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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化道、拍摄、表演这些，不敢班门弄斧，个人的感觉是质感还行，算是能看下去。不过剧本方面，想吐槽的点倒是有点多。

马亲王早期小说的特点，如《欧罗巴英雄记》，如《大冲运》，如《长安十二时辰》，当然也包括《风起陇西》，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错位感"。即，将一种文化背景下的元素，挪用到另一种背景下并作相应替换，从而营造出一种反差，或者说"出戏"的感觉。当这种"出戏"的程度被控制得恰到好处时，读者就会因作者的脑洞而大感新奇。

但是，这样的写作方式也有两个突出的弊端。由于本剧相对于原著，剧情方面作了较大修改，原著的第一个弊端在剧里已经被隐藏了，这里不谈，有人看我再更，这里说说第二个弊端，即"恰到好处的出戏"，火候是很难把握的。

正如亲王在原著后记里所说，本书实际上是把克里斯提昂·贾克、弗·福塞斯和丹·布朗的小说放到了三国背景下，本质上是现代谍战、惊悚小说。不过，亲王凭借丰富的历史知识，营造出大量符合读者预期的背景性细节，维持了读者的沉浸感。

比方说，历史上的蜀汉，当然不会有一个堪比军情六处的情报机关，但"司闻曹–长官曹掾，下辖靖安司–长官司尉"的架构给人的直观印象是符合三国背景的，所以读者会进入到故事里。同理，弩机确实是三国时期的重要装备，蜀魏双方为了弩机图纸而大动干戈，也是符合读者直觉上的历史认知的，哪怕历史上弩机的战略意义并没有小说赋予的这么高。

但是，这种特点只有在小说中才能，或者说才能更好地体现。而影视剧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如果要维持这一特点而不使之成为槽点，创作者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去改进和完善。

遗憾的是，《风起陇西》这部剧，这方面的努力做得还不够。

文学作品能比较好地维持"恰到好处的出戏感"，在于文本的信息较为集中，大部分元素是相对隐藏的，整体背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读者获得错位感，是阅读中形成的间接体验。

而影视剧是一种综合了其他艺术形式的体裁，服化道，镜头，音乐，表演等等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统一的、直观的整体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哪个元素与整体不搭，就会特别明显。

古典的音乐里，古典的场景中，身着古装的演员，以古典的造型和动作，冷不丁冒出一句"我发展的外勤下线"这种现代感十足的台词，观众很容易就察觉到其中的违和感——而这种台词隐藏在满篇白话文的小说文本中时，就不会有这么鲜明的违和感。

当然，大家看剧主要还是看剧情，如果你的故事情节足够精彩，这种小毛病是可以被容忍的，像《神探狄仁杰》足够好看，观众就不太在意满篇"你知道"这种摆明借鉴自当代英语小说的台词。只不过，在一部改编自马亲王小说的剧里，这样的小毛病体现的是创作者与原著在基础创作理念上的分歧，这一点就比较致命了。

比如李邈这个角色，在我看来是极为画蛇添足的。

李邈在史书中没有本传，《三国志·杨戏传》收录了杨戏所作《季汉辅臣赞》，并且对《季汉辅臣赞》中提到的人物作了介绍，其中提到了李邵。而在介绍李邵的《三国志》原文下，裴注引《华阳国志》，介绍了李邵之兄李邈的生平。这么一个拐了几次弯、从犄角旮旯里找出来的角色，大众没有听说过他，甚至不知道这是位真实的历史人物。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这个角色是一个冷门历史人物还是一个虚构人物，没有任何差别;而对于熟悉三国史的观众而言，这个角色的存在会导致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出现: 他的剧情线要不要符合历史?

在历史上，李邈是在诸葛亮死后，因为说诸葛亮坏话而触怒刘禅，被其所杀。如果你的剧情线符合历史，那么以上已知史实就会形成某种剧透，影响观看这部以悬疑、谍战为基调的剧的体验; 假如你的剧情线像剧里那样修改了历史，那熟悉三国史的观众会质疑: 李邈明明不是这个时候死的啊？

这一点上，就是违背了亲王的创作理念，即在历史的细缝中寻找可能性:不必为真，我们也知道这不太可能为真，但你不能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为假。

作为影视剧，首先要从情节本身出发，如果在某些地方修改历史可以让剧情更好看，那不符合史实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不应该在没必要的地方也这么做。李邈的相关剧情，你修改了史实，挑战了观众的容忍度，但就剧情本身来说，换成一个如荀诩、陈恭这般的虚构角色，完全没有任何区别，那你费力不讨好地用一个历史人物，究竟有什么必要呢？

这样的理念误区同样体现在别的方面，比如一些人物的刻画。像杨仪是一个居功自傲而又性格狭隘之人，看他和魏延的几次矛盾，大概正是《神探狄仁杰》中"前据而后恭，思之令人发笑"的形象，可是剧中俞灏明扮演的杨仪虽然有点急躁，但总体还是以国家利益至上，私德和举止都不太能挑剔。

李严腹有鳞甲，诸葛亮写给孟达的信里说他"部分如流，驱舍罔滞"，评价非常高;李严在诸葛亮死后也深感自己再无起用机会，激愤而死，可见两人互相是很很看重对方的。李严贪权、有野心，但他和诸葛亮之间未必有私人恩怨;即便有，这样一个督粮不利还会耍滑头编借口的人，更符合其形象的也应该是劝诸葛亮劝九赐这种暗戳戳的使坏方式。像剧中那样，对诸葛亮甩脸色、和诸葛亮在朝堂上刚正面，不是这个级别阴谋家该有的举动。另外，剧中对李严的塑造，机锋打得不好，心计说得太露，也没有把大野心家的人设立住，不过这倒不是创作理念的分歧，而是编剧功底问题。

如果说以上人物偏差还可以用剧情必要修改来解释，那诸葛亮的失败塑造，则宣告编剧在基本创作原则上的失策。

和杨仪、李严等不同，诸葛亮是一个大众耳熟能详且人物特点非常鲜明的角色。对于这样的角色，观众会有一种先验性的心理预期，这种心理预期成为观众关注这部剧的内在驱动力，而反过来，创作者也需要满足观众的这种心理预期，否则这种内在驱动力消失，观众也就不会被吸引了。这并不是观众对历史持原教旨主义态度，而是戏剧创作乃至文化传播的一种社会性心理现象，一种原理和规律。对于规律，你必须尊重，而不能反着来。

除非你本身就是一个颠覆性、解构性的作品，否则你既然沿用了三国的整体框架，就必须赋予诸葛亮一流的智力水准。他不必全知，他也可以在某些场合失败，但你必须让观众能够感知到他是一个智者，至少不能让观众有反面的感知。

而在剧中，李光洁扮演的诸葛亮并没有什么高光的智慧表现。无论是朝会还是与人交谈，他更多地是从道义而非利弊、谋略的角度去劝说别人，这无法体现智力因素。相反，可能是出于维护诸葛亮正义性的考虑，剧中把诸葛亮从各方面的阴谋中摘出去，设定其对李严的阴谋、杨仪的大棋、曹魏的青萍计划都不知情，让诸葛亮变成了傻白甜，反而是对其智力的极大削弱。

试想，按剧中的剧情，如果不是杨仪、冯膺、陈恭联手做局，诸葛亮对朝堂能有什么掌控力?李严已经给诸葛亮造成了多大的麻烦，可诸葛亮却束手无策，甚至对李严下一步的阴谋浑然不知，他的智力体现在哪里呢？

杨仪下这么大的棋，诸葛亮却还被蒙在鼓里。试想，假如杨仪的大棋不是"一切为了汉室复兴"，而是拿来搞权争私斗，甚至干脆拿来对付诸葛亮，或是叛变曹魏，就剧中的诸葛亮有什么应对的能力吗? 甚至如果杨仪什么都不做，让李严能按自己的规划行动，诸葛亮也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吧？

一个小小的军谋司司尉高堂秉就能替换关键的街亭情报，导致北伐大败，可是诸葛亮采取过什么反制措施吗？结果还是全权交给手下，杨仪被贬后司闻曹甚至落到政敌李严手里，那你怎么能确保二次北伐时情报工作就有优势呢？不说他们的主观态度，万一他们客观上力有不逮呢，你心怎么这么大，这么关键的环节也敢当甩手掌柜？ 可以想象，要是没有陈恭、荀诩的自作主张和主角光环，就凭诸葛亮自己在街亭案后的安排，连高堂秉都不可能揪出来，二次北伐还得吃大亏。这样一个把命运完全交给不确定因素的人，不是智力天花板，而是运气天花板。

只能说，像这样的创作本身就没有打好基础，你能跟我保证后续的改编能拍好啊？务实一点，我劝主创，先把创作的基本理念搞懂，小马写得挺好的你去把它改了干什么?

以上集中体现的是本剧创作理念的误区。此外还有一些细节上的瑕疵，比如前文提到的对李严野心家形象的失败塑造所体现的编剧功底不足，比如剧中既奇怪又影响体验的文白双字幕，还有比如官职称呼的混用。

这里举一个例子: 诸葛亮在府中开会讨论北伐事宜，蒋琬发言时，给出的字幕是"蜀汉·长史"。

长史是三公府的属官而不是朝廷官员。虽然当时蜀汉只有诸葛亮开丞相府，这个长史只可能是丞相府的长史，但你的前缀是蜀汉时，还是应该写蒋琬在朝廷序列的官职即抚军将军。即便要说长史也不应该省略"丞相"二字，就好比如今你描述一个官员，只能说是某省省委的书记，而不能说他是该省的书记，因为二者不是一个系统。

如果这只是一个纰漏，倒也不奇怪，反正这剧里不符合史实的小瑕疵也挺多(比如曹魏不承认蜀汉政权为"汉"，应称其为西蜀、西川、两川等;反过来，蜀汉自认为汉室延续，应自称"大汉""季汉"等而不应自称为蜀)，债多不愁，更无伤大雅。但尤为奇怪的是，编剧显然是知道这个历史知识的，后面的剧集里，杨仪官复原职，给出的字幕就是"蜀汉·丞相长史"。

另外，最后两集荀诩率兵要求杨仪交出陈恭时，也对守门的校尉说，杨长史只是丞相部曲，而我是朝廷命官，可见编剧确实知道这两个官职分属两个序列，那前面的字幕为什么会没有统一，实在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