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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之战作为冷兵器时代的巅峰战役，也是改写了三国时代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但是，这场战争发生在哪里，三方有多少兵力都是一笔糊涂账。甚至，连赤壁的大火是谁放的也有争议。最近，我在南朝萧统选编的《昭明文选》中看到一条史料，这条史料可能会让我们重新认识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来自《三国志·战略版》）

问题1：赤壁之战究竟是谁放的火？

      对于赤壁的大火，长久以来，在我们印象中，是周瑜黄盖放的。但是，如果我们查阅一下《三国志》，会发现，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曹刘孙三家，都说火是他们自己放的，我们看一下史料。

       我们最熟悉的是周瑜黄盖火烧赤壁的说法，《三国志·周瑜传》：

      瑜部将黄盖……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

      但是，在裴松之所引的《山阳公载记》中，也有刘备放火的说法：

      公船舰为备所烧，……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

      更有意思的是，在裴松之所引的《江表传》中，还有曹操自烧战船的说法：

      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如果仅有这一条孤证，还可以解释为这是曹操嘴硬，不愿意承认失败，但这个说法在《三国志·郭嘉传》中得到了陈寿的肯定：

      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那么，周瑜、刘备、曹操，究竟是哪一方放的火呢？

      其实，这三种说法并不矛盾，三家都放了。问题是，周瑜和刘备放火烧曹操好理解，曹操为什么自己烧自己呢？是因为不想把战船留给敌人吗？答案并没有这么简单。

曹操刘备孙权（来自《三国志·战略版》）

问题2：曹操为什么烧自己的船？

      对于赤壁之战前曹军遭遇的瘟疫，三家都承认，没有啥争议。

      《三国志·周瑜传》：

      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三国志·先主传》：

      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三国志·武帝纪》：

      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当时的人称这场瘟疫为伤寒。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70%的患病率，现在看来，一点都不夸张。古时的医学水平虽然远不如现代，但防止瘟疫扩散的基本方法古人也是知道的。对于病人，要进行隔离。对于死人，要焚烧尸体。至于口罩，可以确定的是，在魏晋时期已经有了用于遮面的“大巾”“面衣”，但是否被用于防疫，目前并无相关史料。

      在遭遇瘟疫的大背景下，我们再看来曹操自烧战船的两条史料，《江表传》说“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三国志·郭嘉传》说：“于巴丘遇疾疫，烧船”。烧船之前，两条史料都强调“疾病”“疾疫”，瘟疫与烧船，疑似构成了一个因果关系。我们大胆地猜测一下：曹操烧船会不会是为了处理感染瘟疫的尸体呢？

      另一个史料支持这个结论。这条史料出自《昭明文选》，题为《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是曹操一方在赤壁之战后写给孙权的一封书信，作者是曹操的高级幕僚、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在信中，阮瑀写到：

      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船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

      这条史料中的因果关系比较明确，曹操在赤壁遭遇瘟疫后，“烧船自还”的目的是“以避恶地”，一个“以”字说明了两者的因果关系。

      由此可知，曹操烧船防止瘟疫扩散的事实是明确的，虽然这未必是曹操战败的主要原因。

 赤壁之战地图（温骏轩制）

问题3：曹操只是一个暴君吗？

《三国志·战略版》中曹操的六维属性

      在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中，有一个分支，叫曹学，研究曹雪芹的家世与生平。在我看来，在研究三国的三国学中，也完全可以分出一个曹学，研究曹操的生平与思想。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但曹操文武双全，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上炕认识娘们，下炕认识鞋。看似不可调和的两种特质在他身上得到了统一。有人叫他“可爱的奸雄”，有人称他“卑鄙的圣人”，说曹操是三国乃至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拧巴的一个人，一点都不为过。

      曹操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黑点：屠城。但是，如果认为曹操是个永远置百姓死活于不顾的暴君，也是不客观的。赤壁之战后，对于感染瘟疫死去将士的家属，曹操下令，要求县官继续发放口粮，长吏要亲自前去安抚，《三国志·武帝纪》：

      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赤壁之战九年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瘟疫再次爆发，除孔融、阮瑀早亡外,建安七子之中剩余五子竟全部死于这场瘟疫。官员如此，百姓更惨，曹植《说疫气》载：“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次年，针对这场瘟疫，曹操下达了另一条更加具体的扶贫政策：

      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大意是：70岁以上没有丈夫儿子的女性、12岁以下没有父母兄弟的儿童、丧失劳动能力且没有亲人的残疾人，朝廷将终身提供口粮。12岁以上的贫困户，朝廷将提供贷款。有90以上老人的家庭，可免除一人徭役，在家中赡养老人。

      郭嘉在“十胜十败论”中曾对比袁绍与曹操之仁，郭嘉认为袁绍亲眼见到有人饥寒才会施舍，这是妇人之仁，而曹操常常忽视眼前的小事，考虑的是如何周济天下的百姓。郭嘉也许真是最懂曹操的那个人，难怪赤壁之战后曹操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最后，如果您认真看完了这篇文章，请参与一个投票：如果你是三国时代的一个普通百姓，你愿意生活在曹操的统治之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