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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说一个点。从中学教科书的诗歌选录比例看，呈现出明显的李白影响力持续扩大、白居易影响力趋于减弱的格局。白居易是较早对日本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唐代诗人，无论是《枕草子》、《十训抄》、《和汉朗咏集》，还是《源氏物语》、《平家物语》古典名作，都明显受到白居易诗作的影响。而李白的诗在唐代就传入了日本，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教授认为“与李白约略同时的日本奈良时代的万叶诗人大伴旅人曾写过《赞酒歌》13首，其中有些诗句明显模仿李白的《月下独酌》诗歌”但直至江户之前，日本诗坛最受欢迎和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则非白居易莫属。在日本汉文教育的早期阶段，特别是平安时代，当时汉文的主要学习接受者是皇族、宫廷文人及官宦子弟，他们格外推崇《白氏文集》。而李白在当时则显得黯然失色。平安汉诗中几乎没有提及李白，虽说如此，也不能认为平安汉诗人中没有人阅读过《太白文集》。这只是与平安知识人广泛、普遍、深爱阅读的《白氏文集》相比，《太白文集》的阅读人群局限于小范围。平安时代的文人把学习白居易的诗歌作为文学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认为《白氏文集》是博学之士必读书籍，而对于李白及《太白文集》则涉猎较少。相对于白居易和《白氏文集》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李白并不出名。自然而然，白居易的诗歌在当时汉文教育中占有明显优势。到了镰仓、室町时代，白居易诗在日本已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苏轼、黄庭坚、韩愈等宋型派诗人。同时，由南宋周弼选编的《三体诗》也开始在日本流行，作为众多诗人的合集来说，出版最多的当属《三体诗》和关于《三体诗》的讲义手抄本。”但在这部唐诗选集中并没有李白的诗作，白居易诗也只有三首。江户时代，诗坛风气改为尊唐，《唐诗选》独领风骚。佐滕正光指出：“如果列举江户时代文化人作为修养所需阅读的主要汉籍，则有以下几类：《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文章规范》等文学作品。”《唐诗选》取代了之前《三体诗》的地位，《唐诗选》共收录了128家唐代诗人的465首唐诗，李白的诗有33首，杜甫的诗有52首，王维的诗有31首，王昌龄的诗有21首，岑参的诗有27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诗选》里居然没有白居易的诗。《唐诗选》收录较多的是盛唐诗人，李白和杜甫的诗歌被大量选入，而白居易的诗歌居然一篇未收。可见进入江户时代后李白诗的影响逐渐扩大，李白在日本诗坛的地位也开始超越白居易而居榜首。从高中教科书诗歌入选情况看，这一格局未变。

再来分析一下日本更喜欢李白诗作的原因。统计日本现行23种高中《国语综合》教科书中共选录李白诗作9首，选录次数36次。其中《静夜思》选录15次，《早发白帝城》选录6次，《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友人》各选录4次，《望庐山瀑布》《春夜洛城闻笛》各选录2次，《峨眉山月歌》《赠汪伦》《山中与幽人对酌》各选录1次。《静夜思》堪称日本人为熟悉的一首中国古诗。教科书选录的李白诗以“思乡”、“送别”内容为主，这与日本的浓厚“人情”息息相关。1、唐诗中，李白的“思乡”、“送别”诗作数量非常多。以《静夜思》为例，将深沉的游子思乡通过月亮意象表现出来，意境优美，形象鲜明。李白交友广，送别诗多，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等皆为惜别名篇。根据渡部英喜对李白“离情诗”的研究，将李白的送别诗与其他重要诗人的送别诗进行对比，发现“李白诗总数约1,050首，送别诗总数为160首，约占15.5%；杜甫诗总诗约1,450首，送别诗总数为130首，约占8.5%；白居易诗总诗为2800首，送别诗总数为180首，约占6.5%；韩愈诗总数为370首，送别诗总数为30首，约占7.8%；王维诗总数415首，送别诗总数为73首，约占17.5%。”显而易见，李白和王维的送别诗所占比率均高于其他唐代诗人。虽说王维送别诗所占比率略高于李白，但从送别诗总数和写作质量来看，李白诗不仅是王维的两倍多，而且多为名篇。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思故乡和重别情的文学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其选篇的情感天平自然就容易倾向于李白视作。2.唐诗中，李白视作也更符合日本的人情观。这一传统的人情观定型于江户时代，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日本社会。正如寺泽正晴所述：“从相知相识的人际关系层面来看，义理人情能给予生活的人以安定的情绪。正因如此，人们之间的义理人情就包含着憧憬、乡愁等念想。”而李白的“思乡”、“送别”诗饱含着深厚人情味，一轮明月，是游子对故乡及亲人思念的寄托；一叶行舟，承载的是难分难舍的别情；桃花潭水深千尺，仍不及朋友间的深情。将“月”、“舟”、“水”、“酒”等常见意象，构成多重意境，自然流露出人间真情，这便契合了日本社会自古以来推崇的人情观。3、李白绝句代表唐诗最高水平，也更符合日本人审美习惯。从诗体来看，所选李白诗以绝句为主，有8首，律诗仅《送友人》一首。李白绝句造诣极深，正如胡应麟《诗薮》所云：“太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李攀龙也在《唐诗选序》中评论过：“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一人，盖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顾失焉。”绝句的妙处与日本的传统诗歌形式俳句非常接近，都是短小精悍，言简意赅，韵味绵长，而且在日本俳句形成过程中，深受中国古诗尤其是绝句的影响。日本高中国文教程中对俳句的学习安排非常重视，继而多选五七言绝句圣手李白的诗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4.日本诗坛近世以来越来越重视李白。平安时代的日本诗词创作，并不重视中国“诗言志”的传统，而是更加注重诗歌寄情四季、吟咏情感的功能。以当时规模最大的《千载佳句》为例看，共收了一千多联诗句，分四时、时节、人事、居住、草木、别离、隐逸等15部，内容明显与宫廷贵族生活密切相关。他们热爱生活，时光流转、四季变化、自然万物都成了他们观察的对象。他们又享乐生活，歌舞升平、宴游唱和又是贵族生活的重要部分。贵族汉诗整体上呈现的是“风雅”与“物哀”、“幽玄”的结合；“宫廷”与“隐居生活”的对照。《千载佳句》超越了对唐诗格律形式上的关注，更多地表现出在日本文化语境中的内心感知与审美情趣倾向。白居易诗歌恰恰契合了平安时代贵族的这些审美特点，特别是其闲适诗和感伤诗，传递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淡泊与乐观，透露着对季节变迁的敏感与细腻，表达了失落、孤独、无常等内心的伤感与忧郁，这些都极易在日本贵族社会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但是到了江户时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扩容繁华，随着汉文教育的普及，庶民阶层的知识教养得到提高，充满庶民情趣的“町人文化”走向繁荣。江户时代的审美情趣由风花雪月、寄情四季转变为注重日常庶民生活，“生”成为江户审美意识的中心。这种“生”是町人创造出来的审美意识。在唐诗中，李白是不遵守世俗规矩的诗仙，他始终用飘逸风范对抗世俗的道德标准，充满着强烈的浪漫色彩和潇洒之风。李白诗的流传与“生”审美意识的兴起不谋而合，相辅相成，李白诗在江户诗坛流行也就顺理成章了。另外，江户时代的主流诗学观，深受明代七子“宗唐”说的影响。特别是中期，以荻生徂徕为代表的萱园派大力倡导古文辞学，接受李攀龙、王世贞的复古思想，此时《唐诗选》也得到广泛传播。据村上哲见介绍：“嵩山房（江户时代的书房）的小林新兵卫看到《唐诗选》爆发性的发行畅销，就相继成功地推出了有关书籍。其中有在带有训点的《唐诗选》的基础上一字字添加假名的；有只含原文汉字的版本；更有在汉字上加注汉字原读音的《唐诗选唐音》。”李白的诗名随着《唐诗选》的流行而在江户时代广为人知。有关李白的人物生平及传闻的描写渐多，很多人开始推崇李白，李白的诗文作品也被广泛引用，如松尾芭蕉的《奥之细道》、芜村的《咏琼脂》、井原西鹤的《日本永代藏》等。文学观念的改变，也直接影响到了汉文教育，随着《唐诗选》作为汉文教材被广泛使用，李白在日本诗坛的地位也日渐隆盛。日本教科书中由独尊白居易到李白后来居上的转变，是中国诗歌在日本传播所出现的特殊现象。这当中既反映出了异文化语境中的审美差异变化，也体现出了文学与文化的碰撞及融合。近世以来李白诗名大噪的背后，还有着众多因素及力量的推动，比如汉文教育的普及、商业出版的兴盛、阅读接受人群的扩大等，都为李白诗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从平安时代的推崇白居易诗，到江户时代的推崇李白，使得李白诗的名声最终在日本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