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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身死社稷。四月二十一日，清军进出至山海关北；当日晚，清军在一片石击败了唐通部大顺军，吴三桂剃发降清。

此时李自成亲率大顺军主力部队已将山海关城包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协同吴三桂军，以优势兵力击溃李自成所率大顺军，跟踪追击，于五月二日进入北京。清军占领北京后，多尔衮即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建立全国性中央政权。

此时的南京，这个曾经的大明首都仍然保留了一整套与北京相同的中央机构。在南京的署衙中，最有权力的是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南京守备掌南京司礼监太监韩赞周和南京守备勋臣领中军都督府事忻城伯赵之龙，他们分别由文官、宦官、勋贵担任。

但南京缺少一个政治核心，属于集体分工领导，文臣、宦官、勋贵各自为政，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战力。这种三权分立的制约体制在平时是非常管用的，但在国变的非常时期就会出现运作不灵的问题了。

因此，在清军占领北京的当月，明王朝在江南的官僚、军阀经多方博弈，拥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史称南明。

这样，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也就是四个军事集团：北京的清政权，南京的南明政权，西安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和进入四川的张献忠大西政权。

当时清军控制地区，除辽东外，仅有河北一省和山东一部，总兵力二十余万；大顺军主要控制了整个关中地区及河南、山西、湖北各一部，总兵力尚有四、五十万；大西军控制了四川东部地区，兵力也有四、五十万；其他地区，控制在南明军手中，总兵力号称百万。

在这种形势下，清军的战斗力虽然较强，但要想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击败三个在兵力数量上都超过自己的对手，统一全国，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清统治集团，研究了当时的全国形势，制定了以李自成军为首要打击目标的先西北、后东南的战略方针。为了保障这一方针的实现，多尔衮采用了一贯的欺骗手法，故意放出愿与新建的南明政权议和的风声，以争取南明成为自己客观上的暂时盟友。

南京的弘光政权，果然上钩，不仅未下令驻屯于江淮地区的数十万大军反攻清军，反而派左懋第为使臣，携带大量金银财物，到北京与清政权进行和谈。这就使清军得以放心大胆地将全部力量用于对李自成军的作战。

等到崇祯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清廷却发布了征讨南明的檄文，公开宣称要问罪征讨。二十五日，清廷任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清军南下江南。

很快，南明朝廷就接到刘泽清的奏报：山东的沂州、郯城、单县，南直隶的赣榆、沭阳、沛县、邳州，河南的睢州、开封、归德都出现了清军的踪迹。十一月，双方终于爆发了军事冲突。

史可法在给朝廷的上疏中痛心地说道：“黄河以北，全染腥膻，近日看北方告示，竟公开把‘逆’字加在我朝头上，并侮辱我使臣，这种做法绝难让双方达成和议。”

而马士英对清朝的威胁竟然一点儿也不在意，可以说跟李自成一样，都没有把清军放在眼里。反而说：“清军虽然在河北(淮河以北)屯兵，但闯贼现在势力还大，根本不值得担忧，还怕他扔条鞭子就能过河？再说了，当年赤壁三万，淝水八千，都是一战而定江左，可见强弱并不是不变的。”

反倒是高杰、刘泽清等藩将头脑清醒。早在十一月十二日，高杰就和刘泽清一起提到：“清廷派了一位王子领军，号称二十万大军进驻济宁，实际上也就七八千人的样子。近日河南方面又接连告警，开封上下、黄河北岸都是敌军士兵，‘问渡甚急’。只怕他们一渡河，这天险就会尽失，长江和迤北都会沦为战场。”

也就是说，早在崇祯十七年底，弘光政权就已经陷入了三面(大顺、大西、大清)同时作战的困境。这让史可法极度感慨：“我们现在全力对付贼子都不够用，还要分兵去御敌。”对农民军，史可法用的是“贼”，清兵则用的是“敌”，可见在史可法心中，清军才是大患。

十二月初二，清朝河南巡抚罗绣锦拟定了平河南、保河北的方略：大军南渡或将南岸沿河一带的“土孽”消灭，这样就可保河北无虞。该意见得到了清廷的重视，很快，抵达孟津的多铎就派遣护国统领图赖率先领精兵渡过黄河。

得到消息的明朝总兵许定国、李际遇等人，纷纷秘密遣人商议投降清朝事宜。弘光元年正月十一日，许定国设计杀害高杰，之后立马向清朝密奏：“孽寇高杰已用计擒斩，唯有余党尚未剩除，请发大军尽快渡河，以战残寇。”

对此，清廷表示：“许定国计杀高杰，归顺有功。征南大兵，不日即到河南。”两天后，清廷就谕令多铎，要他遵照之前的密谕攻取南京，为国建功。二月十四日，多铎大军终于进入河南。

到了弘光元年三月，形势终于变得无比严峻。三月初七，多铎兵分三路向归德方向进发。十六日，南明朝廷才接到刘良佐送来的清兵南下的奏报，于是下令黄得功移镇庐州，与刘良佐合力防御清军。

二十一日，总兵刘洪起以缺钱为由从河南撒兵，清军则迅速拿下归德。接着，清兵开始分别向亳州、徐州前进。其中亳州方向由多铎亲自率领，徐州方向则是由固山额真准塔率领。

无论是睢州还是亳州、徐州，都是江淮防御体系中的军事重镇。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就曾总结道：“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可见，淮河对于防御清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旦清军拿下淮河沿岸的亳州、徐州等地，就足以打破明朝的淮河防御体系，让南方变得危机四伏。同时，掌握了河流运输线的清军，无论是屯兵还是进行后勤转运，都将变得更加方便。

然而，就在清兵南下的危急时刻，左良玉也起兵造反了！三月二十五日，左良玉在与马士英有旧怨的黄澍的极力鼓动下，扯起了“清君侧”、“救太子”的大旗。

收到消息的阮大钺极力宣扬左良玉父子都是恶人，而马士英则是半信半疑。因为之前左良玉为了麻痹马士英，争取时间，就跟马士英玩了一把两手策略：他一面举兵，一面祝贺马士英生辰。

在马士英看来，左良玉都来给自己祝寿了，怎么可能说反就反了呢？万一是谣传呢？何况，从武昌传回来的消息讲左良玉还在当地坐镇。基于此，马士英举棋不定，想要再等等看。

三月二十七日，清兵攻入徐州，总兵李成栋南奔。清兵将至前，无赖出身的署徐州事胡蕲忠渡河投降，引清军攻打徐州。对于胡蕲忠等人的突然来降，清军表示怀疑，很担心这是一个圈套。

正巧，清军统帅在巡视河口时，发现河面波涛汹涌，大为吃惊，认为胡蕲忠身上一定有阴谋，于是准备杀了他。但胡蕲忠是个老油条，一看情形不对，马上表示，希望清军能派十骑前去查探，如果徐州确实有防备，再杀他不迟。

可见他对徐州的情况了如指掌，早就准备好了投诚事宜，完全不担心徐州有变，只是在降清的过程中太急于表现自己，才引起清军怀疑。

经过探查，清军发现胡薪忠没有说谎，于是率领大军渡河，作为水陆交通便利的“南北襟要”之地徐州就这样陷入敌手。同一天，另一支清兵攻入亳州。

连失两座城池，弘光朝廷面临的局势非常险恶，清军都已经进入南直隶境内了，明方却还没有做好抵抗入侵的准备。那南明君臣在做什么呢？还在内斗！

马士英终于证实了左良玉东下的确切消息，他非常害怕。毕竟他要面对的是一个深受东林党支持、在中部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老军头，这让马士英不得不做准备。

马士英很清楚，如果不是手里握有军队，他啥都不是，所以他要将兵部的实际权力牢牢抓在手里。于是，马士英不再入值，而是专心处理兵部事务。

发现自己被左良玉耍了后，马士英整个人都被愤怒和报复情绪所左右，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收拾这些反贼。至于清军南下，虽然是个威胁，但是你背叛了我，我就是被清军干掉也要先收拾你们这群反贼！马士英正是抱着这个心态，才让清军后来几乎没遭遇多少抵抗。

督师史可法这边则忙着上疏要求入朝，结果被朝廷中人给挡了回去，并送去圣旨：“如今寇警很急，爱卿应该专心料理，待奏凯后朝见。”

史可法接旨后叹道：“‘奏凯’二字，谈何容易，面君真不知道在哪一天！”显然，史可法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很难打赢敌军，可见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明遗民山村樵夫也曾评价他：“史公好贤而不能择，用人而不能任，外无良将，内无智士，哪是拔乱之才呢？”

二十九日，清兵攻取颍州太和县，明廷则下令史可法扼守徐州、泗州。史可法接到命令后，准备移驻到泗州去防护祖陵，他让幕僚押着物资先行赶往泗州。但此时发生了左良玉“清君侧”事件，弘光皇帝急召史可法入援，于是他又亲自率领军队渡江前往南京。

除了史可法试图救援徐州外，总督王永吉也展开过救援。自清军攻破归德后，徐州军民惊溃，收到消息的王永吉迅速调集阁标和甘肃团练前往救援。然而就在这时，各路部队都收到了“急撤入卫”的密旨，这样一来，救援徐州的计划破产，徐州彻底丢失了。

到了四月初二，马士英看情况不对，只好上疏自罪，不过疏文都是在痛骂别人。可以说，马士英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手下。而且，当时徐州已入清军囊中，马士英却没收到消息，大概与当地官员都准备暗中降清而未上报朝廷有关。

不过此事也只能隐瞒一时。很快，史可法就对明军的不抵抗行为进行了抨击：“清兵分兵南下，李成栋放弃徐州南逃。镇将平日花费众多，但在关键时刻却完全靠不住！”

总督王永吉也奏称：“徐州既然不能守住，那又如何能够保全江北？李成栋放弃徐州南奔，实在是万分可惜！希望刘泽清能固守淮安，不要假托勤王移镇。”然而，他们的痛斥并不能阻挡明军的溃逃。

四月初九，朝廷在接到史可法的报警后，回复称：“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御北兵。”对此，史可法又回奏道：“上游左良玉不过是清君侧之奸，根本不敢与君父为难，但北兵一到，宗庙社稷可就危险了。不知辅臣为何会如此遮掩？”

史可法又给马士英写信，但马士英根本不予理睬，他只关心左良玉的事情，对清军的威胁并不上心。不过，从这天起，朝廷为了强化城防，开始派宦官防守南京的十三座城门。

清兵南下后，总兵刘泽清因惧怕敌人，在淮安大肆抢劫一番后逃跑了，使清军完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轻易渡河。就这样，淮安这个抗击清军的重要据点直接易手。

需要指出的是，淮安是淮河下游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作为淮南、淮北的重要衔接点和扼守淮泗水路的交通要冲，它成了清军南下淮南的前进基地，给南明的防御系统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当然，对于这些逃兵，弘光朝廷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派专人驻守江阴、镇江，凡是有逃兵南渡的，一律用炮打回去，不准他们过江。

此时，奉诏入援的史可法已经抵达燕子矶了，此地紧挨着南京城。不巧的是，就在他向朝廷入告时，左兵退军的消息也传来了，这就意味着史可法的部队不用再去解救南京了。

因此，朝廷下旨：“有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接到诏书后，史可法向南面八拜后大哭而回，可见当时情势有多么危急。

正因为情势空前危急，史可法方寸大乱。当时，诸军在高邮驻守，早晨收到史可法的令箭称：左军顺流而下，请宿道立即督办相关军器、钱粮到浦口会剿。到了中午，军队又收到令箭称：北兵南下，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不久，军队又收到令箭称：邳宿道可以督诸军到天长接应。

看到史可法一日三令，乱了章法，监纪推官应廷吉就说：“阁部真是失了方寸，哪有千里之程，一天之内军饷就调了三次的呢？”因此，应廷吉下令军队继续坚守，待机而进。

四月十一日，史可法前往天长督战，下令各路将领救援盱眙。盱眙不仅控制着南北交通，还控制着淮南水路，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一旦有失，清军就取得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南下渡口。

然而史可法还是来晚了，清军已然占领盱眙，下令争夺其对面泗州的泗北淮河桥了。眼看情况不妙，明军将领焚桥后逃走。就这样，清军趁夜渡过淮河，并在第二天连续追击明军50里。

得知盱眙失陷、泗州援将侯方严全军败殁、清军南下直抵天长的消息后，史可法冒着大雨，只用了一天一夜就狂奔到了扬州。清兵渡淮的消息传出后，明廷大为震动，弘光皇帝下令刘良佐提兵入卫。

就这样，清军的成功渡淮，让明朝苦心构筑的江淮防御体系彻底崩溃。这道屏障的消失，使明朝的长江防线完全暴露在了清军的眼皮底下，弘光政权危在旦夕。

由于局势已经变得极为险恶，连不喜欢处理朝政的弘光皇帝都感到危机正在迫近，于是，他召集群臣询问对策。群臣都要求不要将江北守兵撤去，应该防守淮扬。

谁知马士英根本不买账，反而大声说：“这都是左良玉的朋党在为他游说，决不能听，臣已调黄得功、刘良佐等人渡江。敌人到了，我们还能议和；但左逆到了，你们仍旧是高官，唯独我君臣会死！宁可君臣一起死于清军之手，也决不死于左良玉之手，有异议的当斩！”

听了这话，弘光皇帝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各位大臣也是目瞪口呆，无奈退朝。在这种情况下，此次朝议的结果自然是北兵不足为虑，甚至还有人异想天开，想借清军来解决左良玉的部队。

有意思的是，在朝会时，应天安徽巡抚、提督上江军务朱大典面含怒色地说道：“少不得大家要做一个大散场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震惊了。朱大典显然已经对局势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认为朝廷还有挽救的可能。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弘光政权要完蛋了，只不过像他这样公然在朝堂中说出来的，绝无仅有。皆因朝臣们的表现实在让他无比愤怒，只觉人心已散，迟早大家都会离去。

清军抵达扬州城下后，知道问题严重的弘光皇帝才开始下令让黄得功向太平转移，并让刘泽清救援扬州。只是他并不知道此时刘泽清已经暗地里跟清军商谈投降事宜了

为了加强力量，朝廷又调司礼监太监卢九德、总督王永吉、镇臣刘良佐前去救援扬州，可以说把能派的援兵都调出去了。

由于当时很多部队都被派去抵挡左良玉的叛军了，即便之后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退了兵，经过连续作战的明军也需要休息，所以朝中可调动的机动兵力并不多。

朝中当权派虽与史可法不合，但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还是寄希望于史可法能为他们挡住清军。毕竟所有人都知道，扬州作为长江的重要军事屏障，一旦丢失，那南京就会变得非常危险，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二十三日，清军炮击扬州城西北，史可法上血书告急。二十五日，扬州被破，史可法殉国。扬州失守后，弘光皇帝不得不开会询问对策。

有一位大臣在手中悄悄写了“迁都”二字，小心翼翼地递给皇帝看。弘光皇帝看到这两个字后啥也没说，只是默然叹气。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儿肯定会有大臣反对。

果然，后来投降清朝的钱谦益就反对。眼看有大臣反对迁都，他也决定不再跟大臣们耗时间，直接宣布退朝。这下他可是体会到了当皇帝的难处了。堂堂一代帝王，前有首辅马士英压制，后有尚书钱谦益反对，这让他变得不再信任朝臣，为后来的私自出逃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感到危机的马士英也打算召集自己信得过的黔兵入卫。由于马士英是贵州人，所以他更愿意相信家乡的黔兵。

只不过这事儿干得太犯忌了，一个国家的首辅大学士，竟公然要求调乡兵入卫，怎么看都有问题，于是受到工科给事中吴希哲的反对。马士英在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不占理，最终只好作罢。

除了马士英，不安分的勋贵也跟着凑热闹。眼看清军就要打到首都，保国公朱国弼也不知道是缺心眼还是故意试探，竟然悄悄向皇帝打探他的真实想法。

弘光皇帝哪会那么傻？他虽然没有受到良好的皇家教育，但好歹也是在外逃难过两年的人，世面还是见了不少的，当然不会被轻易套了话去。于是他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说道：“太祖陵寝在此，又能何去？唯有死守！”

然而就在这种危急时刻，一些人依然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着怎么搞垮弘光政权，而不是怎么对付外敌。为了打击弘光朝廷威信，这些人故意制造谶言，以引起混乱。

五月初五，清军进至扬子江。第二天，清军驻瓜洲，陈兵北岸，与明军隔江相持。夜间，清军故布疑兵之计，放筏过江。看到有筏子过江，明军不停发炮石来攻，将筏子全部打沉。事后，明军将领向朝廷虚报战功，称已经打退了清军的进攻。

到了这个时候，马士英还在拼命地粉饰太平、封锁真相。这样做，虽然有安定人心的作用，但掩耳盗铃之举只拖得了一时，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不过对马士英来说，只要给他几天时间进行运作就足够了。

此时的马士英，不再理睬朝中的反对意见。他径直调集3000黔兵入城，并每晚抽调200精兵守护他的私人住所。至于朝廷的大兵，他一点儿也不敢相信。同时，他还发600黔兵守明孝陵，对门禁的管理也更加森严。

就这样相持几天后，五月初八晚上，清军趁着大雾渡江。他们让水师潜至南岸，在长江之西、离瓜洲15里的地方等待；而另一支清军则在木筏上面绑满草人，置放灯火，然后一边放炮，一边让其顺流而下。对岸的明兵由于看不清江中情况，以为清军来袭，于是放炮射箭，也不管是否瞄准、打中，先打再说。

明军完全没有料到，这是清军的疑兵之计，结果浪费了很多炮弹、弓箭不说，还被声东击西，打了个措手不及。五鼓时刻(凌晨3—5点)，清军水师从坎坛桥乘轻舟飞渡，并陆续引渡了其他清军。

随后，他们向明军驻地开赴，一路上只遇到了一二十人。到了黎明时分，清军寻了个偏僻的小土山击鼓吹螺、故布疑兵，一番闹腾下，明军以为清军人很多，于是仓促列阵，却被清军冲溃。

惊惶之下，明军全无斗志，或东遁入海，或迅速后撤。明军溃退的消息传开以后，南京城内出现了许多清军已经渡江的传闻，闹得是人心惶惶。

五月初七，就在清军渡江的前一天，大学士马士英、王铎、蔡奕琛，尚书张捷、张有誉、钱谦益等16人在清议堂召开会议。据说讨论的内容是如何通过总督京营戎政、忻城伯赵之龙向清朝献城。

虽然朝廷不希望人们传播清军南下、明军败退的消息，但是南明高层很清楚，他们打不过，于是开始考虑怎么体面地结束战争。正是由于他们事先有了准备，在一定范围内达成部分共识，南京降臣才能在清军抵达后从容应对。

不过这里也有个问题，那就是既然马士英参与了这次投降密会，那他后来为什么会离开南京而不是投降呢？原来，马士英听到密报说，清兵声称只抓马士英和弘光皇帝，其他官员皆可赦免。马士英为了保住性命，只好遁走。

当然，弘光皇帝也不是傻瓜，他虽然不怎么关心国事，但耳目还是有的，外面发生了什么，他都知道。既然大臣们不准备迁都，还背着自己商议怎么投降，而自己又不愿意跟着陪葬，能怎么办？

弘光皇帝跟亲信们耍了个心眼。在清军过镇江的第二天，也就是五月十日这天，弘光皇帝与卢九德、田成等亲信宦官一起饮酒，装出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

岂知，这压根就是弘光皇帝有意施展的障眼法。二鼓后，弘光皇帝从通济门奔往太平府。大臣们还不知道皇帝已经跑了，只听到夜里有马蹄声。可见他的伪装很成功，谁都没有怀疑他。

弘光皇帝出奔的消息传来，马士英急了，也要跟着跑路。然而，就在马士英收拾行装准备出逃的时候，正巧钱谦益路过马士英家门。马士英解释道：“我有老母，就不能随君殉国了。”所谓“老母”，指的是弘光皇帝的嫡母邹太后。

马士英一行到了孝陵后，迅速召集黔兵自卫，接着又逃往浙江。皇帝和首辅出逃后，南京立刻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黎明时分，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得是沸沸扬扬，城中立时陷入恐慌，人们纷纷携老扶幼出门。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尽快安抚城内居民，平定混乱局面，赵之龙出告示称：“大驾虽然播迁，但本府欲保此土不经战乱，已致清国大帅，自有斟酌，尔等不必惊慌逃避。”

由于当时不愿意抵抗清军的广昌伯刘良佐纵兵在南京南门外烧杀抢劫，贵人们担心刘良佐攻城，于是就推举保国公朱国弼为留守。

赵之龙则秘密遣送使节渡江商谈迎清事宜。不过由于这事做得比较秘密，所以没什么人知道。一些大臣去礼部尚书钱谦益那里商量，钱谦益叹气道：“事已至此，唯有作小朝廷求活了！”然后，他拟了一张投降文书的草稿给赵之龙，但赵之龙没有采用。

十二日，弘光皇帝抵达太平府，结果斩关逃往这里的刘孔昭却闭门不纳。不得已，弘光皇帝只好又去了黄得功那里。让太监卢九德召见在外的黄得功、阮大钺、朱大典等人。

结果黄得功和阮大钺在见到皇帝后，都认为皇帝不应该轻易离京，黄得功更是痛哭道：“陛下要能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信奸人之语，仓促到此。而臣刚刚与寇作战，又如何能够护驾？”

被文武重臣这么一说，弘光皇帝就后悔了。不过既然已经跑出来了，自然就没有轻易返回的道理。弘光皇帝只好和盘托出：“非卿无可仗者。”接着，他拿起酒杯给黄得功敬酒：“愿仗将军威力！”可以说，此话饱含了弘光皇帝的全部期待。

见皇帝这么信任自己，把身家性命都押在自己身上，黄得功是大为感动，他一面将酒洒在地上，一面痛哭着起誓道：“如果臣不能尽犬马之劳以报答陛下，那我就如同这杯酒一样，不复存在！”看到这个场景，将士们无不动容。

弘光皇帝说得不假，京城的文武百官确实不值得信任，他并不是傻子，知道谁靠得住谁靠不住。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弘光皇帝必须找到值得托付之人，显然，他看中了黄得功，认为此人忠义，值得信任。

这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黄得功跋扈不假，但至少没有跟刘泽清、刘良佐一样完全不听调遣，就凭这点就足够让他感到宽慰了。而且黄得功是武将，比那群不可靠的文官更让人放心。

在芜湖，弘光皇帝还接见了阮大钺与朱大典。两人纷纷表示会誓死力战，于是一同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督师。可见，皇帝仍旧信任他们，认为这两人可以帮他挽回局势。

阮大钺虽然在东林党眼里名声很差，但在皇帝眼里，他够忠心，够有分量，经验、能力都不差，还熟知兵法，所以才对他寄予厚望。

站在弘光皇帝的角度来看，阮大钺确实是值得信赖的。试问，在这种危难时刻不放弃他，愿意为他打前站的，不是忠臣是什么？

阮大贼作为兵部尚书，却能“一手握定”吏部事务，并让自己的亲信“布列要律，以挠六部权”，这不是有分量又是什么？

在对付左良玉叛军时，阮大钺曾带过军，也算是有相当经验的。能够在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立足，突破东林党打压，取得六部话语权，并且击退左良玉叛军(无论真假，在皇帝眼里他就是有功之人)，这说明他有足够的能力。

说他熟知兵法，是因为他去年刚就职时上奏的《联络控扼进取接应四着疏》和《长江两合三要十四隙疏》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中间派的李清都为这个建议没有实行而感到惋惜。因此，对于这种信得过的人才，弘光皇帝自然会加以重用。

十三日，蔡弈琛、唐世济、朱国弼、赵之龙、钱谦益等主张投降的南明核心文武高官秘密聚集到中军都督府，蔡弈琛从袖中拿出已经拟好的十二款草案给大家看。

不久，身穿蟒服的朱国弼和身着素服的蔡弈琛一前一后地前往中府台基接见书院学生，朱国弼毫不客气地说：“弘光放弃这个国家弃我们而去，断了国家大义，还有资格当皇帝吗？况且京城现在要兵没兵，要钱没钱，还能咋办？所以，你们知道这事儿就行了！”

十五日，清军在城北扎营后，文武百官纷纷迎降。当然，有人投降，就有人宁死不屈，吏部尚书张捷、刑部尚书高悼、工部尚书何应瑞、左副都御史杨维垣等高级文官纷纷自杀。

清兵到达后，戎政府和都察院各派了两名官员在道旁跪迎，并高声报名。等到士兵喝起时，文武百官就出城迎接。当时天还下着大雨，却没有一个人敢落后。

对于百官的丑态，连乞丐都看不下去。一个乞儿在百川桥上题诗云：“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修成命一条！”然后就投江而死。

十六日，双方开始举行正式的投降大典。南京打开洪武门，赵之龙和兵部侍郎李乔率领百官献册，并行四拜礼，随后豫亲王多铎被迎入城中。

十七日，文武百官在行官朝见豫王多铎后，纷纷递上自己的职务名帖表示臣服。清方也开始严肃纪律，每天对官员进行点名。从这天开始，赵之龙还下令城中百姓都要设立香案，并贴上写有“大清皇帝万万岁”的黄纸。

十八日，清军进驻南京城，赵之龙特意将大中桥以东划为兵房给清军住。这样一来，很多居民都只得搬移。清军入城时，官员们纷纷带上米面、瓜果等物品在道路边慰问以表心意，赵之龙甚至还组织人手进行了慰问演出。

多铎看得兴起，连投降明军将领刘良佐求见都没理睬，直到演出结束后才撤席。在面见多铎时，刘良佐叩头表示，希望自己能靠抓捕弘光皇帝来赎罪。他的这个要求，多铎自然不会拒绝，很快就拨出300人与他同行，协助的同时也起监视作用。

当然，清军并没有将抓捕弘光皇帝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为了追击逃往太平府的弘光皇帝，清军还派出了贝子屯齐、和托，总管多罗贝勒尼堪等人率领满洲八旗护军、前锋兵、马兵和部分蒙古八旗兵、察哈尔兵一起去追击。清军对这次抓捕弘光皇帝的行动非常重视。

追击弘光皇帝的清军在离太平府 80里的地方，才听到对方已经前往芜湖的消息，于是昂邦章京图赖又率护军和前锋兵连夜火速追击。

明军并不知清兵已经追来，因此，弘光皇帝直到清军快抵达芜湖了，才上船欲前往杭州，朱大典、阮大钺则早已先行离去探路。

由于清军抵达的时候弘光皇帝已经在江面上了，图赖只好占据江口，对黄得功部发起突袭。此时的黄得功部还在四处掠夺，遭到清兵的突然袭击后，才不得不仓促应战。

黄得功先前与左良玉作战时受了伤，一直没有痊愈，于是只能用帛缠着手臂，佩刀坐在小船上督导麾下总兵迎敌。混战中，降将刘良佐出面招降，却被黄得功痛斥。然而就在这时，一支利箭射进了黄得功的咽喉。黄得功自知无救，便扔掉手中的刀，拔箭而死。

中军的明将田雄眼看黄得功战败，察觉到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毫不犹豫地冲入弘光皇帝的船中，将他挟持走。当田雄像大盗一样背着弘光皇帝出降时，他的背部已经被弘光皇帝恨得用牙咬烂，以致最后都流血生疮了！

当然，田雄也得到了他想要的：二等侯，子孙世袭。此役，清军不仅成功夺取了明军战舰，截断了明军退路，还让黄得功手下的12名总兵率马步军投降。

得知弘光皇帝被抓的消息后，清廷还特遣秘书院主事和皇侍卫传谕：“天下为一，正值此时矣。”

被俘的弘光皇帝是坐着小轿进入南京城的。他的样子很凄惨，头上戴着僧人的帽子，身上穿着蓝色的布衣，用油扇掩面。

得知弘光皇帝被抓，一些降臣向豫王多铎请求，希望能够见他一面。多铎点头应允，条件是不能行君臣礼。很多大臣见到皇帝后，纷纷叩首，看到这个场景，弘光皇帝不由流泪，各位大臣也跟着流泪。

弘光皇帝表示，以后能成为江南一布衣长侍孝陵就很满足了。可问题是，他毕竟做过皇帝，而且是崇祯之后明朝最具合法性的继承人。只要他还活着，无论他做什么都会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去反清，清廷绝不会留着这么一个定时炸弹。

就在这时，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大学士王铎用手指着弘光皇帝大骂，并历数他的罪状，最后还申明：“我又不是你的大臣，为什么要拜你？”说完，王铎就甩袖子走了。

钱谦益则是另一派作风，他伏地痛哭，完全起不来，最后还是被人扶着出去的。不管怎么说，随着弘光朝廷主力部队的战败和投降，江南已基本不存在对清军有威胁的明朝官军了。

弘光政权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倒台了，自然有其失败的必然原因。后方失和是弘光政权失败的重要原因。大敌当前，弘光政权却还在激烈内斗。

高杰死后，黄得功甚至还引兵前往扬州准备袭击高杰军中的家眷，逼得朝廷不得不派太监卢九德前去制止，最后还下了谕旨：“大臣应当先国事而后私恨。若得功前往扬州致高营兵将弃营东顾，那敌人乘机渡河，谁来担罪？着诸藩恪守臣节，不得胡来。”

至于“太子案”更是引发了朝廷的激烈争议，还导致左良玉趁机举起“清君侧”的大旗，再加上“童妃案”对皇帝和朝廷造成的巨大政治冲击，使明朝后方忙于内斗，根本无法团结一致、对付外敌。

面对清军和左良玉叛军的相继进攻，弘光朝廷的国家战略却出现了严重混乱，决策层完全无法弄清谁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陷入了决策争议之中。

清朝则不然。虽然清军刚入关时，清廷还没有一统中国的政治决心，但它的决策逻辑并不混乱，那就是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形势和政治需要做出最符合己方政治利益的决定。具体而言，清朝对南明的国家战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试探期，可以用“和”来概括。在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十五日的谕江南诏中，清廷明确宣布，自己出兵“救灾恤患”，是为了“邻邦之义”，乃是“救中国之计”，因此自己一定会“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

至于由“不忘明室，辅立贤藩，勤力同心，共保江左者”所建立的弘光政权，多尔衮认为是“理亦宜然，予不汝禁”，而且双方还可以“通和讲好，不负本朝，用怀继绝之恩，以悖睦邻之谊”。虽然做的只是表面文章，但也表明多尔衮等人暂时没考虑对付弘光政权。

当然，清廷还留了一手伏笔，那就是“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邪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究”，它就会毫不客气地“移师南讨”。此诏软硬兼施，虽然承认了南方的自主权，但也留下了继续南下的伏笔和借口，是对弘光政权的一个试探。

第二阶段是威慑期，威慑期又可以细分为政治讹诈、局部冲突、进攻试探三个时段，其核心是“逼”。具体而言，就是以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致史可法信、十月清廷发布征讨明朝的檄文、次年颁布平定江南谕为界。

多尔衮致史可法信是由复社诗人李雯起草的，虽然他是新降汉人，不过下笔时却毫不客气，直接使用政治讹诈手段来威逼弘光政权“削号归藩”。虽然此时双方尚未有冲突，但这封信实际上标志着清朝统治者已经开始在改变对弘光政权的政治态度，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转变。

十月伐明檄文则有个很重要的政治背景，那就是九月和十月的时候，顺治帝迁都北京。定都北京的关键，是为了“慰天下仰望之心”，提高政治号召力。

眼下既然已经迁都，那就必须发布征讨南明的檄文作为政治宣示，以彰显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和天命所归。因此在十月的这份檄文中，清廷历数了弘光政权的三大罪：不发一兵一卒为崇祯帝报仇；在无遗诏的情况下擅立福王；各位将领不思讨贼拥众害民。

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统性，清廷就必须向世人宣示一统天下的政治决心。通过公开宣布问罪征讨，以显得自己师出有名。为了否定南明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清朝甚至在告示中称南明为“逆”。

不久，清廷更是任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南下江南。有意思的是，清廷对南下和西征的亲王封号很讲究，南下江南的多铎名号为“定国大将军”，而西征李自成的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名号却是“靖远大将军”。

一个“定国”，一个“靖远”，毫无疑问，征讨南明，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所以用“定国”；而李自成，即使称了帝，在清廷眼中依然只是流贼，所以只用“靖远”，即平定远方的流贼。

第三阶段是征服期，可以用“战”来概括。多尔衮进京不久就因为下令剃发而受到大臣劝阻，但针对大臣称剃发令“非一统之策也”的论调，多尔衮毫不客气地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这话充分表明，清朝在中原能走多远，在多尔衮心中并没有底，只是抱着能占一点便宜是一点的想法。

到了消灭弘光政权后的闰六月十二日，多尔衮下渝：“方今江南平定，人心归附，若不乘此开基一统，岂不坐失机会？”这时候的多尔衮才真正有了一统之心。此后，统一中国就成了清朝的基本国策，一直未再更动。

在进攻中，清朝统治者往往以政治诱降配合军事打击，采取政治诱降先行的策略，并重用投降军官及其军队，这些人为清朝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许定国、李本身、李成栋、刘良佐等“带路党”，在清朝尚不了解南方底细的情况下，凭借对明朝内部情况的了解，成功地摧毁了弘光政权，为清朝占领江南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些将领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刘良佐。身为明朝勋贵，他不但率军投降了清朝，而且还主动请命去抓待自己不薄的前主子，可以说是无耻的典范。正是有了这些南明投降高级将领的带领，才让人数极少的清军能够在战争中迅速获胜，并减少满蒙贵族的损失。

在这场江南战役中，明朝虽然占有主场优势，但因自身缺点，反而尽为清军所败，教训不可谓不深刻。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之后的南明政权并没有从弘光朝廷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反而出现了一些更让人失望的情况，引得后人叹息。

作者： 兵道争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