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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篡改史书：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灭弟并非其一人过失，但为此篡改历史，过度丑化反对势力，却开了皇帝干预史书记载的先河，对后世历史记录和历史研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要知道，汉武帝再暴虐，再对司马迁用酷刑，其对太史公客观记录历史的工作也是没办法干涉的。

2.亲征未遂：642年，高句丽东部大人渊盖苏文杀死荣留王后立高藏为王并自封为“大莫离支”摄政。为征讨渊盖苏文和保护唐朝的盟友新罗，唐太宗认为有必要对高句丽开战。644年，太宗率领李世𪟝、李道宗、张亮和长孙无忌统军10万亲征高句丽。645年，太宗冲破高句丽的防线准备攻打高句丽国都平壤，似乎大功在即。不料在安市（今辽宁鞍山）受阻，再也无法前行。在这之后，太宗对高句丽的进攻仅维持在一些小规模的突袭。646年，唐朝与回纥击灭薛延陀后，647年，唐太宗令牛进达率兵从海上、李世𪟝率兵从陆路攻打辽东半岛。648年，太宗再派薛万彻率军从海上攻打鸭绿江口。随后，唐开始集结陆海部队准备在649年再一次大规模攻高句丽。不过太宗于649年去世后，新皇帝唐高宗暂停东征的计划。

3.晚年昏聩：面对自己空前的文治武功，太宗到晚年也出现一些过失。首先纳谏不如贞观早期积极，比如贞观十年，魏徵发现他“渐恶直言”。其次奢侈之风日重。不过晚年他还是能反省自己过度奢靡的错误。司马光说唐太宗：“好尚功名，不及礼乐，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多矣”。[11]同时，太宗晚年也由早年的清静转为奢纵，营建宫殿，计划封禅泰山等，并自辩“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魏征因此谏到“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

4.夺嫡饮恨：《资治通鉴》记载，太宗贞观十七年废太子李承乾之后、改立李治为皇太子之前，李世民之三子一弟（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五子李祐、及七弟李元昌）俱谋取帝位，致太宗心灰意冷之曲折，史载：“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𪟝、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登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刎，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

5.好大喜功：南宋的理学家陈普仍然对太宗晚年的征伐颇有微词：“文皇仁义播敷天，李氏无伦三百年。末路荒唐如炀帝，蜀江更起度辽船。”这一点，身为宋末三杰之一的文天祥批评得更直接：“太宗全不知道闺门之耻、将相之夸，末年辽东一行，终不能以克其血气之暴，其心也骄。”

6.贞观之治名不副实：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我们认为旧日的封建历史家对‘贞观之治’是渲染得有点过分的。……固然，在唐太宗统治的二十多年间，人口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比之隋极盛时户数，还不到二分之一。”“魏徵疏文中也说到：‘今自伊洛以东，暨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封建历史家把贞观时期当作理想的太平盛世，和实际情况是有很大距离的。”

7.多人评价其仅为中材之主：欧阳修《新唐书》中说，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著名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认为，“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忧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武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