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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以前，历代皇帝不乏英明之主，但是都采用了自封建制度诞生以来都有的丞相制度（即使是现代社会，大多数国家都有类似丞相的职务），虽然皇帝不希望自己的权力出现真空，但是皇帝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与皇权的无限扩大性的矛盾催生了丞相制度的产生。

然而，穷苦农民出身、在寺庙干过杂役，铁人三项冠军选手明太祖朱元璋似乎觉得没有丞相，他自己一个人也能搞定所有问题。同时，有感于元朝皇权的孱弱和相权的强势，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的原因是“委政权臣，上下蒙蔽故也。”加上明初对开国元勋的防范，明太祖借胡惟庸案废除丞相制度。

胡惟庸案以后，丞相制度废除，朱元璋直接管理六部，实际上是集皇权与相权于一身。据统计，从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九月二十一日，8天内朱元璋收到了1666件公文，共涉及3291件事，平均每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400个问题。我们今天一个人平均每天读书能读200页，那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明太祖还需要亲自审理这些问题。用现代管理学来看，这似乎是极高提升了行政和办事效率，有一个专业术语叫扁平化管理，然而，没有哪个大企业没有总裁办、总经办、副总这些辅助性的副手。资本家创造了效益，并不是为了自己苦干，而是享受财富带来的各种成果。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则越发有这种慵懒享乐的迹象。

事实证明，到了永乐朝，朱棣已经渐渐顶不住这种工作强度，更何况朱棣经常御驾亲征，因此明成祖创造性地建立了内阁制度。当时内阁只是作为秘书性质的机构，丞相拥有决策权、仪政权、行政权，内阁创立后，决策权归于皇帝亲自把持，议政权和行政权则分属内阁和六部。此时的朱棣，显然并没有将内阁置于权力中枢。成祖规定，“入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署（丞相有自己的掾属），不得专制诸司”。大学士的官品也较低，是正五品，而外省知府为正四品，六部尚书为正二品。

仁宣时期，皇帝对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的内阁越发倚重，此时期对内阁进行了创新，为了防止政令不通，内阁大学士往往身兼数职，例如尚书（正二品）、太子少傅（从一品）等职，即入阁加衔。不久便出现了大学士非尚书、侍郎的资历不行，“政在三杨，义虽掌权衡，辙依违期间，无所匡拂”，阁权在仁宣时代正式超越部权。此时期内阁成员之间地位，还没有明显区分。

朱祁钰景泰年间，王文以吏部尚书进入内阁，王文也是明朝第一位二品大臣入阁，不是加的少傅、少保等荣誉头衔。吏部尚书是六部之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后六部承奉意旨，阁臣的权力更为提高。经历了朱祁镇、朱见深朱厚照这几位享乐玩家皇帝之后，皇权继续衰弱，这并非客观衰弱，而是皇帝主观上不管，甚至诞生了将决策权（批红）下放给身边宦官的荒诞场面，借此诞生了数位祸国殃民的妖孽。因为皇帝靠不住，阁臣间自然得形成了领袖与分工，此时期出现了内阁首辅、次辅、群辅之分。

聪明的嘉靖、万历也乐于看到这种区分，似乎可以稳如泰山坐观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们斗的你死我活。在此时期，内阁发展至巅峰，在班次方面，“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大学士和六部尚书各以吏、户、礼、兵、刑、工的次序排列先后。内阁设置有制敕房和诰敕房，设中书舍人，掌管各机要文书。中书舍人在文华殿东房、武英殿西房办公，实际上已经成为内阁的掾属。内阁首辅的权力，也渐乎与宰相相当，嘉靖时期，严嵩为内阁首辅，次辅徐阶只能为嵩马首是瞻，其建议几乎得不到实行。这时候的内阁首辅，实际上已经正式成为了明朝文官集团的领袖，也为明朝的党争埋下了祸根。

由于万历皇帝即位时不过十岁，李太后听政，时任内阁首辅高拱以皇帝年幼为名，逼迫宦官交出司礼权给内阁。大太监冯宝被迫与张居正合谋，歪曲高拱“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的言论，参倒高拱。一切军政大权全部归于张居正裁决，一方面，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另一方面，李太后对张居正极为信任。此时的首辅，其权力已经与王莽、霍光相当，因为小皇帝无时不畏惧张老师的威严，按照张居正的建议，皇帝此时的任务主要是读书，每天于太阳初时就去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张居正得以大展拳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张居正与戚继光的文武组合，也使明朝重新强盛。为便于政令的推行，内部内阁、六部、都察院、外部各省总督、巡抚，几乎都是张居正推荐的人。

然而，张居正的专权以及其改革过于激烈，触犯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无论是丈量土地、整顿吏治、一条鞭法制度，都让明中后期习惯于懒散和腐败的官员们叫苦不迭，朝廷始终有反对张居正的声音，万历皇帝起初对于反对者采取强硬姿态，一律免官或发配，然而久而久之，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权力欲望的增强，皇帝渐渐任由其发展，认为张居正是作威作福，最终张居正病死。几年后，万历皇帝获悉因弹劾张居正获罪廷杖，又由张居正本人宽容免罚的这位官员，竟然在流放之地死去，可见张居正的权力之大。明神宗不久后将张居正抄家。

继承者申时行也是张居正的人，申时行同样是万历的老师之一，在立太子一事上，以申时行为首的文官集团与皇帝产生了分歧，申时行一方坚持以古制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万历宠爱郑贵妃，希望立其子老三朱常洵。最终在百官坚持下，万历立朱常洵为太子的想法破产，这一失败，导致了万历二十八年不上朝。明朝逐渐走向衰亡。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萨尔浒战役之中败于努尔哈赤，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

纵观明朝宰相制度的废除，以及取代宰相制度的内阁，我们不难发现，皇权需要内阁，内阁也需要皇帝的支持，在维护封建统治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起到正向作用。然而，内阁权力的增加反过来限制了皇权，他们不仅管理国家大事，还管理皇帝的私事，例如不允许正德皇帝骑马游玩（不知道乾隆看了怎么想），不允许万历皇帝选择自己喜欢的继承人。《万历十五年》有这样一段话，“他（万历）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要绝对的抑制......坦率地说，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官们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基于内阁制度发端的宦官专权、结党营私又使得明朝奄奄一息，最终大厦倾倒。

再回到文初，丞相、太监、大臣勾结，都是朱元璋深恶痛绝的，然而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为子孙后代设计好的路线，却因为内阁的出现而完全打乱，内阁的权力也丝毫不逊色于宰相。朱元璋如果知道明亡的原因，不知道会不会后悔当初的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