，岂肯以卿故，乱天下法也？”“又请于私第决罚，亦不许。”19宋朝统治者强调：“法者天下公器，若屡违诏令，虽天子之子亦不得而私！”20可见，宋代公主要想像唐代公主那样拥有法外特权，是相当困难的。

唐代公主能够对朝政具有那么大的影响，还与她们结交大臣有关。还以太平公主为例，她连结将相，“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羽林军李慈皆私谒主”。因此，当她欲起兵谋反时，其党羽文臣武将都有。

宋代公主“家有宾客之禁，无由与士人相亲闻”，很难同大臣勾结起来窃弄权柄。公主及其配偶接见宾客，必须经过特许。嘉佑年间，兖国公主的驸马李玮要求与宾客往还，宋仁宗要他“具凡所接宾客以闻”；绍兴年间，吴国长公主的驸马潘正夫要求与宾客见面，宋高宗特许他“至所居州军，与知通州官相见一次。”公主及其配偶若违犯宾客之禁，是要受到惩处的。元封二年(1079年)，蜀国长公主的驸马王诜因“结交苏轼”、“与轼宴饮”而被贬官。宾客之禁只是公主行动受约束的重要表现之一。此外，还有：公主外出，所过州县，“不得有骚扰”；“不得伪冒支请官物，如违，计赃重作施行”21；等等。

第四，驸马极少出任要职。

要探讨公主的权势，自然不能不涉及驸马。唐代规定，驸马“皆除三品员外官，而不任以职事”22，但这一规定执行得并不严格。像唐宣宗的女儿广德公主的驸马于琮、唐懿宗女儿同昌公主的驸马韦保衡都出任同平章事，成为“驸马宰相”。 宋代有“国朝故事主婿未尝居职”23之说，制度与唐代基本相同，但执行得比唐代严格。如宋太祖的女儿许国长公主的驸马魏咸信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上表宋真宗“乞任用”，被宋真宗拒绝了。宋真宗对宰相向敏中说：“咸信联荣戚里，位居节制，复何望邪？”24

宋代对于驸马授官的规定是这样的：“驸马都尉选尚公主、长公主，并除小将军，下降日，除刺史；选尚大长公主，即除大将军，下降日，除团练使。”25小将军、刺史、大将军、团练使，是武官阶或环卫官，都是些无实权的虚衔，但规定为七年一迁，比起一般武官的十年一迁，驸马的升迁速度无疑是快多了。宋代对于驸马出任地方官是掌握得比较紧的。宋代三十位驸马中，曾出任地方官者仅8人，只占驸马总数的26.7%。驸马出任地方官，皇帝往往不放心：大中祥符年间，宋太宗之女郑国长公主的驸马王贻永知单州(今山东单县)，宋真宗一再告诫：“和众静治，卿所当先。”26驸马出任地方官常常并非全权负责，宋仁宗在位时，姑母鲁国长公主的驸马柴宗庆在康定元年(1040年)出判济州(今山东巨野)，宋仁宗同时又“令京东转运使选通判一员以佐之”。对于驸马担任军职，朝廷就控制得更严了。宋太祖的妹妹燕国长公主的驸马高怀德(拜殿前都点检，充关南副都部署)、宋理宗的女儿周国公主的驸马杨镇(曾任提举)担任军职分别是在北宋开国之初和南宋灭亡之时，并不典型。除此二人之外，担任军职者仅4人，在28位驸马中，只占14.3%.何况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在雍熙三年(986年)冬天出任都部署，是一项应急措施。辽军在当年五月、十一月,一败宋将曹彬于岐沟关，再败刘廷让于君子馆，宋军“亡死者前后数万人”,“皆无复斗志”。于是，宋太宗“悉命诸主婿镇要地”27。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稳定人心，虚张声势。宋代最高军事机关是枢密院，枢密院官员的权位是极为显赫的。因此，宋代在原则上禁止驸马出任枢密院官员，终有宋一代，仅2人而已，只占驸马总数的6.7%。王贻永出任同知枢密院事是在康定元年(1040年)，那已经是郑国长公主去世36年后的事了。王贻永早已按惯例将所赐第宅归还，严格来说，驸马只是他过去的身份。同样，王师约在元符三年(1100年)出任枢密都承旨(此职并非枢密院长官，但负责传达皇帝命令并管理枢密院内部事务，仍然相当重要)也已是在燕国大长公主去世15年后的事。但王师约没有按例归还所赐第宅，被言官抓住了把柄，因而“未几复罢”。可见，宋代对于驸马担任实职特别是要职有着种种限制。所以，宋代连驸马参知政事也没有一位，更不可能像唐代那样出现驸马宰相。公主的权势也随着驸马官职的被限制而受到限制。

正是由于这些严密的限制，宋代公主的政治权力被有效地遏制，基本上是处于贵而不骄的地位。

三、公主的婚姻、家庭

在封建王朝“家天下”的统治之中，皇族本身也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公主也不能免俗，所以，她们的婚姻以及家庭也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首先，公主的婚配是不可能以公主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她们的婚姻在实际上成为皇帝笼络人心的筹码，充满了政治色彩。宋太祖时，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位高权重，为防止他产生异心，宋太祖打算将女儿昭庆公主嫁给王审琦的儿子王承衍。但当时王承衍已娶妻乐氏，宋太祖对他说：“汝为吾婿，吾将更嫁乐氏。”硬是把他们夫妻分开，将乐氏改嫁，“以御龙直四人控御马载承衍归，遂尚秦国大长公主”28兖国公主是宋仁宗的长女，“幼警慧，性纯孝”，“帝隆爱之”；但就算如此，公主还是成为宋仁宗对他人补偿行动的牺牲品：“帝念章懿太后不及享天下养，故择其兄子李玮使尚主。玮朴陋，与主积不相能。主夜扣皇城门入诉，玮皇惧自劾。”“后数年不复协，找出位于外，主降封沂，屏居内廷。久之，复诏玮，使为驸马都尉如初。”但在公主去世后，“以玮奉主无状，贬陈州。”29两人谁也没有得到幸福，宋仁宗亲手断送了最宠爱的女儿的终身。宋理宗无子，对女儿升国公主极为疼爱，为其选婿不可谓不慎，“欲以进士第一人尚主，遂取周震炎。”但公主不喜欢周震炎，于是作罢。但在景定二年(1261年)，宋理宗因杨太后拥立有功，“选太后侄孙镇尚主”30。升国公主虽然暂时避开了一桩不幸的婚姻，但最终还是成为宋理宗巩固政权、赏赐他人的物品。宋代公主的婚姻就像其他宗室一样，巩固政治地位、保全既得利益的政治目的高于个人的感情。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唐虽强盛，但在国力衰退时，纵然是天子之亲生女亦必须出塞和亲以为人质；宋虽积弱，又是在强敌环伺之中，统治者却没有考虑和亲(荣德帝姬嫁给习古国王是在靖康之变中被掳北上以后的事)，也许可以算是宋代公主们不幸中之大幸吧。

封建时代，驸马娶公主不叫娶而叫“尚”。一个“尚”字便说明了公主在家庭中地位是高于驸马的。事实上，不仅高于驸马，更高于公婆。由于公主们往往仗着自己皇家的身份在夫家作威作福，许多大户人家都视娶公主为畏途。唐代民谚说：“娶妇得公主，无事取官府。”31宋代共有88位公主，早夭或出家而未婚者共58人，已婚者30人。那么，这些公主们在家庭生活表现如何呢？宋元时期著名的族规《郑氏规范》对于当时的“妇道”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妇女“必须安详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礼，待姊姒以和。”宋代最高统治者要求公主“修妇道”，而公主们一般也能加以恪守。这也是宋代公主与唐代公主不同的一个方面。

第一，向公婆下拜。唐代向有“皇姬下嫁，舅姑反拜而妇不答”的旧例。虽然唐代最高统治者屡屡下诏要求公主对公婆执妇礼，但终唐之世，公主不拜公婆还是成为惯例。北宋前期，实行“选尚者降其父为兄弟行”的制度。所以，北宋开国初期驸马都是以祖为父、以父为兄、以母为嫂。不过，公主并不是完全不拜公婆。宋真宗时，宋太宗的女儿随国公主在公公李继昌生日时“以舅礼谒之。帝闻，密以兼衣、宝带、器币助其为寿。”32宋神宗即位后决定改变这一“乱昭穆之序，废长幼之节”的做法，他在《公主行舅姑之礼诏》中说：“尚帝女者辄皆升行，……义甚无谓。朕常念此，寤寐不平。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之序也。可诏有司革之，以厉风俗。”33史称：“公主见舅姑之礼，自此始。”重和元年(1118年)，宋徽宗在女儿茂德帝姬出嫁时，令其“依《新仪》，见舅姑，行盥馈之礼。”

宋代公主“奉舅姑以孝”，并不只是下拜一类仪式，还体现在实际行动上。宋英宗的女儿蜀国长公主对寡居的婆婆“日致膳羞”，婆婆病了，她“自和汤剂以进”。宋神宗的幼女徐国长公主“事姑修妇道”，“夫党数千百人，宾接皆尽礼，无里外言。”

第二，待驸马以礼。历代公主中虽不乏与驸马相敬如宾、夫妻和谐的例子，更多的公主却是以妻制夫、使男事女，在家中气焰嚣张、有恃无恐；驸马却成为公主的附属品，如果对公主事之不恭，免不了要吃官司。南朝宋废帝的姐姐山阴公主同时拥有三十位面首；唐太宗的女儿合浦公主与情夫辩机纵情享乐，为了堵住驸马房遗爱的嘴，居然送给他两名女子；唐高宗的女儿新城公主突然死去，唐高宗不问青红皂白，以“遇主不以礼”的罪名，将其驸马韦正矩处死；唐中宗之女宜城公主大发醋劲，竟将驸马的宠妾的耳鼻都割掉了；辽圣宗女儿同昌公主的驸马刘三瑕是翰林学士刘六符之子，为了躲避公主竟然逃到宋朝境内，被遣返回国后做了刀下鬼。难怪南朝宋明帝要让人写《让婚表》，为驸马鸣冤。对比之下，宋代的驸马虽不见得都是心甘情愿，但最起码还不像前辈们那么凄惨。宋代公主们作风都较为严谨，对驸马比较能以礼相待，像随国公主，驸马李遵勖对她多有冒犯，但“公主为性至善，未尝言其失”；李遵勖在出守许州时得病，公主急欲前往探视，不待奏报便仅带五、六名随从起身。蜀国长公主“性不妒忌”，驸马王诜“以是自恣”，“至与妾奸主旁，妾数抵戾主”；直到公主去世后，乳母向皇帝告状，宋神宗才“杖八妾以配兵”，“谪诜均州”34。当公主与驸马之间发生冲突时，皇帝也不会完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护短：兖国公主与驸马李玮夫妻关系紧张，宋仁宗屡次协调不成，嘉佑七年(1062年)二月壬子，迁李玮为建州观察使，兖国公主降封为沂国公主。宋仁宗在降封制书中，责备兖国公主“不能安谐于厥家，则何以观视于流俗”35。

宋代公主对丈夫“守妇道”的另一表现是为驸马居丧。我国向有妻子为丈夫服孝三年的丧服制度，唐宋时法律更是明文规定“居父母及夫丧而嫁者，徒三年。”36但唐代公主通常并不认真为驸马服丧。安乐公主甚至居丧改嫁，并且将婚事大操大办，而皇帝、皇后、文武百官还亲自前往庆贺。相反，公主死后，驸马为公主服丧却要超过制度规定的一年而服满三年。与唐代公主不同，宋代公主为驸马服丧一般都遵守规定，甚至长期居丧。像李遵勖死后，随国公主“衰麻未尝去身，服除，不复御华丽。尝燕禁中，帝亲为簪花，辞曰：‘自誓不复为此久矣。’”37唐代不甚注重贞洁观念，社会上不禁妇女改嫁，也不强迫守节。根据《新唐书》中《诸帝公主传》统计，唐代公主中改嫁者二十三人，三嫁者四人。宋代社会也不讳改嫁，士大夫家妇女改嫁的事例很多。像范仲淹幼年丧父，其母便改嫁朱姓；范仲淹之子纯佑早死，范仲淹还做主将寡媳嫁给弟子王陶。王安石之子精神异常，儿媳庞氏极为受罪，王安石便代她择婿而嫁之。朱寿昌之母刘氏早年改嫁，后来朱寿昌寻迎刘氏归家，便“以孝闻天下”，王安石、苏轼等人争为诗赞美之。38就连说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著名理学家程颐也还是帮丧夫的外甥女改嫁。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不讳改嫁的时代，宋代三十位已婚公主中只有两位改嫁。一位是宋太祖的妹妹秦国大长公主，在建国之前嫁米福德，米福德死后改嫁高怀德。这里我们不是要对唐宋两代公主作道德评价，只是为了说明，与唐代公主的作风淫荡相比较，宋代的公主似乎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第三，持家节俭。历代公主的待遇都极为优厚，唐代公主的食实封规定为“视正一品”，超过了宰相。而受宠的公主实际上还大大超过规定。唐初，公主实封止三百户，而太平公主在唐中宗时食封户多达五千户，到唐睿宗在位时更多达一万户；唐玄宗时规定皇妹实封一千，皇女减半，但咸宜公主因为是武惠妃的女儿，她的食封户却超过规定的五百户达到了千户。此例一开，其他公主也都加到了一千。同样，唐代公主穷奢极欲也是出了名的：太平公主“天下珍滋谲怪充于家”，长宁公主的府第“崇台、蜚观相连属，无虑费二十万”，安乐公主“第成，禁藏空殚”。宋代所有女性宗室都是无官而俸。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宗妇、宗女“皆有月俸钱米，春冬绢绵，其数甚多”，而公主“月俸百五十千，遇恩庆，稍增至二百千，至道中复益至三百千”，已同宰相、枢密使相等。但宋代统治者一般都要求公主节俭。有一次，宋太祖见女儿永庆公主穿了一件“贴绣铺翠襦”入宫，便说：“汝当以此为我，自今勿复此饰。”39此后，公主们都比较注意。像魏国长公主(即嫁给李遵勖的随国公主)在晚年告诫诸子：“柩中无藏金玉，时衣数袭而已。”宋仁宗的女儿鲁国大长公主“性俭节，于池台苑囿一无所增饬。”宋神宗的幼女徐国长公主“服玩不为纷华，岁时简嬉游，十年间惟一适西池而已。”40

四、小结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宋代朝廷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士大夫，都对公主本人、其配偶及子孙从观念到制度作了种种限制。如果说，唐代公主“恣横不法”、“贵震当世”是法外权利膨胀的恶果，那么，宋代公主“志向冲淡”、“贵而不骄”也不过是封建皇权增强的象征。宋太祖有句名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41所谓“他人”，并不仅仅是指地方割据势力，而是泛指一切有可能权倾天下的人，甚至包括皇帝的子女。如果说，唐代曾经出现过“公主内朝”，那么，宋代显然没有。

注解：

 顾炎武《日知录》卷15《宋朝家法》。

2 指宋代没有发生由统治集团内部特别是皇亲国戚之间争权篡位所引起的动乱。

3 《历代名臣奏议》卷54《治道》“宋孝宗时叶适应诏上言”。

4 《宋史》卷242《后妃传序》。

5 《宋史纪事本末•叙》。

6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516页。

7 本文“内朝”指的是在汉武帝时正式形成的由帝王的亲属或亲信组成的集团，是封建帝王用来分割以宰相为首的外朝的工具，凌驾于外朝之上。

8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2《记事•公主称》。

9 《宋大诏令集》卷40《皇女五•杂诏》。

10 《续资治通鉴》卷98建炎元年六月甲子。

11 《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

12 孙逢吉《职官分纪》卷32《公主邑司官》。

13 《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

14 《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

15 《宋朝事实类苑》卷3《祖宗圣训•真宗皇帝》

16 《宋史》卷248《公主传》。

17 《宋史》卷248《公主传》。

18 《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

19 《宋朝事实类苑》卷3《祖宗圣训•真宗皇帝》。

20 《司马文正公集》卷21《正家札子》，转引自《宋代皇亲与政治》第100页。

21 《宋会要》帝系8之32，转引自《宋代皇亲与政治》第101页。

22 《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三年七月。

23 《宋史》卷250《王审琦传附王师约传》。

24 《宋史》卷249《魏仁浦传附魏咸信传》。

25 《宋会要》帝系8之53，转引自《宋代皇亲与政治》第103页。

26 《宋史》卷464《外戚传中̶永

27 《宋史》卷249《魏仁浦传附魏咸信传》。

28 《邵氏闻见录》卷第一。

29 《宋史》卷248《公主传》。

30 《宋史》卷248《公主传》。

31 《资治通鉴》卷202开耀元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