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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诗词歌舞、书法文章，追随者不分男女老幼，跨越古今永不过气。

明月几时有，传唱大江南北，一道东坡肉，蕴藏生活智慧，更令人意外的是，东坡先生也是位“古典派”抗疫专家。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传染病”这个名词，但传染病的医学概念，是自古就有的，这就是“疫”。《说文解字》里，“疫”的释义为“民皆疾也”，即好多人都得病的意思。如果疾病大规模暴发，则称为“大疫”，像史书中提到的伤寒、瘴气、传尸、疠风、虏疮这五大传染病，但凡出现必是“大疫”。疫”或“大疫”，曾给祖辈们带来深重灾难，但是，由古到今，中国人面对疫情，从来都是迎头痛击，绝不躺平、绝不放任“大疫”横行。在距今2200多年以前的秦朝，就设置有“疠迁所”，专门收治麻风病人，称得上世界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医院。唐朝时期的长安城，庵观寺院通常会开设男女分住的“疠人坊”，供养和照顾病人。当时大唐兴盛傩戏，每年腊八前一天举行的驱傩，就是以乐舞驱逐疫鬼，求来年万民安康。到了宋朝，还有了大傩仪、小傩仪之分。大傩仪盛行于皇宫之中，形式或许略有调整，但是，根本意义不变，“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民间举行的自然是小傩仪，就像陆游诗作中所写，“山果啼呼觅，乡傩喜笑随。”

大宋元祐四年，1089年，岁在己巳。当时已经52岁的苏东坡，得到高太后恩宠东山再起，出任杭州太守。没想到东坡先生上任不久，杭州大旱，田地里颗粒无收，无所就食的饥民，从乡间涌入杭州城，造成疫病大流行。乐舞驱傩、口头抗疫肯定是不行的，提笔壮怀激烈能写“大江东去”，勤政实干可以躬身为民，这才是苏东坡！身为杭州太守，苏东坡做的第一件事，问朝廷要钱，解决经费问题。他上奏朝廷，免除本地三成贡米，从实际出发，首先减轻了当地民众负担，同时，请求拨款2000贯，作为“抗疫专项资金”。

除此之外，还通过各方渠道筹措钱款，他自己慷慨解囊，带头捐出黄金50两。第二件事，解决吃饭问题。大疫出荒年，先要保证大家吃上饭。苏东坡发布政令，动员各级官吏，在杭州街头开设粥棚，“以饘粥解饥”。饥民受到救济，吃上一口饱饭，大家就会减少流动，能够防止疫情扩大化。苏东坡做的第三件事，是平抑物价。唐宋时期，有个特殊规定，凡是僧尼都不需要缴纳税款。拥有特权不纳税，僧尼的身份就变得有价值，由此，僧尼们的“身份证”，也就是度牒，就成了免捐免税的凭证，可以进行私下买卖。元祐年间，一张官府发出的度牒，在民间可以卖到130贯。我们可以粗略算一下，一贯钱约等于一两白银，一百两白银约等于一两黄金，所以换算下来，这一张度牒相当于一两多黄金。苏东坡打算用度牒解决物价问题，但是，他没有用度牒换黄金，而是跟杭州各个寺庙协商，用度牒换米粮。因为交易链条越长，所产生的损耗就越大，还不如以物易物更直接。从寺庙换来的粮食，加上杭州府日常存粮，全部减价出售，一举稳定住物价，让那些囤积居奇、想发疫情财的人，毫无可乘之机。

接下来，苏东坡又做了两件事，一是全城发药，一是设立“安乐坊”。他拿出圣散子方，配成药剂发给患者，并组织中医下社区，到各街巷为患病者医治，救活了很多人。如同他在《圣散子后叙》中说：“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全城发药的同时，又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边，建起了一处病坊，集中收治感染者，病坊以桥为名，取名“安乐坊”。

根据记载，安乐坊在三年里就医好了上千个患者，以今天的眼光考量，这应该就是大宋朝的方舱医院。在疫情结束后，大宋朝廷充分肯定了苏轼的做法，将安乐坊收归朝廷管理，更名为“安济坊”，并向全国推广，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苦人治病，成为活人无数的仁德之坊。

从今天回看苏轼苏东坡的杭州抗疫，筹备钱粮、保障物资、平抑物价、广备药物、集中收治，他每一步走得扎扎实实，做到了那个年代的最好，在一千多年前，落实了“五度”——力度、速度、精度、温度、幸福度！但是，苏东坡并没有以此为傲，到处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早、快、准、全、暖”，他反而非常忧虑、非常有远见地写道，“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