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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上的不同记载

清世宗御名胤禛，是现在以清代官方资料为根据的著作，如《大清实录》《东华录》《爱新觉罗宗谱》，甚至像《清史稿》等书中，俱皆如此记载的。一般的史书，也均依照上述的著作沿用着“胤禛”的名字，这是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但其实在两百多年以前的史料里，也还是能发现到对世宗御名有不尽相同的记载：像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其中有一部是萧奭辑著的《永宪录》。这部书成于乾隆十七年，亦即1752年；书中所记均为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至雍正五、六年(1727、1728)间满清发生大事的上谕和邸钞，并注以见闻。

近些年来，研究满清史的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永宪录》是保存了甚多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的史料，值得重视的书籍之一。中华书局的排印本，乃依据研究清史的前辈学者邓之诚先生所藏的钞本排印的。这部书卷一中，曾载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圣祖驾崩后第四日，颁布的遗诏汉译版。遗诏后段，在指明继承皇位人选的名字时，是这样写的：

雍亲王，皇四子胤祯。人品贵重，深肖联躬。必能克成大统，着继朕登极，即皇帝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写出皇四子雍亲王的名字，并不是“胤禛”，而是“胤祯”。

经过1978年初对比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珍藏的唫栀僊馆善本《永宪录》来核对，那本书中卷一钞录的圣祖遗诏，写的也是“胤祯”的字样。并且“胤”字还用了缺笔以避讳。邓之诚所藏的钞本《永宪录》和中研院的“唫栀僊馆”善本《永宪录》，书虽相同，但来源迥异，对世宗名讳的写法完全一致。

如说中华书局的排印本和中研院的善本《永宪录》，在排印和钞录时，同在这一重要之处的名字上，发生错误；或是说原著者在当年誉录遗诏时，就把继立新君的名字由胤禛笔误为“胤祯”了，这种情形，自然不能说绝对没有可能，可是这种可能性似乎是很少的。那么如果并没有发生错误，原著就是按当时遗诏钞录的，那又应当做怎样的解释呢？

特别是，另外还有重要的史料和《永宪录》一书里所写世宗的名字，有完全相同的记载：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文献丛编》，其中发表的均为清宫大内所藏的史料和档案，对清史研究的重要已毋庸赘言了。在《文献丛编》第四辑中发表的有军机处存档的乾隆时代的《刘峩卖圣讳实录案》。

这是涉及清高宗时代的文字狱材料，其中提到的《圣讳实录》一书，上面对世宗的名字，有极为清楚明白的记载。

关于这次文字狱的形成，简略的来说，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河南巡抚郑大进奏报高宗，在河南开封府祥符县内，有民人刘峩，开设一裱褙铺；每于科场应试之年，印刷售卖一本小册，书名《圣讳实录》，是为了供给应试的生童们在科场内参考之用的，使他们对于满清入主中国以来历代帝名应如何避讳，如何缺笔等事，知所遵循。

河南巡抚郑大进以为此书内“所刊庙讳、御名，凡上一字应书‘某'字，下一字应与书‘某’字，查与科场条例所刊，约略相同。其所称‘字异营同之字，亦当避而不用，乃为实心尊崇’，则系该犯等自行增刻。但该犯等刊刻此书，既欲使人知讳避，乃敢将应避字样，各依本字正体写刻，实属不法”。

奏上之后，不想高宗对这样的事情，竟异常震怒，“认为'乃敢将庙讳及朕御名，各以本字全体写刊，不法已极！’遂以‘五百里加紧'谕令郑大进根究此书确系何人著述刊刻？逐一详晰访查确实，据实具奏。毋得稍存延缓讳饰。”

可是这个开裱褙铺的刘峩，售卖此书已有三代之久了。他的祖父刘振也非本书作者。书中虽无刊刻年代，惟因已有“当今皇帝”——高宗“圣讳”在内，而“国号”之下并未书出“乾隆”二字，推知这书很可能成于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世宗去世之后，新皇帝已经登基、却尚未改元乾隆之前的一个时期。

从《文献丛编》发表的资料可以看出，清高宗对这本小书非常重视，尤其是顾虑“此书恐有流传各省者”之事。因此这部分材料中，就有甚多当时军机大臣大学士阿桂、大学士于敏中，受命行文全国各地的总督、巡抚对《圣讳实录》一书，务要“实力确查、解京销毁，不得仅以具文塞责”；以及各地方大吏“饬命司道严行府、厅、州、县，并教职等官，于所属境内，实力确查。如有此书，务速尽数缴出，解京销毁。毋许片纸只字存留、俾绝根株”的文件。

我们不能明白的是：郑大进为什么会注意到这样一部平淡无奇、微不足道，销售已久的考生参考小书？且书之疏奏以悚天听？而高宗要掀起这宗血雨腥风的大狱，其动机又是为了什么？这么一本内容泛泛的书籍，何以非要追究它的作者和来源不可？书中既没有大逆不道之言，也没有暗含讽刺之意，高宗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惧怕“此书恐有流传各省者”？

原著为了让一般人和参加乡会试的生员们，遇写庙讳及御名时，应如何使用缺笔和避字，在所谓“临书不讳”中，不得已把三四位皇帝的名字“各以本字全体写刊”了，仅仅为了这样简单的原因就要兴此大狱吗？还是另外有什么隐情触恼高宗，使得他龙颜震怒呢？

幸而还有从前解缴京师，藏在清故宫中尚未销毁的《圣讳实录》存世。有了这份几百年前的史料，让人可以仔细玩味它的内容，特别这是部向应考生童们示范如何谨慎回避几位帝王名讳的专书，其中所列各帝的名讳，又是经高宗斥为“各以本字全体写刊”的，必为当时最正确的纪录，应该值得我们信赖。

但看书中写到清世宗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原文是这样写的：

世宗宪皇帝，国号雍正；在位十三年。圣讳上“胤”下“祯”。

我们注意到《圣讳实录》中刻写的世宗名字——“胤祯”，和今天清代官书中所载世宗的名字一“胤禛”，并不相同。这虽然只是微小差异，但意义却甚重大。因此我们不能不怀疑高宗所说《圣讳实录》中“乃敢将庙讳及朕御名，各以本字全体写刊，不法已极”而严令各地方官“务速尽数缴出，解京销毁”，只不过是表面上能够宜之于口的原因而已。

清高宗惧怕世宗之世曾用“胤祯”为御名的证据，在世间仍或有残存，才是骨子里的真因。既发现了有《圣讳实录》这样的书，自然要找一个借口，把这种证据彻底地销毁净尽。我们也相信，当时的总督、巡抚一级的地方大吏，必已受到高宗的授意或指示，对涉及庙讳一类的书籍，务须留心访查报告给他，以致郑大进才将所见《圣讳实录》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书，上呈高宗，结果就掀起了这样的大狱。

几百年前的《永宪录》《圣讳实录》上，所写世宗这个“胤祯”的名字，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事实上它并不是世宗的名字，而是清圣祖第十四子、大将军、王被改名为“胤禵”的人本来的名字。高宗登基以后，名义上已经把这个被隔离禁锢了十三年的叔父释放了；不过这个人的“胤祯”本名，却并未准予恢复，他仍然因袭使用着世宗为他假造的名字一“胤禵”。

假定雍正之世，世宗强行占用着弟弟的名字属实，那么世宗庙讳是从什么时候由“胤祯”转变成如现在一般书籍上所载的“胤禛”这两个字的呢？一切有关史料上的窜改工作，又是在什么时代完成的呢？

对于这一点，我们以高宗诏命更改康熙朝大诗人王士禛的名字为“王士祯”之事，或可从中窥得一些端倪。

按写《带经堂集》《池北偶谈》《居易录》等书的渔洋山人王士禛，死后因避世宗讳，改名“士正”，乾隆三十九年(1774)高宗有谕旨说：“原任刑部尚书王士正之名，原因恭避庙讳而改。但所改'正'字，与原名字音太不相近，恐流传日久，后世几不能知为何人。所有王士正之名，着改为王士祯。凡各馆书籍、记载，俱一体照改。”

《清史稿》列传五十三《王士祯传》上，更说高宗之诏改“士祯”之名，是为了“庶与弟兄行派不致淆乱”。因为王士祯的兄弟行，在“士”字之下，也都是用“示”偏旁字取名的。倘世宗庙讳果真经过高宗的窜改，则乾隆三十九年既有诏改“王士祯”之谕，当然在这之前，窜改的工作，应该已经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