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纪，元朝的异族统治结束，明朝的汉人政权重新统一中国。从诗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过渡阶段，有三股联系密切的趋势：第一，诗歌创作特别是在城市非官员群体中大为兴盛，这种现象在南宋和元代已经显露端倪，而在这一时期则更加明显；第二，文人是“独立艺术家”，与政治责任无涉、献身于文学和艺术，经常不受社会固有习俗的束缚，这一观念开始崭露头角；第三，对过去诗歌典范的运用在这一时期得到确立，这成为明代后期和整个清代诗歌的一个关键特征。

从后世的观点来看，十四世纪的诗歌似乎处在“中间”状态，这从它被贴上的彼此冲突的标签上可见一斑。这一时期的诗歌被认为恢复了唐诗的最优秀特质，或者被认为是宋诗的延续；是元代的异族诗歌，或者是证明了中国文化在异族统治下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并大放光芒；是通达之前中国诗歌核心“真理”的一把钥匙，或者是后来束缚复古派的沉重包袱。这一时期的诗歌在论争方面所具有的价值远远超过它自身的价值。意识到这些相互竞争的解释，非常【391】有益于我们理解中国诗歌在封建王朝最后五个世纪中的发展状况。从所有这些意义上来讲，十四世纪的诗歌代表了一个中间阶段。

相比于本章的主题——诗，元代更以杂剧（第四十一章）和散曲（第四十二章）闻名。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元杂剧和元散曲这两种相对新的文学体裁得到了元诗远不能望其项背的注意力。这一新的兴趣一定程度上是1918年之后的文学革命所导致的。这一新文学运动致力于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书面地位。文言文虽然在口语中早已销声匿迹，但是之前却仍然被视为书面表达的唯一正式媒介。（其情况可以假设成拉丁文1900年在意大利仍然被视为唯一书面媒介，而将“意大利语”确立为书面语的运动在当时刚刚风起云涌。）为了改变元杂剧和元散曲在之前被忽视（其“低贱”的白话文和社会出身玷污了自身）的局面，人们发现并大力宣传它们无可置疑的文化意义和价值。随之而来的，便是轻视十四世纪及以后的诗的研究和欣赏。虽然理解杂剧、散曲还有白话小说等的发展无疑很重要，我们应该牢记，传统的诗文在它们的作者看来，甚至是创作白话作品的作家看来，几乎永远是更为重要也更为核心的（在整个元朝和明朝，情况都是如此）。虽然新的文学体裁被认为反映了该时期社会现实的变化，但也有反对意见认为，传统的诗歌在这方面毫不逊色，甚至更强。不管怎么样，这一时代的许多诗的质量是上乘的，可是得到细致研究的情况却相当罕有。

·布衣诗

中国的诗很长时间以来都被官员（候补官员、现任官员以及卸任官员）所垄断。诗在布衣平民中，特别是宋代开始急剧发展的城市平民中的发展，是南宋的一个鲜明时代特征。在元朝统治下，科举制度被暂停（虽然在1315年重新开考），这在切断读书人的仕途的同时，也加速了诗歌在广大布衣阶层（包括商贾和地主等）中的创作趋势（这一趋势在之前已经形成）。中国有史以【392】来第一次彻底沦为异族统治的可悲境况促进了文人作为“独立艺术家”理念的发展，对于曲（白话歌曲）的繁荣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引起了人们对杂剧这一在宋代早已发展起来的新文学体裁的兴趣。

永嘉四灵和江湖派这两组十三世纪上半叶的诗人群体都是布衣出身。（他们是模仿晚唐那些描写日常生活的非一流诗人。）诗社在十三世纪特别在南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就好比无数像狮子会[1]和基瓦尼斯俱乐部这样的美国社团为了诗歌创作这一目的而相继创立，同时对这些布衣而言起到了社会互动的机制性作用。）1250—1300年，四部重要的诗歌创作手册的编写，反映了在一个更大社会阶层中诗歌创作已蔚然成风。到了十三世纪中期，诗社的数量已经非常庞大，这可以从多所诗社的资深人物杨维桢的文章中得到证实。

·“文人”的理念

杨维桢这位狂放不羁的诗人表明了，布衣中兴起的诗歌创作是如何与文人理念（在后来的中国艺术史中这一理念会越来越居核心地位）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北宋时期，文学、哲学和政治生活的三位一体理念，在如欧阳修、王安石和苏轼这些在三个领域都出类拔萃的历史人物身上达到了顶峰。这一理念在南宋依然很稳固，像江湖派这样的布衣诗人只是例外。在蒙古人的统治下，这一观念被瓦解了。早先对这一理念的偏移得到强化，许多中国人退回到了他们各自的世界中。像著名的画家倪瓒一样，杨维桢等人与哲学或者政治没有丝毫联系。他们作为杰出的艺术家而安身立命，无心仕途，并多多少少表现出离经叛道的行为。当时的社会对他们有景仰之意。他们对文学或艺术的极高评价成为一种模式，这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是新生事物，因为从中国传统观点看来，文学是低于政治与哲学的。文人理念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诗歌、绘画和书法的同时繁荣。（这一理念的文学维度在后来的中国艺术史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

·杨维桢【393】

杨维桢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布衣诗人。他的布衣性格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他给各种人物——如算命先生、相士、为他铸造了心爱铁笛的铁匠、笔匠、医生和针灸师等——所赠之诗中，也体现在他写给女说书人等的文章中。

杨维桢着奇装异服游遍长江下游地区，手里总是拿着一支铁笛，遍访以他为领袖的各个诗社。他表面上玩世旷达的生活方式与当时正在发展的重视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独特地位的文人理念是一致的。杨维桢精通不止一门艺术形式，他的书法风格相当险怪，又对绘画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并在画作上题写了许多诗。他的诗作也同样具有自由挥洒的特质，充满了恣肆的想象力和幽艳的语言，效仿了自北宋以来几乎被遗忘的风格类型，包括汉魏六朝的乐府以及晚唐李贺、李商隐和韩偓的诗歌。

杨维桢五十岁时，将自己的四百多首乐府诗辑录成册。他的许多乐府诗在叙事框架中放置了对神秘想象瞬间的唤起，因此极具抒情性。不过杨维桢最大胆的作品创作于他七十岁之后，许多都涉及了年轻女子的情欲这一题材，如《续奁集二十咏》中的第二首《成配》：“眉山暗淡向残灯，一半云鬟撒枕稜，四体著人娇欲泣，自家揉碎砑缭绫。”这些几无节制的诗反映了布衣诗是如何从只局限于描写日常生活的起点处发展起来的。

杨维桢留下了一系列咏史、女性、仙人、孝行以及其他各种主题的诗歌。他大量借鉴九世纪一些诗歌流派（它们被视为有伤风化），因此被时人王彝（1323—1374）批评为“文妖”。不过杨维桢在身前就已经天下闻名。在他的作品和人格中，杨维桢似乎将当时非常受推崇的一些特质结合在了一起。明朝建立之后，在朱元璋【394】的入仕邀请下，年近八旬的杨维桢作《老客妇谣》表示老妇不更弦易张而婉拒。杨维桢受到了朱元璋这位暴戾成性的君王的非一般性礼遇，得以“白衣宣至白衣还”。

杨维桢的朋友——非常著名的画家倪瓒（1301—1374），也拥有堪与杨维桢媲美的一生：自觉而旷达的生活方式、精通绘画以及诗词书法。其诗中包含了略带色情的民歌题材（比杨维桢的此类作品显得含蓄）。

·元末的官员诗

十四世纪上半叶，元朝首都大都的诗歌创作大都出于来自南方且任职于翰林院和史馆的官员。尽管忽必烈（1215—1294年，在位时期：1260—1294）具有极强的感召力，但一开始拒绝入仕异族新朝的情况还是层出不穷。于1286年（1260年元朝建立二十六年之后）抵达大都开始仕元的赵孟頫被视为“失节”，特别是因为他是宋朝皇室的远方宗亲。不过随着蒙古人的统治常态化，对入仕的拒绝以及加在仕元者身上的污点都减少了。

在赵孟頫入仕元朝约十五年后，袁桷（1267—1327）于十四世纪初来到大都。而另一位来自南方的虞集（1272—1348）在长达近三十年间（1329年以前）一直是最受朝廷器重的官员。二人诗歌创作的特点不仅在于像许多宋代诗人那样从日常生活角度发掘前人未曾触及的题材，而且也在于风格和遣词用句方面更与盛唐诗接近。

例如袁桷写过五言古《舟中杂咏》十首，描写自己乘舟北上大都的情况，包括他沿途首次见到的风士人情，比如作为大都燃料的水上白芦苇。虞集也将他造访帽匠的经历写成诗，诗中的帽匠像以前诗中的渔夫或者樵夫一样，秉持道家隐逸理念而让作者惭愧不已。这两首诗的主题——大都的燃料以及一位技术精湛的帽匠——是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在诗的创作中。所以，像元杂剧一样，这些诗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生活。不过从遣词用句和风格而言，他们与杨维桢的诗有很大不同。这三位身处北方的诗人兼官员只宗法较早期的唐诗，比起喜爱晚唐诗风的同时代南方诗人来说是相对保守的。

·文学模型【395】

像中国画家会模仿前辈大师的风格并将它们熔为一炉而最终发展出一种属于自己的风格一样，中国诗人也通过模仿前人诗作来训练自己。布衣诗人和官员诗人所采用的文学模型，从略显生硬、议论性的北宋诗到较少描写日常生活的唐诗，不一而足。从唐诗的心脏，即与杜甫、李白等联系在一起的盛唐诗中找到文学模型则是下一步。这一步由虞集和其他元代晚期的翰林院学士兼诗人所迈出。当他们开始以唐诗的“心脏”作为文学模型开始诗的实践时——他们的后辈诗人高启（1336—1374）在一定程度上也跟随这一脚步，此趋势在接下来的明代得到加强。

十四世纪末文学批评的一项重要进展，是对诗歌创作本身的贡献。1393年，高棅完成《唐诗品汇》。这部作品开创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以年代为范畴的唐诗分期：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十四世纪的诗受到晚唐诗的影响极大，不过到了十四世纪末，诗人的兴趣向初唐和盛唐诗（以及早期的乐府）转移。这为后来在明代盛唐诗的一统天下拉开了大幕。

·高启

高启被视为十四世纪甚至整个明代（1368—1644）最伟大的诗人。这颇具讽刺性，因为他在明代建立后仅活了六年，就在三十七岁时因获罪朱元璋而遭腰斩。高启唯一的存世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穿着明朝官服。

高启出生并成长于苏州，年轻时便与自己的几位好友一起被合称为“北郭十友”或者“十才子”。“北郭十友”中包括了未来的诗人、画家兼官员徐贲，僧人道衍（也就是著名的姚广孝），作家张羽和杨基。他们有着各式各样的出身，比如成员之一王行的父亲是一位中药商。

高启很早就以诗名冠绝一时。十八岁时迎娶巨富周仲达之女，二十岁出头曾以近两年的时间游历于南方，大概是为了寻找一位赞助者，这样做也许是他希望避免与吴地的割据者张士诚有太过直接的联系。高启在这一时期以及其他时期的许多诗作中都流露着一种【396】隐而不显的沉郁。

1367年苏州被明太祖朱元璋征服，一年多以后，身为著名文学家的高启应召入朝，来到当时的京城南京，成为编写《元史》的十六位翰林院编修之一。这项工作在宋濂（1310—1381）的领导下，完成于1369年年末。一年以后，高启得到允许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苏州。直到1374年，他一直在苏州过着半退休的生活。苏州知府魏观修复府治旧基，高启为此撰写了《上梁文》。因府治旧基原为张士诚宫址，有人诬告魏观有反心，魏被诛；高启也受株连腰斩。一同获罪的还有与高启一起编《元史》的编修王彝。

高启在诗的创作方面体现了贯穿十四世纪的一些鲜明特征。他将布衣诗人杨维桢所开启的趋势推向纵深，在诗中加入了不可思议的心灵幻想，比如创作于高启二十四岁时的“夫子自道”式的《青丘子歌》。该诗中，高启以岳父庄园所在地青丘来指涉自己，同时“青丘”也具有隐含的异域关联。开篇以“青丘子，癯而清”形容自己。“癯而清”可诠释为“癯瘦却清朗”或者“衣衫褴褛却广受赞誉”。接下来高启像李白一样视自己为“降谪到世间”的“仙卿”，并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为“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高启被誉为将前一百五十年的布衣诗推向了顶峰。杨维桢等人用李白和晚唐诗人李贺的诗歌元素来形成自己的语言，而高启则使这些元素珠联璧合，将它们发展到新的高度。正如他的一位同时代人（王彝）写道：“季迪（高启）之诗，隽逸而清丽，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

高启对于许多风格皆极为擅长，在这一时期，可供高启和其他诗人模仿的诗歌类型委实不少：乐府、《楚辞》的骚体，还有各个时代的诗、词、曲等，更不用提这些诗歌类型内部的种种变体。也有许多伟大的古代诗人以供诗人模仿。高启的高超之处在于他对这些风格和模型的创造性转化。这也是为什么高启能够与元好问（1190—1257）、王士禛（1634—1711；与王世贞［1526—1590］名字读音相近，很容易引起混淆）和袁枚一道，共同跻身于宋代以后中国诗坛的巨子之列的原因之一（高启因文字狱而英年早逝也无疑是他在后世诗名鼎盛的又一大原因）。

高启也与上面提到的著名文学家一起，在文学理论史中占一席之地。他提出，诗必须兼具格、意、趣，这些术语各自将在后世【397】文论家笔下得到更为著名的表述：沈德潜（1673—1769）提出“格调”，袁枚提出“性灵”，王士禛则有“神韵”说。

虽然高启能够出神入化地掌握各种风格，不过其同时代人对于开启后来明朝复古派的那一类偏好颇不以为然。比如李志光作《高太史传》，曾论及高启如何探索以前的诗歌传统，说他“上窥建安，下逮开元，至大历以后，则藐之”。另一位同时代人张羽（1283—1356）则在自己的诗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在《悼高青丘季迪》三首之三中写道：“生平意气竟何为，无禄无田最可悲。赖有声名消不得，汉家乐府盛唐诗。”

提倡“古文辞”，并到明代中期逐渐主宰诗坛的复古运动一开始正是侧重于这几个阶段的诗歌传统（见第二十章）。因此，高启与虞集一样，都是明代复古派的先驱。

·末世景象

明代直接而朴实的气质很大程度上是由开国皇帝朱元璋所确立的。朱元璋出身贫困，随着一步步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他变得越来越偏执，尤其怀疑自己的手下有逆反之心。而来自苏州的官员更容易引起他的猜忌，因为这是一个曾经抵抗过他的地方。在大清洗过程中，他诛杀了数千人。高启只是众多牺牲者中的一位。

朱元璋对旧科举制度进行改造，创立了新的科举考试制度，并希望这将能充分擢拔出身低微的人才。他的反智主义、重视农村甚于城市以及严厉的社会政策都与二十世纪的某些政治制度与策略有相似之处。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朱元璋政策（特别是对知识界的屠杀）的大获成功，到了十四世纪末期（朱元璋去世于1398年），文化领域凋落到历史的最低点。学者普遍认为十五世纪上半叶是文化的荒漠。

高启和整整一代的明代初期诗人不是遭到屠杀就是被迫自杀。吴中四杰中的高启被腰斩；杨基（约1334—约1383）被罚服劳役，【398】死于工所；张羽流放岭南，未半道召还，投龙江而死；只有徐贲（1335—1380）得以寿终。这四人中，除了高启之外的三人都不仅以诗闻名，还是著名的画家。虽然其他三人的诗歌水平达不到高启的高度，但是却具有明显的朴实沉静的基调，与诗人生命中感受到的仓皇失措形成了对比。

刘基（1311—1375）是该时期另一位值得一提的诗人，虽然他进入明代之后只活了七年。从1359年开始，刘基就开始辅佐朱元璋。他和同样在1359年加入朱元璋队伍的宋濂，是加入朱明王朝而能保全的硕果仅存的两位文学家。（即便如此，清初文论家钱谦益也发现刘基的后期诗歌“悲穷叹老，咨差幽忧”。）宋濂虽然文章斐然，但是并不以诗歌著称，而刘基则诗文并著。

刘基的诗是这一时期最为深思凝练的。与好发议论的宋诗不同，刘基是以初唐和盛唐时期陈子昂和李白的沉实风格为宗的。所以有论者认为，对唐诗最辉煌时期的模型的借鉴不仅体现在明初充溢感情的诗作中，如高启的作品，也体现在以刘基为代表的具有思想表现力的诗作中。

总而言之，十四世纪的诗歌虽然经常具有晚唐诗歌的那种繁秾晦涩，有时候也非常随性而至，如在这一时期对乐府主题的使用中可以感受到的。这一时期中最优秀的诗作具有沉实有度的风格和遣词用句的讲究，更接近于盛唐诗。不过盛唐气象对于它而言还是较为新颖的。而到明代中期，唐诗风格就不仅是一种正统，而且是诗歌创作中的必需。大多数后来的明代诗人在模仿盛唐诗进行创作的时候，不论头脑里想到的是什么，这些作品中最出类拔萃的都是“豪放”而“朴实”的。从这方面而言，他们是对明初诗歌的继承。

十四世纪的诗歌散发着文学潮起潮落的气韵，诗人们通过复苏前人的诗歌模型而极富创造力地运用各种流派风格。与明朝后来的许多诗歌不同，十四世纪的诗歌并未变得程式化，它仍然具有无限可能性。

[1]国际狮子会（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成立于1917年，是世界最大的服务组织，总部设于美国。狮子会的“LIONS”，“L”代表Liberty（自由），“I”代表Intelligence（智慧），“O”代表Our（我们的），“N”代表Nation's（民族的），“S”代表Safety（安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