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既无法理,也无天命,为什么能自称正统中原王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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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偏安一隅的割据乱权,不能因为汉人多就篡逆天命,自称中原王朝吧。隆庆北伐,开禧北伐的时候北方汉人也没有群起响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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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

按照元朝修辽宋金三朝历史的做法“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如果这个观点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就会称辽宋金时期是第二次南北朝时期。但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规定宋朝为正统,辽金看作割据政权。清朝建立后延续了这一观点。明清五百多年的惯性下来,历史学者和普通人都习惯了宋朝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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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扑JR0554185756

· 湖北
阿特雷耀你要说军事正统、领土正统也就算了,谁让带宋出了徽钦高。但要说文化正统、经济正统也不在带宋,那就真是黑带宋黑出脑浆子来了。至于法理和天命,中国历史法理和天命就两条:完成统一,让人民过上安生日子。”欺负孤儿寡母“之类的桥段纯粹是扯淡,当时天下分裂割据,北方虎视眈眈,你真让这政权跟着7岁皇帝20岁太后走?换更有经验、更得军心的赵匡胤上位是统治阶级、士人和人民的共同选择,这次无血政变是历代传颂的盛德。收起

“正统”与否这是个古代政治概念,主要得从当时的理论角度去考虑。以宋朝为例,君权空前膨胀后,为与现实社会政治相适应,正统史观中的“尊王”与“正名”要义日益凸现。宋朝正统史学理论的核心,是以儒家的名分观念为出发点,指斥汉儒五行三统之论为“非圣之曲学”,在否定五行三统的正闰标准的同时,依儒家经典“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之语,以“居正”和“一统”为正统之标尺。这样,正统论就有了时代的新内容。那就是,原始正统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和三统说遭到扬弃,封建的纲常伦理得以高扬,论证正统归属的最高原则应是伦理道德。换言之,谁最有伦理道德谁就是正统。比如代表性人物张栻就说“合天下于一”不过是霸道功利之私,而“居天下之正”才是王道义理之公,天命之所归。正统是以“尊王攘夷”为旨归,以正统之论扶持万世纲常。“尊王”就是尊崇褒扬那些以仁义得天下,以王道治天下,将生民之福祉置于首位的帝王,而不是乘一时之机遇,凭一时之势力篡夺帝位的僭伪者。而“攘夷”,则是辽、金、蒙皆属夷狄,故正统独系于江南。用这种理论观照宋孝宗之前三千五百余年的中国历史,惟有舜、禹因天下归心而践天子大宝之位,汤、武革命顺乎天命而应于人心,积数世之仁义而王天下。刘邦灭无道、诛暴秦,用三老之说,约法三章,以宽裕仁爱得关中父老之心;刘秀以宗室之身份,奋起于畎亩之中,中兴汉室,光耀天下,且保全功臣,临民以纯笃仁厚之心,故得王统之传;刘备以汉室之胄,不顾强弱利钝,以正义立于蜀中,绍续汉统。从这个角度讲,南宋既然是“居天下之正”当然就是正统,而北伐就是践行正统使命“合天下于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分析过中国传统的正统理论,他认为在传统型、神授型、法理型三种纯粹的合法性统治中,中国古代属于“神授型”,这种政治权威建基于人民对某个个人所具有的超凡神性、英雄气质或模范性格所产生的归顺之心,以及对这位英雄所启示和创造的某些规范模式所产生的信仰之上。当然,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威亦兼带有某些传统型的气质,即认为远古而来的传统具有神圣性,据此而建立的权威自然地具有合法性的身份。反观中国历史一些曾经存在过的政治权威,得到儒家认可的均是内圣外王式的政治领袖,他们具有无与伦比的理性精神和道德精神,将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尊尊而亲亲,倡导人伦关系的和谐,并以此为价值观念之基点。重义轻利,不惜牺牲基本的物质利益(利)也要维护崇高的道德伦理(义),一切经济活动均为这种政治权威所排斥。有效地维持统治之“道”,不在于纯依赖权力,因为在强权的统治下,人民的服从不是出自内心的意愿,而是慑于权力的逼迫与自身力量的弱小。合法性的依据只能立基于这个政权的德行之上。凡是做到以上这些的政权就被儒者认为是具有合法性统治的资格的,就是“正统”。反之,则被认为是没有合法性统治的资格,是“僭伪”。辽、金、蒙侵夺中原之时残暴不仁,天然缺乏当时民间正统观念强调应具备的超凡神性、英雄气质、模范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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