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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明歧

 很多人认识嘉定，是从“嘉定三屠”开始。清之前的汉族男子，在成年之后一直留着自己的头发，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清兵入关后，向全国发布“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各地纷纷进行反抗，嘉定的抗清反剃发斗争尤其激烈，“剃发令愈急，人心愈愤”“自远近大哗，始谋举事矣”。起义失败后，嘉定遭到清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被杀者达数万余人，史称“嘉定三屠”。

这场大屠杀留给后人的记忆，有清军的惨无人道、嘉定被屠城的惨绝人寰，有侯峒曾、黄淳耀以及众多嘉定义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勇赴死的壮举。除此之外，它还是嘉定八百年历史文化中的一个转折点，可以说，这个事件或多或少、有意无意间，都在嘉定这篇文化沃土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化伤痕”。“嘉定三屠”前的文化面貌如何，此后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只要细心发现、认真研究，或许总能从流传下来的典籍、文物中找到些蛛丝马迹，从中窥见嘉定的文化脉络。

不降其志的人格特质

有人说，嘉定是一座骨头最硬的城市，这里的人威武不屈。最有力的证明，便是“嘉定三屠”，谁人不知，何人不晓？

建县之初，嘉定可谓民风彪悍，犷悍难治。嘉定建县的第二年，首任知县高衍孙建造孔庙实施教化，向本地人灌输“忠孝廉节”的儒家思想。从此，“忠孝廉节”的思想，在嘉定这片原本“犷悍难治”的土壤上生根发芽，从而演变诞生了独具本地特色的忠烈节义文化。

这种忠烈之情，在“嘉定三屠”历史事件中，被推向了极致和高潮。1645年，清朝颁发“剃发令”后，嘉定反对之声尤其激烈。书生候峒曾、黄淳耀揭竿而起，拼死抵抗，反抗清朝统治。嘉定城城破后，侯峒曾与其子侯演、侯洁殉节叶池，黄淳耀和其弟黄渊耀自缢于西林庵。进入城内的清朝将领李成栋下令屠城。大屠杀持续了一天，大约有三万多人遇害。大屠杀三四天后，李成栋又领着官兵直杀入城里，嘉定又惨遭屠杀。二十多天后，李成栋整军将吴之番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又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期间，嘉定许多文化世家惨遭灭门之祸，龚氏一族自宋至明十六代中进士者十三人，嘉定三屠时，龚氏后裔随侯、黄守城，一门十二人殉节。

清代学者钱大昕所书《黄陶庵像赞》曰：“儒者之勇，可师百世。”与其说，侯峒曾、黄淳耀的义举，是为大明王朝殉葬，不如说他是在为儒家学说殉道。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更多是一介儒生的忠肝义胆、对儒家信仰的忠实履行。不难推测，“嘉定三屠”前，忠烈节义文化是古疁城的文化主旋律，也是“嘉定三屠”历史事件中侯、黄等忠义人士出现的必然结果。

同时，透过事件中被灭门的龚氏一族，更能推断出嘉定文化在“嘉定三屠”前的基本脉络。早在宋代，嘉定龚氏一族就是忠烈节义之望族。元灭宋后，龚氏在元朝就不入仕，选择了隐居生活。到了明代，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龚氏子弟龚弘，就成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工部尚书。明末清初，龚氏族人龚用圆三兄弟抗清守城，城破后携子自杀。此外，侯峒曾所在的侯氏家族，也是明代中叶至明末时期，嘉定忠烈之门的典型，例如明万历年间的进士侯震旸为官耿直，敢于抨击宦官魏忠贤，最终被罢官还乡。还有明代“嘉定四先生”面对明朝宦官乱政不入仕的行为，也体现了嘉定士大夫风骨，气节可嘉。正是受到这些家族、士大夫的影响，明朝嘉定人身上自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独特人格特质，即忠烈节义。

中庸和合的文化自觉

在现今社会中，有一种声音提出，“嘉定三屠”后，嘉定有的名门望族情愿归家耕读也不再入仕以明志。那么，如此惨烈的“嘉定三屠”，到底给这个文化古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又促进了何种转变？

一般而言，经过大屠杀后幸存下来的人大多麻木冷漠、自私愚弱、胆小如鼠。也有学术研究表明，大屠杀产生的深刻经历会变成基因密码代代相传。“嘉定三屠”作为一场刻骨铭心的灾难，不可避免地会让嘉定这片土地和生长在土地上的人，发生一些转变。而文化是有生命的，面对朝代更替、环境剧变，也会作出比较和选择，主动靠拢更有利于自己的、更顺势而为的东西，同时慢慢减轻那些不合时宜的存在。

历经“嘉定三屠”，这种极致的忠烈节义文化受到了动摇，恰如犹太人惨遭大屠杀后对自己的犹太信仰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怀疑一样。他们无法相信上帝，更不相信上帝能在劫难时伸出仁慈的手，他们只相信活着就好，存活就是一切。

不强调忠烈节义的嘉定顾氏一族，每每换代之际，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元末明初的嘉定人顾文煜，元末授江西行省理问和镇江官吏，到明朝却升为龙阳知州，泰和知州，广东行省右侍郎中。顾文煜在元末出仕，但时局一旦发生变化他秉持理性，摈弃情感，对局势作出正确判断，马上跟从陈友谅，最后又转入朱元璋的明朝，他的务实之风不仅没有了盲目的忠烈节义，相反体现了“君子而时中”的中庸思想。明末清初的顾岱，同样时跨两代，在清初出任铜仁府推官，赣州府同知和璐安知府。正是识时务的家风让顾氏族人代代相传，在明清换代之际躲过家难。以中庸和合为家风的顾氏一族是这次嘉定文化大转型中的航灯，它照亮了黑暗中寻觅出路的嘉定人。中庸和合文化的文化自觉，将嘉定人从极致的忠烈节义文化的伤痛中带离出来，逐渐走进嘉定人的视线之中。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嘉定三屠”后也发生过一些英勇抗敌、为民请愿的事件。如跨越明清两朝的“折漕为银”事件中，清康熙年间嘉定知县闻在上与进士孙致弥、赵俞带头，与嘉定乡绅们共同为民请命，坚持“永折漕粮”并争取减免地丁税的行为，反映了嘉定知识分子与地方官员实事求是、为民请命的良知和勇气；还有清咸丰三年（1853）在南翔镇发生的罗汉党起义，虽得到了上海小刀会的支持，并非完全独立自主的运动，但都是忠烈节义文化的一种延续，是嘉定人世代不可磨灭的基因，只是这种基因，在相当一段时间中转为“隐性基因”罢了。

审时度势的自然选择

如果说，“嘉定三屠”前，嘉定文化的主流是忠烈节义，那么“嘉定三屠”事件之后，这个主流文化，显然受到了怀疑和挑战。自然而然的，生存和明哲保身，成了重创之后还在恢复期的嘉定人当然的选择。

查阅资料不难发现，嘉定侯、黄、龚等几大族，在此后的多年间未出现过类似侯峒曾、黄淳耀的抱忠守节之人。这其中，除了灭族、家族衰弱、后人凋零的原因以外，文化上的转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这个文化转向过程中，就不得不提清康熙九年（1670）考中进士、后任嘉定知县的陆陇其。世人皆知，陆陇其克己修身，洁己爱民，尊崇朱熹理学，是“醇儒第一”“传道重镇”的一代理学家和廉吏典范。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陆陇其的亲叔叔，在山东被清军杀害的事实。亲人被杀却依然与当朝政府合作，来到嘉定出仕为官，其心灵所受的伤，与“三屠”后嘉定这座城市所受的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着类似经历和情感的共鸣。这让陆陇其对嘉定人民产生了同情心与同理心，他的为政之道也与当时的嘉定不谋而合。

陆陇其一生的治学主要围绕《四书》而展开。而《四书》中的《中庸》，朱熹认为是“孔门传授心法”，也就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哲学来源。陆陇其一直以来信奉的思想和为政之道，就是《中庸》中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君子而时中”及“致中和”的思想，即中庸之道。可以说，他不仅是《中庸》的播道者，更是中庸之道的践行者。他在任时，遇到父亲告儿子，便含泪劝说；遇到弟弟告哥哥，便调查出挑唆者。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缓和化解矛盾，不让矛盾激化和扩大，其指向便是中庸之道的“致中和”，而落脚点是家庭和睦的齐家思想。中庸之道不仅是现实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的有效方法，其“慎独”和“至诚尽性”等内容，更是克己修身、人性修养的不二法门。可以说，陆陇其以将心比心、躬先表率、推己及人的方法，不仅用中庸之道抚慰了嘉定人的精神创伤，也使迷茫中的嘉定人找到了新的文化路标，成功地使嘉定完成了从忠烈节义文化向中庸和合文化的转向。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文化转变，与清朝对文化思想的严厉控制，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朝时期发生了许多次文字狱，惩治极重，株连极广。康熙时有庄廷鑨《明史》案，雍正时有吕留良、曾静案。乾隆时，文字狱更多，获罪的人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他们或腹有牢骚，爱发议论，或僻居乡村，不知忌讳；或乱上条陈；或吟诗作文，用字不慎，都招来了杀身破家之祸。这些案件多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滥杀无辜，以确立封建专制统治的淫威。哪里发生了重大的文字狱，地方官也要受处分。因此官吏们稍见文字违碍，即捕人抄家，罗织罪状，株连宁多勿少，处理宁严勿宽。文人士子，惴惴自危，不敢议论当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不敢编写历史、研究现实，只得埋首故纸堆中，把智慧和精力专注于整理、注释古籍。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正是这个大背景下的产物，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采用了汉朝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又有“汉学”之称。作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嘉定人钱大昕、王鸣盛两位学术巨擘享誉海内，嘉定也成为乾嘉学派的重镇。这一方面印证了嘉定的文化转变，确实已转向中庸之道；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文化转变并非完全为嘉定人有意识地想要趋利避害，也是顺应时代变迁、顺势而为的自然发展。理所当然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嘉定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今的嘉定文化早已不再以此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