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庭岂为修文德:朱元璋在建立自己的统治过程中,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太多了:和州大屠杀,湖南大屠杀,山东大屠杀,苏州大屠杀,河州大屠杀,川藏大屠杀,庆阳大屠杀,对广西少数民族大屠杀,上元大屠杀,江宁大屠杀……数不胜数,令人触目惊心。甚至在其统治稳固之后,凶残程度也没有丝毫改变,依然伴随着一次次大屠杀——对荆襄流民大屠杀,对僰人种族灭绝大屠杀,对苗瑶壮侗西南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与屠杀,可谓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朱元璋所依靠的淮西武装集团,当时即被社会称为“淮西盗贼”。他们是从社会人向动物人转化的流民武装集团中脱颖而出的。现今许多通俗影视剧一谈起朱元璋,极尽美化粉饰之能事,什么大仁大义,怀救民于水火之心,军队纪律严明,不杀不抢等,均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甚至在朱明政权官方修订的《明太祖实录》里,遮遮掩掩之余也会透露出一星半点真相,如实录里对和州大屠杀惜墨如金的自供状是:“初,诸将破城,暴横多杀人,城中人民夫妇不相保。”
流传于湖南民间的“朱元璋血洗湖南”的传说,就充分反映了淮西集团武装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大开杀戒的历史。实际上,在专制时代通过战争夺取政权的过程,必定是十分血腥和残酷的。朱元璋淮西武装集团与陈友谅荆汉武装集团争斗的浓浓血腥味,从留在民间族谱中的历史记录就可以看出来,《厚雅田王氏谱》记:“湖以南,丁洪武杀运,扫境空虚矣!” 《攸县罗氏族谱》记:“元季末,陈友谅据湖南,与朱元璋争雄事败,元璋纵兵屠戮,湘江两岸,人烟几绝,史称朱洪武血洗湖南。其后,当地郡守招四方之民分耕其地。” 《依湖邓氏族谱》记:“吾祖世籍豫章(即江西),丁封易代,迁来血洗,系千钧一发,绵一脉于千秋!”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明官方史料中却充满了千篇一律的满纸粉饰溢美之词,如《明太祖实录》就堂而皇之将朱元璋得胜之后的公告当作史实:“友谅稔恶不悛,仍合余烬于癸卯七月顿兵洪都城下,予乃总率舟师亲与决战,友谅败死,将士悉降。进攻武昌,其子理归命。于是湖广诸郡次第皆平,滔滔江汉遂底安流,总总黎元克全生乐,布告中外咸使闻知……”还极力掩盖湖南扫境空虚的真相,大势宣扬“上命给米赈之,召其父老复抚慰之,待友谅父母以礼,民大悦。于是汉沔荆岳郡县相继降”这样的美丽神话。如果湖南境内真如朱元璋伪造的历史那样“总总黎元克全生乐”,明初时代又怎会有“江西填湖南”的大移民,湖南人又怎会称江西人为老表?
民间不仅留下了“朱元璋血洗湖南”的传说,还留下了“朱元璋血洗山东”的传说。山东徐、鲍两姓族谱,几乎一字不差地记有下列文字:"自大明洪武即位,常遇春将军率花马军平山东道,平而复起者再三,于是赫然斯怒,所过州县无论盗贼良贱,概行诛戮,虽有存焉,然百不一二,是以地广人稀……。" 1988年版《蓬莱县志》中记载了朱明军队对山东全境的大屠杀:“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然而江南苏杭两座天堂式名城竟然在元末时代遭遇惨不忍睹的悲惨命运,而且都是因朱明淮西集团造成的。至正十九年冬十二月,朱元璋遣常遇春帅师攻杭,“突至城下,城门闭三月余,各路粮运不通。一城之人,饿死者十六七。军既退,吴淞米航辐辏,借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南村辍耕录》杭人遭难条) 由此可见,导致杭人饿死过半的直接原因是明军围城毫无疑问。跟杭州城相比,苏州城的悲剧更为悲惨,朱元璋处心积虑删改史料,毁灭屠杀记录。然而他对苏州的屠杀和暴虐却永远留在苏州人的记忆中。据明人杨循吉的《吴中故语》记载,汤和部明军从苏州葑门进攻,纵兵屠戮,“二岁小儿亦当斫为三段”,“遇城中士女必处以军法”,结果造成了“葑门以信国之入,至今百载,人犹萧然”这样的惨况。杨循吉作为一个明人对张士诚仍存有怀念之情,在书里感喟说“观其在故元时贡运不绝,亦固知有大义者”,又称“苏人至今犹呼为张王云”。被朱元璋罚去服苦役,活活累死于工所的杨基遗留下的《白头母吟》一诗,也愤怒控诉了朱明军队的残酷屠杀和对苏州的空前残暴统治——“妇哭征夫母哭儿,悲风吹折庭前树。家有屋,屯军伍,家家有儿遭杀虏。越女能嘲楚女词,吴人半作淮人语。东营放火夜斫门,白日横尸向官路。……只怜新妇生苦晚,不见当时富及奢。珠帘台榭桃花坞,笙歌院落王家府。如今芳草野乌啼,鬼火磷磷日未西。”昔日在元代繁华的苏州变成了明初时鬼火磷磷的鬼城。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朱元璋身边“御卫大驾”的俞本的《纪事录》也记载了他所知的几起明军大屠杀惨剧,有明军主帅徐达制造的庆阳屠城,“屠其男子,纵掳妇女,擒师道于一百八渡斩之。”有大都督冯胜制造的河州大屠杀,“自洮河至积石关,三百余里,骸骨遍野,人烟一空”,有都指挥使韦正制造的川藏大屠杀,“屠西番,获牛羊马匹数十万以归。”
对广西境内少数民族展开大屠杀的第一个明军屠夫叫吴复,关于此人的屠杀记录,史有明载的是在洪武十六年在广西“克墨定苗,至吉剌堡,筑安庄、新城,平七百房诸寨,斩获万计”,不过他本人显然在也这一系列战斗之中受了重伤,“是年十月,金疮发,卒于普定”(《明史·吴复传》),也算是刽子手的应得下场。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杀人盈万”的刽子手,较之另外一位叫做韩观的男子,却是小巫见大巫了。韩观其人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出任桂林右卫指挥佥事,因“讨平柳州、融县诸蛮”而升任广西都指挥使,二十七年(1394年)“讨全州、灌阳诸瑶,斩千四百余人”,翌年“捕擒宜山诸县蛮,斩其伪王及万户以下二千八百余人”,因此晋升至征南将军,是一个靠屠杀少数民族起家的十足刽子手。他在洪武年间的最大“战绩”是在二十八年(1395年)“移兵征南丹、奉议及都康、向武、富劳、上林、思恩、都亮诸蛮,先后斩获万余级”,这个“战功”使他在二十九年(1396年)晋位都督同知。《明史》评价他“性鸷悍,诛罚无所假”,鸷是古代传说之中的一种食肉猛禽,将一个象鸷一样凶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派往广西,实为当地少数民族的一大劫难。同时,韩观平素即喜杀人,所杀之人也不拘泥于少数民族,尤其是酒醉之后。有一次,庆远的诸生(明代对考取秀才入学的生员的称呼)们来看望他,这本是一种礼节性的访问,他却一口咬定对方是“贼觇我也”,竟全部杀害。关于他的广西的用兵方略,明史有“得贼必处以极刑。间纵一二,使归告诸蛮,诸蛮胆落。由是境内得安”的记载,也就是说,凡是被他所捕获的少数民族俘虏,除了留下一、两个活口之外,都难逃一死。然后将少数活口放回,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残忍杀戮向部落内广为传播,造成心理恐惧感。这正是前文所述的残酷屠杀政策的实质所在,而韩观本人正是这一残忍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然则,从日后“柳、浔诸蛮乘观出,复叛”的记载来看,“境内得安”之说不过是反抗运动在恐怖高压之下暂时进入低潮期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缓和化解民族矛盾,反而会埋下更深的仇恨,激起更多的反抗。韩观不但嗜杀人,还嗜好食人肉。明人朱国祯的《涌幢小品》里就记载了韩观的食人事迹—— “都督韩公观,提督两广。初入境,生员来迎。观素不识生员,见其巾衫异常,缚斩之。左右曰:此生员也。观不听。曰:生员亦贼耳。朝廷闻之喜曰:‘韩观善应变,使其闻生员而止,则军令出而不行矣,岂不损威。’韩杀人甚多。御史欲劾之。一日。观召御史饮。以人皮为坐褥。耳、目、口、鼻显然,发散垂褥,首披椅后。肴上,设一人首。观以筯取二目食之,曰:‘他禽兽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观前席坐,每拿人至,命斩之,不回首视,已而血流满庭。观曰:‘此辈与禽兽不异,斩之,如杀虎豹耳。’御史战栗失措曰:‘公,神人也。’竟不能劾。”
能够发出凶残叫嚣“他禽兽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由此可知这样的食人魔残害了多少生灵!而“朝廷闻之喜”,和御史“竟不能劾”的结果,足以使人对朱明政权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
事实上,往往有一些屠杀惨剧还并不是明朝军队自发的暴虐,而是朱明统治者有意训导为之。如果有军队敢不进行屠杀,反而受到严厉申斥。从朱元璋所下几道令旨可见一斑。
龙凤十二年(即至正二十六年)三月所下的一道令旨完全是元代白话,语义浅显,连今人都很容易看懂——“当城破之日,将头目、军人一概杀了,倒无可论。掳了妻子,拨将精汉来我这里,陪了衣粮,又费关防,养不住。”很明显,老朱这道令旨的意思是把张士诚守军“一概杀了”,他生怕“养不住”。
龙凤十一年十月所下另一道令旨也是大同小异——“吴王亲笔:差内使朱明前往军中,说与大将军左相国徐达、副将军平章常遇春知会,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军中获寇军及头目人等六万余众。然而俘获甚众,难为囚禁。今差人前去,教你每军中将张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不必解来。”六万多俘虏只能“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其他人不必解来,这是多么凶残的杀俘手段。世人都知白起项羽屠杀战俘,却不知这位朱皇帝杀俘手段远远超过古人。
作为历史铁证的还有朱元璋洪武三年对徐达所下的令旨,同样是元代白话,通俗易懂——“别无甚么说的缘故,止是就阵得的人及阵败来降的王保保头目,都休留他,一个也杀了。”老朱对张士诚部下是“教你每军中将张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对王保保部下是“都休留他,一个也杀了”,看来元璋老兄从龙凤到洪武,杀俘之心进步还是蛮大的嘛。收起
中华历代帝王只有一个因为孟子的民贵君轻理论把孟子开除亚圣的。让我们猜猜这个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