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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念我觉得有问题，开创新制度，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实需要。很多时候，如果旧有制度可以很好地满足需求，就完全没有变更制度的需要。唐朝历史我不大熟，所以就拿我比较熟的明史来佐证这个观点。明史崔恭传里有一段话，我看后印象很深，是一个关于财政的问题：初，周忱奏定耗羡则例，李秉改定以赋之轻重递盈缩。其例甚平，而难于稽算，吏不胜烦扰。恭乃罢去，悉如忱旧。 明朝治理财政的好手，周忱，他所订立的损耗的征收，是每家每户平摊。李秉接任后，觉得不公平，就改成按每户所交赋税的多少，来征收相应的损耗。按我们现代的角度来看，李秉的方法是更优越的、更公平、更贴合百姓生活的。应该说，该新制度的提出，是带有进步的性质的。但在具体实施的阶段，坏事了。当年没有计算机，无法通过算法快速算出各家所该征收的损耗，必须靠吏员们一家家手算出来。结果就是：吏员们活多了许多，要天天起早贪黑地997，但他们连最基本的征收工作都完不成了，那更不用提去兼顾公平问题了。所以崔恭一上任，马上取消了李秉的改革，用回周忱的老方法，结束了这个三输的局面。由此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出，开创新制度并不是万灵药。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皇帝中打仗这么厉害的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