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扑体育网

【转载自个人图书馆2020-9-19渐华著文】

谥号是中国古代生者对逝者一生的总结，也是逝者流传于后世的特殊称号。王安石谥号“文”，是古代文臣最高最好的谥号之一。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围绕他的争议也持续千载。他去世以后，世人多称荆公，而其谥号则甚少有人注意到，研究王安石谥号由来及内含，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王安石其人。

王安石生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有着特立独行的节操、性格、生活方式、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死后单谥“文”，世称“王文公”。在宋代，多数臣僚殁后皆取二字谥，如范仲淹的“文正”，欧阳修、苏轼的“文忠”等。已知的1140个宋代谥号中，单谥仅28个，占3.27%，除一个四字谥外，其余皆为二字谥。可见，二字谥是定例，单谥是特例。而单谥为“文”的，则更是少之又少，仅杨亿、王安石、朱熹三人谥“文”。关于王安石谥“文”，有很多人认为是为了隐恶，一方面，盖因王安石的文学成就无可非议；另一方面，又因为王安石的政治成就争议实大，有很多人认为他祸国殃民，因此据谥法“取一善为定”的原则，隐去第二字对他生前政治错误的恶评，仅以一字“文”为谥。真相如何，有待考释。

一、唐代及宋初的单复谥之争

欲考察安石谥号的地位以及是否含有贬义，当先考察单谥“文”与唐宋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谥号“文正”之关系。

“文正”谥号在唐与北宋前期，叫“文贞”，后因避仁宗赵祯讳，遂改为“文正”。在唐宋“文贞”与“文正”作为谥号，其含义与规格相同。宋亡后，不再避宋讳，“文贞”即与“文正”并存。在唐初，因魏征卒谥“文贞”，故其谥号受到追捧。后又因司马光云“文正”乃“谥之至美，无以复加”，经此宣扬，文正更被当作人臣极美的谥号，从此成为一种现象，千百年来，“生晋太傅，死谥文正”成为无数文臣追求的梦想，围绕着“文正”二字发生的争夺也屡见不鲜。明大学士李东阳甚至为了文正谥号向人磕头，招致时人讥笑。而到清代，“文正”谥号的拟定，“悉出特旨”，群臣无权建议，尊贵无比。

唐人谥“文贞”的有魏征、苏瑰、陆象先、宋、张说等名相。张说因生前有脾气暴躁、贪财等性格缺点，以“文贞”为谥还引起了非议。被谥为“文”的白居易、韩愈，其政治地位与魏征、宋、张说等名相不可同日而语，虽谥“文”，但并不能与“文贞”相提并论。白、韩所处的唐代，正是谥法变革，由一字谥向二字谥过渡的时期，围绕一字谥与二字谥争论不休，还没有形成定例，二字谥仅占27%，多数还是一字谥，二字谥少而难得，唐度支侍郎严郢议谥时曾说：“国家故事，宰臣之谥皆有二字，以彰善德焉。”知二字谥为宰臣专有，其尊贵可知。但并非所有宰臣皆能获二字谥，获此荣耀还需有彪炳史册的功业。而白、韩官品未至宰相，其获单谥，情理固宜。

宋初二字谥依然高于单谥。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宰相，除范质遗言不请谥外，其余皆得到二字谥。单谥在当时地位仍不如二字谥，如钱惟演，平生见风使舵，政治品格不高，殁后取“追悔前过曰思”之义，谥“思”，在美谥占大多数的宋代，这样的谥号其实是很差的。十一年后，至宋仁宗庆历五年改谥“文僖”转为美谥，可见北宋初年情况与唐朝类似，二字谥依然好于单谥。杨亿单谥“文”，是因其仅官三品，与获二字谥的宰执皆位至一、二品高官不可同日而语。

二、北宋中期以后谥法的变革与王安石谥号的地位

宋仁宗以后，谥法发生了变革，单复谥之争已经结束，谥法高度制度化。仁宗朝以后，除极个别情况如配享孔庙的王安石、朱熹等为单谥外，其他臣僚均为二字谥，即便官品不高，亦皆蒙二字谥，如校书郎邵雍的“康节”、中书舍人曾巩的“文定”。在此情形下，单谥遂为人所重，这与唐及宋初正好相反。

王安石以后，还有朱熹获得“文”的单谥。二人得谥有很多相同之处：其一，二人在刚去世时，皆被政敌打压，待政敌倒台或去世以后才得追谥，因此他们所能获得的谥号带有补偿性质，给出的谥号亦优于寻常。这种情况在宋朝武臣的身上也有所体现，武臣所能获得的最高二字谥是“忠武”，宋代以前有诸葛亮、郭子仪二人获得。在宋代，获“忠武”谥号的武臣共有岳飞和韩世忠两位。他们获此美谥，也都是南宋主和派失势而主战派上台时的追谥。其二，王安石、朱熹死后皆得配飨孔庙，这是一个儒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综合以上两点来看，王安石和朱熹所获得的单谥，是要高于二字谥的。

由此，我们还可以从朱熹定谥的事例中来看北宋中期以后单谥、复谥的优劣。朱熹去世时本无谥号，等到他去世八年以后的嘉定元年，韩胄被杀，结束了庆元党禁，开始嘉定更化，才被赐谥“文”。此后，朱子学逐步官学化。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上，朱熹的赐谥有着封圣的特殊意味，赐给朱熹单谥，是高于二字谥的。其实，在朱熹议谥之初，朝廷所议之谥为“文正”或“文忠”，但当时吏部侍郎刘弥正提出：“孔氏之道，赖子思、孟子而明，子思、孟轲之死，明者复晦，由汉而下暗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嘘其焰，至公圣道粲然矣。”俨然将朱熹当成圣道的继承发扬者。在这种意见的影响下，朱熹获得了超逸绝伦的单谥“文”，且从朱熹开始，是否获得单谥甚至成为道统的标准，此后十余年中，理学诸家相继获得单谥。嘉定九年，张谥“宣”、吕祖谦谥“成”。十三年，周敦颐谥“元”、程颢谥“纯”、程颐谥“正”。此后，以周程朱张为道统的理学被官方确认，周程朱张诸人亦从祀孔庙，进入神坛。可见理学诸家单谥的重要程度远超同时代的二字谥，何况王、朱二人获得的单谥乃是“谥号述行，莫美于文”的最高谥字，其超群绝伦的特殊性自不待言。

三、王安石赐谥的背景与谥号的含义

王安石本人的定谥过程，也能说明王安石的单谥高于二字谥。首先，得谥时间点是绍圣元年。经过元更化，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下定决心要绍述父皇的变法大业，因改元绍圣。欲重新启用新党，给新党领袖王安石以崇高名位，因此绍圣元年追谥王安石，配飨神宗庙庭，徽宗崇宁三年又追封舒王，配飨孔庙。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给王安石的追谥必然极尽崇高，因而王安石单谥“文”便应运而生。在重新起用新党的政治气氛下，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死后即被谥“文正”，在新党中，无论功业还是文学，蔡卞都是无法与王安石比肩的，且王安石是蔡氏文正公的直系长辈岳父，其谥号不可能不如其婿，这便是王安石的单谥地位高于文臣最高的二字谥“文正”的证据之一。

前文提到，“文正”是在一般情况下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谥号，那么哲宗皇帝欲崇奉王安石，为何不即给王安石定谥“文正”呢？这是由于旧党领袖司马光之故。我们知道，司马光死后谥“文正”，生前又极力鼓吹“文正”乃人臣无以复加的美谥，新旧两党势同水火，在绍圣年间抬高新党、打压旧党的政治气氛下，是不可能让新党领袖王安石的谥号与旧党领袖司马光相同的，因此只好别出心裁，给王安石一个超越于群臣之上的单谥，这是王安石的单谥“文”高于二字谥“文正”的证据之二。

绍圣元年朝廷下诏为王安石议谥之际，监察御史周秩曾提议，“伏以安石遭遇神宗皇帝，其君臣相与行道，以成一代之文。愿特诏两省、众礼官等会礼部议上，朝廷取决于圣裁，而后有司颁焉。”朝廷为之下诏“不候本家行状，令太常官共议谥，选博士一员撰议”。开启了王安石议谥的特殊程序。今天来看当时谥议中“君臣相与行道，以成一代之文”的辞句，也可得知王安石的谥号含义，绝不止于文学成就，而是指神宗朝一代文治，既包含文学，更包含政治与教化，非一般文臣谥号可比，其含义是十分明确的。

王安石谥号之所以在后世引起误解，原因之一是将王安石的谥号与韩愈、白居易、杨亿的谥号性质混同。为此，本文将王、朱二人谥号的性质与韩、白、杨区别开。原因之二则是由于王安石变法失败带来的巨大恶名影响了人们对他的看法，扭曲了人们对他谥号的理解，这样的扭曲是偏颇的。发生在王安石谥号问题上的一系列误解，也给我们在臧否古代人物之时带来几点教训：

第一，不以成败论英雄。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变法的失败并不是败在新法本身，而是败在变法过程中的用人不当和执行不当，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王安石本人是有失公允的，应该看到新法本身是进步的，王安石的政治眼光和改革意识是超前的，道德品质是高尚的，个人品行无可指摘。在王安石罢相失势之时，苏轼曾写诗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能得如此评价，个人魅力也可见一斑。

第二，不可因人废言。无论政治上争议有多大，王安石的文学成就是不容置疑的。王安石的文章列入唐宋八大家，其诗有直逼盛唐的气韵，宋代堪与东坡比肩，其词如《桂枝香?金陵怀古》等篇，亦皆脍炙人口。然而因为政治上的争议等原因，比起同时代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王安石的文学成就受到的关注较少，研究不够充分，这种情况值得人们反思。

第三，不可为尊者讳。后世对王安石的褒贬十分极端，贬者极尽丑化之能事，推重者又将他神化，看作完人，这都是不正确的。毋庸讳言，王安石在政治上有着各种缺陷，比如刚愎自用、用人失察、排除异己等，不必讳言。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正是这些政治缺陷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