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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朱厚熜是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次子。明宪宗生十四子，长子次子早夭，三子为明孝宗，四子为兴献王。弘治七年，兴献王前往其封国安陆州就藩，正德二年秋八月，朱厚熜生于兴献王邸。正德十四年，兴献王薨。朱厚熜以世子身份居丧并决策封国政务。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袭封。五天后（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驾崩，此时，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

三月十四日，太监谷大用、张永抵达内阁，称武宗在豹房去世。然而明武宗无嗣，而明孝宗也无其他皇子在世。根据皇太后张氏之命，移殡到大殿，并交与内阁大学士讨论由谁继承皇位。内阁首辅杨廷和举出《皇明祖训》出示，并称：
兄终弟及的祖训，谁能亵渎呢？兴献王的长子，是宪宗的孙子，孝宗的侄子，大行皇帝的堂弟，按伦序应当继承皇位。

梁储、蒋冕、毛纪等人都赞同，于是命令宦官入内宫启奏皇太后，杨廷和等人在左顺门下等候。不久，宦官奉遗诏与皇太后懿旨，宣谕群臣，全部按照杨廷和请求办理，皇位之事遂定。三月十五日，皇太后派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到北京即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达安陆。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朱厚熜拜别其父陵墓，次日辞别母妃启程。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师，止于郊外。当时朝廷官员就有关于以什么礼仪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的争论。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授意，定议以皇太子即位的仪式。

正德年间，大学士杨廷和曾帮正德帝起草遗诏，这时却被嘉靖帝利用，成为迫使杨廷和改变立场的利器。因为遗诏的内容是以正德帝的语气表示：
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次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


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为关键。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诏书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明年为嘉靖元年。
四月廿七，嘉靖帝下令群臣议定正德帝的谥号及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汉朝定陶恭王刘康（汉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赵允让（宋英宗生父）先例，认为嘉靖帝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为兴献王之嗣，主奉兴王之祀。五月初七，礼部尚书毛澄和文武群臣60余人将此议上奏皇帝，并声称朝臣中“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
对嘉靖帝而言，这等于背弃亲生父亲，绝对是不可接受的，双方产生僵持。年方十五岁的嘉靖帝试图优抚杨廷和，并向毛澄厚赠黄金，欲使其改变主意，但两人都不为所动，几次下诏尊加其父徽号也被杨廷和等大臣封还。但毛澄亦修改意见，认为将来朱厚熜有子时，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为兴王，继承其父亲的王统。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嘉靖帝，认为嘉靖帝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张璁建议朱厚熜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朱厚熜见此奏章后大喜，称“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张璁人单势孤，难以动众，世宗唯有先行妥协。但在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嘉靖帝坚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礼，遭到杨廷和反对后痛哭流涕，表示愿意辞位，奉母返回安陆，杨廷和无奈之下只得让步。当年十月，朱厚熜以皇太后礼迎母亲入宫，并追称父亲为帝。

三年之后，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试图为父母封号加“皇”字。这时已被贬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同僚桂萼等揣测帝意，便纷纷上书重提旧事。两人得以宣诏入京，委为翰林学士，专负责礼仪事项。以张璁和桂萼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议礼派”，将议礼当作起家的政治资本，因此在酝酿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挑起了议礼之争。当时，湖广总督席书曾草拟奏疏，附和张璁、霍韬的意见，称兴献帝宜定号“皇考兴献帝”，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上疏，提出“继统不继嗣”之论。但两封奏疏都没能上呈。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嘉靖帝将二人的奏疏交付群臣再次集议，杨廷和见嘉靖帝有意变更前议，上疏请求致仕。此时，嘉靖帝的地位已稳固，早已厌恶杨廷和跋扈难制，就顺水推舟同意杨廷和致仕归里。

此时，颇感群龙无首的礼部尚书汪俊酝酿再一起集体谏诤。适逢主事侯廷训据宗法作《大礼辨》，吏部尚书乔宇等人遂据此率群臣近两百五十人一同进言，反对朱厚熜以兴献王为皇考。朱厚熜不悦，下令更多的官员参与进议论中来。于是，给事中张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有一人，以及邹守益等，也都抗章力论。状元唐皋也上疏说：“陛下宜考所后以别正统，隆所生以备尊称。”表面上是在调停，实际上倾向于反对。因为邹守益是王阳明的大弟子，唐皋是前朝状元，在朝中都属于影响较大的文臣，朱厚熜因此恼羞成怒，此次进言之人均被斥责、罚俸甚至罢黜。最后，汪俊等只好妥协：“于兴献帝、兴国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备尊称。”三月，朱厚熜勉强同意称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宪宗贵妃）为寿安皇太后，孝宗皇后张氏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夏氏为庄肃皇后。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1524年8月11日），朱厚熜诏谕礼部，去除父母尊号中的“本生”，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正逢早朝刚结束，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导众人道：“宪宗时，百官在文华门前哭请，争慈懿皇太后下葬礼节，宪宗听从了，这是本朝的旧事。”杨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杨慎亦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随后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在金水桥南拦阻挽留群臣，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等又号召群臣。随后两百余位朝廷大臣在左顺门跪请嘉靖帝改变旨意。

世宗在文华殿听闻门外哭声震天，命太监传谕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图迫使世宗屈服。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庭”。朱厚熜震怒，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朱厚熜再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十六日，朱厚熜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朱厚熜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

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到了九月，世宗更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编纂《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嘉靖十七年，朱厚熜给明太宗上尊号为“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父亲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睿宗献皇帝神主升袝太庙，大礼议事件至此最终结束。



大礼议最后以嘉靖帝的君权高压结束，确立嘉靖帝羽翼丰满，并且由议礼的过程体会到了如何行使皇权的无上威严，此后变得独断独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会下狱廷杖。大礼议加强及建立了嘉靖帝的皇权专制，促成了嘉靖帝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

大礼议使得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嘉靖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帝亦通过这些大臣制约其他权臣。嘉靖十七年后，明朝内阁14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9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