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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镐，萨尔浒惨败有罪，该问责，是否该宰另说。熊廷弼，第一次出任时为党争所误，是最大的可惜，他的战略是有远见有价值的。但是第二次出任，消极推诿拖延，王化贞失败当热闹看，急着冷嘲热讽而不是积极补救，他也是有罪的。王化贞主责，他次责。但更大的责任是三帝交替时的混乱，同时使用二人的朝臣，尤其是医学专家王化贞的座师，内阁首辅叶向高。袁应泰，根本没有督师的能力本事，他有罪但自杀了，更大的罪责在于将水利专家袁应泰提拔到这个位置的内阁，首辅还是叶向高。叶向高也不是完全能做主的人，当时的朝堂氛围，是满朝文臣激烈党政廷议博弈的结果。以上几人，处置可以，但其实不杀更好，不杀，可以留着任他们总结太过丰富的失败教训，以此为鉴。王在晋，策略是消极的，也是完全不可取的，但是经历见解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这人最烦的是事后喋喋不休为自己辩解，不惜歪曲不少事实。但《三朝辽事实录》依然有不小的参考价值。高第，经历丰富但年纪非常大了，性格决定了保守消极，罢官是合理处置。孙承宗，他的辽东积极进取战略，跟王在晋的消极战略，形成两个极端，但都是存在严重问题的，都是不可取的。虽然他的战略有利于辽西商人集团，但此人人品能力还是可以信任的，只是战略上依然短视了，没认清其战略的危害。袁崇焕，天启七年，宁锦”大捷“之后，天启适当奖赏，批准他辞职，是最好的处置办法。此人不是功高盖世的民族英雄，也不是什么汉奸卖国贼，他的能力功绩，在明史被夸大了。崇祯启用他太冒失，更冒失的是使用而不约束，轻信五年平辽的大言不惭，赋予了过高的没有约束的权力。督师登莱而没有督师辽东辽西的袁可立，才是最有意思的一个人，他的能力功绩，他在登莱东江布置的战略眼光，比上述人都要出色。而明史完全抹去他的事迹，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问题的根源不是出在前线的督师，而是皇帝和朝堂出了问题，很严重的问题。

毕自肃自己亲哥毕自严是户部尚书，他都能因为辽东士兵欠饷而被逼自杀，除非他是崇祯亲兄弟，否则我想不到怎么躲过这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