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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朝中叶的安史之乱开始，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兵祸连结的状况持续了二百馀年，骄兵悍将们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叛乱，割据和混战的悲剧，“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 直到五代末周世宗时，中原地区开始了由乱入治，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进程。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赵匡胤欺负刚去世的周世宗的寡妻幼子，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为宋朝的开国太祖。宋太祖出身世代将门，本是一员所向无前的猛将，极富军事经验，也深谙骄兵悍将们的脾性。如何革除藩镇敢于抗拒中央，偏裨敢于杀逐主帅，武将敢于取代皇帝的积习，成了宋太祖苦心焦虑的中心问题。他深知不改革军制，剥夺武夫辈的震主之威，赵宋天下决无长治久安之理，

在北宋初年的一系列制度改革中，军制改革实为中心环节。当时的军制改革，简单说来，就是建立枢密院——三衙体制。名臣赵普曾为宋太祖出谋划策，提出“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针，以削除藩镇的政权、财权和兵权，还提出罢免一批宿将掌管禁兵的建议。 然而建立枢密院--三衙体制显然有一个过程，建立这个体制的各种办法和措置，也并非出自赵普一个人的苦心孤诣。

枢密院——三衙体制大致维持到北宋灭亡。南宋时，枢密院依然保留，三衙的体制和职权却有很大改变。

第一节 枢密院

枢密使的设置，始于中唐，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５年)，始命宦官任内枢密使，“其职掌唯承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 往往成为皇帝和臣僚之间的中介。五代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废枢密院，其职事皆入于崇政院”，由文士敬翔担任崇政院使，“以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 其地位实际在宰相之上。后唐又重新设枢密使，“参用士人”， “权侔宰相”。 五代时枢密使权限增大，却并非专掌军务，但也有武将任枢密使的。如后汉时，大将郭威任枢密使，“主征伐”。 郭威建立后周，又委派武将王峻和郑仁诲任枢密使和副使。这类事例实际上开创了宋朝枢密院掌兵的先例。

宋朝的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中书省称东府，枢密院称西府。枢密院长官有枢密使和副使，有时还增设签书枢密院事和同签书枢密院事，或以知枢密院事和同知枢密院事代替枢密使和副使。除宰相外，参知政事等副相和枢密院长官合称执政。宋朝的宰执是最高行政长官。

宋朝的枢密院与秦汉的太尉府较为相似，也有两点差别。第一，秦汉时尚无尚书省兵部，而宋时有尚书省兵部，枢密院事实上侵夺了兵部的事权。在北宋前期和中期，差遣制度盛行，各种名目的临时委派，使各个官僚机构往往不能正常行使职权，非独兵部而然。宋神宗改革官制后，不少差遣名目被废除。当时“议者欲废枢密院，归兵部”，宋神宗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 枢密院的保留，使兵部仍然“名存实亡”。 苏轼在宋哲宗时任兵部尚书，上谢表说：“武选隶于天官(吏部)，兵政总于枢辅，故司马之职，独省文书。” 唐、明、清的兵部都掌管武官的铨选，而宋、金、元的武官铨选都归吏部掌管，故兵部的事务更少。《新唐书》卷50《兵志》

《宋史》卷256《赵普传》对这件大事记述十分疏略，只是说：“劝帝遣使分诣诸道，征丁壮，籍名送京师，以备守卫。诸州置通判，使主钱谷。由是兵甲精锐，府库充实。”今据《涑水记闻》卷1和《王文正笔录》。已故的聂祟歧先生对宋初罢藩镇和罢宿将典兵两事，有精辟的论证，可参《宋史丛考》的《论宋太祖收兵权》，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有的学者对“杯酒释兵权”提出质疑。最有力的理由只怕是杜太后死后，国丧期间，不得宴饮。据《宋史》卷１２３《礼志》载，杜太后死后，行“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七日后“服吉”。宋太祖杯酒释石守信等兵权正是在“服吉”之后。参见徐规和方建新先生《“杯酒释兵权”说献疑》，《文史》第１４辑，柳立言先生《“杯酒释兵权”新说质疑》，《宋史研究集》第２２辑。

《文献通考》卷58。

《资治通鉴》卷266。

《资治通鉴》卷272注。

《文献通考》卷58。

《资治通鉴》卷289。

《宋史》卷162《职官志》。

第二，秦汉的太尉一般由武将充当，而宋朝的枢密院长官基本上由文臣担任。任命枢密院长官的原则并非是熟悉或懂得军事，而是从宋初注重亲随，后又事实上成为高等文官的升迁梯级。 宋朝固然也有少数武将任枢密院长官的事例。如北宋曹彬和曹利用任枢密使，王德用任知枢密院事，都因遭受谗诬，而被罢黜。狄青“出兵伍为执政”，引起一场风波，文臣的反对理由是“不守祖宗之成规，而自比五季衰乱之政”。 他任枢密使，最后还是因宋仁宗疑忌而罢官，疽发病卒。宋英宗时，因“西府久不用武臣”，遂用一个资望甚轻的郭逵任同签书枢密院事，充当备员，几个月后即罢免。 宋朝还别出心裁，“武臣作枢，有免进呈及书押札子故事”。按照制度，枢密院“大事则奏禀，其付授者用宣；小事则进拟，其付授者用札”。武臣任枢密院长官，既免向皇帝进呈，又不得在宣札上画押，便成仅“依执政恩例”，而“不与院事”的虚衔。如此岐视武将，却仍算是武将荣耀升迁的恩典。 南宋初期，任命韩世忠、张俊和岳飞三大将任枢密使和副使，更是宋高宗和秦桧为了剥夺大帅兵柄，投降金朝，杀害岳飞的阴谋手段。在宋朝的文官看来，“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 宋太祖进行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制度改革，其基本精神是实行地方分权，中央集权，臣僚分权，皇帝集权。宋朝巧妙地将兵权一分为三，以便臣僚分权，互相牵制。“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 使枢密院和三衙长官都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

何坦说，因枢密院和三衙实现了“发兵之权”和“握兵之重”的分立，“历数百年而无兵患”。 以文制武，兵权分立，对于消弭绵延二百多年的兵变，保障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生产秩序，确是起了好作用，但也产生不少流弊，特别是减弱了宋朝的军事能力。

自北宋迄南宋，枢密院制度大体沿袭不废。但在南宋初，因军情紧急，往往由宰相兼任御营使、都督或枢密院长官，御营使和都督实际上侵夺了枢密院长官的职权。自宋宁宗开禧年间始，宰相兼任枢密使，“遂为永制”， 在事实上废除了由宰相和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分掌文武二柄的旧制。

宋朝虽一向忌讳武人掌政，然而南宋末的危局中，小朝廷辗转流亡于闽粤，朝廷的决策和实权却必然掌握在武将张世杰的手中。但张世杰只是任枢密副使，升枢密使， 为宋朝最后一任枢密院长官。

总的说来，宋朝的枢密院掌兵制度，正是贯彻了崇文抑武，以文制武，即用文臣监督和制约武将的原则，用以矫治晚唐，五代之弊。在晚唐，特别在五代，是武夫横行之世，文官们只能低眉拱手，听任他们摆布。到了宋代，这种情形就完全颠倒过来。南宋初的汪藻说：“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 胡寅说：“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军扵帘外倒杖声喏而过”。宋仁宗朝的“吕夷简为相日，有管军忽遇于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阶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简上表求去，以为轻及朝廷，其人以此废斥，盖分守之严如此。” 宋朝在宰执大臣和三衙武官之间，确立严格的尊卑名分，使三衙武官唯有俯首听命而已。然而用不知兵的文臣主管军事，如今看来，不免是件荒唐的事。

但是，枢密院的作用还不光是用文臣监督和制约武将。李纲曾说：“祖宗之时，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诸路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维持军政，万世不易之法。”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后简称《长编》，卷320元丰四年十一月甲辰。

《容斋续笔》卷11《兵部名存》。

《东坡七集东坡后集》卷13《谢兼侍读表》。

参见陈峰先生《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第三章，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邓小南先生《祖宗之法——宋朝前期政治述略》第２３３——２５６页，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

《长编》卷172皇佑四年六月丁亥。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6。

《会编》卷125《秀水闲居录》，《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壬午，《宋史》162《职官志》。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0《论水灾疏》

《浮溪集》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秋崖先生小稿》卷18《与赵端明》和《石林燕语》卷3也有类似记载。又《文献通考》卷58：“沈氏《笔淡》曰：‘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于文德殿后，立廊阶下唱喏，宰相出，立阶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避焉。此礼久废，惟内中横杖之礼，至今不废。”按今《梦溪笔谈》已脱此条。“执梃趋庭”，《三朝北盟会编》，以后简称《会编》，卷１４５载汪藻《浮溪集》的同一奏作“执檛趋庭”，“梃”或“杖”应即是“檛”。宋时行军礼用檛，《齐东野语》卷２《张魏公三战本末略淮西之变》：“诸将执檛，用军礼谒拜。”

《历代名臣奏议》卷８６，《斐然集》卷１６《上皇帝万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