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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纲和宗泽的分歧，胡文宁首先在《主战派宗泽与李纲的政见分歧及其影响》中有较好的总结，但对于李纲和宗泽分歧的缘由却很少有论文涉及，所以我也专门把相关史料在这个帖子整理了一下。

宗泽在南宋历史上一直是民族气节的代表，其个人主张自始至终的热血激进，例如《会编》认为宗泽在赵构登基之初就请求赵构亲征，并主动请缨领兵十万收复两河。但如果参考宗泽自己奏议就会发现，宗泽对于赵构驻跸地的选择存在一个很明显的转变。

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在金军撤退之后，宗泽是反对赵构回开封的，当时在宗泽眼里，最优的落脚点是应天府（南京）。

契勘张邦昌久在敌中，范琼亦自草野中起，恐其包藏隂与敌结，凡事未可容易凭信，某十日前因与汪【阙】咨目，乞密禀大王且于南京开府。

可以看到虽然金军已经北归，但宗泽对于开封残破之后的局势并不可乐观，出于对伪楚政权的顾虑和对范琼的戒心，宗泽（和汪伯彦商量？）请求赵构先去应天府落脚。

后来在赵构登基后，宗泽从卫南被召到应天议事，宗泽上疏请求赵构的驻跸的地方也不是开封，而是长安

京师者，诸夏之本根，素号四通八达之郊，舟车辐辏，民物浩穰，方天下无事而居之，实为万世之长利也，今仇方猖獗，动至畿甸，恐议者虑今秋长驱南来，不过请陛下迁都而巳，洛阳既巳残破，大名稍近贼境，必曰南都可矣，若以其俯临清汴，缓急之际，可以顺流而下，转至江淮，虎踞龙蟠，金陵可都，大不然也。且并进而深入，捣得金人巢穴，以迎二圣陛下，驻跸长安，则金人必不能西向潼闗，中原豪杰尽乐为陛下用，内外之患皆可消弭，而祖宗大业可以永保而传亿万世，天下既定，东还京师，亦不晩矣。

宗泽在这封奏议中并没有体现出对赵构回开封的迫切期望，在宗泽眼里，虽然开封地理位置很重要，但也很含蓄的表达只是“方天下无事而居之，实为万世之长利也”，而且宗泽在奏议中也没有对赵构可能出现的避敌行为表现出多强烈的愤慨，只不过认为赵构对于驻跸城市的选择应该是长安，而不是去建康，奏议中最后说的也很诚恳，“天下既定，东还京师，亦不晩矣。”

其实这封奏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即在当时的宗泽看来，赵构是否回开封和宗泽“并进而深入，捣得金人巢穴以迎二圣陛下”的理想其实并不矛盾。另外按《宗泽遗事》，宗泽六月初一来到了应天。

六月巳未，朔，公入对，气哽不能语，涕泗交颐，上亦为之动容。

而李纲也是在当天来到了应天见到了赵构。

六月初一日，臣自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蒙恩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是日到南京行在

有一种说法是汪伯彦、黄潜善两个奸臣排斥宗泽，所以第一时间把他打发到襄阳去，但其实表象背后还有更深一层原因，宗泽出任的襄阳府是当时南宋很多朝臣心中驻跸的第一选择，后来改任的青州一样是京东路的军事重镇。汪、黄和赵构确实排斥宗泽，但又不得不依靠宗泽个人出众的为政能力，这也算是对宗泽能力的另一种认可吧。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李纲和宗泽见了面，再考证李纲和宗泽对于赵构巡幸方向的分歧之前，我们首先梳理一下李纲最初对于赵构避敌路线的构想。李纲在来到应天府的第二天，在奏对中就提到了赵构巡幸的地点选择。

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观之，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

在刚拜相的李纲看来，赵构的最优解应该是先回开封看一趟，然后再开始跑路，而跑路优先级则是长安最高。

南宋建国的形式对于驻跸地的选取是围绕着两个维度开展的，即江南和川陕，江南优于财赋，川陕优于军政，至于襄阳更多起到的是一种衔接贯通两地资源的折中之举，并没有作为单独一个资源要地而存在，南宋建国伊始提议驻跸川陕的奏议非常的多，甚至在靖康之难前夕，种师道还提议让宋钦宗放弃开封转移到长安和西军会合。

可以看出至少在两个人刚到应天的时候，李纲和宗泽对于赵构巡幸方向的观点是相同的，即都认为京城不可留，需要转移行在所在地，而且两人都认为长安是当前最优的落脚点。

之后又过了几天，大约在建炎元年六月八日，也是李纲拜相之后，赵构也开始准备对金通使，在商量和议内容的时候涉及到了割地的细节，这时候宗泽站了出来开始指责庙堂不该割地。

朝廷议割河东、河西及陕之蒲、解，宗泽奏劄论其不便

具体奏议如下

柰何遽议割河之东，又议割河之西，又议割陜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也，柰何轻聴奸邪附敌张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 是欲蹈西晋东迁既覆之辙耳,是欲裂王者大一统之绪为偏霸耳,为是説者不忠不孝之甚也.

那问题来了，宗泽在这篇文的“奸邪附敌张皇者”“説者不忠不孝”是否包括在当时身为首席阁臣的李纲？作为下文的一个铺垫，这个看似滑稽的问题却很有讨论的必要。

之前笔者写文章专门讨论过，李纲对这次出使其实很不上心，整个过程无非是向赵构推荐了使者人选，另外李纲主张经营两河是他心中的基本国策，虽然李纲因为对金策略偏保守，现在被很多人定义成主守派。但不管怎么说，李纲和辱国弃土是不沾边的。

在当时宗泽心中，请求朝廷割土的人才是“不忠不孝”“奸邪附敌”的小人，而李纲在当时同样也是割让领土的反对者，那宗泽很明显针对的不是李纲，也就是说在此时，宗泽并没有将李纲的政措当成他的批判对象。

在这之后，也是宗泽离开应天出任东京留守之前（注意这个时间点），宗泽给李纲写了这么一封信，节选如下。

相公有志天下，愿辅佐天子，纉承焦劳，再造中兴，我太宗奕世一统寳绪，毋蹈东晋既覆之辙，毋安积薪未燃之火，某不胜痛愤激切之至。

很多人认为宗泽这番话表达了对李纲不让赵构回开封的不满，其实这种结论多少有些牵强了，信中行文更多的表述的是宗泽对李纲再造中兴，收复故土的期望，而并没有涉及到“赵构是否应该回开封”这个对后来宗泽来说颇为敏感的问题，正如上文所提到，至少在宗泽出任东京留守之前，在他心中赵构的驻跸之地的选择和宋军收复两河并不是一个矛盾的问题。

当然文中类似“毋蹈东晋既覆之辙”也并非完全平白无故的警训措辞。李纲罢相之后，赵构为了平息庙堂中李纲支持者的异议，下了这么一封诏书，意思是李纲并没有多积极进取，一样提议过迁都建康这种看似懦弱的举动，并附上了李纲当时的奏议。

臣蒙恩复官，见取真扬便路赴行在，勘会都城实难安守，宜有迁都之议，以从一时之权，江宁江山雄胜，实为帝王之宅，自六朝以来多都之，今天下形胜之地惟西有长安，逼近夏戎，与河东土壤相接，非有昔时阻固之利，则建康之都理无可疑，愿断自渊衷，早定其议，然后控扼沿河江淮之险，保有东南，制御西北，任使材智养民训兵，此最急务。

《要录》作者李心传可能不敢相信大义凌然的李纲居然写过这种偏安江左的奏议，在考证这个事件的过程中专门加了一句。

此奏议与纲元议不同，当考。

翻阅李纲的《梁溪集》，并不见这封奏议的收录，而在李纲自己的回忆录《建炎进退志》、《建炎时政记》中，李纲也没有承认自己有过提议迁都江南的行为，按李纲自己的说法，李纲只是请求赵构早点派人去镇抚被叛军荼毒的建康。

金陵东南形胜之地，新罹兵火，宜早择帅以镇抚之。

那这封奏议是当时的汪、黄、赵集团完全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么？其实未必然，在这封诰书开头，赵构是这么写的。

近者大臣以擅朝误国去位，而小人在外，乃谓请还京师争执而去，未烛厥由可检会李纲乞都江宁府奏状榜示，以解众惑

注意这条史料中，“小人在外，乃谓请还京师争执而去”，表示赵构将李纲罢免后，有人声称李纲是因为力求赵构回开封才被汪、黄排斥的。那赵构的这个诏令中的“小人”都包含了谁呢？

答案是陈东，因为赵构在登基也算是李纲的拥趸之一，所以重用李纲之余还提拔了一大堆李纲在前朝的支持者，而陈东就是其中之一，陈东在接收到诰令后兴致冲冲的来到了行在，结果刚到应天，李纲就被罢斥出朝了，而陈东在得知赵构下过这封诰令后，上疏继续挽留李纲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话。《少阳集》

亦闻尚书省有榜示，备坐李纲请都江宁，奏状乃是纲被诏赴行在经由金陵之时有，此启李纲之罪也，然天下只知纲到行在为宰相，专主归京之议，而不闻坚执金陵之请，如其坚执金陵之请，则纲之罪不可恕矣，若即更而为归京之议，则金陵之说乃纲昔日之言也，请以今言为正，岂可遗弃其后之是而掇拾其前之非乎。

陈东在这封谏书中并没有质疑李纲这封奏议的真实性，也同样认为李纲的“迁都建康”之议是错误之举，但同时指出所谓的“迁都建康”李纲是在被赵构应诏时路过建康所作，并不能代表李纲拜相后的政措方向。而赵构和汪、黄将李纲在上任之前的奏议别有用心的拼接到李纲上任之后，断然是不能服众的。

这里介绍一下当时特有的时代背景，靖康之难后北宋的权利中枢被摧毁，整个国家基层秩序崩溃，流寇遍野，同时经济和军政同时濒临双重崩盘，对于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赵构的驻跸地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的避敌策略，更代表着当时南宋赋税和军政的侧重方向，赵构的所在地必然代表着国家资源倾斜的第一优先级，所以无论是江南、川陕、还是开封百姓，他们都很希望赵构能来到他们的城市，因为只要赵构在，就可以依托皇权带来的资源和政策优势完成区域秩序的重建，百姓的生活也会减少也由于政局动荡带来的不确定性。

其实巡幸建康首先并不是李纲提出，早在勤王的时候赵构的一个逃跑方向就是江南，后来因为勤王兵大部分是两河人，不愿意跟着赵构到处奔波而作罢。按照这种背景，笔者脑补还原一下李纲写这封“迁都建康”的缘由，江南在南宋建国之前就已经遭受周德之叛，整个建康府深受叛军荼毒，李纲也参与了平息兵乱和乱后重建，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免不了和江南父老的交流沟通，李纲有感于百姓的诉求，给赵构写了这么一封请赵构巡幸江南的奏章。

我们再把视野拉回李纲和宗泽在应天相遇的时候，在当时宗泽视角中，虽然李纲和他在赵构巡幸长安的方面是达成共识的，但毕竟李纲在上任之前有过提议赵构迁都江南的举动，所以宗泽也不外乎会对李纲有这种隐晦的警醒之词，但在告诫之余，宗泽对李纲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期望，希望李纲不要像黄潜善、汪伯彦那样放弃两河，偏安江淮。换而言之，当时的宗泽是将李纲和汪、黄区别对待的。

按照《宗泽遗事》的说法，李纲收到宗泽这封信后颇为感慨，之后建议赵构将宗泽提拔为东京留守。而我们也以此为分界线，把之前宗泽在南宋履历的时间节点捋一遍。

赵构登基的时候，宗泽在卫南，后被宋廷任命为襄阳知府，然后宗泽应召来行在觐见，六月一日，宗泽来到应天，上疏守备策略，反对割地，六月十日宗泽被宋廷改任青州知府，宗泽得到任命后出发前往青州，其中六月十七日来到开封，六月二十一日之前的东京留守范讷被免官，极可能在范讷被免官的同时，宗泽被任命为新的东京留守，在六月二十九日之前，宗泽上任东京留守。

宗泽上任开封时间在《会编》和《宗泽遗事》中是一笔前后矛盾的糊涂账，现以《要录》为准，考证过程从略。其中在宗泽六月十七日回到开封到六月二十一日范讷下台，发生了一件对宗泽之后人生影响很大的事，就是宗泽劝告当时的开封留守范讷扣押了前来出使伪楚的金使，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在出任开封留守之后不久，大约是在建炎元年六月底，宗泽给赵构上了第一封请求回驾开封的奏议，

臣蒙恩差知开封府，臣虽衰老无能，然久知开封染习，诸统制下皆是招集恶少亡命无行者，臣既领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顾，但以正道歴诚感之，不旬浃间，彼恶少辈咸知格心烁谋，敛迹遁去，其闾巷间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无复肆横，以是人人鼔舞，仰陛下之威，懐陛下之惠，拳拳慕恋不啻婴孺之爱父母，咸思发愤敌其所忾，臣每闻王畿内外，日久嘉靖，熙熙皥皥，将如向祖宗庆祐、熙丰时，臣观人心念念徯望者，惟愿陛下六龙之御警跸之声，千乘万骑来归九重，以副万邦切切系恋之诚。

作为宗泽著名二十四封请驾回銮奏议的第一封，语气却出奇的温和，全文大意是我纠正了之前开封城内的不正之风，维护了开封的秩序，而首都的情况也慢慢好转，都城的百姓都很想让你回来，希望你能满足这些子民的愿望。

平心而论，宗泽这封奏议虽然改变了之前他对赵构巡幸策略的看法，但这种转变也是情理之中，先前宗泽认为开封的形势不明朗，所以为了谨慎起见，让赵构去应天登基，之后也建议赵构转移到长安暂住，但当宗泽成为东京留守之后，宗泽确实通过自己的行政手段改变了东京秩序混乱的现状，同时又耳读目染京城百姓对于赵构回銮拳拳慕恋，所以上疏希望赵构尽快回来，而宗泽在这封奏议中也没有体现出对赵构巡幸其他地区的不满，更没有表达出对南宋庙堂决策层的愤怒。

也就至少直到建炎元年六月底，宗泽对南宋庙堂决策层，或者至少对于李纲那一派系的阁臣，并不是一个整体的对立关系，虽然宗泽对于赵构的驻跸之地的看法有改变，但这种想法和当时庙堂对于赵构巡幸地点的决定并没有发生很激烈的碰撞，但在大约二十天后，宗泽请驾回銮奏议的语气完全变了，宗泽第二份奏议节选如下。

臣窃料百僚中唱为异议、不欲陛下归京师者，不过如张邦昌等奸邪辈隂与贼虏为地耳，臣愿陛下体尧禹顺水之性，顺将士、顺商旅农民、顺士大夫之懐忠义者，早降勅命，整顿六师，及诏百执事示谒欵宗庙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听张邦昌奸邪辈隂与仇方为地者之语。

宗泽在行文中表现出了对南宋当朝者极大的愤慨，认为不让赵构回开封的都是张邦昌之类的奸佞小人和通敌败类，一顶裹挟着民族大义的大帽子直接扣向了以赵构为首的南宋决策层。

现在很多人认为宗泽的这些义愤填膺的奏章表达的只是对赵构和汪伯彦、黄潜善的不满，但一个很微妙的细节是，宗泽第二封火药味十足的奏议是建炎七月十九日到达的行在的，而在宗泽撰写奏章的时间点，李纲和赵构还处于蜜月期，与汪、黄也没有撕破脸，南宋朝政方向还是以李纲为主导的。

如果说上文宗泽是把那些赞同割地的人视为奸佞小人，那在这篇奏议中，宗泽已经将阻止赵构回开封的阁臣统统归类于“和张邦昌一样的通敌奸邪”辈”，那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之前提到的那个问题，宗泽这封奏议中“不欲陛下归京师者”的“奸邪辈”，此时包不包括李纲？

还有另一个问题，是什么事情导致宗泽突然对南宋的庙堂决策层凸显了如此多的不满？

其实在宗泽两封请驾回銮的奏议之后，还有一篇更为著名的奏章，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两个问题，时间线上几乎是紧接着第二份请驾回銮的奏议，宗泽给赵构上了一封火药味更足的奏议，对南宋当时庙堂之上的阁臣进行了愤怒的无差别抨击，奏议中有这么一句话，被现在很多熟悉南宋史的人所熟知。

弃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淮南、陕右七路千百万生灵,如粪壤草芥,略不顾恤！

这句话往往被认为是宗泽对赵构猥懦偏安的愤慨，但讽刺的是，当时宋廷主政的依然是还和赵构处在蜜月期的李纲，如果仔细剖析一下这封奏议的其他内容，你会发现这封奏议所抨击的远不仅如此，在这句话之前，宗泽是这么写的。

不意陛下复听奸邪之语，又浸渐望和，迂回曲折，为退走计，臣愿陛下试一思之，陛下初即位何故以讲和为非，遂逐当世议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凭奸邪与仇方为地者之画，营缮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太庙木主。

我们这里逐句分析，宗泽在文中确实认同过赵构曾经的做法，即赵构在登基之初罢斥了耿南仲，但这件事其实和李纲没什么关系，耿南仲父子和汪、黄、赵其实都不太对付，早在李纲拜相之前，悲催的耿氏父子就被罢斥出朝了。但接下来的那句话就比较微妙了，宗泽抨击的是赵构的政策是

营缮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太庙木主

而且宗泽认为怂恿赵构这么干的人是“奸邪与仇方为地者”，即那些和金军勾结卖国的奸佞小人。

 “营缮金陵”并不是李纲上任之后才开展的工程，早在赵构在登基后的第二天，也是李纲拜相的一个月前，赵构就下诏让翁彦国在江宁修建景灵宫，

赐彦国钞盐钱十万缗，使修江宁城及缮治宫室,以备巡幸…..又命筑景灵宫于江宁府,帝后异殿,其后不克成. 

我们注意这段史料中的一个细节，赵构在命令翁彦国修葺建康的同时还让他在江宁府附近还建立了景灵宫，而景灵宫和上文宗泽所痛斥“仍遣省官迎太庙木主（祖宗祭祀用的牌位）”的关系，笔者上一段后来沈与求和赵构的对话大家就能理解了。

沈与求曰：“古者征伐，载木主以行。今虽戎辂在行，九庙未复，然因时草创，一行朝谒之礼，亦足以仰慰孝思。”帝曰：“祖宗故事，惟景灵宫则有荐献，太庙则爇香而已。大礼必简，所以尚严也。”

可以看出景灵宫在宋朝祭拜祖先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关于景灵宫更详细的解释在《朝野杂记》中，原文过长，暂不引述。至于李纲上任之后，“营缮金陵”的工作也是被包含在李纲关于巡幸的基本政措当中的，当时李纲提议

以天下形势观之，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

而赵构接受了李纲的提议，政措如下

上命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祗备车驾还阙款谒宗庙，诏永兴军、襄阳、江宁府增葺城池，量修宫室、官府，以备巡幸。

可以看出李纲默认和延续了赵构对建康的经营，但上述史料也反映出了一个细节，即按照当时赵构和李纲的治措倾向，那当时南宋对建康的经营力度的投入资金是要超过长安和襄阳的，而作为当时营缮负责人的翁彦国，也感受到了资金不足所带来的压力，李纲回忆道

初，余未至行在，彦国已除知江宁府，委令修城及缮治宫室，朝廷给盐钞十万贯，彦国具札子，以为不足用。余奏上曰：“崇观间，赐臣僚一第，费百万。今委彦国以修城，又新经兵火之余，令其治宫室，只给钱十万贯，诚为太寡。”有旨，拨两浙淮南盐钞四十万贯付之，为五十万。且降指挥，令其因陋就简，不事华壮。

即便赵构专门强调了要朴素行事，但没过多久，当时江宁府知州翁国彦就被以“暴赋横敛

”被弹劾。

翁彦国暴赋横敛，致乱东南，其党吴昉为其腹心助虐，得转运判官，物论沸腾而莫敢言，其人无聊生，至有击登闻鼓以诉者。

而李纲对于这件事的反应也很耐人寻味。

上一日忽宣谕，彦国修城等骚扰。余奏上曰：“创修宫室，一新城池，鸠工聚材，计置砖灰，工料浩大，集事之初，其势不得无扰。莫若明降指挥，令其掇移诸州神霄宫及常平司廨宇，一切拆旧修盖，城壁亦因旧增葺，使彼有所遵守，则费用省，而骚扰之患自息。”乃命尚书省札下，既而复批出，责降且命降沼。盖潜善以彦国于余为姻家，故密启之，以为谮诉之端也。

李纲在赵构面前回护翁彦国，将其被弹劾的原因归咎于黄潜善在故意排斥他的姻亲。那我们更深一步去分析这个问题，翁彦国所谓“暴赋横敛”的名，是因为其个人道德品质低下，还是事出有因？

答案在《石林奏议》中可以找到

伏见经营建康以备巡幸，舍二百年定都之业而即偏霸暂处之地，此诚不得已之下策，非出陛下本意，然而天子以四海为家，古之帝王一岁以四巡狩，不以为难，则今万一顺动，固未为祸也，惟无伤财，无动众，事不求备，居不求安，则何所往而不可，窃闻今建康有司规划不能尽体圣意，道涂

之言皆云欲创建宫室，备列百司，规效京师。

按照叶梦得的奏议，翁彦国之所以在江南压榨民力，是因为他在按照东京的标准营缮南京。那问题来了，翁彦国明知赵构的命令是“令其因陋就简，不事华壮”，为什么还要扩大修葺规模，乃至为此不惜背上暴敛的恶名呢？ 而作为他的姻亲，也是在翁彦国被弹劾的时候主动站出来为他辩护的李纲，对这个事情到底知不知情？

无论答案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一方面李纲是反对巡幸建康，另一方面虽然对建康府修缮的重视在南宋立国之初就已经有所体现，但在李纲拜相之后，他确实支持和延续了这个政令，甚至默许了他的姻亲对于建康府的过度经营。

不光是这一件事，对比李纲在拜相初期和他一个半月之后的言论，我们会发现李纲的很多想法发生了改变，比如在宗泽眼中敏感的回銮问题，李纲拜相初期，建炎元年六月二日是这么说的

大略谓，车驾当一到京师，见宗庙，慰都人之心。权时之宜，为巡幸之计。

请求赵构先回开封一趟抚慰人心，然后再考虑巡幸问题。而到了七月十四日，李纲是这么说的

使今冬无虞，车驾还阙，天下之势遂定。

如果这个冬天能平安无事的话（指南宋能抵御住金人冬天的南下攻势），再让赵构回开封。

再比如对巡幸地的选择，李纲开始这么说的

以天下形势观之，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

后来，在七月十四日变成了

巡幸之策，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为下。今纵未能行上策，犹当适襄、邓，以系天下之心。

无论是李纲对于巡幸路线的改变，还是回京时间的推延，抑或对建康修葺宫殿的默许，都体现了一件事情，即李纲自从拜相之后，自己的政治主张一直在不断的对周围环境做着妥协，当然我们并没有资格以此来苛责李纲，政治的本来就包含了妥协的艺术，我们更无法去设身处地的感受那个羸弱年代给李纲带来的压力，而这种潜移默化的压力不仅是来自于汪伯彦、黄潜善和赵构，很可能还有其他的士大夫群体。

在我们先前的观念里，南宋士大夫群体都是充满进取心的，只是汪伯彦、黄潜善少部分人畏金如鼠的人怂恿赵构驻跸江南，但深究现存的很多宋人笔记可以看见，很多宋人是持着一种悲观且务实的态度支持赵构巡幸江南的。

比如吕颐浩在建炎元年金军南侵前，给黄潜善（或者汪伯彦）写的信。《忠穆集》

今日之势讲和亦不可，恃欲战则力不逮，若非迁避，更无上策，议者多以为銮舆南渡，失中原，是大不然。

吕颐浩认为现在不应该讲和，作战又打不过。所以唯独逃跑才是最优解，同时吕颐浩不认为支持赵构渡江就意味着放弃中原，毕竟以后可以打回来。吕颐浩在这封信中后面写道，要依靠江南水路抵御金军铁骑的冲击，同时川陕军区重整军备，最终等待对金军的反攻。

再比如在李纲拜相的时候，程俱给他写了一封信。《北山集》

窃闻车驾尚且驻跸梁宋，此得计也，不惟变故之后以系西北之心，兼奏报往来指踪制画不至辽逺或失事机…....若驻跸梁宋以据天下之冲，缮治建康，以为时巡之所，备御有素，顺动以时，亦一时之策也。

程俱认为，赵构所在的应天府是一个衔接南北建立通讯的中转站，但即便如此，也应当修缮建康准备逃跑，顺时而动，这样才是应对时局的最优解。同时程俱向李纲提议，一定要重视金军骑兵的突袭，同时增强京东京西的防御。

另外还有许景衡的奏议。

景衡又言南阳无险阻城池，而密迩盗区，且漕运不继，不如建康天险可据，请定计巡幸凡八上疏言之。

许景衡反对巡幸南阳的原因是认为南阳地形不险要，流寇还没有平息，而且漕运不通，所以提议赵构巡幸建康，许景衡也是宗泽后来的保护者。

而李纲的政措倾向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汪伯彦和黄潜善的观念，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汪伯彦和黄潜善虽然支持赵构驻跸江南，但同时都是赵构巡幸建康的反对者，在他们眼里，除非金军打到扬州城下，否则绝对不能过江，连赵构的老婆孩子也不例外，哪怕是理应远离前线的元祐太后一样在扬州呆了快一年，直到建炎二年金人南下的风声已经传来，才在张浚的主张下让元祐太后提前渡江去杭州，和李纲一样，汪伯彦和黄潜善一样打着渡江即意味着放弃中原的民族气节大旗，甚至以此为道德制高点开始排斥异己。

我们现在重新回到宗泽视角，那在宗泽眼中，他是否接受了李纲主导下南宋决策层的这种转变？我们不妨带着这个问题，将宗泽剩下的两个“迎奉元祐太后”和“仍遣省官迎太庙木主”，依次还原一下。

丁未，诏兵部郎官太常寺官各一员，内侍二员诣京师奉迎所藏太庙神主赴行在，刘观行状云，公导驾朝鸿庆宫面陈藏木主事，上嗟恻，遂就命公如京师，发木主赴行在。

一个叫刘观的官员觐见赵构，谈到了还遗留在开封的祖宗牌位，赵构听到不禁感叹，同时任命这个官员前往东京，将北宋的祖宗牌位运往应天。李纲并没有对这个做法表示反对，而且平心而论，既然当时李纲已经决定巡幸襄阳或长安，那将这些祭祀用品留在开封也并不是长远之计，但宗泽会支持这种做法么？同时我们上文提到，当时宋廷在建康修葺祭祀用的景灵宫，宗泽是否会将“迎太庙木主”和营缮建康两者之间联系起来？

至于“迎奉元祐太后”就更能体现出李纲对当时赵构想法的妥协了，李纲在七月十四日向劝说赵构不要巡幸江南时这么说。

而近日外议纷纭，皆谓陛下且幸东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难复振矣。

而赵构解释到，他只是想把元祐太后接到江南，自己不走。

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宫往东南耳。

在这之后，赵构和李纲达成了共识，即为

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兵聚马，虽都城可守，虽金贼可灭矣。

于是让李纲拟诏下令。。

上乃命余拟撰诏文颁降，榜之两京，读者皆感泣。因措置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宫。

可以看出迎奉隆祐太后是李纲参与并拟旨的一个决策，

而在这期间还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拘留金使事件，我们上文提到，宗泽建炎元年六月十七日到达开封，六月二十一日范讷罢官，在这之间宗泽劝说范讷拘留了金使，我们上文列举的那条宗泽反对赵构释放金使的奏议写于七月十九日后，两者间隔大约一个月，而应天和东京之间的传讯延迟最长不到两天。

所以可以看到，针对是否释放金使问题，宗泽和赵构的奏议来回绝对不仅仅是这一次，而宗泽和宋廷对彼此的积怨也在这个过程中一次一次的升级，我们从宋廷的视角可以发现，拘留金使是后来阁臣诟病宗泽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想借此取消宗泽任命将其召往行在，这时候一个叫许景衡的御史站了出来。

御史中丞许景衡言臣闻议者多指开封尹宗泽过失，未知所指何事，若只拘留金国使人，此诚泽之失也，然原其本心但激于忠义，未审国家事体耳。

许景衡为宗泽辩解，宗泽拘留金使虽然不对，但出于义愤情有可原，而且许景衡后文用大量的笔墨去强调了宗泽在开封镇守期间的政绩，认为宗泽在前线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许景衡这封奏议打动了赵构，宗泽于是得以一直留任开封。

上大悟，诏朝廷别无行遣，亦无臣僚章疏，仍封景衡奏示泽，由是泽赖以安。

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李纲的身影，身为赵构彼时首席阁臣的李纲好像对此毫不知情，翻阅李纲自己的回忆录，对这件事也是不置一词。

而在宗泽视角，宗泽对赵构命令充满了愤怒，屡次不奉旨，拒绝释放金使，后来等到第二年，出使的宇文虚中借着宗泽得病的间隙才释放了金使，足可见这件事在宗泽心中芥蒂之深。

明年宇文虚中出使至汴，泽在病告，虚中始释之。

但即便“拘留金使”作为矛盾爆发的核心问题，最开始也没有体现出多不可调和，在得知赵构要求宗泽优待金使后，宗泽没有大发雷霆。《要录》记载了了宗泽在得知赵构要求优待金使后第一时间所上的奏议大略。

泽谓二圣在金，必欲便行诛戮，恐贻君父忧，若纵之使还，又有伤国体，莫若拘縻于此，俟车驾还阙，登楼肆赦，然后特从宽贷。

杀了金使让陛下担忧，放了他们有伤国体，不如等陛下回开封亲自赦免他们把。宗泽这封奏议的语气和之前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调侃的意味，但积怨堆积带来的影响总是潜移默化的，按照要录的书法，在赵构“仍遣省官迎太庙木主”的命令下达到开封后，宗泽彻底爆发，给赵构上了上文那封火药味十足的奏议，彻底将宋廷决策层摆在了对立面。

那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之前提到的那两个问题，是什么事情导致宗泽突然对南宋的庙堂决策层凸显了如此多的不满？

我们把时间线重新梳理一遍，从外部因素来看，七月十六日赵构下令治措迎奉隆祐太后事宜，七月十九日赵构下令“仍遣省官迎太庙木主”，赵构坚持宗泽要优待金使；从宗泽自身看来，宗泽通过个人能力成功的改变了开封现状，又耳读目染京城父老的诉求，从而改变了宗泽对于赵构巡幸地的看法，而当时宋廷大力治措建康的行为，也不可避免的引起宗泽对于赵构未来巡幸江南的猜疑，这些事情组合到一起，最终导致了宗泽和当时南宋小朝廷的决裂。

至于另一个问题，宗泽奏议中所抨击的“不欲陛下归京师者”的“奸邪辈”，此时包不包括李纲？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而且这恐怕不仅是一句“因为李纲不赞同赵构回开封”就能概括的，无论当时宗泽对李纲的看法如何，客观上宗泽所仇视的宋廷政措都是李纲默认、甚至是参与谋划的。而李纲的初衷是出本心也好，出于妥协也好，在唯结果论上对宗泽而言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而这种对李纲政措的不满不光是宗泽一人有所表达，在当时的岳飞看来，李纲的所作所为也是苟且偷安的表现。《金佗稡编》

李纲、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复故疆，迎还二圣，奉车驾日益南，又令长安、维扬、襄阳凖备巡幸，有茍安之渐无逺大之畧，恐不足以系中原之望。

笔者见到过一种为李纲辩解的说法是，当时的岳飞出顾茅庐，没有区分李纲和汪、黄之流的本质，其实这多少是多李纲的回护之词，因为岳飞的这封奏议写的很清楚，岳飞希望赵构回开封，而文中所抨击的就是“又令长安、维扬、襄阳凖备巡幸”的决策，就是李纲最先提出来的。

再比如上文提到的陈东，陈东作为李纲的支持者之一，也写了如下的奏议。

又闻朝廷复请陛下南自襄、邓转之长安，臣虽至愚不足窥测庙堂之议…….陛下万一径为他幸，窃恐都人必生怨，心乃谓陛下弃我而去，臣愿陛下早归京师，以定大势。

陈东虽然在赵构面前极力挽留李纲，但却对当时宋廷“南自襄、邓转之长安”的意图表示了极大的反对，在陈东眼里，赵构就应该第一时间返回开封。而陈东在当时所抨击的巡幸提议，正是李纲在长安与襄阳之间做的中和之举，至于陈东本人则一直误认为李纲在坚持赵构回开封。

对于岳飞、陈东来说，还未深谙国事的他们无论出于义愤发表什么言论都可以理解，但宗泽上任开封前线的镇守长官之后，难道他就没有像南宋其他阁臣那样意识到，在金军畅游无阻的两河之后，他身处的开封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地带么？

建炎元年九月，宗泽从京师出发去河北视察，顺便检阅了河北义军，在返回东京之后，宗泽给赵构写了这么一封奏议。

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懐、卫、濬等处见有敌人占据，今又分留敌马于洺州，四向劄寨，密栽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诸州不守，即彼之奸计包藏不浅，京师虽为备御，未易可居。

“京师虽为备御，未易可居”宗泽很清楚东京的形式，也知道金军南下后的威胁，所以宗泽一直再坚持主动出击两河，延伸防区，而这也能看出宗泽和宋廷的分歧所在，在宋廷眼中，因为两河防线没有巩固，所以京师是危地，因为京师是危地，所以赵构不能返回京城。而在宗泽眼中，因为两河防线没有巩固，所以京师是危地，所以需要赵构回开封来凝聚民心、进取河北。

理想和现实的碰撞总是很残酷，虽然李纲由于対金策略偏保守而被定义成主守派，但在他依然凭借着靖康年间残留的号召力成为建炎初期南宋主战派的独一无二代言人，很多人在读史的时候都感受到了李纲在建炎年间的挣扎，这也是李纲悲剧的根源，一方面李纲的政措和汪、黄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李纲也和宗泽坚持的民族大义所不符，而对于宗泽来说，在和李纲分道扬镳之后，朝中也再也没有阁臣会支持赵构重返开封了。

在我们后人看来，赵构应该把身边的这些部队聚集在身边，后撤到江河隘口，依靠地形去抵御金军？还是将他们第一时间派到两河，为了民族大义和大宋王朝的尊严去跟金军在平原厮杀血拼？以赵构为首的宋廷选择了第一个，从此南宋两河和中原的沦陷已经是必然结局，至于如果赵构听从宗泽建议回到开封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从《宗泽遗事》中的东京保卫战中去寻求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