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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张浚奏议躺在《历代名臣奏议》里，也很少被人引用，现摘出供大家参考，根据奏议刚开始张浚过于自贬的态度和那句“敌人盛夏举兵”，可以看出这篇奏议写于绍兴十年六月岳飞北伐之际。

髙宗时浚又论战守利害上言曰：

臣智识暗陋，所见不明，惟有愚忠，庶几仰报，傥或畏避，隐黙负愧天地，诚不忍为臣。

窃惟敌人盛夏举兵，拂天违时，朝廷发明诏、议征伐，固天下所愿者，臣愚以为今敌竭国而来，其势方鋭，可以计圗，难以力破，若速于用兵，则战有胜负，时有利钝，粮有继絶，旷日持久，变生不虞，曷若俾诸帅结从连衡于近淮要害之地，据利便，择形势，就饷运，以促其势，坚壁清野，时遣间谍，坐观舋隙，使之进不得决战，守不能久聚，俟其智力俱困而图之，天下可定矣，帝王之师以全取胜，贵谋而贱战，正今日之先务也。

惟陛下察大易不密之戒，矜愚臣忧国之私，断自圣意，天下幸甚。

张浚这封奏议大致认为金人竭国而来，锐不可当，只可智取，难以力破，所以张浚认为不应该草率的主动和金军决战，而是应该在两淮地区设立防线，利用漕运优势和金军拉僵持，等到金军疲惫之后再决定后续军事部署。

顺便吐槽一句，很多史学家拿着李若虚的事迹说岳飞第四次北伐是违诏而行，然而实际上是顺昌大捷之后，赵构就明确下过令，让韩世忠、张俊、岳飞一起顺势反推，当时很多的朝臣奏议、将领神道碑、乃至南宋各部军事动向都能验证这个观点，所以岳飞第四次北伐根本就不是违诏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