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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很可能死于服食丹药导致的中毒，一个有力的证据是，雍正死后，乾隆紧急下了一道欲盖弥彰的谕旨，全文如下：

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修炼炉火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令莽鹄立传旨宣谕。伊等平时不安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钦此。

翻译成白话大意就是：皇阿玛出于好奇心，安置了些道士在圆明园，看他们整天炼丹修行，图个乐，但从来没有相信他们，也没吃过他们炼成的丹药，现在我把这几个骗子赶出去，如果他们仗着自己在皇阿玛身边待过一阵而胡言乱语，抓住一个惩治一个，绝不姑息……

然而大家都能从中咂摸出味道来，雍正一死，百忙之中哀恸至极的乾隆居然还有闲心安置关怀圆明园里的两个道士，雍正的暴毙肯定与他们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道谕旨，更是在警告朝中所有大臣与天下万民，急于为雍正的死因盖棺定论。

雍正对于道术丹药的迷恋，天下皆知，他开始服用丹药，至晚始于雍正四年。这一年，史料记载他经常服用一种由道士炼制的叫做“既济丹”的药丸。 “既济丹”是一种号称能够补益元气、壮阳固本的药。据南宋医术《卫生家宝方》的记载，这种药专治“白浊遗精，虚败肾气，虚不摄精”，其成分中包含有毒的朱砂等物。 雍正曾将此药赐了一瓶给亲信鄂尔泰，鄂尔泰称自己特别择吉日服用了这种药丸，“大有功效”，雍正在批复中写道：“此方实佳，……仍与秋石兼用作引，不尤当乎？”由该批复来看，单凭“既济丹”，似乎还不足以满足胤禛的需求，他在服用“既济丹”时，还服用了另一种用人尿炼制出来的春药“秋石”——雍正既然建议鄂尔泰服用“既济丹”时用“秋石”做药引，自然是他自己也正在这样做。

除了鄂尔泰，其他诸如年羹尧、张廷玉、田文镜、岳钟琪等雍正亲信，都曾被他赏赐过“既济丹”，被当做无上的荣宠，今天读起来，真是有点金庸鹿鼎记里神龙教主赏赐各亲信高层豹胎易筋丸的调调。

雍正十年十月，田文镜上折感谢皇帝赐予“既济丹”，皇帝在朱批中写道：“既济丹，朕现今日服无间”——我现在天天吃。雍正十一年七月，他又在田文镜奏折上朱批写道：“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

然而从雍正七年开始，丹药的毒性开始发作，惊恐的他开始搜罗天下明医与道士，为自己诊治，给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贵总督鄂尔泰、署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下达密旨，要他们留心访问“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可以是道士，也可以是俗家，只要听说有这种人，就好好礼遇开导，将之送到京城来，“朕有用处”，即便送错了，送来的人并无真实本领，“朕亦不怪也”。道士贾士芳等于是进了紫禁城。

然而，由于毒药既济丹没有停服，雍正的健康并没有改善，雍正八年九月，贾士芳被杀，进入十月份，疑神疑鬼的雍正开始认定问题出在“余邪缠扰”，即贾士芳的邪术仍在起作用。他转向求助于江西龙虎山出身的道士娄近垣，开始在皇宫之中大造“斗坛”。据统计，自雍正八年十月中旬，至雍正九年四月，宫内宫外共计建造了七座大型“斗坛”。娄近垣用拜斗母和喝符水给雍正治病，似乎也起到了某种安慰剂作用，雍正感到自己的健康有所好转

更糟糕的是，自我膨胀的雍正开始决心自己炼丹来服食，自我治疗，在太医院院使刘胜芳的指导下，圆明园深柳读书房架起了炼丹炉，四个月的时间里，深柳读书堂的炼丹炉消耗掉了4万斤煤、1千斤炭、90斤红铜、62根铁条，100斤硫磺，330两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