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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与文天祥都是历史上忠君爱国的代表，其尽忠报国、勇赴国难的献身精神曾激励过后世一代又一代志士的爱国热情，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宝贵遗产。

他们二人身上的相同点很多，但当今后人往往从其外在的表现和所处的时代环境来分析他们缘何受此悲凉的英雄境遇和被后世所景仰的原因，而忽视他们来源于其自身心理性格上的考量角度。

作为南宋时代的两大武将文臣，岳飞与文天祥何以能以坚毅的意志力和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驰骋沙场，为国奔走？或许从他们的心理性格方面可以得出答案。

从心理学角度看，岳飞、文天祥都是典型的胆汁质气质类型，都有着刚烈外向、坦诚直率、刚毅果敢、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这一特征在非凡的生命历程中，与其高远的价值取向和坎坷磨难中所显示的英雄本色相交融，就迸射出浩然壮美的文化人格气质，折射了中国古代典型的英雄人格风范，不仅以其历史价值，也以其富于文化魅力的审美价值为后世所景仰，使人们闻其姓名而肃然起敬。

因而岳飞与文天祥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而且也都是中国历史上为数很少的具有完美人格的悲剧英雄典型人物。

岳飞思想虽是儒家属性，出于儒家修养常对行为有所约束，但理性的自律总压抑不住刚烈性格的迸发，展露更多的依然是一员武将的英雄本色。关于岳飞的性格，《宋史》本传说是“沉寡言”，但实际上并不确切。

从南宋许多文献记载来看，岳飞性格刚烈峻急，不善自律，在许多场合下表现得十分突出。如岳珂即认为其祖父“性刚直，意所欲言，不避祸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作者李心传记载岳飞驻防洪州时，与“江南兵马辖赵秉渊饮，大醉，击渊几死”，为此遭到罢官的弹劾就是很好的证明。

理学家朱熹也认为岳飞“骄横”、“才不自晦”。绍兴十一年，秦桧炮制耿著事件，岳飞有力争曲直，揭穿秦氏陷害忠良的阴谋，结果，“桧闻之，益怒，使臣弹其事”。

这些都印证了岳飞锋芒毕露、不善保身的武人性格。这一性格曾使他早年愤然脱离王彦又坦诚负荆请罪而引起宗泽的赏识，但也引起他竭诚为之效忠的南宋天子的忧忌。

高宗生性懦弱晦黯，性格内向，即位之初既被金兵追的颠沛流离、疲于奔命；“苗、刘之变”又使其倍受惊吓，因此在临安坐稳帝位后即表现出明显的喜静保守性格趋向。他自己就曾说“所好惟在寡欲，清心省事”。

因此在政治上尽量维持祖宗旧制，不思变革。绍兴十四年在一次面谕大臣曾说，“言者多劝朕变法，吾思祖宗之法已善，岂宜轻改”，显然属于因循守旧型皇帝。

这与岳飞外向刚烈峻急式性格迥然不同。反映到金策略上就表现出主战和主和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赵构为何就金一再委曲求和、力主和议，这固然有其复杂的政治、社会诸因素，但与其怯弱的个性更有直接关系。

从心理学角度剖析了赵构心理行为机制，认为南宋初年赵构败亦屈膝，胜亦求降的深层原因乃性格所致，应该说是比较正确的。

文天祥的性格气质，从其行为特征来看，亦属刚烈直型。他在复江西安抚汪立信书中说：“某少也驱驰，尝有意于事功，鸡鸣奋发，壮怀固在”。反映了他少年时代立志有为，壮怀激烈的抱负。

文天祥正直坦荡、嫉恶如仇的个性在其政治生涯中有多次表露：中状元及第不久，即毅然上书乞斩理宗宠信的宦官董宋臣，挥斥奸相贾似道；被俘入燕后又始终不屈不挠，最后慷慨就义，真正表现了一个民族英雄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

文天祥的个性也直接影响了其诗文性格，作为宋季诗坛的大家，以其豪放慷慨、悲壮苍凉的诗风尽扫宋诗坛自陆游、范成大、杨万里之后，“文体破碎、诗体卑弱”的病态气象。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就有一种壮美浩大的悲剧精神，从精卫填海的远古神话，到荆轲刺秦的历史话剧；从诸葛亮以攻为守屡伐曹魏到宗泽、李纲等人的死守汴京，乃至史可法在扬州力挽狂澜，以死殉节，无不带有知不可为而为的悲剧奋斗色彩，而恰好是在这种悲壮失败中显示了震撼人心的人格追求和道义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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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文天祥也正是这种悲剧英雄，他们壮怀激烈、刚直不屈的精神代表了民族性格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正面特质；其悲剧性的结局激发了一代又一代后人的崇高壮美情歌，使之感奋景仰，肃然起敬。

明末民族英雄张煌言云：“武穆、信国，宋之伟丈夫也，尽忠报国。”张煌言在清人入主中原后数挥义师北伐抗清，不能不说受了岳、文精神的感召，身死后埋骨西湖，也可与岳飞同列不朽。

浩然正气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就是对浩然伟岸人格气质而言的。

这一儒家思想人格的基本特征是：当能够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以社稷生民为重，奋发进取，力求立德、立功、力言，以兼济天下完成自我实现；而当人格理想因时不济，无从实现时，则毅然选择道义而放弃生命本身，即孟子所说的“生意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岳飞、文天祥人格风范之所以为后人所景仰，与其英雄人格悲剧大有关系。岳飞在抗金战场上挥师勇进、势所破竹的统帅风度，《满江红》中“怒发冲冠……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英雄豪情；文天祥《正气歌》中“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诗句所展现的人格尊严，都是这种浩然壮美人格风范的典型再现。

尽管他们所投入的历史伟业无不以失败悲剧而告终，却因此成就了永恒的英名。成功者不见得皆为人所称道，失败者却倍受人之同情和赞美，这是传统文化一种带有规律现象的审美评价。

中国历史上人们对项羽、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于谦、史可法等赞颂大致如此。这些历史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无不具备坦荡耿直、刚健伟岸的完美人格风范，因而攻业未成而流芳百世。

其悲剧精神虽与历史主义相冲突，却揭示了传统理性深层的历史道德价值与审美价值，其壮美的精神力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爱国献身壮志。从这一意义上讲，岳飞、文天祥都堪称中国历史上的悲剧英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