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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不冤枉，八王之乱的本质是派系斗争，司马亮、司马玮是作为藩王派系介入斗争的一员。武帝死后，西晋政治中存在着5股势力，即君主惠帝、以贾南风为首的后党群体、武帝钦定的以杨骏为代表的外戚势力、分封的藩王以及广泛分布在中央和地方的门阀世族的政治代表人物。5股势力早在司马氏集团出现时就已开始形成，惠帝时已经羽毛丰盈、蓄势待发。他们都具有极大的内在膨胀性和外在杀伤力，一旦时机成熟，必然侵夺其他势力的地盘，导致相互冲突和激烈争斗。在这5股势力中，君主惠帝是中轴和核心，他控制着其他4股势力的发展方向，规定他们的活动范围，限定其发展速度和力量。同样，其他势力无一不是围绕着君权而形成和壮大的。围绕司马衷贤愚及能否立为太子深受统治集团内部争议，并形成了派系斗争。不同派系和势力群体对司马衷的智力、能力以及即位后可能选择的依靠均表示出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关注。立为太子后，司马衷实际上卷入了一场被动的任人摆布的斗争中。在成长过程中的人生大事发生时，太子不仅没有表现出一位即将继位、独掌军国大权的君主应具备的睿智果敢、坚韧独断的人格，甚至连一个平常人应该有的与生俱来的判断力都没有。这样，将要发生的悲剧也就不是司马衷个人的，而是整个西晋的悲剧。所以王夫之评价道：“惠帝之愚，古今无匹，国因已亡。”首先形成的是外戚势力。在司马氏发迹过程中并没有功劳可言，但武帝建立西晋以后，外戚却以群体的方式进入朝廷核心、占据高位，代表人物就是杨骏。同僚们发现杨骏并不具备承担安国定邦辅佐大任的能力，劝谏武帝，但当时中国重归统一，武帝无心朝政，可又担心大权旁落；既声色犬马，又要防范君权被窃。于是，武帝纵容势单力薄的杨皇后之父杨骏异军突起，赋予其护驾太子的通天使命。杨骏及其弟杨珧、杨济“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在杨骏外威势力膨胀时，以太子妃贾南风为首的后党集团迅速形成。太子司马衷在迎娶贾南风时，贾南风其父贾充已身居高位，是辅佐司马师、司马昭和司马炎的三朝元老。“又以充女为齐王妃”，与藩王势力勾结在一起。在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的儿女婚姻具有政治烙印，君主通过联姻的方式，与门阀世族的头面人物结成政治联盟，相互支持和照应，并且在权力争夺中获得最有力的支撑点。所以贾充作为太子妃之父，一跃成为了武帝的近臣和重臣。虽然贾充在惠帝即位前病故，但其培植的外戚势力已在西晋统治政治中根深叶茂。惠帝即位后，贾氏宗族与后党紧密结合在一起，“后暴戾日甚”，亲临权力争夺第一线，“侍中贾模，后之族兄，右卫郭彰，后之从舅，并以才望居位，与楚王玮、东安公繇分掌朝政。”后党势力成为惠帝即位后直接控制君权、左右西晋统治政治局势的主要势力。而以杨骏为代表的武帝皇后外戚势力势力又托孤辅佐惠帝。因此惠帝初年，外戚势力与后党集团的权力争夺白热化，外戚掌握着朝中军政大权，后党控制着惠帝诏令大权，西晋统治的命运全然维系在这两大派系的平衡关系之中。这个斗争中，司马玮作为藩王派系代表是有参与的。

汝南王司马亮和齐王司马冏两人是能力不行，但是追其本心，这两不是为了争权夺利。算是有点冤枉。其余的全是利欲熏心之辈。司马乂本事算是八王里第一，说他冤枉大可不必。光是进谗言让司马冏杀王豹这一条，就能看出来也是野心勃勃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