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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朱元璋就提出了一个有着“地域歧视”的规定，那就是“浙江、江西、苏州、松江四个地方不能担任户部的官员”。

如果子孙后代执行这规定，明就能遏制地主架空中央。可惜直接就被方孝儒改了。

如果朱棣能能理解朱元璋的思路就好了。

明初，江南各地分布着许多聚族而居的强大地方宗族。

其二是累世仕宦。宋朝南渡之后，江南就是南宋的政治中心，江南地主阶级进入宋朝中央者累世不断。如平阳蔡氏，有宋一朝为官者共计八十二人。元朝代宋，这些家族虽然由于改朝换代而有所势力消减，但仍旧有许多家族在元朝任职。

在元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为争夺江南控制权的朱元璋与张士诚，都极力拉拢江南地主文人，这也使得江南地主得到势力保全的同时，肆意进行土地兼并，成为了明朝建立之后的新贵。正是基于上述的种种原因，明初江南地主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朱元璋起兵后，财政拮据，在经济上主要依赖江南，不少地区在开国前以各种名义加征的田赋没有减额，特别是苏州地区因籍没张士诚部下土地作为官田的甚多，赋税尤其重。

洪武年间，江南官吏经常冒杀头危险，向皇帝请求减免田赋。朱元璋曾下令免江南税，但“秋复税之”。无锡籍官吏周衡认为这是“示天下以不信”。朱元璋只好践行诺言，但心里却很不痛快。不久，周衡告假返乡，超假一天。朱元璋说：“朕不信于天下，汝不信于天子，遂命弃市。”朱元璋借故杀周衡，实际上杀的是江南地主势力的代言人。著名的金炯事件，也属于同一性质。金炯，嘉兴人，苏州知府，据说他鉴于苏州官田佃租太重，上书请求减额。朱元璋派人调查，发现经济家中官田过于私田，遂怒诛金炯。

徐达奉命在松江“验民田征砖甃城”。富民钱鹤皋拒不奉令，倡言“吾等力不能办，城不完即不能死，曷若求生以取富贵”，鼓动作乱，虽然最后并未成功，但也反映了当时江南地主对明朝的敌视情况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对江南地主进行了种种限制和打击。

第一、抑制兼并，限制江南地主经济实力的扩张

朱元璋从切身经历，深知“富民多豪强”，难免“欺凌小民，武断乡曲”，引起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由于明初荒地甚多，地主往往钻朱元璋奖励垦荒政策的空子来兼并土地。对此，朱元璋下令到临豪垦荒者，“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已业，而转令贫者佃种者，罪之”。这种抑制兼并的政策，不但对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制约作用，也使明朝初年的垦荒得以顺利进行。

第二、清理田籍，防止江南地主隐匿赋税

南宋以来，江南已流行鱼鳞图册。经过元末战乱，江南鱼鳞图册大多散失。明朝建立之后，为了全面整顿江南田籍，洪武元年，朱元璋派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分行浙西核实田亩，绘制鱼鳞图册。其他地方则由当地官府自行整理。

但重新清理田籍的工作，受到江南地主的顽强抗拒。为此，朱元璋再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之后，又派国子生武淳等到各地丈量田亩绘图成册，直到洪武二十年，历经二十年的时间，才将浙江及苏州等地鱼鳞图册最终绘成。

第三、迁徙富户，削弱江南地主的社会基础

江南地主大多聚族而居。族群是他们抗衡官府的实力。所以，朱元璋经常通过迁徙富户，强迫他们离开故土，从而丧失作乱的实力。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俞通源“徙江南豪民十四万填凤阳”。被迁徙的对象，主要就是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元朝的遗民，以及江南的富户大族

第四、用重典，从政治上打击江南地主

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后，几乎每隔三、四年，江南地主就要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在洪武四年的杭州飞粮事件、九年的空印案、十三年的胡惟庸案、十八年的郭恒案和二十六年的蓝玉案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都受到了牵连。

洪武三十年，又发生了“南北榜”事件，朱元璋借口当年所举进士皆南人，逐、杀主考官，下令重考，尽取北人，扭转了南方士子垄断科举的局面。第二年，又“以江南大家为窝主，许相奸告”，罗织成狱。通过三十年不间断的打击，江南三吴巨姓，“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江南地主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必然导致经济上的破产。明律规定，“凡民间有犯法律者，籍没其家，田土合拘收入官。”通过这一系列对江南地主的打击，明朝不仅巩固了对江南的统治，经济收益也很大。由于籍没一大批地主私田，明初江南官田数量大增。

随着官田数量的增加，明朝在江南的田赋也成倍的增加。元朝时，苏州的田赋只有三十六万石，可到了明初田赋已然增加到了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大约翻了七倍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