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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开国时明太祖朱元璋宣布对大部分商业免税(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2 明朝万历年间户部收取的商业营业税，在万历十年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年200万两左右。并且明大部分的商业税收入，来自于盐税，但到万历时期，随着私盐贸易的兴盛，山西以及两淮盐商力量的壮大，明王朝对食盐贸易的垄断早被打破，在万历时代的食盐市场上，全国的食盐需求量有18亿斤，而官府经营的食盐，只占五亿斤，税收大打折扣。

3 明隆庆开关后，大量的海上贸易开始，在之后的时期商舶盛行，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大量的通过海上贸易卖给欧洲的商人，为中国市场输入了大量的白银。可是商业的发展和大量的贸易收入却没有进入到国库，

明朝由于收取关税的体系的原因，还是按照传统的货物进出口量，征收其低价百分之二十的关税。由于海外贸易货物进出口交易价格与成本价格间的巨大落差，市舶司可收到的税赋微乎其微，在万历年间，由于海备松弛明朝市舶司没有什么能力组织贸易集市，监管贸易的，市舶司的权限仅限于收税，而组织贸易的商人们，则可以巧立名目逃避税赋。到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明朝市舶司的总收入，竟然只有四万两。而就在同时，根据后来的资料显示，这时期世界贸易输入中国的白银总量，占整个世界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大量白银的输入，也势必引起通货膨胀，万历手中的钱，也越发变得不值，

4 从税收和商品利润看。

茶叶这一项，资料记载：万历九年每斤芽茶估银 0 .08 两 、叶茶0 .02两。

丝织品：红黄杭细绢每匹 0 .96 两、红绫每匹 1 .28 两、黄绫每匹 1 .28两。

当时桌椅的价格在1张0.5两左右，瓷器通常观赏类的都在1两以上。当时一斤猪肉的价格是20文钱左右，米价是2.5文钱一斤。

一两银子等于1000文钱，能够购买400斤大米，明代一斤等于现代一斤二两左右，所以当时一两能买到现代480斤大米。

明人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吴江县盛泽镇的描写，颇为生动：

　　“镇上居民稠广，……络纬机抒之声，通宵彻夜。”“温饱之家织下绸匹，必织至十来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即大户人家积得多的，便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门来买。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上市出。

所说是织普通的绸，快手织三四匹，也得七八天，这在等米下锅的小户，就非常紧张了。而等客上门的大户，便可从容讲价钱，取得便宜

“吴民生凿最繁，恒产绝少。家抒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榷纲之设，密如秋茶，……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孙〕隆入苏，会计五关之税，……乘查税擅自加征。又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于是机户皆杜门罢织，而织工皆自分饿死。一呼响应……。

　　“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民民也。”【65】

最后 税务太监孙隆，按照每张织机，税银三钱

注意，这是年税银。这相比较织机的年收入，这税收可以说很低。冯梦龙写的《施润泽滩阙遇友》，说盛泽镇上的施复捡到六两银子，盘算用这笔银子可以添上一张织机，把这个织机所得利润积攒上一年，可以再添上一张织机。若一张织机是六两银子左右，则一张织机一年所得利润至少也在六两银子以上。一年收税银三钱，也不过是利润的二十分之一，比起现代工商业的税率恐怕都要低很多。更何况说一张织机一年利润只有六两银子，是很保守的估计。

黄建节、汤莘等是苏州本地人，熟悉当地行情，应该是深知丝织业的暴利，才有此提议。且不说还仅停留在提议阶段，即便真实施，也不过是国家应有的收税措施。结果就“讹言四起”，当地的丝织业工人在各种流言煽动之下，发动暴乱。“填街塞巷，飞石击死建节，尽燬莘等十二家”，还抄掠了借钱给黄建节的乡绅丁元复家。孙隆吓得躲到了申时行家两天，然后乘小船逃到了杭州，辞掉税务之职，从此再不去苏州。而收机户之税自然免谈了。

这次工人暴动应该是由当地某些官绅背后纵容甚至操纵的，不仅纪律性相当强，所谓“然皆赤身，不持一械，不抢一物”，地方官喊停就停。而且连出来背锅的人似乎都和官员沟通非常好。打死人命，破毁人家，事后之惩治却轻微到不可理喻。装模作样要惩办首恶，于是工人葛成就挺身而出独自承担所有责任。尤其匪夷所思的是，官员还特地给葛成改了个名字，改成了葛贤，然后上报奏闻。其被关在监狱里，也俨然是受优待之明星“众义之，馈者甚众”。到后来被放出来，也被乡绅官员礼敬“缙绅皆待以宾礼，称曰义士。”

官员煽动市民和工人暴动，打死收税人员这还是明的。一些官员还会弄阴招。比如巡抚凤阳等地的李三才，让死囚攀陷诬告太监手下税官，然后以此为借口加以杀害，万历派出去收税的太监对此也没什么办法

陈继儒的《吴葛将军墓碑》记载，当时的官员主张用兵镇压抗税运动，只有朱燮元坚决拒绝，理由是军队只能用于国防（“兵以御外寇者也”），他没有像连环画所说“带了一部分军队赶来"镇压"，只是带着随从与百姓对话。余英时感慨：“坚持不用武力对付抗议的群众，即使现代的专制政权对之也大有愧色。”

各地因此爆发大规模的抗税运动。收税太监被纷纷打死打伤。

因此，不得不停止各个的税监矿监。

明朝财政收入更加入不敷出。

最后看看，江南文人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写五人墓碑记的张溥

明末环境下文官之权益大增，能如复社张溥与郡中名士结为文社，称为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遍及全国，超过三千人，平时以文会友，兼又评议时政。《七录斋集·国表序》载有复社活动的盛况“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其影响遍及南北各省。天启六年参与苏州抗税暴动，撰写《五人墓碑记》，痛斥阉党，名动天下；崇祯元年，“组织群众”驱逐阉党骨干顾秉谦，从此成为天下士子当中的天皇巨星！复社的声势也从此震动朝野。但也不止如此，此人以一人之身，合复社之力，甚至能左右朝廷官员，便是首辅周延儒都有把柄。三十二岁的张溥主盟召开著名的虎丘大会。“山左（西）、江左（西）、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他站在千人石上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朝野震惊。各争入张溥之门，其源盖由于他奖掖进门弟子“不遗余力”，大有把持科场之势。有人公开说：春秋两试，“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按：指张溥）已编定无遗人矣”。又有谓：“赖其奖擢成名者数十百人”；“中式者皆复社之人”。“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