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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里的孤臣，史书中的良辅，天下汹汹的独相，被抄家的罪臣。不知道那一面，才是真正的他。

商鞅变法强秦，车裂，灭三族。但舍秦国之外，再无人给他这么好的舞台。

吴起兴国利兵，却也是辗转流离于诸国。最后伏楚王尸大哭，被射成了刺猬。吴起也不是公族，建立事功何其难。

武元衡主持削藩，被刺死在上朝的路上，惨遭枭首。

张居正变法，身前尊荣，死后多悲。长子自尽，少子充军。

尤可悲怆者，救时宰相张居正。富国利民数十年，却早已是必死之局，必输之局。

作为一个内敛型的第三帝国，明朝的辅臣之权本就不稳固，君权上升，臣权跌落。康熙朝的大学士李光地吹捧康熙帝，把皇帝抬到了理学宗主的地步，想来皇帝也很是受用。到后来乾隆帝的本朝无名臣一论更是点出了这一时期帝王专制的发展轨迹。威福皆归于主上，臣子应如器具木偶一样遵守本分。

这才是内敛踏实保守的第三性帝国明清应有的道路，这是归于皇帝们的时代。君权至于极盛，臣子如同木偶。不需要名臣，只需要奴才。偶有星辰遮蔽了太阳的光芒，也必将以惨淡收场。和第一性的血性帝国秦汉，第二性的开放帝国唐宋，完全不同。欲独任其事，君知其难啊。

张居正的做法，事实上已经严重的错位于这个严苛矫揉的时代了。所以钱穆先生认为张居正放在汉、唐那是一个好宰相。但明清的时代，压根就不需要什么宰相，权臣的命运往往可悲。阁臣从来不等同于宰相，张居正的拔高与天才也掩盖不了事实。他本可以像徐阶的先辈那样谦守，不失江南万亩良田怡儿弄孙之乐。或者像其他阁臣一样明白自己身份的定位，把皮球提给皇帝。就是以前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也没有像张居正这样后世凄惨的。可是他已经无法回头，只因他要做一个独一无二的张居正，只因他还想把自己的理想化为帝国的意志，而不是一直难得糊涂，一直做皇权下的木偶和器具。

或许他在开始为政之时，就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了。天下汹汹，万夫所指，威福自作，祸压宗族。虽芝兰挡道，吾亦锄之。无用的道德君子，就任由他们去骂吧。

古典的政治生态之下，个人和宗族，家长和家庭永远无法脱离。大臣们为王朝，为国家出力，总还有个限度。聪明人不是不知道王朝的弊端是什么，不是不明白国家为何越来越衰落。比如明朝，宗藩冗杂，耗用国资。流民失索，土地兼并。可是谁会去捅马蜂窝呢？况且有功名的读书人，本来就是国家政策漏洞的受益者。知道自己十载寒窗的困窘，却未必会直面庶民的苦难，有忍辱负重的大勇气。士人的虚伪和贪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为臣子，为政治家的张居正大写着光辉着，为儿子，为父亲丈夫的张居正却还小写着羞愧着。对老母的侍奉和儿子的厚待，何尝不是对他们日后祸端的预见。从他夺情挨骂的那些时刻，恐怕他就能预见到自己悲怆的命运无法避免了。

为国家沽名买直，挨顿庭杖，还能得士林夸赞，也不算是亏本的买卖？可是忍辱挨骂，负重致远，诚心实事呢？

困窘，曾省吾受刑，张居正抄家。为这样的王朝，让宗族受辱。张居正若是泉下有知，会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张居正的变法，终究只是为王朝续上了一口气。如同无数失败的改革家一样，黑白虚实之间，朝向光明的救时能臣总是孤独的，永远是失败的居多。悲剧性的命运与他们如影随形，悲怆凄凉的味道就如同帝国黄昏的余晖。执拗的汉太尉李固，恐惧的唐相武元衡，怒吼的宋相章惇，疑惑的孤臣林则徐，凶横的疆臣左宗棠。那个为自己夺情而徘徊的张居正，为文官的指责而羞愤的张居正，从来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却是这些人里面，在我心中光辉最为灿烂的一个。

已知其难，却能不变其行。已知其惨痛悲凉，却不能止其雄心。已是人间富贵的结局，却走向了一条不能回头的绝路。在明清帝国的时代轨迹之下，一个能忠诚信念，彻底燃烧自己的人多难。

大厦将倾之际，崇祯帝哀叹：“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这句话何尝不是一句黑色而冰冷的预言，慢慢死去才是帝国的宿命，从来没人能真正的挽救一个帝国。张居正的身后凄惨，才应是

政治生态的正常现象。我们有过这样能忍辱受骂做实事的人，我们却指责他，羞辱他，让他们慢慢的孤独凋零，受尽耻辱。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

高杰死后，军中无主，部下兵马乱成一团。黄得功等又想乘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双方剑拔弩张。“时人为之语曰：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在农民军中绰号翻山鹞），闯仔不和谐（黄得功号黄闯子）。平地起刀兵，夫人来压寨（原注：邢夫人也），亏杀老媒婆（原注：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①史可法出兵配合清军“讨贼”的计划全盘落空了，他伤心备至，亲自赶往高军营中做善后工作，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胡茂祯为阁标大厅（即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高杰妻邢氏耽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这本来是史可法增进同高部将士感情的一个机会，然而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②由此可见史可法政治偏见之深和不通权变。

为阁标大厅（即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高杰妻邢氏耽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这本来是史可法增进同高部将士感情的一个机会，然而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②由此可见史可法政治偏见之深和不通权变。

顾城，南明史。

作为大臣的史可法单论气节肯定是无二的，但到了做事也不免沾染明末士人的那一套。这等情况，已经不能单纯说是政治偏见了。而是帝国末日的政治生态下，重名过于重实，单纯以道德视角和个人好恶来处理政事的咄咄怪状实在是一种大风潮，史可法也不能免俗。都混成老媒婆了，这阁部的地位，真是奉娇子一样捧军阀啊。

张居正死后不过几十年，大明帝国开始坍塌。他们那代人曾经拥有的实干精神，终于化为了士人的空谈和武夫的盘算。

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都间接死于明朝手中，仇恨的种子开始埋下。努尔哈赤在三十多年中厉兵秣马，未尝有一日不怀着窥伺报复明朝之心。建州女真的兵锋越来越锐，横行于白山黑水之间，威慑蒙古诸部和远东的朝鲜。他的野心，也日盛一日。那个虚伪而庞大的帝国，在马刀下也会战栗吗？

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爆发，明军惨败辽东，将士埋骨在冰天雪地之中。帝国惊慌失措，大臣再也无法装睡了，梦醒了。

又二三十年，铁马冰河，天下汹汹。卢象升悲愤战死，杨嗣昌忧惧而亡，崇祯帝在北京上吊，万历所偏爱的福王在洛阳被人煮了，南明的一个个小朝廷还在党争的大路上死不回头。士人们大多指点江山而不能实行，空言高义而不能担当实务，爱好自命清高却不忍瑕疵，空言道德占据高位而不能有为。再也没有多少士人能像张居正那样挨着骂做着事，为朱家的江山出最后一口死力了。武将们同样如此，名将凋敝，军头们挟兵自重。左良玉，

爆发，明军惨败辽东，将士埋骨在冰天雪地之中。帝国惊慌失措，大臣再也无法装睡了，梦醒了。

又二三十年，铁马冰河，天下汹汹。卢象升悲愤战死，杨嗣昌忧惧而亡，崇祯帝在北京上吊，万历所偏爱的福王在洛阳被人煮了，南明的一个个小朝廷还在党争的大路上死不回头。士人们大多指点江山而不能实行，空言高义而不能担当实务，爱好自命清高却不忍瑕疵，空言道德占据高位而不能有为。再也没有多少士人能像张居正那样挨着骂做着事，为朱家的江山出最后一口死力了。武将们同样如此，名将凋敝，军头们挟兵自重。左良玉，贺人龙，江北四镇。东汉魏晋的可怕梦靥，再次重袭。

无官方是一身轻，伴君伴虎自古云。

归家便是三生幸，鸟尽弓藏走狗烹。

　　子胥功高吴王忌，文种灭吴身首分。

　　可惜了淮阴命，空留下武穆名。

　　大功谁及徐将军？

　　神机妙算刘伯温，算不到：

　　大明天子坐龙廷，文武功臣命归阴。

　　因此上，急回头死里逃生；

　　因此上，急回头死里逃生。

　　君王下旨拿功臣，剑拥兵围，绳缠索绑，肉颤心惊。

　　恨不能，得便处投河跳井；

　　悔不及，起初时诈死埋名。

　　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

笔里江山，纸上纵横，口中玄黄，所谓士人陋习，真是看多了，看腻了。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大家都学聪明了，君子有口，何必用手？没了朱家老板，还有别家老板，大不了我装傻装疯去当隐士去，让儿孙安心出仕妆点新朝。天下汹汹，与我何干。忍辱负重，尽力为事，呵呵。有富贵退路的时候，不要退路，把事做绝，再难有这种人了。

1646年5月，明朝宗室十七人被斩杀于京师菜市口。这一年，距崇祯自尽只有两年。隐士们依旧在他们的书中指点江山，在马刀下震颤的士绅们依旧被新朝感动到涕零，真心或者假意。许多志士到死也没弄明白这么多王爷和名士怎么就没一个能抗得住呢？

大明帝国的黄昏之下，最后也是最成熟的封建帝国大清已经半遮半掩的登场了。它更加强大，也更加邪恶。更加深刻，同时也更加漂亮。

“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於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於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熊十力这样评价张居正，我想是不算过分的。

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世间再无张居正。

一个真真正正的独夫，自绝于士林，自绝于宗族，唯独没有辜负国家，辜负朱明皇室。不知道万历帝在被清流言官们轰杀成渣，为帝国生态下的文官们困扰不已的时候，有没有怀念他那个太阳一般耀眼的张师傅，怀念那个从不退缩爱脱帽子，永远矗立在殿堂中央的俊朗奇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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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闲话，

的有些观点我不太赞同，但他关于张居正的描写还挺出彩的。万历帝身形矮胖，酒色侵骨，身体是真的有病，毕竟明朝诸帝，被挖出来烧的好像只有他。

李光地本人人品如何，不用多言。给康熙帝上的文章，堪称高逼格的拍马屁。历代的清帝，其实也是慢慢朝着道学宗主，圣王合一这条路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