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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泉城》

上海文艺出版社短经典的又一力作。其故事往往擅长在短篇中制造大量的转折与矛盾处。往往简单几笔就让主人公的背叛与暴力瞬间引爆，文字极具爆发力，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往往安排孩子在其中充当一个见证者的角色，更加重了故事格调的沉重与压抑。但作者喜欢在小说的最后表现出他对生活的思考。就比如《大瀑布》中所谓事情的真相只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而已。

同时，小说的人物在我看来，做事没有目标，没有确定的计划，同时人物之间的沟通很困难，双方没有耐心也没有能力去理解对方。这展现出人物在混乱无序的世界中无所依靠，信仰缺失的事实。

2.《赤焰燃烧》

怎么评价这部作品呢?读的时候很像卡佛的极简主义风格，但里面却不是完全的极简主义描写，有许多对自然，外貌甚至是心理的描写，就比如里面收录的一个短篇小说《荒野之地》中，有一段对瘾君子的描写，显得很传神。“帕森瞥见她嘴巴里残余的棕色痕迹。他此刻能清楚地看到女人的脸庞:凹陷的脸颊与眼窝，苍白的肌肤上有不少皱纹，他能看见骨头的位置，那些骨头好像不耐烦，想要从脸颊和下巴里戳出来。”完美传神地描写了瘾君子的面部状态。他笔下的小人物刻画要比卡佛可能要细致和生动一些，不会像卡佛的小说一样通过简短的对话去展现人物的冷漠和不可理喻。

同时他的小说中也有某种人性的闪光处，就比如《艰难时世》中农民雅各布发现比他更穷的农民哈特利女儿因为饥饿而去偷他家的鸡蛋时，他并没有大肆宣扬，相反他为小女孩去下扎在她嘴里的鱼钩，帮助她治疗嘴里的伤口，同时把鸡蛋给了她让她吃下，在严肃告诫哈特利女儿后并没有讲他在这一夜的真实情况告诉妻子，保存了哈特利和他女儿最后的尊严与体面。《炽焰燃烧》中玛茜在失去自己的丈夫亚瑟后，渐渐爱上了一个叫卡尔的男人，但她们之间的感情遭受到小镇居民的流言蜚语，以至于她的女儿都在反对她和卡尔之间的感情，这样让她远离了教堂，很少再为什么而祈祷。而当卡尔被怀疑为森林纵火事件的嫌疑人时，玛茜很害怕，但她面对治安官的怀疑却选择相信卡尔，并在暗夜中为卡尔祈祷……其故事短小精悍，同时又扣人心弦去，跌宕起伏，作为短篇小说读起来十分顺畅。

3.《窄门》

新年看的第一本书，这本书讲述了杰罗姆与自己的表姐阿丽莎之间复杂而又挣扎的情感纠葛。杰罗姆深深地爱着阿丽莎，通过书信和阅读的方式建立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但是他们之间的爱情缺乏现实的证明，他们的深厚感情没有现实的对应物，阿丽莎无法同现实的庸俗世界保持紧密的联系。渐渐地阿丽莎开始将自己投身于宗教信仰中，甚至于她将以往和杰罗姆一起阅读的书都换成了在杰罗姆看起来庸俗无聊的小册子。她认为在自己追求宗教信仰的道路中，道德的完美和爱情的甜蜜是不可多得的，在自己自我牺牲的道路上，阿丽莎必须要通过所谓的“窄门”才能触摸到永恒的幸福，因此在爱情和信仰的抉择中，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信仰。因为通往完美的“窄门”太窄，容不下爱情和道德一并通过。但她的内心依然放不下对杰罗姆的情感，于是在多年后见到杰罗姆一面后，她离家出走，最终客死在一个小疗养院。而阿丽莎之所以不回应杰罗姆的爱意，实际上是觉得在远离杰罗姆的情感中才有获得“永恒之幸福”的机会，她看到自己想要为了他而变得完美，但事实确实她所需要的完美只有在不跟他一起时才能达到。随着阿丽莎的死去，杰罗姆也背离了那种完美的道德，最终走向堕落，失去了心中最后的依靠和精神家园。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爱情悲剧，也是“布尔乔亚”精神危机的绝妙隐喻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引到死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4.《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

这本书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生的角度去探索女性写作从产生，再到发展的全过程。作者张莉深入到现代文学史开端的女作家们她们的教育史，生活史和写作史，借助“社会性别”这一关键视角，从而探讨“中国环境下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这本书与以往单纯用西方本质主义的女权理论阐释中国女性写作和书籍不同，它立足于我们自己的文学史视角，去发现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发生与发展的独特性。

那么，正是因为自晚清以来女子教育，尤其是女子学堂与学生的数量增多以来，女学生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就开始慢慢从家庭生活进入到公共领域，她们开始接受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她们的身份也不再是“贤妻良母”的接班人，而是作为“社会人”的预备役。同时在学堂乃至大学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一系列集体活动所引起的交际圈的开拓，极大拓宽了女学生的眼界和社会经历。另外，在晚清时期一些思想家如梁启超等人把强国的民族叙事和兴女学结合起来，认为妇女应该受到必要的教育，成为“生利者”，而非单纯的“食利者”。而这样的理论自然让当时的“妇女解放”带上了民族解放的附属色彩，其成为民族国家想象的一部分。然而，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欧风美雨的“爱情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对“人”的重新发现，这些口号必然会产生一批“我手写我口”的女性青年写作者，她们抒发带有自己情感和意志的声音，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中，她们不再将眼光仅仅放在闺阁中，而是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中。如果说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只是为女性写作提供了客观条件，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则为现代女性写作提供了创作者——一批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女性。她们的女性书写并不只是对于父权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反叛，而是以自己的写作实践丰富着现代文学的实践范围，同时为现代文学在语言艺术，题材，风格等一系列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她们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受自身教育，经历乃至于时代的局限，带有粗疏，空洞甚至失真的缺点，但女性写作对现代文学史的建设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5.《萨巫颂》

萨巫颂和伊朗民族史诗《列王纪》中的勇士与民族英雄萨巫什有关。萨巫什原本是伊朗国王卡乌斯之子，但后来因为国王猜疑他调戏自己的妃子苏达贝（即使萨巫什已经自证清白）而将他流放于图兰。后图兰国王听信谗言将萨巫什杀害。自此，伊朗和图兰已经成为仇敌，随着历史的演变，萨巫什之仇也成为伊朗特有的“国仇家恨”的代名词，因此形成了吊念萨巫什的祭祀活动，成为伊朗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本书则讲述了位于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的一户庄园主妻子扎丽和她的丈夫优素福在面对盟军占领时的乱像，他们所展现出作为波斯人的民族自尊，以及他们不畏强权，勇敢无畏的品德，同时也勾勒了盟军占领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民族矛盾，即在盟军占领以后，伊朗出现了严重的道德滑坡与信仰危机，现代化带给伊朗人的不是无限的财富，而是色情泛滥，物欲横流，唯利是图，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惨剧。但自我的伊斯兰文化与波斯文化传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不断蚕食与毁灭。书中所展现出的社会以文化问题，正是我们也在面临的现实，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和信仰体系，我们就会患上文化的“失语症”，从而只是一味在跟随西方化的道路，而开辟不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但另一方面来说，这本书最让我震撼的其实并不是社会背景勾勒的宏大壮阔，以及伊朗人面对西方化时的迷茫和无助。最让我震撼的是扎丽的觉醒，在前半段，扎丽心中有自己放不下的事情，她虽善于持家，勤劳善良但有时候却患得患失，在某些问题上软弱妥协，但她从来觉得自己是人，而非可爱的猫咪。而在小说的后半段写到了在自己的丈夫优素福遇害以后，她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她坚定地将优素福的救国救民，心系苍生的意志和事业继承了下来，她用自己的“神智”让自己的灵魂具有了强大的力量，她面对悲痛不再逃避，相反她勇敢起来，不畏死亡与强权，依旧抱着复仇的决心为自己的丈夫送最后一程。

结局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但谁知道未来的路会是什么样，可就像最后优素福生前好友麦克马洪写的诗歌说道:“别哭我的姐妹，你的家中，会长出一棵树；你的城市里，会长出一批树；而你的国土上，会森林密布。风会把每一颗树的讯息传递给另一颗。树林会问风:在你来的路上，没有看见黎明吗?”不知前程，却不会停下斗争和探索的脚步。

6.《沙乡年鉴》

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和科学的发展，人类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周围的环境被大肆破坏，许多动植物失去了赖以栖息的家园，甚至有许多动植物因为人类活动的原因而遭到灭绝。而政府所规定的生态保护措施依旧是单一的功利主义目的，旨在对农业产品产量增加的无限追，真正的荒野迅速萎缩，一切对农业生产没有经济效用的生物遭到了人类的屠杀，比如在国家森林公园就毒杀了数万只郊狼。树木同时遭到砍伐，森林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其庄稼一样的管理，以便它可以不断的被收获。而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则根据他在威斯康星州沙乡地区的生活 ，表现了他一年四季进行环境保护的生活同时又对自己生态哲学进行了平实详尽的阐释。在他看来，人类的活动不能仅仅考虑有关于人类的伦理，更重要的是考虑环境的伦理和动植物的伦理，人类不能只以科学技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为自身发展而需求的各种资源，那样只会让人类越发地远离我们的最初的起源，远离我们的本质。我们只有在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地和谐”的关系中才能获得真正地发展，我们从来都是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处在与动物，植物，土壤，水源之间的有机关系中，而生存的能量也在人类和动物，植物，土壤，水等要素的有机关系中循环流动。这就是利奥波德所谓的“土地伦理”。因此人类从来不是自然的主人，人们不能剥削土地，而应该热爱和尊敬土地，人们在生态角度上不能只考虑短期效应，而应该考虑更加长远的利益。总之，人在自然生态圈中应该承担保护和维持生态的义务，维护“土地共同体”和“土地金字塔”的稳定

7.《命运交叉的城堡》

这是一个用一套78张塔罗牌讲的故事，在这里我看到了受惩罚的负心人的故事，出卖灵魂的炼金术士的故事，被罚入地狱新娘的故事，因爱而疯的奥兰多的故事，阿斯托尔福在月亮上的故事。“没有一个一下子就成为全部的全部：元素是有限的，它们的组合却可以成千上万地倍增，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找到了一种形式和意义，在一团无形式无意义的尘埃中受到了重视 就像七十八张一副的塔罗牌，只凭其摆放顺序就可以出现一个故事的线索，将顺序变化后，就能够组成新的故事。”

这些故事呈现出一个光怪陆离，五光十色，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世界，这与机械刻板，单调乏味的现实世界完全不同。而用塔罗牌和故事产生联系的方法，也使得其中的每一个小故事都与其他故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故事就像拼接乐高一样将一系列琐碎的历史，传说拼接起来，形成一个奇特神异，但又不完整甚至走向虚无的一个虚构世界。“世界的核心是空虚，在宇宙里移动的事物的原则就是虚无的空间，现存的一切围绕着不存在而构成。”

8.《通往蜘蛛巢的小径》

这是卡尔维诺创作生涯的第一本小说，小说以一个孩童的视角讲述了二战期间意大利游击队边缘支队德利托支队的故事。卡尔维诺以一个顽劣但同时孤独的孩子皮恩的视角去看待战争，性，政治和历史。在他看来，大人的世界是虚伪，不讲诚信的，肮脏的世界，但同时他又想急切地被周围的大人认同为同类，他讨厌被称呼为“孩子”，为了不被大人看轻，他毫不犹豫地偷了和自己姐姐鬼混的德军中尉的手枪，但是却依旧被大人们无视，他的内心成熟却又孤独。他可以在德利托支队里随意地用下流粗俗的笑话随意地伤害别人，也能以自己学来的歌曲逗乐游击队员们。他到最后也只有表兄这样一个奇怪的游击队员理解他，故事以表兄和皮恩携手共进而结束。其实在卡尔维诺看来，他在战争过后通过这篇小说，想要表达出自己面对新世界勇敢的快乐，他与其说隐匿客观地描写游击战争，不如说是在描写战争中边缘人物，乃至流氓无产者的所思所想，最重要的是描写革命动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卡尔维诺看来，这是比表现政治宣传更为重要的事情。正如卡尔维诺所言:“对许多我的同龄人来说，他们为哪一方参战，完全是由机运决定。许多人是突然转变立场的，比如由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共和国的武装人员变为游击队员，或者反过来由后者变为前者，从这一方向另一方射击或从另一方向这一方射击。只有死亡给他们打上最终的政治选择标志。”

9.《不存在的骑士》

这本书是一个本来不存在的人追寻自己的生存的故事，叙述的是发生在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查理大帝（公元768—800年）统治时期的一则情节离奇古怪的故事：一日，查理大帝在阅兵时，惊奇地发现队伍里有一位没有躯体但全身装束洁白严整的骑士，他自称是一个“不存在的骑士”，骑士徒劳地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徒有精神却没有肉体及与之相关的欲望，阿季卢尔福是一个没有人形但却有着极强自主意识的骑士，他英勇善战，工作一丝不苟，但是却因为这样公正客观地态度阻碍了那些在战功上弄虚作假的军官而被众人他想如真实的人一般生存，但没有人可以看见他，也没有人真正看到他的贡献和才能，与之相比流浪汉古尔杜鲁则是存在着，但没有作为人的意识本质，只有作为动物的本能。故事中另外一个人物朗巴尔多则为了报杀父之仇加入查理大帝的军队中，他偶遇阿季卢尔福，在偶然间杀死了仇人完成了复仇，但后来在军队中失去了人生的方向，直到一次在河边偶遇女骑士布拉达曼泰，朗巴尔多疯狂的爱上了她，开始了对她的追逐。但布拉达曼泰本身情有所属，她最爱的人是阿季卢尔福。另一方面，托里斯蒙多为了探查自己的身世而去寻找阿季卢尔福一探究竟，如果不能探查到自己真实的身世，那么自己的存在就会遭受外来因素的威胁，尤其是阿季卢尔福的威胁，因为阿季卢尔福的存在就是一副盔甲，而这幅盔甲又是由于他早年搭救苏格兰公主索弗罗尼娅，使其免受强暴时获得的，但后来却发现索弗罗尼娅当时并非处女，而见因为他的横加干涉而失去幸福。但真相揭开之时，阿季卢尔福对自己的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最后消失的无影无踪，只留下他那身银白色的盔甲和一张批准朗巴尔多穿著空甲胄的纸条。 在这个故事中所要探索的重要命题就是人在现代性中如何面对自己存在与本质的分裂，人的存在并非是机器一般机械地重复着各种所谓的算法程序，而是自为性的存在。 同时我认为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叙述者声音的凸显也组成了一个内含于原本叙述的“元叙述”，从而让叙述者最后与小说的布拉达曼泰合二为一。

10.《分成两半的子爵》

卡尔维诺“远古三部曲”的其中一部，小说的主角梅达尔多子爵因为一场战争身体被打成了两半，一半极恶，一半极善，极恶的那一半回到了奥地利老家继承了爵位热衷于做坏事，如他送给孩子毒蘑菇，将忠心的奶妈赶到麻风村，对一个美丽的牧羊女进行吸血鬼似的求爱等。而好的那一半，则放弃了爵位，成为了平民，他热心助人，帮助百姓做了许多善事。如迷路的孩子被他送回家，还能得到无花果和煎薄饼；给可怜的寡妇送柴；为被毒蛇咬伤的人医治等，但善的那一半有的时候过分迂腐而不近人情，后来遭到了大家的嫌弃。后来好坏子爵都喜欢上了一个牧羊少女帕梅拉，最后在相互的决斗中，两人合二为一，帕梅拉嫁给了一个完整的子爵。

在这本小说中，在主题上除了有极善和极恶的对立，更重要的是表现世界的荒诞和人的异化，在战争中原本不好不坏的子爵，他的恶被放大，善的踪迹全无，有的只是子爵处于巨大的异化中，从而失去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而人的本性其实就是善恶共存的。

11.《看不见的城市》

卡尔维诺小说的叙述总是能出人意料，以马可波罗笔下的55个城市故事作为整部小说的内容。但很可惜的是，我仅仅只是感受到卡尔维诺笔下城市的光怪陆离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却并未领会卡尔维诺在讲述什么。

12.《黑石之墓》

试图将黑魔法和现实进行融合的小说，看着很新奇，但很多地方的逻辑不同，风格由前面的悬疑直接拉到恐怖风格，让人不知所谓

13.《我的天才女友》

14.《亡军的将领》

《亡军的将领》的主线讲述了一位意大利将军深入到阿尔巴尼亚寻找阵亡军人遗骨的故事。但作者并未正面描写战争的刀光剑影和惨烈场景。相反，作者通过将军寻找遗骨的路程中所遇到的普通人讲述的故事，用侧面描写烘托了战争中阿尔巴尼亚人的英勇无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而随着旅途的不断推进，将军一行人与本地人对战争的心态和他们所经受的战争创伤也慢慢地流露在文字中。将军一开始对阿尔巴尼亚人的不屑与傲慢，但他在遗骨寻找的过程中内心的尊严不断受挫，他时常认为自己身处在“烂泥”中无法自拔，并且在寻找遗骨的过程中内心的挫败感与失落感不断增多。最终将军本人厌倦了自己的任务，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失望返回意大利。

小说的主线较为简略，但在叙述的过程中又嵌套了几个小故事，而这几个小故事是整个故事中最为核心的思想内容，作者通过这些阵亡军人的故事反映了这场战争给双方带来的心理创伤。下面就让我们进入作品去探索文本的奥秘。

这几个小故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人物：“女军人”，“当兵的”，孤身抗敌的勇士马尔蒂尼，老工人莱依兹，老太太妮澈。小说的开始，将军把自己比作一个年轻的基督，他想要带领在二战中惨遭失败的阵亡者摆脱被忘却和溃败的境地。将军自认为自己的事业就像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特洛伊王安葬赫克托尔那般崇高又庄严。将军想要迅速赢得这场“遗骨之战”的胜利，但从他踏上阿尔巴尼亚土地的那天起，他的战争就注定是失败的。

15.《错乱》

如小说题目所示，这是一本充满精神错乱，暴力以及恐惧内容的小说。萨尔瓦多作家莫亚的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犬儒主义式的知识分子在某中美洲国家编辑屠杀印第安人内容的档案，最后精神错乱逃离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原住民回忆录里政府军对印第安人的暴行无不令人感到恐怖惊悚，生命就如同草芥一样被强权收割，毁灭，这构成了小说的元叙事内容，而在我看来作者不只是以回忆录的方式来记录中美洲国家所发生的集体性暴力史，他其实想通过个人的视角表现这些惨痛的历史如何被理解与阅读。于是，在这本小说中的叙述者并非是因为人道主义理想参与进这段历史的编辑工作，相反他是为了那五千美元的报酬，他在编辑的工作中不断被不寒而栗，阴森残酷的文字所侵蚀，内心的恐惧一点点积累最终化为妄想，陷入精神的错乱中。在我阅读的过程中，看到其中血腥的场面和幸存者的记述，如小说那些人头如椰子般滚落在沙滩上，手指头就如同葱白一样被切下来，“我的脑子里缺了一块”，读到此处，我都会停下来缓一缓，尽量不让恐惧的场景吞噬我的意识。因此为了避免自己精神的错乱，他与这悲惨的历史保持疏离，他一遍遍沉浸于回忆录修辞的优美中，同时，他想通过乱性逃离带给他梦魇的纪实文字，但这些逃离的尝试最终都失败了，因为在他所处的国家中，独裁者依旧掌权，凶杀，抢劫和绑架的暴行依旧充斥着整个社会中，百姓并没有得到安宁的生活，他们也生活在恐惧与焦虑之中。于是主人公的恐惧一步步变成了他的梦魇，这也使他无法继续自己的编辑工作，他本就脆弱的心理防线和信仰被暴力和和恐惧一点点碾碎。

小说的最后他逃到了瑞士，然而在瑞士的一家小酒馆里，他依旧恐惧当初所编辑的文字，从而陷入妄想的境地，他依旧在精神错乱。但小说最后他那愤怒的呐喊，“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从那以后，我们日夜担惊受怕”，这些是他最后对扭曲，变态暴力的无力反抗与愤怒。小说的结尾也再一次陷入荒诞中，我们究竟如何面对历史与现实中充斥着的疯狂与暴力，如何抵御我们精神的焦虑乃至错乱？这些都是所有人都面临的课题。

而现实中莫亚的祖国萨尔瓦多以及周围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国家的国民依旧深陷在暴力，屠杀和独裁中，他们担惊受怕，没有希望，对未来的生活只能以消极的方式来进行应对。而他们的国家也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全球扩张中，一点点失掉自己的血液(人才流失，经济剥削)，最后处在世界的边缘之边缘。也许莫亚的这本小说就像《百年孤独》一般发出作为弱小国家的呐喊与不屈。

16.《贾樟柯的世界》

作为我最喜欢的中国导演之一，他是关注和记录时代变迁和对个体影响最好的见证人，他的世界以家乡汾阳小城为中心，一直向外扩展，在他充满“脏”甚至粗粝的镜头下，表现小人物在庸碌生活中所具有的彷徨，不甘与诗意。他的电影远离宏大叙事，深入到平民的日常生活，记录他们在时代变迁中尤其是近45年来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道德情操上的重要变化。人们对新生活充满期望，但过去日子中有些东西在时代的浪涛中仿佛已经丢失了。

对我来说，看到贾樟柯他关于自己电影的看法是珍贵的。对他电影中道具的使用，比如《站台》中赵涛扮演的祁瑞娟的舞蹈，奔腾的火车，流行歌曲《成吉思汗》，《三峡好人》中华字火箭，不明飞行物，能够更明白贾樟柯对于故乡乃至对于时代变迁的深刻理解。

17.《权力问题》

这是博茨瓦纳女作家贝西黑德在自己精神恢复正常之后完成的作品，小说以半自传的形式表达了黑德对非洲历史，种族问题和女性问题的思考，记录了黑德坎坷曲折的成长经历，求学生涯和流亡生活。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就是黑德的影子，伊丽莎白是黑人马夫和白人女性的混血儿，后被家庭抛弃，由一位黑白混血女性收养，随后接受了比较高等的教育，但是学校的校长因为她的黑白混血身份一直对她施加语言上的暴力，她黑白混血的身份在整个成长经历中被周围人歧视和边缘化，她后来因加入南非的反种族隔离党以及丈夫出轨的原因，不得不流亡到南非的邻国博茨瓦纳。

在博茨瓦纳的生活对伊丽莎白来讲，并未改变她在南非生存时被排挤和边缘化的状况，相反她因为不会当地的语言茨瓦纳语和自己“不够黑”的肤色迟迟未能融入博茨瓦纳的社会。这也让伊丽莎白的精神沉浸在其制造的幻象中不能自拔，于是小说花了近1/3的篇幅书写伊丽莎白的精神分裂状态。小说此部分的阅读在我看起来痛苦并快乐着，主人公伊丽莎白与两个她幻想出来的黑人男性不停地进行奇特的对话，上下文有时前后矛盾，逻辑颠倒，天马行空的语言将神话，幻想乃至历史融合到一起描绘了光怪陆离却又波谲云诡的场面。我自己的内心也跟着主人公的内心一样在左右摇摆，阴晴不定。但坚持读下来，自己会被作家深邃的思想和富有哲理的对话所吸引，主人公的两次精神疾病的发作都是源于对于自身种族身份认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所引发的主人公的疯狂也恰恰是归结于南非当时畸形的种族隔离制度所带来的社会性暴力，正是这种结构性的暴力将伊丽莎白的精神逼到了绝路，并使其疯狂。由此她才会做出咒骂卖收音机的售货员“你们这些博茨瓦纳杂种”以及在琼斯女士家大闹一通的举动。但女主并未完全失去理智，她一直处于理性和疯狂的反复横跳中，现实和梦幻在女主的疯狂中不断融合。女主的精神疾病在我看来并不只是病理性的精神分裂，更重要的是她的疯狂有着更为沉重的种族历史乃至性别压迫的内核，体现了畸形社会对个体生命的沉重压迫和残害。

精神的压迫和残害也让女主无法面对自己的种族身份的矛盾以及精英身份的曲高和寡，但最后在身边众多博茨瓦纳朋友的理解和包容下，伊丽莎白慢慢地调整好自己的种族认同和社会认同，最终精神得以放松，疾病得以康复。在作者看来，个体生命“疯狂”需要通过人们之间的互帮互爱才能缓解与康复，即“爱是互相的的，爱是两个人的生命滋养，爱让人进入一种超级的生命状态，感受到被万物——空气、生命之流、笑容和友谊亲吻，而最重要的是爱使万物和众生平等。”作者将主人公的精神危机的解决方法寄托于基督教的博爱理想中，伊丽莎白只有完成这一精神的净化才能真正融入当地的社群和社会生活中，从而获得稳定的社会认同和种族认同。

18.《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能力和品质。这种能力可以帮助研究者在社会学研究中增进理性，从而帮助他们看清世事的面貌。而想要拥有这种想象力，个人只要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中，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二者在社会中的联系是最为重要的途径。

在第一章中，米尔斯对社会学的想象力进行了定义，并进行了深入的介绍与阐释。他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最有成果的区分是“环境中的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的中的公共论题”，社会学研究者应该立足并超越自己的“个人困境”，察觉自身所处的具体环境与宏大社会环境的联系，促进理性在人类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才能更加充分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而社会中“个人困扰”和“社会论题”在米尔斯看来是两个问题——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珍视的价值受到威胁反映了什么结构性的矛盾？而在米尔斯看来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在解决“个人困扰”和“社会论题”的过程中明确它对于特定时代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但在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会出现几种错误倾向:倾向于将社会学变成历史理论、构建所谓的“宏大理论”，倾向对于当代社会事实的经验研究。

从第二章到第六章是本书的第二部分，正是社会学研究容易陷入误区的几个方向。第二章以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为例，宏大理论的问题在于他们将思考提高到形而上学的理论层面，却没有及时的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到他们所处的历史性、结构性的情境中存在的问题。并且这类社会学家倾向于晦涩难懂的行文，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理论实践性的不足，造成其理论系统性的缺失。他们的作品更像是自己精心编制的概念织物，看似精美实则中看不中用，它无法准确地提出经验性的问题，也无法有效表达关于冲突的思想。这就使他们的研究最后导向的必然是一种戏剧化的和谐效果，以至于排除了任何涉及社会变迁和历史的因素，更不用说保持与特定范畴历史以及社会结构的经验联系。

第三章中，与宏大理论相对的另一种错误倾向是抽象经验主义。在米尔斯看来，抽象经验主义的研究只是在堆积琐屑的细节，却对这些细节形成一定规定形式缺乏关注。尤其是抽象经验主义表现出对于单一方法论(科学哲学)的过分规范化，导致这种原则下指导的社会学研究更像是根据修正的自然科学方法来进行。这种研究往往和学术领域的科层化紧密相关，这就导致所谓“专业化”研究只注重对“方法”的运用，而不是针对研究内容，问题与领域。这就让此类研究回避研究系统化的历史和社会结构性的矛盾。

第四章和第五章讲到了学术领域中科层制对社会学研究的负面影响。在米尔斯看来，理想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即再次根据问题被选择的方式明确价值，在问题的解答中避免评估的偏见。然而社会学家不可能不在学术体制中扮演官僚角色，社会学家既是学者，同时也是学术官僚体制的官员。社会学家的研究本身就具有政治意义。但科层制框架下的社会学研究的缺陷并不在它的政治意义，而是在它对分散研究，事实调查的癖好以及多元主义含混因果关系的信仰。无论是传统大学强调传统的自由主义实用性还是新的实用性，都把社会学研究的目标规定为实现大制度的目标的附庸作为其目的。学者在现代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逐渐被削弱，行政上更加实用。社会学研究者逐渐在此体制中变成技术专家，在研究过程中只是注意具体的细节性事实，以实用性为标准过滤那些不能增加学术机构声望和实际利益的关于个人在具体环境中的困境和社会整体性问题，导致科层制轨道下的社会研究的结果只是一堆琐碎的，零散的社会具体事实，没有促进研究创新发展的能力，并不能回答实质问题。其学术视野并没有社会历史的发展与结构性矛盾相契合，只是为了维护官方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米尔斯第六章强调了对社会学研究来说，对方法和理论的过度强调会限制社会学的想象力，因此米尔斯强调在研究中方法和实践保持紧密联系，除非方法论的探讨对实际研究起到参考作用才给予重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米尔斯认为经典的社会学研究应该是介于抽象经验主义与宏大理论中间，阐述现实中我们所珍视的价值受到怎么样的威胁，威胁的因素是什么等问题。其立足于现实问题和社会与历史结构的抽象更容易使得思想和事实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第七章到第十章是全书的第三部分，米尔斯在第二部分对社会学研究中的有害趋势进行批评以后，为了纠正整个领域研究的混乱状态，他提出了几种疗救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研究人的多样性，应用历史，重视理性和自由的传统，论政治。

米尔斯在第七章强调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应该打开，不仅要研究多样的社会，还要注意个体的多样性。同时也要构建理解多元社会和个体多样性的稳定框架，从而让我们在观点中包含更多的广度和深度。因此这类研究要求我们破除学科的界限，以多学科的角度，视野和方法来研究。

米尔斯在第八章强调社会学研究应该以历史为主轴。比如想了解结构以及它所包含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就要把社会科学看做一门历史学科付诸实践。社会学研究中对历史的运用应该从“为什么能够延续”，“当代功能”与“历史因素”几个维度来运用。

米尔斯在第九章强调西方社会学的研究应该重视西方的理性与自由的理论资源，尤其是重视当下理性与自由在现代性框架下如何摆脱危机。理性和自由紧密相连，自由的个人乃是理性的载体。但理性和自由在现代性的框架下不断被挑战，个人的异化逐渐显现，人们对于理性和自由的实质的理解必须在历史的变革中更新。自由与理性的危机以及异化问题就成为当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转折点。

第十章米尔斯认为社会学者应该按照自己选定的方式深入到这一时代的学术生活和社会历史结构中进行基本的实践。在米尔斯看来命运就是一时期特定社会结构的体现。在现代性社会中，学术共同体缺乏对于社会结构关注与研究的自觉，因此当代西方社会学者应该以确定自由和理性的边界和局限为自身的职责。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他们有能力将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并将这样的公共议题转换为对社会乃至对个人层面上的人文意义，从而使其成为民主社会的主流价值。

在附录里，米尔斯专门谈论了自己的治学之道，他十分强调在学术工作中要融入自己的日常经验，并且他突出了学术档案的重要作用。同时，学者在他看来不是为了某种时髦的问题而制订研究计划，而是在明确自己所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研究价值下进行研究。

因此社会学研究最终要回到个人困境和社会论题的关系上来。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促进这一目标的关键。

19.《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涂尔干在这本书里明确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为社会事实。在涂尔干看来社会事实不能由社会内部发生的一般事实来界定。这类事实往往存在于个人之外，但却以强制的力量作用于人，并体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社会事实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具体事实，具体事实为社会事实的表象。同时正因为社会事实具有社会性，所以才会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就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与哲学，生物学等学科区别开来。

那么如何观察社会事实呢？在涂尔干看来最基本的准则为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社会学的研究应该不能像之前那样仅仅停留在对于抽象观念的研究，而应该把目标转变为对物的研究。因此研究社会现象就是把社会现象作为客观实在物进行研究。这也符合涂尔干理性主义者的思想基点。从观察社会事实基本原则中又可以引申出三个亚原则:摆脱一切预先的形而上的判断，根据外在的共同特征对社会事实进行分类,同时要保证此类研究的客观性，努力从社会事实脱离个人而独立存在的侧面来进行考察。

而社会事实在涂尔干看来有两种，即正常现象和病态现象。涂尔干以生物学中健康和疾病的状态来隐喻社会中健康发展和病态发展。涂尔干认为确定一个社会是否处于健康就应该确定特定时代下特定社会的平均类型。另外找出特定社会事实的普遍性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但它相较于前一种方法来讲还不够有效。因此总结下来的判断方法为三条:

1.一个社会事实一般发生在进化的一定阶段出现的一定种的社会里，对于这个出现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一定的社会类型来说是正常的。

2.指出现象的普遍性是与所研究的社会类型中集体生活的一般条件有联系的，就可检验上述方法的结果。

3.放这个事实与尚未完成其全部进化过程的社会种有关时，这种检验就是必不可少的。

涂尔干划分社会类型时引入了社会种的概念，这是介于特定社会和人类的中间概念，划分社会种也并不能采用编写专题论文的方法，而是要通过研究简单社会即“斡尔朵”如何自我结合和相互结合即融合程度对社会进行分类，同时确定构成社会的环节是否同化区分社会类型的各种变种。

涂尔干认为解释社会事实应该是讲社会事实产生的动因和社会事实的作用研究相结合，单纯地研究社会事实的作用只是隔靴搔痒，难以触及社会事实变化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比如研究某种法律思想的作用就不能只停留在阐发作用上，而是应该追根溯源，叩问其思想的源头。而社会事实的解释应该是通过社会事实而非是心理事实来进行解释，心理事实在涂尔干看来是受社会因素决定的变态的不定素材，不具有稳定性和合理性。比如历史不是由人人创造，而是由人民这个整体去进行创造。历史的创造不是吗每个个体创造历史的总和，而是人民作为一个先进的整体进行创造。社会事实具有系统性与整体性。因此心理事实和社会事实之间并不具备连续性。那么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而不是在个人意识中去寻找。要想比较探寻社会过程的起源，就要从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中去寻找。因此社会容量与动力密度这两种属性就要给予重视。

关于社会学研究的求证，涂尔干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共变法。它由密尔创立，指的是凡是每当另一现象以某种特殊方式发生变化时，以任一方发生变化的现象，就是另一个现象的原因或者结果，或者是由于某种因果事实而与之联系。设A1，A2，A3等是事件（疾病）效应不同数量的状态，a1，a2，a3是研究因素（暴露）不同数量的状态，两者之间有共同变动的关系，因此因素a是疾病A的影响因素。

因此涂尔干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真正确立了社会学的学科范式，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社会学由此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要想进行社会学研究就必须具备社会事实的科学知识体系。

20.《舆论》

《舆论​》这本书所讲的重要内容无非就是三点。第一，拟态环境。第二，刻板印象。第三，社会公意那么如果要对这两个重要术语进行分析，就必须要明确五个要素，人，现实环境，拟态环境，社会公意，民主的悖论。舆论的形成与这五个要素有着紧密的联系。

舆论的形成首先就产生于人与现实世界的符号交换过程中，人面对多样复杂的社会环境时，必然会因为种种原因受到误导和阻碍。比如人为的审查机制，社会圈子的局限，时间成本乃至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对消息的扭曲，压缩和人本身认知能力的有限，以至于不能摆脱固定的思维模式与框架等原因就会让我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时举手无措，因此我们就会渐渐放弃我们对“实然”的追求，进而寻求某种“应然”的确定性。

因此这种对于确定性的追求就会让我们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形成有关人与自我，与社会事务，需求和目标之间的确定关系，进而形成固定的认知图景，这也构成了他的个人意见。这些个人意见并非是他对“实然”的追求，也不是对现实世界能动的镜像式的反应，而是一种道德化和原则化的表述。这种道德化原则化的表述经过长期的发展就形成了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偏见，即所谓的刻板印象。信息的扑朔迷离本就使我们追寻真相变得异常困难，而刻板印象的限制让我们尝尝远离建设性的观点，进而成为横亘在人与环境间的巨大障碍。因此我们刻板印象的形成是我们在无法认识复杂世界的条件下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中所形成的。

反之，存在于我们脑中的刻板印象也对我们认识社会事实和问题起着巨大的反作用。当我们面对纷繁的大千世界时，通过刻板印象去进行观察和认知是一个快速，便捷的方法。同时，刻板印象也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对自我社会地位的保护。刻板印象在我们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守卫着我们与他者的界限，捍卫我们的自尊心。同时刻板印象也反映了我们自身所捍卫的价值观，道德观乃至更高的意识形态。刻板印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以什么视角去看。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人过分地以自己为中心，带着傲慢去认识他者，甚至将他者客体化。那么这不仅是是一种对他者的傲慢和侵犯，更是我们认识体系中的盲点，进而阻碍我们去接近客观真实。并且充满刻板偏见的人还会将那些与我们观点相左的人视作异端的，危险的存在。当我们对社会问题进行道德化“是”或“否”的价值判断时，我们才会心安理得。

那么我们将如何发现刻板印象呢？首先，过分坚持永恒的原则。其次，人的空间概念的缺乏。第三，人的时间观念的局限性，人对于较长的时间缺少直接的直觉，我们所能感知的最长时间段只是“表象的当下”。最后，不科学的抽样调查方式也会导致刻板印象的产生。因此我们对于事物的理解深受刻板印象的印象，我们在理解中对于证据，论点的应用也受到我们对于永恒的过分期待，权威，道德原则乃至自我辩护心理的影响。

那么个人的刻板印象如何成为社会公意呢？这里就要借助一个重要的中介:象征符号体系。社会的等级制度中掌握主导权的永远只有那一批精英人士，那些精英人士为了紧紧抓住舆论的主导权，就会通过官方的意识形态制造象征符号。象征符号体系没有具体实际的意义，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能够统摄人的情感，是群体产生统一的情感刺激因素。比如《那年那兔那些事》中兔子的形象所激发的爱国情感与民族主义情绪。这种象征符号在话语领袖看来，它们的使用往往会避开具体问题的争议点，进而去寻求某种共同的外部矛盾引导群众的情绪，进而弥河群体内部的分歧，达到团结群众的目的。象征符号一旦创造了团结的局面，那么情感的力量将会阻碍人们去以批判性眼光审视看似“实然”的信息。而内在的私人化的社会图景通过公共情绪和象征符号的催化，形成传播广泛的舆论。那么谁找到了能够统摄当下不同公众情感的象征符号，谁就掌握了制定公共政策和舆论的主动权。那么，舆论的传播在更大范围的公众中就会形成更固定的刻板印象，并且具有更大的传承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实就部分通过舆论的途径发挥潜在的，隐性的规训作用。就像葛兰西《狱中札记​》中所谈到的“文化霸权”的斗争以及阿尔都塞所提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那么舆论就是通过隐藏，压抑了个人社会图景的微妙差别，借助象征符号转化成公开的表达。而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则会强化此过程的反馈。

所以舆论的形成本身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秩序格局的基础上。舆论的形成和不平等的秩序强化了刻板印象，并让刻板印象可以长期延续于社会中起到正面或者负面的作用。同时李普曼也认为报纸在民主社会中因为自身被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影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喉舌和大财团的利益代表，不能起到监督民主社会，阐释舆论真相的作用。而大众却又赋予它过高的期望和使命，以至于新闻面临极为尴尬的处境。这就是李普曼所认为的“民主的悖论”。

如何改善舆论，这个问题的方法，在李普曼看来是借助专家的帮助，同时建立相关的情报部门和审计部门，加强各行业的信息互通同时诉诸理性。但到现在为止如何改善舆论依旧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专家，专门的情报部门和理性都是有限的，面对现代传媒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它们就如同一个岔气的跑步者跑到最后的800米已经快要力竭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