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战国初期大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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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铁制农具的发展、农业技术的升级,西周时期建立了“田”“野”井田制度,在春秋时期开始变化;而到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化成为常态,井田制彻底瓦解;以公田收租的方式改为田亩租税制度,那对于统治阶段占领的土地和人口越多,占有的利益越多,所以诸侯国君主们占领土地和人口的欲望比春秋时期强。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代戎即地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奔,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后汉书*西羌传》

为此,春秋末期到战国,诸侯国开始建立中央官僚制度取代世卿世禄制度,郡县制度取代分封制度,加强君权,以实现对土地、人口和资源的更有效管理。

为了获取更多资源、土地和人口,在战国初期强国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兼并运动,兼并的土地包括两部分:一是小国,二是蛮夷之地。


一、吞并小国

战国时期灭国成为潮流,战国的灭国不同于春秋,春秋时期楚国灭亡了陈国、蔡国,还尊敬周礼,让陈蔡复国了;战国时期要复国只有靠自己,像中山国复国、田单复国。

春秋时期的霸主也灭国,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等霸主还会出面协调诸侯之间的矛盾;战国之间的霸主不管这些,只想无限制的扩张领土、掠夺人口资源,获取更多利权,小国生存局面更加困难。

像春秋时期郑卫宋陈蔡等反复被强国蹂躏还能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霸王魏国西面攻占秦国河西之地,又跨过赵国灭亡了中山国,实力达到鼎盛。

前447年,楚国灭蔡国,两年后灭杞国;楚惠王时期向东扩大至泗上,与越国争夺土地;而越国逐渐失去霸主地位;

越国于前414年灭滕国,次年灭郯国;缯国恃齐抵抗越国,越国趁齐国大乱,于前405年灭缯国。

韩国于前423年伐郑杀郑幽公;前408攻郑的雍丘,次年郑大败韩国于负黍。

齐国不断侵略卫、鲁土地,前412年攻占鲁国的莒和安阳;后四年攻取鲁国的郕,次年攻取卫国的贯丘。据推测,三桓的叔孙氏与孟孙氏领地被齐国占领而灭亡;季孙氏从鲁国分裂成费国独立。


二、吞并蛮夷之地

周朝和春秋时期一直存在着华夏族与蛮夷混居的局面。蛮夷有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他们在中原建立一些国家,对中原政局也产生过影响。

但到战国时期局面彻底翻转了,因为各诸侯国掠夺人口和土地,蛮夷亦是吞并之列。

且看《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

在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开始吞并蛮夷之地,并收蛮人作为编户之民。

赵简子与代王修好,把女儿(赵襄子姐姐)嫁给代王。前476年,赵简子去世,赵襄子请代王喝酒,灌醉并杀害他,以此吞并了代国。

前461年,秦厉公进攻大荔,取其王城;大荔北撤。

前458年,智伯以计谋攻灭仇由国。仇由原是山中之国,无大路可通,智伯铸造一钟作为礼物赠送仇由。仇由开辟道路迎接,智伯趁机消灭了仇由国。次年,智伯还攻打中山国。

赵襄子也曾攻打中山国,最终魏文侯灭了中山国。

伊洛流域的戎族被晋国灭亡后,成为晋的九州之戎,但他们仍保有部落组织和武力;韩魏收编其民,至此中原再无蛮族了。


战国初期一波大兼并,奠定了七雄的基础,为战国中期后期战局拉开序幕。


参考《中国断代史系列 第五册 战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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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瓦尔多大小罗

· 江苏

最可笑的是明明商鞅搞的是最彻底的土地私有化,却被无赖文痞打上了侵犯百姓私有财产的标签,真的是想怎么黑就怎么黑,明明是商鞅剥夺贵族土地和对外开战养出中国历史第一次大批量的地主阶级,这些土豪在秦始皇时期甚至能让秦始皇给他们立牌坊,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企业家能够和皇帝讨价还价就是发生在秦朝,然而秦朝却被黑成最独裁的时代,真是无耻之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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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瓦尔多大小罗

· 江苏

瞿兑之《秦汉史》有关“社会经济”内容中不仅不言“抑商”,反而发表了秦“重商”的评断:“秦之重商。远在穆公以前。”“商业既繁。商人势力益大。进执国政。”何兹全认为,“秦的统一,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经济,即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国家权力集中在国君手里……在旧的社会秩序下没有地位的新的商人贵族可依自己的才能取得政治地位和社会荣誉。当时,东方各国虽然都是秦国敌国,但在这些国家内,代表新的商人贵族阶级的进步势力,却无不以为秦国政府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各国有才能的人……无不跑到秦国来找出路,帮助秦国完成统一工作。”秦并天下,“货币和度量衡制统一后,又必然反转来促进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翦伯赞认为:“新兴的商人地主,首先在秦国获得了政权。商鞅变法,正是秦国历史之新的转向的表现。”“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政权已经是商人地主的政权,因而秦国的武力,也就是商人地主的武力,从而秦国所收夺的土地,也就是商人地主的土地。”他认为,“城市手工业的发达”是促成秦统一的“一个主要的历史动力”。“因为作为秦国政权之主要支持者的商人地主,正是城市手工业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新的历史因素;秦代的统一,正是这种新的历史因素之成熟。”秦统一又“创造了商业资本走向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所以,“(秦始皇)巡行全国各地的时候,到处都得到商人地主的欢迎”。有的学者说,秦统一后,“(商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秦始皇为发展封建经济的需要,除大力发展官营工商业外,亦曾鼓励商人经营致富,加以统一货币、度量衡、车轨等措施的推行,使秦代的工商业较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秦对商业和商人之政策的确切内容及其历史文化影响,有必要进行符合历史真实的说明。商鞅一类人物与商贾对于传统宗法社会有同样的不满情绪和破除意向,也许也是应当注意到的。祝中熹在《秦国商业及货币形态析述》中写道:“战国时期曾普遍流行抑商思想,秦国由于影响巨大的商鞅变法含有抑商的内容而特别引人瞩目。”“很显然,商业的过度兴盛同变法的战略方针背道而驰。”“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商鞅的抑商只是重农的辅策,只着眼于防止农业劳动力的分流,意在减少、降低商业的负面影响,而并未从根本上扼杀商业的生命力。”“变法中有些内容在客观上还有利于商业的长远发展,如‘平斗、桶、权、衡、丈、尺’……是政府严格市场管理,建立商品交易秩序,强化国家职能的作为,对正常的商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秦 “抑商” 辨疑:从商君时代到始皇帝时代》·王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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