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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飞的“弃山阳”与“妄议国本”、“不援淮西”、“莫须有谋反”并列，成为岳飞临死前被秦桧以及其党羽罗织的四个主要罪名，这其中 “弃山阳”代表着岳飞破坏抗金防线，“不援淮西”代表着岳飞消极抗金，“妄议国本”代表着岳飞不安分守己，著名的“莫须有”代表着岳飞想谋反，可见秦桧和赵构在当时所虚构的中兴背景下，利用庙堂把持的社会舆论几乎完全抹杀了岳飞这个人存在的价值。

四个罪名中，对于“莫须有”“不援淮西”“妄立国本”的考辩很多，但对于岳飞“弃山阳”罪名的讨论却很少，本文也着重阐述一下岳飞“弃山阳”前后的来龙去脉。

“弃山阳”事件发生在绍兴十一年末，即宋廷夺三大将兵权之后，赵构先是将韩世忠扣留在行在，然后派出了岳飞和张俊去检阅韩世忠的部队。而由此引申出了岳飞“弃山阳”罪名，在秦桧和赵构视角中，岳飞（与张俊）巡视淮东的时候想放弃韩世忠大本营的山阳郡，而这种行为是和当时朝中主流“防江必防淮”対金防御策略相违背的，这里贴上三段弹劾岳飞的奏议。

飞尝倡言山阳之不可守，军民摇惑致喧，外议以谓朝廷欲弃山阳，所幸俊止其言，纷纷遂定，不然使飞言遂行，则几失山阳，后虽斩飞何益也？

欲弃山阳而守江，以飞平昔不应至是，岂其忠衰于君，诚如古人之谓耶？

伏见枢密副使岳飞，比与同列按兵淮上公对将佐，谓山阳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远近闻之，无不失望。

楚州管辖山阳、盐城、淮阴、宝应四县，从建炎开始就是宋金战争对峙的必争之地，为淮东第一战略要地，也是韩世忠被夺兵权之前的军事大本营，如果抛开时代背景从秦桧赵构的角度去看待弹劾岳飞的这些奏议，可见岳飞当时确实提议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不过我们反过来看岳珂对于岳飞“弃山阳”的辩驳，岳珂在《金佗稡编》中的辩解也非常恰中要害，岳飞先是引用其他史源来回顾了一下当时的事情经过。

及至楚州，俊谓飞曰：当修城守，飞不答者久之，俊屡强问，亦强答曰：吾曹蒙国家厚恩，当相与戮力复中原，若今为退保计，何以激励将士，又不乐，语颇侵飞，遂迁怒于二候兵，以微罪斩之，飞恳救数四，不从。

大意是张俊认为应该修城固守，岳飞则对修城表示反对，认为该积极进取，而这个建议忤逆的张俊。所以岳飞这种反对修城的行为被张俊上纲上线成所谓的“弃山阳、专欲保江”，从而引发朝臣不满。

而岳珂用于辩解的话核心在于这一句。

夫先臣知守江之东西不可以不先守淮，则弃山阳而守江者，是果先臣之谋乎？

金佗站在家传立场固然不免溢美之词，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岳飞的进取心为南宋之最，对比其他人更是断档的存在，但非要拿着秦桧和赵构用来陷害岳飞的奏议给岳飞定”专欲保江”性质，未免也太有失偏颇了。

但这段话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注意，岳飞固然反对修城，但岳飞同时也强调“若今为退保计，何以激励将士？”难道在岳飞眼里，修城就等同于退避偏安么？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修葺山阳城池并不等同于一味退保，而岳飞这么说的原因也是另有所指，而这也是本文之后所探讨的内容，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再看《建炎以来昔年要录》引《林泉野记》所述，秦桧安排岳飞和张俊这次所谓的“阅军”，其目的就是在于撤掉楚州部队。

丁未诏，韩世忠听候御前委使，张俊、岳飞带本职前去按阅御前军马，专一措置战守，时秦桧将议和，故遣俊、飞往楚州总淮东一全军还驻镇江府。

另外我们通过事后张俊所主导的军事部署，可以看出张俊在岳飞离职之后依然忠诚的执行了赵构和秦桧的意愿。

时统制河北军马李宝戍海外，飞呼至山阳，慰劳甚，悉使下海往山东牵制，宝焚登州及文登县而还，俊以海州在淮北，恐为金人所得，因命毁其城，迁其民于镇江府，人不乐迁，莫不垂涕，俊遂总世忠之军还镇江，惟背嵬一军赴行在。

不难发现在张俊阅军楚州之后，整个淮东防线是全线收缩，南宋先后放弃了海州与山东的军事基地，全线撤退到江左，但在众多弹劾岳飞“弃山阳”的奏议中，有一句话很值得推敲。

所幸俊止其言，纷纷遂定，不然使飞言遂行，则几失山阳，后虽斩飞何益也？

这句话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即张俊不同意弃山阳。而岳珂在《金佗》中虽然对张俊鄙夷至极，但依然承认张俊最开始也不同意放弃山阳，岳珂对此的解释是

先臣山阳之诬，俊以自盖其怯敌而倡之，桧以自覆其讲和而成之。

即张俊为了遮掩自己畏敌才假装虚张声势的要求坚守楚州，岳珂这句话多少片面了，张俊名声不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苟利营私和谄媚权贵，但其在诸多南宋将领中其实是算不上畏金的，十一年初的柘皋大捷之前，张俊也算是主动渡江指挥部队与金军偏师形成了拉锯之势。

那问题来了，秦桧派出张俊、岳飞就是为了撤防淮东，但到了楚州之后，为什么张浚突然要求修城坚守楚州了呢？张俊在绍兴十一年已经成为赵构秦桧的爪牙帮凶，其个人军政诉求也必然代表赵构、秦桧两个人的意志，既然如此，张俊最开始还是莫名的要求坚守山阳呢？

为了解释清这个现象，我们首先看赵构对于山阳守备的态度，在得知张俊和岳飞巡视时楚州发生争执的时候，赵构当时与阁臣有如下对话。

癸丑，上谓大臣曰：山阳要地，屏蔽淮东，无山阳则通泰不能固，敌来径趋苏、常，岂不摇动，其事甚明，比遣张俊、岳飞往彼措置战守，二人登城行视，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

很明显，彼时赵构对于楚州的防备还是很重视的，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去注意，即绍兴十一年十月，秦桧和赵构的另一段对话。

乙丑宰执奏事,秦桧曰:山阳所以捍淮东,东关扼淮西水路又历阳六合皆近江形势之地严备此数处然后江淮安,上曰:山阳东关已降处分,更令张俊益修守备,今莫将还,虽遣报使,然勿以议和为意,但当作不讲和处之耳.

这段话的时间发生在完颜宗弼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南下前夕，而文中透露出了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在张俊放弃海州、将韩世忠的部队和物资从楚州带回到镇江后，赵构依然认为楚州是个战略要地，需要修城守备。

也就是在当时赵构和秦桧的眼中，撤军并不代表弃防，即便韩世忠和他的部队已经不在楚州驻军，楚州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战略要地，其实从历史上来说，楚州也是战略要地，不光光是地形险要，一个更关键的因素是楚州的存在给江左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沙包。

我们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走，既然秦桧和赵构都认为楚州如此重要，那为何还要撤出韩世忠的部队呢？

撤戍两淮在南宋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很容易和通敌联系到一起，例如南宋后人为了强调秦桧和后来汤思退的汉奸身份，专门杜撰编造了“绍兴九年秦桧意欲从两淮撤军而和当时他的好友李光闹翻”以及“汤思退通敌撤防两淮”这样的史料来给两位奸臣贴标签，但至少在绍兴十一年末，秦桧和赵构的这个决定和卖不卖国关系不大，当时镇江的刘子羽的观点甚至比秦桧更极端，他也认为应该彻底放弃淮东。

在鎭江，会金复渝盟，公建议清野，尽徙淮东之人于京口。

首先明确一点，早在绍兴十一年淮西之战之前，南宋的庙堂就存在要弃防两淮的声音，郑刚中在当时给秦桧的信中已经点明了这一点。

或谓敌锋不可触，稍延之深入，然后依江击之，可以得志。某谓今日之事，当论成否，敌临江而吾将帅信能合力击之，善固无以加，否则他时大江之南，犹今日长淮之南也，长淮之南不能战，而必曰江南可战，愚之所不喻也，且力战于淮之南，而敌犹未已，则长江之战自可图也，今必欲不援淮南，而须其至江，此何理哉。

但我们同时也能注意到，南宋在绍兴十一年初的淮西之战其实并没有完全放弃两淮的阵地，彼时南宋以庐州为中心据点，将几乎所有的南宋将领统统部署在江北，这明显是“防江必先防淮”的军事部署。

虽然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之战从军政角度来说南宋打的是一地鸡毛，但从后勤角度来说，南宋的这种“抱江防淮”的防备策略给金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按照叶梦得的一手战报，金军那边都快人吃人了，南宋这边理由水路漕运依然运营的游刃有余（很多人因为张俊和岳飞因为粮草争执的事认为淮西之战南宋后勤不济，然而事实上当时张俊驻扎的庐州后勤补给很充裕）

所以我们由此引申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南宋在绍兴十一年底一改年初的対金防守策略，突然开始弃淮守江了？”

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要从两个角度去分析：一个是先前南宋的两淮防御政措；另一个是罢兵权对两淮军心的影响。

秦桧和赵构在绍兴十、十一年战略部署最大的问题，在于对淮西地区防御重视程度不足，自从淮西兵变之后，淮西这片地区由于刘光世的离任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军政空白，赵鼎当政时期对淮西至少还有驻军派遣，等到了秦桧当政阶段，南宋在天眷和议期间几乎是完全无视了淮西地区的军事部署，而当时有很多的阁臣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早在金军败盟之前，叶梦得在给秦桧的信中就提到了淮西防御过于薄弱。

忽二大將宣撫兩淮，固其職矣，然未見别有大措畫，必可以固吾圉者，近惟張宗顔數千人趨合肥爾…..今淮未有必固之理,而欲恃江以為重,何可為萬全計?若將帥與州郡不相關,則兵民分為二,境土何以獨濟?......本道界分已自無劉光世一軍,若以他軍那融添補,則兵力厚薄尤可見,今若責江淮於將帥,而使守臣表裏得共為之計猶可待不虞,若淮未能固,而必恃江以為守,則王之戒不可不思。

秦桧和赵构给出了他们的解决措施，即让张俊兼顾淮西，然而相对于淮西的战略价值，这种防御部署是远远不够的，张守当时也指出了这一点。

惟是淮西，虽系张俊宣抚地分，朝廷不过令分兵庐州守御，窃恐未必能控扼敌路，保其不能南也，万一敌骑透漏渡淮，由光、黄、舒蕲入江州，取饶信衢州而趋行，阙如入无人之境，其势甚易，臣顷见防秋之际，当令岳飞分兵万人屯江州，若自鄂州顺流而下不过数日，声援相接长江之险，可保无虞。

张守建议让岳飞兼顾淮西，但这依然不是长久之计，熟悉岳飞第四次北伐的人都了解当时岳飞又做爹又做妈的无奈，岳飞第四次北伐的时候又要支援川陕、又要兼顾淮西，还得在大平原和金军高强度对线，另外叶梦得先前的一封信也将张俊守备淮西的弊端揭露的淋漓尽致。

韩、岳主战，张主守，韩志在淮，张志在江，此人所共知，不知皆灼见其理而身任之乎？抑意各有向，而姑为之説乎？韩辎重尽在山阳，张辎重尽在建康，江淮之不同势使然也，则言战者未必能必胜，言守者未必能必固，要之战守二者，何可偏废？

张俊全身家当都放在建康，他怎么会有动力去玩了命的防御地处江北的淮西？不难看出当时两淮百姓，尤其是淮东百姓，在绍兴十一年唯一能指望的前线将领，只有楚州的韩世忠一部，而在这个大背景下，宋廷选择了收兵权，明升暗降的将韩世忠调离了防区。

首先明确一点，三大将被剥夺兵权的初期，朝中很多阁臣并不认为张、韩、岳会因此远离南宋的军政体系，不少人依然认为要利用三大将的军事才能来抵御金军，例如郑刚中给秦桧写信建议让已经身为枢密使的岳飞、韩世忠、张俊参与军政决策

军旅之事宜尽以责右府经画曲折，一一使之思虑，相公酌其可否，裁其议论，付之使行，他日进退攻守，彼皆不得以为言矣

再比如梁汝嘉曾经向秦桧建言，让岳飞以枢密使的方式督军襄阳。

又言秦丞相桧，用原楼炤谋，以川陜付胡世将,乞选知兵者助之。其他如淮西不可弃,捷报多失实，岳飞宜以枢臣总师江汉，刘锜既帅荆南，当留部曲爲之爪牙。

事实上岳飞也意识到了这点。

绍兴十一年，奉诏按兵楚州，行次镇江，时韩世忠人马入教塲，俊欲分其背嵬，飞曰：不可今国家唯自家三四辈以图恢复，万一官家复使之典军，吾曹将何顔以见之？

可见在岳飞眼里，韩世忠依然有可能重新掌控这些旧部。

但即便如此，当罢兵权的消息传到两淮地区，依然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郑刚中在当时给秦桧写的信透露了这个信息。

沿边州县，倚兵为安，比自淮甸蹂践之后，人情往往忧危，大帅又舍之而去，给罢之初，传闻或失实，逺地何知，一家狼顾，余皆相和而惊矣。

绍兴十一年淮西之战，南宋先胜后败，两淮军民遭金军杀掠极深，当年防秋在即，金军随时可能圈土重来，在这个要紧关头朝廷却直接免了镇守淮东韩世忠的兵权，这种行为也直接带给了两淮军民的极大的震撼。

注意上文赵构在抨击岳飞试图放弃楚州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

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

在赵构眼中，楚州的将士们因为常期戍守前线而心怀不满，但如果结合会编对岳飞巡视楚州的记载，就发现楚州将士的这种消极情绪是由韩世忠罢兵权+淮东防秋压力的双重因素造成的。

張俊、岳飛往淮東撫定韓世忠之兵。更軍制之初，諸軍未悉朝廷之意，將士不安，乃命張俊、岳飛拊循之。

而究其根本，是罢兵权之初，以赵构和秦桧为首的宋廷无法立即填补张、韩、刘、岳离任所造成的的巨大军政空白，例如郑刚中就说：

宣抚司诸将首领尽是收拾散亡与杀降剧贼，其间悍狠虐下，顽钝嗜财，荡滛纵欲者，色色皆有，平时畏大帅不得逞，一旦释去，其陵损士卒、交相货利、藏匿子女之弊，岂得无之弹压，整齐当有画一之政。

这句话很刺耳，即南宋部队的某些刺头只愿意受张、韩、刘、岳节制，郑刚中在字里行间几乎是明示秦桧，像吕祉那样贸然的收兵权会引起三大将旧部的哗变，郑刚中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张俊的神道碑对于当时的记载有这么一句话。

方是时，朝廷以山阳、武昌诸屯不安，命公拊循之，或曰彼多反侧，盍为备，公笑曰：何自疑如此，至则慰劳士卒，宣布徳意，遣人谕武昌军，帖然安堵，还次镇江，因调护南北使之在道者，上知其能体国，益嘉之。

结合上文，张俊行状中所说“山阳、武昌诸屯不安”很可能并非一句虚言，伴随着韩世忠罢官，楚州的广大军民确实陷入了一种惶恐的气氛之中，对于张俊到楚州后的紧张气氛，会编有更细致的描写

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曰：呈點軍馬，或告俊曰：王勝有害樞密意，俊亦懼之，問勝曰：將士何故擐甲，勝曰：樞密來點軍馬，不敢不帶甲，俊不令䣃甲，却䣃甲，俊猶憾之。

张俊、韩世忠不和在南宋是妇孺皆知的事情，自己的主将被罢斥，新来检阅部队的反而是己部先前的仇人，世忠旧部的表现也是情理之中，而刘子羽的行状对于这次由韩世忠交兵权所引起动荡体现的更直截了当。

尝得盗，劾之，乃楚州守某者所为，前后攻劫不可计悉，具狱，弃之市，某者亦坐逺窜。

行状中“楚州守某者”代指的那些人已经不言而喻，刘子羽直接诛杀了这些作乱的韩世忠旧部。

我们再回顾一下韩世忠哭庙导火索“耿著谋叛案”。

謂著倡言以撼軍心，圖叛逆，且謀還世忠掌兵柄將。

可见耿著与后来的张宪谋叛案几乎如一辙，罪名都是为了让主将回归部队，而想通过兵变给朝廷施压。

但这里要说明一点，韩世忠的罢官固然引起了旧部的哗变，但将士们忐忑心理带来骚动完全处于宋廷的可掌控范围之内，但秦桧和赵构依然巧妙的利用了这种惶恐的情绪，将这些将士不安上纲上线成了意欲谋叛，并利用这些罪名反噬了韩世忠。

而韩世忠的罢兵权还带了另一个恶果，就像郑刚中所说

三宣抚所分之地，平日有警，便各任责，今既只是统制将官在外，有如尘高敌厚，使谁纠合而前？必待飞檄告急，然后朝廷遣发，晚矣。

郑刚中跟秦桧说的很清楚，只有身处前线的三大将能高效的指挥这些统制将官，现在把三大将召回后，如何建立庙堂和前线将领之间高效的讯息通信，是宋廷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遗憾的是秦桧与赵构解决方式简单而粗暴：既然前线与临安的沟通效率低下，大家又对韩世忠的罢兵权还有情绪，为了方便朝廷掌控韩世忠旧部，那就都撤回江南吧。

与此同时伴随着从楚州撤军，绍兴十一年末的南宋是彻底的放弃了对江北的军事部署。从叶梦得的奏议也能看出，面对金军在绍兴十一年秋冬的再次南下之前，南宋的江防的重心围绕着江左展开的，而当时两淮军政的负责人张俊坐镇江南，遥控江北。

伏奉圣旨，委臣措置应副张俊自镇江府至太平州，沿江险隘，筑垒分屯军兵，并得秦桧书，具传圣训，营房并用瓦屋专以委臣。

那问题来了，既然韩世忠撤回去了，之前的物资也被调走了，宋廷反而突然下令要楚州剩下的军民修葺城池坚守阵地，这会让楚州留下的人怎么想？难道赵立楚州保卫战血淋淋的前车之鉴还不够惨痛么？

在介绍完南宋绍兴十一年末的两淮防御策略与韩世忠罢兵权的影响之后，所谓岳飞“弃山阳”的罪名就很好理解了。

岳飞来到楚州之后，很快和韩世忠的旧部们打成一片，岳飞和将士们的交流中也感受到将士们的不安和怨气，出于安慰也好，处于附和也罢，岳飞认为将士们的诉求是合理的。

当然还要强调一点，岳飞并不是单纯的反对修葺山阳，而是反对撤戍楚州却修葺山阳这整个行为，事实上这种军事部署很明显是一种不思进取的偏安表象，岳飞抨击秦桧和赵构的军政策略“若今为退保计，何以激励将士？”也是情理之中了。

对比一下岳飞和张俊在楚州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对于韩世忠的旧部，相比张俊的不近人情，岳飞其实有人情味的多。

是日，张俊岳飞至楚州，飞居城中，俊居于城外。

岳飞住在楚州城内，张俊住在楚州城外。

遂迁怒於二候兵,以微罪斩之;飞恳救数四，不从。

张俊因为和岳飞吵架迁怒于侍候长官的士兵，岳飞求情，张俊没有答应，还是杀了这两个人。

而对岳飞因为这件事和庙堂产生的分歧也很好理解，按照秦桧和赵构的观点，虽然韩世忠的部队要撤回来，但两淮依然是対金防御要地，所以留守军民要固守城池，自发的抵御金军。

按照岳飞的观点：既然楚州的部队和军资都撤回江左了，又何装出一副要坚守两淮的态势，将留守军民无援无粮直接孤零零的摆在金军铁骑面前，还指望他们为国战斗，这不是糟践百姓么？

而更表现岳飞和张俊对于淮东防备态度的是这两段史料。

飛回駐於鎮江府，知泗州劉綱詣行府禀議，綱曰：泗州在淮河之北，城郭不固，無兵無食，如有緩急，守乎？棄乎？飛徐徐言曰：此是潤州，更有何名？綱曰：京口。飛再問之，綱曰：丹徒。飛三問之，綱曰：南徐，飛曰：只此是矣，綱退大歎服，曰：岳鵬舉果有過人。

刘纲非常焦急的对岳飞说，泗州城池不行，没兵没粮，敌人来了怎么办？岳飞的意思是“南徐”，即逐渐的向南后撤，有的人把岳飞这段话解读为岳飞试图放弃两淮，这其实是错误的，岳飞的所谓的“南徐”更像是是在当时韩世忠旧部撤离江北的大背景下为刘纲提供的权宜之计。

相比之下，张俊因为王萃对于濠州的防备措置不积极，直接上疏赵构罢免了王萃的官职，张俊代表的是秦桧和赵构的意愿，有这种举动也并不意外。

合门宣赞舍人知濠州王萃罢，以枢密使张俊言萃并无措画故也。合门宣赞舍人寇宏知濠州。

单看秦、赵两人和岳飞的态度，好像确实秦、赵对于两淮的措置态度更为积极，但从后续金军南侵的事情经过来看，事情还是沿着岳飞的设想发展的，

绍兴十一年十月金军再次南下侵宋，几乎是轻描淡写的就接连攻下楚州、濠州等两淮重镇，让宋廷大为震动，当然这也不意外，淮东留守军民早就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国家的弃子工具人了，又何必拼死抵抗？

另一方面，由于秦桧、刘子羽的两淮清野战术，金军兵锋所到之处一片和谐，几近郊游。

是时濠州境人烟稀少，渡江之贫民往往在横山涧许家，旧寨有前招信县主簿吕浩者主其寨，金人虽得濠州，但空城而已，郦琼、孔彦舟与数金人至横山涧，浩野服下见之，皆坐於石上谈说，移时金人约十日再来，果如期而至，浩再见之，即引与俱北去。

当然绍兴十一年末的这次金军南下更像是以战逼和，接下来也没更进一步的军事动向，而赵构、秦桧收兵权给南宋两淮军政所带来的破坏，也很快埋没在绍兴和议后的靡靡之音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