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边塞，人们多会哼出几句著名的唐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唐诗自然属于中华文化圈里的文学精华，不过在茫茫漠北，当地原本的文化格调难道不应是“羌笛杨柳、胡马阴山”那样的异域风情么？

遥想昔日张骞自西域归来时，长安以西的荒漠地区尚属“春风不度”的蛮荒异域；当唐代诗人在诗中描画出令人神往的塞上风情时，那样的意境又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完美融合、完全不存在“异域”的突兀感。于是我们就想：“到底是怎样的过程、让遥远的西域风情与我们的唐诗合二为一呢？”

边塞，本来指的是我国东西南北各方位的边疆戍卫之地；由于唐代边塞诗的崛起，“塞北”就几乎等同于人们印象中的边塞。这自然跟北方频繁的战争与长期的戍守有关。尤其是汉唐两代，有关塞北的历史是占了很大篇幅的，边塞诗的崛起，恰好就跟这两个朝代密不可分。

边塞的发展，源自汉代的军屯与“徙民实边”

秦末汉初时的西北边疆原本荒无人烟，汉文帝及汉武帝时有晁错和赵充国提议“徙民实边”，迁徙的都是些罪人和农民，纯粹是为了开发边塞。这些人迁徙得再多，他们也不会有歌赋抒怀的心情，一旦战火燃起，不少边塞之地就会出现“有户无口”的现象：官府处依旧登记有户籍、但人都没了。

边塞人口里的壮丁在战时多被编入部队，万一战败了，其家眷或死或逃、或被匈奴人虏去，故而初时的“徙民实边”仅为边塞开发打下了基础，尚不具备形成市镇的条件。直到汉匈战争取得局部胜利后、河西走廊一带设了郡治，在玉门关等关隘的拱卫之下，边塞地区这才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

汉宣帝时候(前61年)羌人频袭塞北，宣帝问年逾七十的赵充国：“你提出的以兵屯田之策很不错，不过既要屯田又要抵御羌人，当下该派谁到塞上好呢？”赵充国二话不说就主动领樱，在青海湟中一带实施威信招降、逐一分化和解散羌人部落的策略，很快就收到了显著效果。

作为长久之计，赵充国向汉宣帝建议说：“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就会坐得必胜之道”，于是这种“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边塞军屯方式就被汉朝长期沿用了下去，为后来的班超“平伏西域五十余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北宋时对西北边塞无能为力，王禹偁感叹说：“自古画策安边，铭功绝域者，赵充国班定远称为名将”，然而倘若没有汉初数代人的屯田西北，班超也成不了“班定远”。王禹偁对此也说：“(赵充国)而后能著其效。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明策虽有，但北宋显然是难以复制的。

屯田制与兵制演变相辅相成，催生出唐代的“方镇”兵制

在唐代之前，采用何种兵制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能有效解决当时的战争需求就行。正如今人所熟悉的，唐朝正是毁于节度使的藩镇之兵，因而自《新唐书》开始，历代国史都开始有了兵制专述，“以为后世戒云”。

汉唐两代都是我国能有效统治西北边塞的朝代，汉代实施了几百年军屯后，到东汉末年时，曹操又将军屯与民屯结合，形成了“屯田制”这样的国策。曹魏的屯田制表面上看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但归根结底还是为兵制服务，当时的枣祗、邓艾等人都在屯田治军上政绩卓越，为后世安抚流动人口提供了范本。

不过，流动荒民毕竟仅在战乱时期才会出现，当他们成为固定的屯田民后，新的社会矛盾也就产生了！针对过去的屯田兵制弊端，唐代的府兵制就有了很大改善：始一寓之于农，其居处、教养、畜材、待事、动作、休息，皆有节目，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新唐书》卷五十)。

府兵制无分边塞腹地，也是唐代立国的根本。“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唐太宗时期天下兵分十道(平卢道、范阳道、河西道、陇右道……岭南道等等)，对从军者来说，“十道”仅是地域不同而已，升迁之路和待遇都是一样。

府兵“居无事时耕于野、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而在太平时期，唐朝军队的治理无需大将军长期驻守，普通的行政官员亦可，这就为唐代文人奔赴各地边塞创造了兵制上的许可条件。

若在往时，不会打仗的他们跑边疆去是凑啥热闹呀！

“方镇”为唐代文人从军塞上创造了便利条件，边塞诗由此而生

《新唐书》言：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开始时候，唐代各道由大都督(将军)和大总管(持使节的遣官)组成管理体系，大都督治军、大总管治政。唐高宗永徽年之后，大都督也有了持节权力，就成了节度使。

以节度使为代表的唐代“方镇”具有很大权力，在地方为政上，各地也积极从社会上招募人员从军从政，部分仕途失意的文人就将“立功边塞”当成了自己的新出路，唐代边塞诗正是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比如“四大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中的高适原本就是小混混出身，若非唐代的这种“方镇”兵制，他哪有资格晋身军中高层？

大量边塞诗产生于唐永徽到天宝年间，是因为那时期年景尚属太平、藩镇节度使尚未出现割据之风，文人们游历于塞上就成了他们人生中的一段历练时光。

我们阅读这些边塞诗时会发现，这些诗歌的内容多数都是借古(汉代为主)喻今(自己的理想和遭遇)，在格调和意境上充满着“唐诗之美”、在艺术成就上更是史上“独树一帜”！因为除唐代之外，再无其他朝代诞生过体量如此巨大的“边塞诗”了。

我们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说的就是卫青李广的故事；“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说的就是窦宪登燕然山的故事。边塞诗除了重现大量汉代历史典故之外，对塞外风光及人的豪情壮志描述更是一绝，故而历为后世所传诵，读起来绝不是一句“豪迈大气“可概括的！

“方镇”带来的藩镇之殇与“边塞诗”的绝唱

节度使的始作俑者虽为唐高宗，但“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却由唐玄宗一手造成，“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成了唐天宝年间一种奇怪的兵制悖论，及到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作乱后，唐代的藩镇之殇一发不能收拾，就连高适这样的昔日“小混混”也成了封疆一方的节度使。

这时期起，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中也没了昔日的“塞上豪迈之风”，更多的是悲天悯人的家国慨叹。

以岑参为例，天宝十年(751年)到十三年(754年)间他曾两度出塞，先后辅助过河西节度使高仙芝和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安史之乱(755年)后，岑参就先是仕途反复、再是客死他乡，《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就成了他的边塞诗绝唱。从此，唐军再也无复岑参诗中“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般夺人心魄的高效与杀气。

边塞诗曾这样描述漠北风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曾这样描述戍塞理想：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杜甫)；还有壮志凌云的军旅生涯描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

今日，这些边塞诗早已成了漠北人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古代西域与中原之间的历史见证。西北古民歌《哥舒歌》的歌词这样唱：“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其风格跟唐代的边塞诗并无二致，作者只是“西北人民”(西鄙人，特指西北边塞的百姓)，而非某位唐代边塞诗人。

与婉约缠绵的宋词相比，我是更喜好工整和韵律感极强的唐诗，尤其是这些边塞诗。当人生遭遇坎坷波折时读一读这样的诗歌，还有怎样的阴霾能跟漠北的“孤烟直”相比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