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李商隐，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诗非常难懂，因为典故多，隐喻深，所以都说李商隐的诗是诗谜，元朝著名诗人元好问就曾说：“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某年方就傅，家难旋臻。躬奉板舆，以引丹。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祔故邱，便同逋骇。生人穷困，闻见所无。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旬，佣书贩舂。日就月将，渐立门构，清白之训，幸无辱焉。……《寄恼韩同年》：其一帘外辛夷定已开，开时莫放艳阳回。年华若到经风雨，便是胡僧话劫灰。其二龙山晴雪凤楼霞，洞里迷人有几家。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籍籍征西万户侯，新缘贵婿起朱楼。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云路招邀回彩凤，天河迢递笑牵牛。南朝禁脔无人近，瘦尽琼枝咏四愁。1.经帮治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事方针。2.以儒为主但又不同程度地兼具侠、道的思想和行为特色。3.不惮离开家乡父母、远游各地，对首都长安更是无限向往。为了建功立业甚至愿意出塞从军、充当幕职，投身于充满艰辛危苦的生涯。4.始终乐观进取，不甘沉沦，即使遇到挫折，也能坚持原则，不向腐朽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并且敢歌敢哭，敢于笑骂。

这句诗的大意就是《诗经》有毛传、郑玄郑康为其做笺注，李商隐的诗如此精彩，为什么没人给他的诗作说明呢？

其实，李商隐的诗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晦涩，前期他也写作不少直白易懂的诗，比如这首《无题》：

这首诗里，李商隐就直白的用男女比喻君臣，他热切的希望能找到一位赏识他、任用他的人。

那么，在李商隐的一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变成了一个诗谜呢？

书香门第，三代孤贫

李商隐的先祖原与唐王室是一家，由于古人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造成了家族内成员不同的境遇，加上经过几代帝王的更替，到了李商隐这一代，家族早已“官职卑微，不及寒门”了。

虽然家门衰落，但李商隐家族却将李唐王室爱读书的传统继承了下来。

作为一个书香门第，李商隐的家族几乎代代都以科举为业，读书十分刻苦，李商隐的曾祖李叔恒十九岁就考上进士，读书考科举，不仅是古代人的传统，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仕途的人生途径。

不幸的是，李商隐的家族虽然读书十分刻苦，在科举上也颇有成绩，但都年寿不久，代代单传，李商隐的曾祖、祖父去世的都很早，父亲也不例外，去世的时候，李商隐还只有十岁。

十岁，在现代人看来还是一个孩子，但在古代，没有了父亲，十岁的孩子就成为了一家之主，就要挑起全家的重担，关于那段艰难的生活，我们在李商隐创作的《祭裴氏姊文》散文中可见一二。

古人对家族很看重，俗话说九族之内皆亲人，但李商隐却“四海之内无可依之亲”足见他多么的孤苦伶仃和无依无靠。

生活总要继续，守孝期满之后，为了维持生计，李商隐找了个为人抄书和舂米的工作。

幸运的是，李商隐还有一位学问渊博的堂叔，这个堂叔精通五经，担负起教导李商隐和弟弟的学业的责任。李商隐也没有让堂叔失望，他学习认真而且刻苦，尤其擅长古文，“以古文出诸公间”，十六岁那年就写下了《才论》和《圣论》，一时间名动洛阳。

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十九岁的李商隐赴京考科举。

在唐代，科举是不糊名的，所以行卷之风盛行。

所谓行卷，就是除了考试之外，文坛上有地位的文学大家，以及和主考官熟识的达官贵人都可以举荐人才，考官有权根据举子平日的作品决定名次，所以很多应试的举子便将自己平日优秀的诗文写成卷轴，考试前送给考官，以提高自己影响力。

李商隐也不例外。他将自己的卷轴送给了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山南西道节度史令狐楚，并幸运的得到了他的赏识，令狐楚还资助了他赴京赶考的银两。

得到了令狐楚的垂青，李商隐无疑是幸运的，但他的科举之路就不是那么幸运了。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李商隐开始考科举，一直考了四次，都名落孙山。李商隐将自己屡考不中的原因归结为“为故贾相国所憎”，贾相国就是当时的主考官贾餗，李商隐认为正是他从中作梗才导致他考不上。

将科举考试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一个人身上显然有隐情，我们如今已经很难推测出真实的原因，但可以明确的是，李商隐四次进士考试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行卷之风盛行。

看着李商隐科举之路如此坎坷，令狐楚坐不住了，他决定帮一下这个优秀的年轻人。他找到了当时的主考官，也是他的好友高锴。在令狐楚的帮助下，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李商隐终于进士及第。

一个人的童年对一个人的成长以及性格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幸的童年，让李商隐极度渴望通过科举的方式恢复家族往日的荣光，但现实的反差让李商隐的内心十分沮丧，这造就了李商隐敏感的性格，这种敏感的性格让李商隐的诗总是那么伤感和痛苦。

陷入牛李党争，从此仕途不顺

从唐宪宗开始，朝廷就陷入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俗称“牛李党争”，令狐楚就是牛党，作为令狐楚的幕僚，李商隐自然也被视为牛党的一员。

就在这时，一件偶然的事件让李商隐陷入了党争，这不可避免的影响了他的仕途。

李商隐高中进士不久，就被王茂元请到他的幕府中做秘书。初入王茂元府中不久，李商隐就对王茂元的小女儿一见倾心。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身没什么，问题就在于王茂元是李德裕的好友，所以也被视为是李党的成员，牛党的人娶了李党成员的女儿，陷入党争就不可避免了。

而令狐楚又是李商隐的恩人，所以对于李商隐娶王茂元的女儿的行为，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是十分气愤的，他认为李商隐背弃了自己的父亲，所以哪怕他日后官至宰相，也没有提拔过李商隐。

那么，李商隐为什么要娶王茂元的女儿呢？他难道不知道会因此陷入党争影响仕途吗？

虽然只是一个文人，但李商隐并不傻，他当然知道妻子的父亲是李党的成员，只是李商隐的并不是特别在意党派纷争罢了，他只是单纯的喜欢自己的妻子，一心想要娶她为妻而已。

对于王茂元的小女儿的喜爱，李商隐在多首诗中都有提到：

在唐代，有名士选新科进士为婿的传统，与李商隐一同考上进士的韩畏之就是其中之一，因为韩畏之与李商隐是同一年的新科进士，所以又叫韩同年。

韩畏之高中进士之后，被泾元节度使王茂元看中并选为了女婿，他在这首诗里写“帘外辛夷定已开” 其实就是暗喻希望韩畏之能促成他与姨妹的婚事。

韩畏之订婚后，李商隐前去送行，还专门写了一首诗，

在这首诗里，李商隐将他和王茂元的小女儿比喻成千牛跟织女，只能遥望却不能在一起，感伤之情不由言表。

李商隐对自己女儿的一片爱慕之情被王茂元看在了眼里，开成三年，李商隐娶王茂元的小女儿为妻，从此开启了他长达二十多年的幕僚生涯。

所谓幕僚就是给外地的长官做一些书记、判官一类的工作，不仅辛苦，又必须要长期离家，所以李商隐不得不让妻子长期寄居在娘家。

一边是无端陷入党争，一边是仕途不顺，长期离家，李商隐的一生都在恩人和翁婿两边都不谅解的夹缝里左右为难，心中充满了许多难以言说的悲苦，正是这种不能明说出来的悲苦让李商隐的诗逐渐形成了隐晦的风格。

甘露之变,士子们心灵世界的改变

“牛李党争”或多或少都影响了李商隐的命运，但要探讨李商隐悲剧的根源，还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寻找。

对于李商隐悲剧的真正根源，董乃斌在《李商隐悲剧初探》中说道：“义山悲剧与牛李党争有关，但牛李党争并非义山悲剧的真正根源。真正根源是晚唐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计划和官僚制度的极端腐朽。”

唐代晚期，朝纲紊乱，宦官的权力非常大，唐文宗就是由宦官拥立的。

与唐穆宗、唐敬宗等前几任骄奢淫逸的前任皇帝相比，文宗显得格外的励精图治。他出宫女、放鹰犬、恢复隔日上朝的制度等。《旧唐书》就说他：“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 。”所以文宗即位初期，许多正义的朝臣们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

除了对政事的关心，文宗一生最大的报复就是剪除宦官集团，改变一直以来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

为清除宦官，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翰林学士李训等人以文宗观露之名，欲将宦官头目仇士良骗到禁卫军后院进行斩，因计划泄露而被仇士良发觉，计划遭到了失败，史称“甘露之变”。

文宗清除宦官的思路是对的，但自从“文史之乱”之后，宦官集团历经几个朝代的发展，掌握了军权，在朝廷上的根基十分牢固，这种情况下，皇权的衰微的趋势已经很难逆转，加上文宗懦弱又缺乏才能的性格，注定了甘露之变失败的命运。

甘露之变失败后，宦官们对翰林学士的仇恨达到了顶点，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重要官员被诛杀，其家人们也受到牵连，遭到了灭门的命运。据统计，因甘露之变被冤杀的人超过了一千人。

甘露之变非但没有让文宗达到清除宦官的目的，反而令宦官对军政大权的控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宦官的气焰也更盛了。

除此之外，甘露之变的失败也造成了士子们心灵的转折。

董乃斌、程蔷两位学者在《唐代士风演变与时代迁移易》一文中提到：“一种风气的形成并深入人心以后，它便具有强大的惯性。”在这篇文章中，两位学者还对唐代初期所形成的这种士风做出了总结：

这种正气是唐初士子们的普遍精神状态，也是李商隐的心灵追求。

然而，甘露之变的失败，大批士子被冤，正义士子们的求仕之路变得异常艰难，从一个幕府转到另一个幕府似乎已成了他们的普遍遭遇。

尽管如此，面对不公的现实和腐败，李商隐还是要发声控诉，他写了不少反对暴政的诗，只是这种控诉不能以直白的方式进行表达了，这就是李商隐的诗比较晦涩难懂的最主要的原因。同时，士风的变化也让唐王朝的凝聚力大大丧失，这也是一个阶级即将瓦解的最主要的标志。

主要参考文献：

唐代的士风演变与时代迁易_董乃斌、程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