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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豫湘桂会战（一号作战）又分为，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 三个阶段。在此计划里，日军投入的总兵力为51万人，其中平汉作战为14万8000人，湘桂作战为36万2000人，战马10万匹，各类火炮1551门，坦克794辆、汽车1万5550辆。主要战略目标为开通由东北经华中、华南前往中南半岛的路线，以及占领其东南方的机场，防止美国陆军航空队自该地起飞攻击日军海上交通线和轰炸本土。

第一阶段，在历时两个月的豫中会战中，日军投入的兵力达15万人，日军以伤亡约4000人（日军战报)代价大致完成了预定的战略目标；

1944年5月中旬，日军6万占领河南，国民革命军全线溃败，国军在撤退时当地农民将5万国军解除了武装，第一战区副总司令汤恩伯在直属卫队遭民众缴械 ，汤本人化装成伙夫逃脱，第一战区总司令蒋鼎文在撤退过程中被暴民俘虏，后化妆侥幸骑毛驴逃脱。日军花了三周时间，击溃47万国民革命军，到6月初便控制了北平到汉口的铁路，完成了一号作战作战的第一阶段，日军战史称为京汉作战。

同日军的损失相比，由于国军方面的损失过于惨重，以至“驯至腾笑世界，为八年抗战中未有之大耻”。河南战场上的军事长官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在舆论的压力下，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被撤职留任（同年11月复任黔桂边区总司令），第29军军长马励武被撤。

今天主要来复盘豫中会战惨败的原因

第一，第1战区实际作战兵员不足，素质战斗力差。当时汤恩伯指挥的21个师中，有7个师原本力量就不足。以第78军3个师为例，仅由两个独立旅和一个集训处的补充兵新编而成，编成后1个月不到战事就爆发，连装备也未得到。作为中央军精锐的第13军，是南口会战，台儿庄大捷的英雄部队，却因人事影响了战斗力；第13军所属第117师，暂编第15军所属暂编第27师、新编第29师以及第12军所属暂编第55师，或是新编战斗力未养成，或是无作战经验，或是无装备补充。这些种种因素都极大影响了战斗力。而第28集团军所属的几个军中，”缺额既多，装备尤劣，不惟缺乏特种部队，即步枪堪用者亦不足三分之一，番号虽多，战斗力实甚有限“。

刘凤翰《陆军与初期抗战》，《抗日战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第252~257页记载；据徐永昌预估战时国军各师的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1万余人至2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3~4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徐永昌还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

可见，国军独自在正面抗战硬扛7年多，已是元气大伤。而第1战区部队状况低落，部队缺额严重；武器装备又差，数量还不足。而国军士兵多系农民，很多都是强征的壮丁；其知识水准、军事技术、战斗意志就无以启齿。

第二，战略战术问题。豫中地势平坦，均系旱田，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骑兵发挥绝对优势。缺乏重武器的国军理应扬长避短，充分利用黄河防线等天然屏障来迟滞日军攻势，同时将主力布署在嵩山、伏牛山等山区与敌决战，尤其是郑州、许昌、新郑等城市大都无险可守，不利于装备劣势的国军作战。

从史料可见，蒋介石从一开始就命令汤恩伯集中主力在嵩山与敌决战，是完全正确的；汤恩伯也依此进行布署；但不久军令部又改在禹县、密县、许昌、漯河等平坦地区同日军决战，汤恩伯又依此变更布署。结果第1战区从会战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最后只得投入整团、整师的兵力全力死守；这样既分散了兵力，又徒增伤亡。面对日军强大的火力攻击，国军在遭到重创后，才退往山区；已是溃不成军，毫无战斗力。

第三，作为第1战区长官的蒋鼎文、汤恩伯等，“素日不留心军政，币假藉地位经营商业以至上行下效，大小军官腰缠累累，战斗意志消耗净尽……”汤恩伯的精锐部队逃跑时，“使士兵民夫搬迁累累之军官行李财物”。

汤恩伯在调任河南前，战功卓著；是南口会战，台儿庄大捷的英雄，就连日本战史也称赞有加。但到豫后，却在禹县经营3年；日军攻占禹县前三天他就逃离禹县。前线激战正酣，国军战事陷入危局时，他却在鲁山县西南的下汤泡温泉；下汤距禹县只有八九十公里。及至战况恶化，仓促之际，他仅率译电员及卫士数十人逃跑，与作战部队一度完全失去联络。关于汤恩伯战前在禹县搞“副业”捞钱，战时在下汤泡温泉及与部队一度失去联络的史料；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提案》，为战后国民参政会调查结果，可能存在夸大，但笔者认为是客观公正的；不过有学者指汤恩伯走私，搞“副业”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与军统戴笠领导对日经济走私战有关，获得蒋介石同意；汤随蒋败退台湾后，汤恩伯贫苦。笔者认为，从豫中会战惨败看汤恩伯在指挥思想，态度，能力上完全出了问题；至于是否贪污，搞“副业”捞钱，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可信度。

第四，国共分裂影响了战局。第1战区尽管早就判明日军有南下打通平汉线的企图，“原有之兵力已深感之不足“，但出于对付共军等原因，又将第92、第93、第98、第9、第17、第27等军“相继抽调他去”。据徐永昌日记，1944年6月8日，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开会讨论国军各战区作战计划，主要议题有二：一是预防日军北犯陕西潼关，南犯广东曲江；二是“预防共 党窜扰后方问题”。6月10日，军令部拟具《国军今后作战指导计划大纲》，其第一条即要求“第八战区以第一线兵团，依陕东、绥西既设阵地，拒止敌人，并监围奸伪”。“如奸伪以抗战口号向西南窜犯时，应令其向渭河以北、三原以东截击敌人，我监围部队应由东向西逐次向长武、邠县、栒邑、正宁方面转移，绝对防止其向该线以西以南窜扰。”此处所称的“奸伪”显指八路军新四军队。同日，蒋介石根据军令部所拟的这一方案，分别密电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针对如何防范中共，做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可见即使在日军攻势最激烈之际，国军亦未敢懈怠对八路 新四军 军事扩张的防范。

至于国军投入了多少兵力监视，据徐永昌7月3日日记：近来英美舆论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以至影响对日作战。徐氏辩称：胡宗南防共军队不过数师，何至影响如此之大。但同月下旬，蒋介石主持召开整军会议，要求将国军现有的321个步兵师减编为240个师。参谋总长何应钦奉命拟定减编方案，240个师中，计划以140个师对付日军，20个师监视共 军，40个师作预备队，其余40个师用于西北边防、缅甸及机场防守。这虽然只是一个计划草案，但仍然可以依此推论，国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为7∶1。是时国军共分9个战区。这意味着国军约以1个战区的全部兵力监视共 军。这造成兵力虽占优势，却多线使用，兵力分散。

第五，国军的指挥系统极其紊乱。“战斗序列随时变更，所指挥之军师甫入掌握，随即他调。又军师已直接奉到命令行动而高级指挥部竟茫然不知“。调动的频繁，就使得部队无固定的责任感。第85军原作为国民党中央军的精锐，是第1战区的主力；日军最主要歼灭的目标。但战役开始前汤恩伯却出昏招打乱了其建制：一部接替了郑州新编第42师防区，另一部则令守备密县，该军兵力原来已感不足，却担任了正面40多公里的防御。在突破河防之日军凶猛火力的攻击下，该军和其他部队一样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机动部队既无法使用，通讯交通亦感困难，指挥官竟无法了解整个战况。这给原本就不利的国军，造成的更大的困境。

会战过程中，日军仍采取的是迂回穿插和锥形攻势的老战术，而国军却仍然无兵力保障侧后安全，甚至不设防。如果国军各部间能同力合作，协同作战，至少能配合正面守军防备侧背、同时夹击敌人，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完全被日军各个击破。

第六，蒋曾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1944年8月18日，蒋在军委会召开的整军会议上援引苏俄顾问的话说：“国军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国军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私人聘任人员。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蒋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军军官素质之不佳。

第七，国军政工失败，军纪太差。在会战过程中，“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有学者研究认为是地方武装所为）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阎，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趼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参加会战的几支主要部队在战后的总结中，几乎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李纯如分析道，此种现象的产生，”主要原因盖平时对民运工作仅有虚名，没有实际，现民众不知应如何协助国军支持作战。加之军队政治工作亦未能切实，士兵不了解民众痛苦，强占民宅，烧毁门窗，借名征购，随时苛索，彼此感情早有裂痕。一遇战事发生，军队复大征车马，强拉民夫。不良士兵竟有乘机抢掠者，而人民闭守村寨，拒绝军队入内。因此争夺，打死毙命、收缴枪支亦随地皆有。敌人乃乘军民龃龉、不暇抵抗之际，遂长驱直入，以致我中原战事失利……”。

蒋介石也承认，中原会战时，“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

第八，国军的后勤保障出现了较大问题。河南全省连年饱受饥荒之苦，特别是1942年大旱灾，损失巨重；但出粮出丁却“全国前列”。中条山会战失败以后，一方面遭到日军北、南、东三面的包围封锁，一方面又因大量军队在河南的集结，给当地民众增添巨大的负担。除此之外，河南省还另向驻扎在陕西的第8战区数万部队提供给养。这样，部队的后勤补给陷入困境，”官兵薪饷服装逾期数月仍未发给”。再加上战事增多，“各部队领不到给养，向民间借食包谷等杂粮。士兵营养不足影响作战且部队所借杂粮多需自磨而食，终日忙于筹粮及推磨等工作，尚有何暇顾及操练与防务？并因此惹起人民反感使军民亦无法合作。而会战中仓库陷敌时内尚存面粉一百万袋（第1战区北面驻军不过二十万人，每人每月一袋计，足供五月之食），连同存麦足供二十余万部队一年之用……。河南连年灾荒，民众就不堪其苦；而作为抗战最前线，还要承担巨大的兵粮负担，时日一久国军自然失尽民心。而为了分担筹粮，制作面粉等工作，还影响了国军的防务及训练。

早在1940年起，为减轻民众压力，国军部队就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多为菜叶盐水汤。很多官兵出现严重营养不良；甚至连枪都拿不稳。导致大量新兵逃亡。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士兵粮饷，更是国军部队的普遍现象。加上军粮、军盐掺杂掺假，士兵食不果腹。军服不能按季节发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军服者。前方缺乏药品，伤兵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这些都大大减弱了国军抗战力。

以上史料来源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87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28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一战区33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李纯如《河南战事失利之检讨及收拾之刍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103人提案《请申明军令严重失机将领以明责任而利抗战案》；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原文载于《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一卷。

第九，政治因素。蒋介石为了获得美，英援助，赢得战后大国地位。将大量精锐部队抽调到缅北，滇西战场；其中包括中央军精锐第2，第5，第6，第8，第53，第54，第71军共约20余万人；缅北还有12万全美械精锐。虽然收复滇西缅北全部失地，但对中国实际价值不大；而大量精锐部队抽调，造成原本苦撑的中国战场，彻底崩溃。

第十，史迪威听从罗斯福命令，为逼蒋交出中国战场军事主动权。在对华援助物资分配上作梗，造成国军名义上得到美援，实际根本就没拿到多少。特别是克扣中美联合空军油料，导致中美空军掌握制空权；却无法给予国军足够的支援。从史料看，中美空军对豫中日军打击非常有限。

第十一，国军情报太差，没有收集到日军大规模的兵员调动和作战部署情报。虽然战前，第1战区已侦知日军调动；并作出相应部署。但对日军攻势规模预料严重不足。反观日军却准备充分。

以上种种，是豫中会战惨败的原因。就连蒋介石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第二阶段，长衡会战（湖南战区）

日军部署：从关东军和其他方面抽调5个师团和1个铁道兵联队共17万拨归第11军指挥。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日军10个师团，5个独立旅团及12个特种兵联队、600余架飞机，约25到28万余人，兵分3路，开始向湖南发起进攻。

国军部署：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军54个师，共35到38余万人，仍采取长沙会战之战法，策定以一部兵力利用既设阵地，想利用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进行节节抵抗，消耗日军，主力退入两翼，集结于后方，诱敌于有利地区实施包围攻击。最后与日军决战，粉碎日军企图。

结果: 国军失败，日军完成战略任务，

长沙城仅仅三天失守，而衡阳保卫战打得极度惨烈，被誉为“中国的莫斯科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是中国整个抗战史中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

第三阶段 桂柳会战 更是毫无悬念，相较起衡阳城下的长期僵持，桂林城则迅速沦陷，只经过10日的战斗日军便成功占领桂林，同日进据柳州。因为国军迅速撤退，日军于11月24日已控制了广西约67%面积共75个县的地区，215,000名平民在报复及交战中丧生，伤亡人数更超过431,000人。

同年，中国远征军30万精锐也取得重大战果，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军伤亡1.8万余人，歼灭日军4.8万余人，光复缅甸。同时出发的滇西中国远征军伤亡6.7万余人，歼灭日军2.1万余人，解放滇西全部土地。中国远征军完成了中国战略大反攻的全面胜利。

直到现在，对于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很多历史研究者都是瞠目结舌，这场会战里面暴露了国军的种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