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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引：在我的球队里，孩子们都来自非常普通的工人家庭，家长们不富裕，但人很朴素很实在。为了送孩子踢球，他们牺牲了不少，这里面最典型的是李金羽的爸爸和肇俊哲的爸爸。

​肇俊哲的爸爸现在还保存着我从教他孩子第一天起，他天天旁听记下的训练日记。按说老肇天天要上班，是根本抽不出时间天天来看孩子训练的，但就是为了儿子，他硬是找单位领导换了工作，申请干起了倒铁水的苦活。只是因为这个工作每天干两个小时就行，然后他就可以陪着儿子训练了。

​大羽他爸爸也是，为了督促儿子训练，他每天训练必到，而且不光是管他一个人的儿子，谁家孩子训练受了伤或是偷懒他都管，遇到什么思想问题都管解决，我开玩笑说他简直就像是我们这支小球队的领队。

​沈阳的冬天特别冷，常常会下很大的雪。那几年，我最怕的事之一就是下雪。

​一下雪，训练场地就被埋得严严实实的，厚厚的积雪一脚踩下去就没了脚脖子，训练就成了大问题，孩子们在雪场上摸爬滚打，踢湿了裤腿很容易着凉。加上他们的家分布在沈阳的各个城区，一下雪，他们的交通安全就更是个让我操心的问题。

​从1985年我们的小球队成立，到1989年我们用实力赢得到梧州冬训的资格前这段时间，整整4个冬天，为了让孩子们下雪天也能坚持训练，雪停之后一起扫雪就成了我和家长们的默契。

​那几年，下雪就是对家长们的扫雪动员令，大羽他爸、小肇他爸……一大群家长就是向单位请假也会早早赶来，现在一提起扫雪，孩子的家长们都觉得特别难忘。

​那时候沈阳下的雪比现在大多了，说是扫雪，其实根本是扫不动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在推雪，有时候为推出一块场地，大家必须去找大木板、大木锹，我和几个有力气的家长在前面拉，剩下的在后面推。

​想想那段日子，苦是很苦，不过现在看来那也是对我和孩子们一种难得的磨炼。

​那时候，40来岁的我带着一群七八岁的孩子们踢球，一直觉得自己既是他们的家长又是他们的教练。我既要教他们踢球，教他们做人，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比如说：踢着踢着球，肇俊哲的鞋带开了，我得赶紧跑过去给他系紧了，怕他摔跟斗。有个小队员吃得不舒服，踢球时拉稀拉了一裤子，我得赶紧把他带回自己家，给孩子换上女儿兰兰的干净衣裤。

​沈阳的冬天冷，小球队训练条件又差，我怕孩子们换衣服冻着，就得早点儿赶到训练场地，和几个热心的家长一道先为孩子们生好炉子。谁的家长忙，忘了接孩子，我得带着孩子先回自己家，给他做点儿饭填饱了肚子，然后督促他写好作业，陪他等爸爸妈妈来接……

​我对孩子们的付出，朴实的家长们点点滴滴都记在心里，可能是我从不收礼，让他们觉得无从回报吧，家长们常常把对我的感谢补偿给我女儿。那时候兰兰长时间见不到妈妈，球员的妈妈们就把给兰兰爱和温暖当成是份内的事了。

​一次我有事，兰兰被大羽爸妈带到家里玩，小丫头一高兴竟骑到了大她两岁的大羽的脖子上。大羽连忙嚷嚷着向妈妈告状，没想到大羽妈妈说："兰兰高兴你就让他骑吧！张老师成天尽为你们操心了，哪有时间哄她呀！”后来兰兰把这事跟我说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我始终认为，要想教育出一个好的足球运动员，就要对他进行全面的教导，因为踢球和做人同样重要。

​从一开始教这些孩子学踢足球，我就关心他们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孩子们的学习情况、跟家长的关系、在学校里的表现等等，没有不讨问的。那时候谁要是在课堂上出了问题，我会在球场上对他不客气，训练愿望强烈的会被勒令停练，平时爱偷懒的则要面对大运动量的惩罚。

​可能因为我重视他们的学习，队里的学习气氛始终不错，不少孩子主动练字，队里写字漂亮的队员大有人在。像曲东，后来参加梧州冬训，年年都拿硬笔书法比赛的一等奖。张玉宁、肇俊哲也都写得一手好字。

——《新体育》，200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