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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西晋咸宁五年（279年，另说281年或280年），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发现《竹书纪年》。该书亦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 《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但它在宋时历经了佚散后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过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主要内容五帝纪 关于《竹书纪年》的起始时间，存在不同说法。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和《晋书·束皙传》均说该书始于夏代， 但《史记·魏世家》集解注引和峤语称该书始自黄帝。 清代至民国辑佚的《古本竹书纪年》始自夏纪，并无“五帝纪”这一部分内容。 此外还有零星文字，如“舜放尧于平阳”之类被其他书籍引用而流传下来，一些辑佚者认为是引用者误将《汲冢琐语》的内容当做了《汲冢竹书》的内容，故未收；但也有辑佚者将之附录于书中。  《今本竹书纪年》则有“五帝纪”，记录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之事。《四库总目提要》的作者指出，这部分内容主要抄自《宋书·符瑞志》。 夏纪 夏纪所载，与《史记》只是记载“太康失国”不同，还记录了羿的事情。让羿代太康，成为夏王朝统治者的这些旧事得以重见天日。 殷纪 殷纪颠覆了《史记》记载的历史第一位贤相伊尹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 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压，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由于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发现整个商代伊尹都是师权的象征，地位尊崇，有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并且伊尹的后人都有很高的地位与权力。因此殷纪这部分存疑，有待进一步考究。 周纪 周纪最与《史记》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记载。按照《史记》等正史所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国的伯，名和者，摄行君位。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说法。 另外，还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记载了周幽王死后，两王并立的史事。 晋纪 周平王东迁之后，《竹书纪年》以晋国纪年，而作晋纪。晋纪记载了晋文侯杀周携王的旧事，详细记录了曲沃代翼的过程。研究晋国历史，《竹书纪年·晋纪》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魏纪 魏纪自惠成王起，称“梁惠成王”，这与其他典籍记载的魏国又称梁国相符，有利于读古书，如《孟子》时，弄清楚究竟怎么又有个梁惠王之类的疑问。更好地保存了历史的原貌，对于研究魏国历史更为便利。古今版本 （1）《竹书纪年》又称《汲冢纪年》，因晋代汲郡盗墓者盗发战国魏襄王墓而出土。 （2）又因为它是魏国与晋国史官写的编年史，所以叫《纪年》，《竹书》，是指竹简。 （3）是次出土的，除了《纪年》，还有《易经》《国语》《穆天子传》《周书》《琐语》（迄今中国最早的志怪书）等一共15类书。这个《竹书纪年》就是真正的“原版”。然而，很可惜的是，宋代以后它却佚失了。相传到明万历年间，时著名藏书家范钦的藏书阁里，出来了一本《竹书纪年》——这个就是《今本》 

清华简，是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经碳14测定证实，清华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简的数量一共约有2500枚（包括少数残断简），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 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研究它们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 主要内容 第一辑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封面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封面 2010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出版，2011年1月5日，首批成果正式发布，包括9篇文献，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其中，《尹至》、《尹诰》两篇述夏末商初之事，《程寤》、《保训》、《耆夜》三篇内容属商朝末期，《金縢》、《皇门》、《祭公》为周朝史事，而《楚居》讲述了楚国历史。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认为首批文献有五大学术贡献：重现了《尚书》及类似典籍、澄清了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诗篇、复原了楚国历史及地理、提供了古文字特别是楚文字研究的珍贵材料。 第二辑 2011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出版，收入了一部已经失传2300多年的历史著作，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将之命名为《系年》。《系年》一共有138支竹简，全篇共分为23章，记录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可能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订正作用。 第三辑 2012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出版，共收入6种8篇文献。 《傅说之命》三篇：简文长约45厘米，有三篇，共24支。《傅说之命》是《尚书》的一部分，然而它与东晋时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中的《傅说之命》内容全然不同，清华简《傅说之命》的出现，和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中刊出的《尹诰》即《咸有一德》一样，确证了传世孔传本为伪书。 [1]  《周公之琴舞》：简长45厘米，共17支，是一组乐诗，由十篇颂诗构成，这是与《大武》结构相仿的乐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其内容。 《芮良夫毖》：简长44.7厘米，暂定为28支简。儆戒性质的“毖”诗，是刺讥时政的政治诗。 《良臣》：简长约32.8厘米，共11支，简文通篇连贯书写，主要记述黄帝以至春秋著名君主的良臣。 《祝辞》：是一篇巫术色彩浓厚的简文，其中记录了一些古时巫术咒语，比如遇到失火、溺水等情况时，口中念什么咒语。 《赤鹄之集汤之屋》：简长45厘米，共15支，简文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有浓厚的巫术色彩。 第四辑 2014年1月7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公布，整理出《筮法》《别卦》和《算表》3篇文献。 其中的《算表》距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堪称最古老“计算器”，可计算乘法、除法以及开方，填补了中国先秦数学文献的空白。 第五辑 2015年4月9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公布，共整理出六篇战国竹书。 《封许之命》语词、文风与西周文献、册命金文非常接近；武王在位时间较短，成王时期似更具备客观条件进行大规模分封；周王的赏赐物可分为玉器、秬鬯、车马与车马器、荐彝四类，其中金文礼器名称特别有价值，可与青铜器自铭对照作深入研究。 《厚父》叙事与大盂鼎颇为相似，反映出的周初重德的思想与当时文献亦相符合，其民本思想较周初似有所发展。 《命训》与《度训》、《常训》全篇为论体，非常引人注目，所反映的天道、人道思想过去多认为见于东周以后。 《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两篇记载伊尹事迹，但主体还是在记言，应更接近道家类文献，与《赤鸠》更接近小说家不同，反映思想可能与早期道家君人南面之术有关。 《殷高宗问于三寿》则与战国诸子学说诸家夹杂的特点相符合 [2]  。 第六辑 2016年4月16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出版，整理了5篇文献，记录了春秋时期郑国、齐国、秦国和楚国的历史。 [3]  《郑武夫人规孺子》简，提到了郑国的郑庄公。根据现有文献推测，武公在卫国居住可能是在嗣位之初。 《郑文公问太伯》则记录了郑国公族太伯规诫文公的言辞。学界一般认为郑桓公早卒，郑国东迁实际是从第二代国君郑武公开始，而《郑文公问太伯》则明确记载郑桓公就已经“获函、訾”、“克郐”，开始东迁启疆的进程。在他看来，这一记载揭示了两周之际郑国开国的真实面貌，也将为春秋早期历史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子产》则是“论文”，它是关于郑国名臣子产道德修养及施政业绩的论说。全篇可分为十个小段，从圣君如何利民自勉，做到君民相互信任，讲到子产执政，如何“自胜立中”“助上牧民”。文章有较强的思想性，体现浓厚的儒家气息，可见孔子称子产为“古之遗爱”，确有渊源。 《管仲》是一篇阐述治国之道的论文，与齐国历史有关，通篇以齐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展开，共十二组问答。 《子仪》记述秦、楚史事，讲述秦晋肴之战后，秦穆公汲取教训，为对抗晋国，转而谋求与南方的楚国联盟，释放长期囚禁在秦国的楚国重臣申公斗克（字子仪），举行隆重的典礼将其送回楚国，以此向楚成王示好。 简文叙述的便是穆公送行时的种种情节，穆公和子仪的外交辞令多以诗歌和譬喻的形式，表达了秦楚勠力同心的合作意愿，这些语言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3]  第七辑 2017年4月23日上午，清华简研究团队还发布了清华简的第七辑整理报告。清华简”第七辑共四篇，均为传世文献未见之佚籍，记载了春秋战国史事。分别是《子犯子馀》、《晋文公入于晋》、《越公其事》其中，前三篇主要记载晋国历史。《子犯子馀》和《晋文公入于晋》皆以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为主角，记载重耳早年流亡在外，借助秦国力量返国，以及重耳归国后整顿内政，一战而霸的史事。晋国自昭公以后，公族式微，国政落入六卿之手。《赵简子》系范献子与成鱄对赵简子训导劝诫的文辞，其中还提到国君以俭得政、以奢失政的道理。 [4]  《越公其事》是本辑最为重磅的一篇，全篇共75简，共分为十一章，详细叙述越王勾践兵败后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依次实施好农、好信、征人、好兵、饬民“五政”，重新崛起，最终灭吴的经历。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认为，这四篇简文丰富了古代史学资料，有助于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编撰和史学发展状况。其中，《越公其事》与《国语》中《吴语》和《越语》皆以勾践灭吴为主题，整体结构大致相似，但叙述过程有详略，所表达主旨也各有不同，这一方面说明它们有相同的史料来源，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在流传过程中有不断变化的趋势。 此外，传世文献中对“五政”的说法，大致与本篇类同，可见这些治国方略与治世思想，皆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八辑 2018年11月17日，纪念清华简入藏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成果同期发布。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共收入8篇前所未见的战国佚籍，分别为《摄命》《邦家之政》《邦家处位》《治邦之道》《心是谓中》《天下之道》《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虞夏殷周之治》。 其中《摄命》为西周册命文书，当是《尚书》中失传已久的《冏命》（今本《尚书》中的《冏命》系“伪古文”），《书序》中的“伯臩”“伯冏”即此篇中的“伯摄”之讹。根据《书序》记载，该篇是周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时所作，《史记·周本纪》更认为是周穆王即位初年所作，而根据简文中揭示“摄”与时王身份的线索内容，研究人员推测“摄”应为懿王太子夷王燮，篇中的周天子则是孝王辟方。该文记载了周天子命伯摄出纳王言、掌管刑狱，教育伯摄当遵行王教、康惠小民的命辞。天子命摄“出纳朕命”，协于畿内御事百官与畿外四方小大邦，告诫摄当勤恤政事、恫瘝小民，毋敢怠惰、酗酒，可见册命规格之高。本篇属“书”类文献，对于西周史及《尚书》流传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除《摄命》外，《邦家之政》《邦家处位》《治邦之道》《心是谓中》《天下之道》《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虞夏殷周之治》则是一系列富含治国理政思想的文献，很多内容对今天仍然颇有启迪意义。 [5]  第九辑 2019年11月22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成果发布会在清华大学主楼后厅举行。 [10-12]  清华简第九辑整理报告共刊布竹简124支，包括《治政之道》《成人》《廼命一》《廼命二》和《祷辞》等五篇新发现的文献，均为传世文献未见的佚籍。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成人》篇。该文献通过王与成人的问答，集中阐述了先秦时期对法治观念、法律意义、司法制度、刑法原则的认识，一些语句可与《尚书·吕刑》对读，是一篇重要的法制史文献。 [10-12]  《成人》篇开宗明义，论述法律是治国的纲纪，得之则兴，失之则亡。篇中详细阐述了司法人员要秉心中正，兼顾公序良俗；案断刑狱要兼听“两造”（原告、被告）陈述，广泛采证，稽查案件中的细微之处，参考对比相关案例最终定谳。该篇保留了大量先秦时期的法律用语，文句存在拟古倾向，释读难度较高。 [10-12]  《治政之道》共70简，约3230字，全篇气势恢宏，论说君者当自修德义，施教化民，选贤任能，勤恤百姓，慎用武力，亲睦邻国。该篇既有典型的儒家思想，也有寡欲不争、节葬节用、四民世守其职等道家、墨家、法家思想，体现出杂糅百家的特点。 [10-12]  此外，清华简第九辑整理报告还有两篇《廼命》，为君主告诫群臣、同宗忠君勤事、言语谨慎，勿强取豪夺，以保其宗室的禁戒之辞；以及一篇《祷辞》，为祷祠地祇的告事求福之辞。 [10-12]  第十辑 2020年11月20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成果发布会首次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新址召开。 [13]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共收录竹简五种八篇，皆为前所未见的佚文。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四告》，这是清华简整理团队自《尹诰》《说命》《摄命》等篇之后，又一次整理发布的书类文献，共四篇。其余四篇中，《四时》《司岁》与《行称》三篇是数术类文献；《病方》是方技类文献。 [13]  这一辑的内容涉及天文、历法、自然等诸多方面，对了解先秦时代社会思想文化带来新的认识，并具有丰富的天文史、科技史价值。 [15]  《四告》全篇有五十支竹简，分别记载周公旦、周公之子伯禽、周穆王满、召伯虎的四篇告辞。其中第一篇是周公向皋陶祝祷的告辞，周公历数商纣暴虐与周文王、武王功业，希望皋陶护佑成王，选贤任能，维护“周邦刑法典律”，该篇内容与《尚书·立政》密切相关，结构、文句多有相似之处。第二篇是伯禽初封于鲁，祈求无有过失、长保鲁邦的祷辞；第三篇是周穆王自悔耽于游田，祈求安静其心的祷辞；第四篇则是因望鸱集于先公寝庙，召伯虎祈求禳去灾祸、永嗣邦家的祷辞。四篇告辞各自独立，依时代为序，体现了书类文献的编纂特点。 [13]  《四时》与《司岁》连续编号，抄写在同一卷。《四时》详细列举每月一、四、七、十、十四、十七、二十、二十四、二十七日的星象和云、雨、风等物候，并将一年分作三十七时，其中星象术语又多分为青、玄、白、赤四种，分别对应四象东方青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之一。该篇星象术语、运行变化自成体系，与《史记·天官书》等传世天文类文献颇有不同；所载物候与《礼记·月令》、《大戴礼·夏小正》、《吕氏春秋》以及《淮南子》的《天文》《时则》等也互有异同。而《司岁》篇则历述太岁运行一周十二岁所值之辰及其吉凶占断，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太岁十二岁名的文献，可与《尔雅》、《史记·天官书》、孔家坡汉简《日书》等文献相比照。 [13]  《行称》与《病方》抄写在同一卷。《行称》记一月“六称”的具体日期、利弊和成效，所记称行之事均属政事，包括裕文、均民、恭祀、吊劳、绰武、毕抑，是目前所知首篇专述一月内政事宜忌的先秦时令类文献。《病方》载病方三种，前两种属酒剂，末一种为汤剂，是迄今所见抄成年代最早的方技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