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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实在的，丝绸产业的历史这个话题，比我想象的覆盖范围还要广。仅凭知识储备的话，聊起来会有漏洞百出的危险，所以多少也得读一读论文报告之类的。

传统丝织业既是农业，又是工业，同时还是一种文化艺术产业，这代表它受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会非常明显。

就日本举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日本的丝绸服装推广，单凭王公贵族的喜好自然是不够的，上行下效也要有个基础才行。

这个基础是什么？就是佛教在日本的推广。

今日的东亚佛教不鼓励信徒穿着丝绸，因为煮茧缫丝会不可避免地杀死蚕蛹，有悖佛教不杀生的原则。但对于比较古早的印度大乘佛教来说，咱也不知道丝绸是怎么来的，只知道丝绸又好看又有手感，上人见喜，贵重无比，那得道高僧穿在身上岂不是天经地义？

↑自达摩祖师有“衣钵传承”的概念以后，袈裟都是一整块布料，而不像以前是“百家衣”了

除了高级僧人的袈裟、丝绸在佛教场合应用更多的地方是彩幡与刺绣佛经——大乘佛教早期有些僧人吃穿度用看似简朴，实际极尽奢华之能事，用丝绸做厕纸也是有实际案例的。

↑藏传佛教大量使用五色经幡，其总量其实是很可观的。

这种“奢华”的气氛传播到中国后，恰好在隋唐年间达到一次高峰。

虽然唐高祖和太宗都对佛教不是很感冒（毕竟是浴血拼杀过的人，吃素什么的最讨厌了）——李世民接见玄奘法师，说难听点也不过是“对在领域内有突出贡献的个人进行公开表扬”，逢场作戏而已，并无甚崇佛之意，更没有什么和龙王之间的恩怨（啥？你没看过西游记？）——但是，架不住武后独钟三宝啊。

武则天上位后，为了给自己的政权寻找法理依据，命人巧妙篡改《大云经》，把自己包装成净光天女转世，又在全国兴建358座大云寺（全国共358个州），不遗余力地推崇佛教，以贴入“君权神授”的该当范围。

这叫什么啊同学们，这叫打哪指哪，这是高手。

↑媚娘之注视✓

武则天修建的寺庙无不是金碧辉煌，由佛教七宝与丝绸玉帛装饰得炫耀夺目，对于衣食尚且堪忧、但享有宗教自由的唐朝底层民众来说，当然是越华丽越张扬的宗教就越吸引他们，原因很简单——这个宗教一看就吃得饱。

武后砸钱砸出的佛教风潮风靡了多半个唐朝，直到她退位也没有跟着一起消退。

佛教摇滚已然成为了大唐流行时尚重要的一部分，对于每天眼巴巴看着大唐浪里来浪里去一掷千金好不羡慕的日本来说，佛教时尚这玩意，哪怕能学个皮毛也是好的。

日本和中国唐朝往来最密切的那段时期，恰好是中国佛教文化得到最有力支持的时期——能和大唐信仰同一种佛教，就是最大的荣幸啊。

最终的结果是，2020年，中国大陆佛教寺庙数量共计33600座，而同年日本的佛教单位（宗教法人，就是大小寺庙的总数）数量为76600座。

考虑到中国和日本的面积比例，两国又都有过大规模拆庙工程，从留下的寺庙数量来看，日本人对佛教的热情可谓令人印象深刻。

当然了，这里也不能少了朝鲜人的助攻——公元552年，百济圣明王赠送钦明天皇一尊释迦铜像与配套经书，引起了日本本土神道教的激烈反弹。

围绕佛教的准入问题发生了多年动乱后，公元587年，圣德太子（对又是他）支持苏我马子反杀神道教推崇者物部守屋（地位约等于诸侯），随后报复性地修建了7座佛寺，被称为“圣德太子建立七大寺”，没错，命名就是这么直接——其中最有名的一座是“世界最古老木造建筑物”（被烧不算）的法隆寺，还有目前位于大阪境内的四天王寺。

↑在只有“木造”这一个限定条件的前提下，法华寺确实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建筑

插一句……这一段和丝绸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就真闲聊哈。

中日交流的高峰刚好遇上了佛教盛行的高峰，其中圣武天皇又是一个狠人，同时是一个唐粉，按现在的说法叫中吹。圣武天皇大手一挥在日本全国建国分寺——显然是学武则天的大云寺（兴国寺），并且还学武则天的奉先寺大佛，在日本造了个东大寺大佛。

功成名就以后一个退位，把劳民伤财的大锅扔给儿子颐养天年……这同样是个高手。

镰仓大佛？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顺带一提，我在日本上的大学，东京学艺大学，所在的那一站也叫“国分寺站”，也是一个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地名了。

再顺带一提，观世音菩萨在中国被称为观音菩萨，一般认为是那个“世”字犯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所以省略，但这不能解释日本也经常会将“观世音菩萨”略称为“观音菩萨”的情况——因为其实在李世民出生以前，日本就已经有观音菩萨的相关记载了，前文提到百济送圣德太子的礼物中也有“观音”二字的说法。

↑仙台的这个大观音也算是一种日式魔怔表现了……造这么大是要搞毛

另外，日本有两件国宝被命名为“百济观音”——一件是20世纪初殖民朝鲜时抢回来的（金铜雕像，又称百济微笑观音，韩国一直在进行外交努力试图把这件宝贝要回来），而另一件的来历充满谜团，一直存在于法隆寺，但年代测定的结果表明它比法隆寺的年龄还要老，这证明在李世民当皇帝之前，观音文化就已经在日本存在了。

虽然如此，日本学界普遍还是把“惠锷和尚携观音像东渡归来途中被狂风巨浪阻挡在普陀山”作为观音这个模因形象在日本出现的源头，这个传说也是中日两国共通的——惠锷是日本人。

↑这个金铜微笑观音，是朝鲜半岛仅有的几个高价值文化遗产之一，代表了当时朝鲜雕刻的最高水平——就这么被日本人抢走了，至今未还

长话短说，佛教在中原的迅猛势头停于公元842年的武宗灭佛，而日本最后一次派遣唐使是开成三年（838年），刚好没有看到佛教狼狈的样子，于是这股风就继续在日本吹了下去。

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日本对于佛教的定位是“护国”，也即是维护政权所用的宗教，其政治性不可忽视。

而到了桓武天皇的时代，佛教的影响力令天皇也感到忌惮，这才有了迁都平安京，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制造出缓冲空间，并且请弘法大师空海（中国留学归来）传播金刚乘真言宗，对抗从前的大乘佛教，这也是日本的佛教陷入内耗、由盛转衰的开始。

源平之战后，日本进入镰仓时代，武士阶级站上了核心统治位，而佛教也逐渐细分出日莲宗（臭名昭著的创价学会就隶属此宗）、净土宗（贴近原本的汉传佛教）和一向宗（可以娶妻生子、可以吃肉喝酒、可以杀生的超世俗宗派）等……

稍等，我不是本来要说丝绸的吗……

反正就是，日本南北朝、室町幕府、一向一揆、建武新政，然后是石山本愿寺的崛起和应仁之乱。

↑这只不过是战国的前奏，规模其实就已经不能用“村长大战”来描述了

应仁之乱的西军本阵所在地，西阵丝绸！好的我绕回来了，给自己拍拍手，啪啪啪。

其实从奈良时代到室町时代，日本都没有停止过追赶中国丝绸工业的脚步，但日本生产的生丝依然和中国货在质量上有一定差距，最多和拜占庭生产的生丝有得一拼。

而中国江南地区的小农桑蚕产业，由于技术代代相传、又有健全的牙商流通制度，其质量和产量在平年都十分稳定，以元末明初（1370年前后）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及其适宜进行……对日倾销。

根据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相关研究，14到16世纪的中日贸易，中国单向输出生丝的数量相当大。如徐光启先生所言：“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磁。”（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也是大头，这个回头可以单独讲。）

那段时期日本年均消耗生丝220吨，而本国的生丝年产量顶峰不过120吨——不足的消耗量自然要靠从中国进口，而相应的，日本也要将本国的银铜矿产（石见银矿）低价供应给中国进行冶炼，再接受明朝货币作为支付方式。

↑织田信长的旗印是永乐通宝，其实理由就是它看上去很酷

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明其实在有限的范围内把日本压得死死的。

明朝江南桑蚕业继续发展，而中原消化不了那么多生丝，西方的销路虽然也很大，但路途遥远，需要经历多层中间商盘剥。

日本丝织业平白守着相当精致的纺织技术，却没有足够优秀的原料来发挥，导致绸缎价格极其昂贵——如果刚诞生的明朝政权通过倾销生丝来摧毁日本的桑蚕业，那么中原政权今后无论怎么更迭，也都会有一根日本的把柄牢牢握在手里，那就是生丝供应。

可惜，明朝它……海禁。

一直到1567年隆庆开关为止，海禁作为大明的基本国策，在维持沿海治安这一使命上贡献不算太大，至少不如足利义满配合中方搜捕倭寇来得有用，但往好处看，至少给本国的渔业和民间外贸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呀。

稍有常识的同学都知道，明朝和日本之间的勘合贸易定期是10年一次，实际间隔平均8年左右。

8年一趟的船队，能运多少东西？中日民间只能靠走私维持经济，走私就是卖货赚钱不交税，而大量漏税的结果就是大把的生产力扔出去连个水声都听不到，试探性一伸手还搞得民怨沸腾，事态完全在掌控范围之外。

而明末向日本走私输出丝绸的利润率……保守估计在300%到400%之间。

这能买多少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亏大了。

↑刚才提到的石见银矿，这是当时日本乃至全东亚最大的银矿，年产量200吨白银（按明朝算就是640万两），其中八成以上流入中国，买的就是丝绸和瓷器

更重要的是，大明至少有三步棋下错：

1.海禁导致渔业废弛，切断了沿海地区人口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再加上没有条件制造足够的船只、培养足够的航海人才，导致明朝海防水军战斗力低下。官兵面对倭寇的战斗力甚至远不及义勇军——戚家军是特例，但打出名声后，戚都督也被调走支援北方，等于从海防上把最能打的又抽走了，最后养出郑芝龙这种巨渠海盗也是顺理成章。

2.万历朝鲜之役时，明朝没有在朝鲜半岛留下任何军事存在，真正是穿上裤子就走人。虽然这样做看起来很酷，但也导致后金揭竿时没有后手可用。如果当初留下一部分有生力量让李氏朝鲜出钱供起来（就像后世美国对南韩做的事情一样），甚至接管一部分朝鲜士兵的指挥权，那努尔哈赤就不会这样毫无后顾之忧地吃掉整个辽东。

3.【资料已删除】

好吧，可惜我不能左右大明的历史决策，我只知道大明的海禁政策变相激励了日本的桑蚕产业迅速发展，甚至还有一些蚕种被流到了印度与西亚，造成了一种无意识的“技术扩散”，使得世界丝绸市场瞬间充满了竞争。

而日本自己，则是便乘着“海上丝绸之路”，堂而皇之地将“东亚丝绸”一路卖到了西欧。据西班牙商人Bernardino
 de Avila 
Girón所著《日本王国记》记载，17世纪初（丰臣秀吉时代）的日本已经“街上的人们全都身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有精美的丝绸和洁白的绢帛缝制而成”——虽然他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夸大（马可波罗：阿嚏），但很明显，这些原材料并不是从风雨飘摇的大明那里进口的，即使是，总量也不能满足“街上的人全都”穿着丝绸衣服的要求。

再加上同时期的欧洲也开始出现日本产的低质量军用丝绸，用于缝纫旗帜、内衬军服或包裹火药——由于本身结实耐磨、燃烧残留少、不阴燃的特性，丝绸是一种良好的后膛炮火药包裹材料，直到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重型战舰的主炮还在用丝绸药包作为发射药。

↑火绳枪阴燃炸膛顶多炸没一只眼，这玩意（战列舰主炮）一炸膛就是十几个人的炮组全交代了……再贵也得用丝绸

可以想见，明清时期，日本的桑蚕丝绸产业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显示出至少能自给自足的能力，并且隐隐对中原丝绸……生起了取而代之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