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必须要摆在最前面的是，巫蛊之乱的发生是刘彻晚年任用奸臣的锅，不管本文中我如何分析刘据在应对过程中的失误，这个大前提是不变的，我们不能因为受害者应对不够完美就推卸刘彻的责任，该是谁的锅谁分分好。

然后就是本篇的主旨：巫蛊之乱的发生是否一定会导致太子刘据的死亡？我的观点是未必，纵然巫蛊之乱祸起刘彻，但真正把刘据推上绝路的还是他自己在政治斗争能力上的不足。

要讲明白这个问题，我们便从刘据与江充结仇开始说起。

1.结仇江充

首先，我们来看看刘据是如何结仇江充的：

后充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对，没错，太子家臣在皇帝专用的驰道上跑马，被江充抓典型了，刘据去找江充放人，江充不听，二人遂结仇。

那么，江充此事是否是针对太子呢？还真不是：

上以充为谒者使匈奴，还，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贵戚近臣多奢僣，充皆举劾，奏请没入车马，令身待北军击匈奴。

——《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江充的本职工作之一就是“禁察逾侈”，并且他是“皆举劾”。他是奸臣，但一码归一码，在这件事上，他的确并非针对太子，而是在认真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许有借太子之威为自己扬名的意思，但绝非蓄意要太子如何。

此外要说明的是，严苛执法是汉武时期酷吏上位的普遍捷径之一，对此，中国近代法律学代表人物之一沈家本曾经吐槽过：“用法之吏唯以武健严酷为能，久之遂成为风气。此汉法最严苛之时也。”江充绝非个例，刘据也并不是唯一被针对的权贵，汉武朝整体风气如此罢了。

而刘据在此处表现出的政治敏感度，就有些不尽如人意了。

普通人逾制尚且好说，太子逾制……你是迫不及待想当皇帝了吗？无论哪朝哪代，太子是万万不应该在这种问题上犯错的，这无异于挑动已经年迈的皇帝那根敏感的神经：你的儿子已经成人，迫不及待盼你去死自己接班了。

即便不从政治敏感度讲，从人情来说，刘据此举，也显得极为缺乏同理心。江充之所以被刘彻赏识，靠的就是“忠直”，如果他真的私自放过太子家臣，万一被刘彻知道，也许刘彻不会把刘据怎么样，但江充恐怕就很危险了——正如我所说，太子逾制，哪朝哪代都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退一万步讲，其他人江充都直告了，唯独畏于太子威权放过其家臣，在刘彻那里，他又该如何自处？

刘据此时最应该做的是绑了家臣去找刘彻请罪，而非因不愿被刘彻知道自己管束无方，就去背地里找江充试图私了。这是在给自己找麻烦，也是在给江充找麻烦。

而也正是因为此事，江充得罪刘据，恐刘据登基后报复自己，为日后的巫蛊之祸埋下祸根。

后上幸甘泉，疾病，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蛊。

——《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2.讲在巫蛊前

在我正式开讲巫蛊案之前，我需要先反驳几个思维定势：

（1）卫氏外戚≠卫太子刘据的铁杆势力

首先我们来说卫青。

要说明卫青的立场，那我们就要先从卫青在汉武朝的地位说起了。与传说中的“冰点论”不同，我个人认为，刘彻和卫青之间信任才是主流。

首先，霍去病的大司马骠骑将军是“秩禄与大将军等——《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也就是俸禄和大将军一样，就统属关系而言还是卫青下属（这也是为什么霍去病手下都是校尉，因为他无权统领将军），此举只是抬霍而非抑卫（职权相当才有制衡的效果，没听说过拿下属制衡上司的）。此外，根据《汉官仪》记载，元狩六年，刘彻罢太尉，将大司马这个加官改为正式的常置官职，接手了太尉职权。而根据《后汉书·百官志》的记载，此时太尉很显然还并不是一个虚职，而是掌天下兵马的实权位置（这恐怕也是太尉此前长期空置的原因，太尉的军权太大了）。

而大司马，恐怕比太尉的权力更大。众所周知，刘彻设立内朝就是为了制衡相权的（这个我就不找史料了毕竟是历史课本上的内容），而卫青前为侍中，后为大司马，一直隶属内朝（甚至以他的官位，必然是会形成内朝以他为首）的局面的。内朝领尚书事（卫青领没领已不可考，但霍光是领了的——并且并非网上所流传的“由刘彻遗旨确定”），承担皇帝所有机要秘书工作（举个例子，龙潭后三杰之首熊向晖当年就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主任，感兴趣的人可以查一下他的经历来直观感受一下这个位置有多重要）。此外，卫青“数请问（汲黯）国家朝廷所疑”也能看出来，他本人是参与到了国家政治决策和治理活动当中的。

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过於平生。

——《史记·汲郑列传》

也就是说，在霍去病去世前后，刘彻进一步提高了卫青的权力范围——这很显然不是一个用霍去病来抑制卫青的态度。

武帝元狩四年，置大司马，以冠將军之号，而无印绶。

元狩六年，罢太尉，法周制置司马。时议者以为汉军有官侯、千人、司马，故加“大”为大司马，所以别异大小司马之号。

三司之职，司马主兵。

——《汉官仪》

太尉，公一人。本注曰：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亚献；大丧则告谥南郊。凡国有大造大疑，则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国有过事，则与二公通谏争之。

——《后汉书·百官志》

根据《汉官典职仪》中记载，大将军“位次丞相”，《后汉书·百官志》中则是“以为卿号”，而《汉官仪》中则是“位丞相上”。因此，要么如《后汉书·百官志》中所说，大将军一直“位次丞相”，直到元狩六年替代太尉，卫青才位丞相上（这里甚至明写了武帝是“欲尊宠之”，才搞了大司马大将军这么个职位出来）。要么大将军有一个从“位次丞相”到“位丞相上”的过程。刘邦对韩信，大家懂的，不太可能提高他的权位。而汉武之后，大司马x将军已经是实际上的帝国二把手了，皇帝没必要抬高大将军的权位。因此，大将军位的提升只能是刘彻为了抬高卫青的地位搞出来的。卫青初为大将军时，恐怕仍是“位次丞相”，只不过刘彻“欲群臣下大将军”，才使他有了在丞相之上的威势。但从上文提到的汲黯不跪拜大将军也并没有遭受任何惩罚来看，此时群臣下大将军并非制度规定，只是一种皇帝本人的意愿。而直到元狩六年，通过罢太尉，刘彻才真正把“群臣下大将军”给制度化了，大将军一职也是此时才有了《汉官仪》中的“位丞相上”。

但骠骑将军，则是一直“位次丞相”。

而卫青作为内朝之首，他的这种地位上升，跟刘彻设置内朝制衡相权的目标也一致的。

因此，从卫霍二人官位的职权变动来说，比起“抬霍抑卫”，刘彻更像是“抬卫抑相”。

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

——《汉官典职仪》

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

初，武帝以卫青数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

——《后汉书·百官志》

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

——《汉官仪》

汉兴，置骠骑将军，位次丞相。是以汉百官志云骠骑将军秩与大将军同。

——《汉官仪》

第二，《史记》所载“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其实不太可能发生——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过哪个“转投骠骑，辄得官爵”的人物，倒好解释，毕竟朝廷官员多了，这些转投的人背叛举主是为不仁，看不清形势就匆匆转投是为不智，没脑子又没品行，nbcs概率很大，自然不值得浪费笔墨，最大的问题反而是……朝廷的官员，可以随随便便“转投”吗？而如果只是门客的话，卫霍都是司马迁本人盖章的“不养士”。而且无法避免的另一个问题是，霍去病自有属官，此次出征他只是加薪并非升官，哪来那么多位置安置卫青的人？

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原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此外，一个无法忽视的情况就是，卫青的大将军属官其实一直活跃在汉武朝官场上。除了比较知名的苏建公孙敖张次公赵食其等人，议郎周霸后为两千石；舍人田仁，经卫青举荐为郎中，后升丞相长史（且他既然是和任安同时升官，那必定是在转投事件中没走的人之一）；舍人任安，北军使者护军，而他唯一有史记载的前任是卷入淮南王谋反案的张次公，也是卫青校尉；长史司马安在衡山王谋反案（元狩元年）时任中尉，后来官至两千石；而同时出现在本案的大行李息后来任护羌校尉，也曾任卫青裨将（不过他的资历比卫青老太多了，一直无功，看起来更像是被派到卫青这里刷个履历封侯的，李沮，李蔡，李广，张骞，韩说，曹襄……大部分都是这个情况，看起来更像是来刷履历的，因此不算做卫青幕府属员，就不一一列举了）；校尉郭昌和亲弟卫广，征西南夷时为中郎将，郭昌后来还任太中大夫和拔胡将军征昆明；校尉荀彘，为左将军击朝鲜；而被他无故扣押的楼船将军杨仆，元狩也是卫青的军正……可以看得出来，无论在转投事件前还是转投事件后，卫青的属官并没有受到什么升迁影响，一直受到重用，出现在汉武朝中后期征战西南夷、西域、朝鲜等各个战场，跟他们转投与否也没什么关系。

长史、司马皆一人，千石。本注曰：司马主兵，如太尉。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本注曰：职参谋议，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本注曰：此皆府员职也。又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

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侯。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其职吏部集各一人，总知营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禀假掾史主禀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奸，主罪法。

——《后汉书·百官志》

大将军问其罪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建当云何？”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闳、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馀，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自归而斩之，是示後无反意也。不当斩。”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

——《史记·儒林列传》

仁以壮健为卫将军舍人，数从击匈奴。卫将军进言仁，仁为郎中。数岁，为二千石丞相长史。

——《史记·田叔列传》

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护北军，使田仁护边田谷于河上。此两人立名天下。

——《史记·田叔列传》

张次公，河东人，以校尉从大将军，封岸头侯。其后太后崩，为将军，军北军。后一岁，复从大将军。凡再为将军，后坐法失侯。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得陈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谋反，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书发其事，即先自告，告所与谋反者救赫、陈喜等。廷尉治验，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问王，王具以情实对。吏皆围王宫而守之。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及汲黯俱为忮，司马安之文恶，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伏。

——《史记·酷吏列传》

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

——《后汉书·西羌传》

及至南粤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郭昌，云中人，以校尉从大将军。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为拔胡将军，屯朔方。还击昆明，无功，夺印。

荀彘，太原广武人，以御见，侍中，用校尉数从大将军。元封三年，为左将军击朝鲜，无功，坐捕楼船将军诛。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武帝时，军正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

——《汉书·艺文志》

第三，《汉书·食货志》记载“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将军、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刘彻当时是给卫青掏了大笔赏金的，《史记》里的“不益封”指食邑没有增加，而不是没有赏赐，故而，也不存在什么“漠北大战刘彻因为猜忌没有赏赐卫青”。

第四，卫氏三子失侯。三个人其实不是一回事，卫登卫不疑坐酎金失侯，与二子同时失侯的还有一百多人，怎么看二人都更像是被立了典型（如此则可反证卫青当时位高权重，所以才会被拉出来立典型）。而且此次卫青本人是并未受到波及的，他自己没事，还要放过他儿子，我觉得以刘彻的刻薄寡恩水平，这个要求对他来说有点过分了（x）。而卫伉是因为矫制不害，矫制不害这个罪名可大可小，也很难判定失侯的判决是否在针对卫青。

最后，汉茂陵墓卫青墓风化几千年，仍高于汉时诸侯王墓的规格，也足见他去世的时候刘彻给他修了一个极为逾制的墓，二人如果不是君臣相得，很难想象刘彻会如此。

因此，卫青在汉武一朝，基本可以说是位极人臣，无人出其右。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刘据当了皇帝，他还能给卫青什么呢？加九锡？封王？封无可封，就算卫青自己不介意，刘据会怎么想？

要知道，以恩情论，刘彻对卫青有知遇之恩，无论怎么说刘彻是因为卫青是外戚才重用卫青的，我们都不能忽略，官职的发放权在刘彻手上，著名的卫青送金的故事里，王夫人不就完全没有惠泽外戚吗？拿卫家举例，卫子夫两兄两弟，卫长君到死都只是个侍中（除非你说他在卫青光速升迁期间死了），卫广直到汉武朝中后期才有出战机会，而卫青先为建章监，侍中，后为太中大夫，几乎是火箭式上升。第一次出征便是车骑将军（汉朝除了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前后左右将军是重号将军，其他都是杂号将军，以上重号将军顺序有先后）。卫子夫就算在其中起了作用，她也最多只拥有建议权，并不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大将军既还，赐千金。是时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说大将军曰：“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原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大将军乃以五百金为寿。天子闻之，问大将军，大将军以实言，上乃拜甯乘为东海都尉。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武帝时，大将军卫青者，卫后兄也，封为长平侯。从军击匈奴，至余吾水上而还，斩首捕虏，有功来归，诏赐金千斤。将军出宫门，齐人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当道遮卫将军车，拜谒曰：“原白事。”将军止车前，东郭先生旁车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贫。今将军得金千斤，诚以其半赐王夫人之亲，人主闻之必喜。此所谓奇策便计也。”卫将军谢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计，请奉教。”於是卫将军乃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之亲寿。王夫人以闻武帝。帝曰：“大将军不知为此。”问之安所受计策，对曰：“受之待诏者东郭先生。”诏召东郭先生，拜以为郡都尉。

——《史记·滑稽列传》

大长公主闻卫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时给事建章，未知名。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及同母昆弟贵，赏赐数日间累千金。孺为太仆公孙贺妻。少儿故与陈掌通，上召贵掌。公孙敖由此益贵。子夫为夫人。青为大中大夫。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遂有身，尊宠。召其兄卫长君、弟青侍中。

——《汉书·外戚传》

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骑并乘舆车。

——《汉书·百官公卿表》

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

——《汉书·百官公卿表》

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

——《后汉书·百官志》

而以相处方式论，皇后的大舅子给宠妃家人送金这样的敏感事件，刘彻却直来直往，不是暗自猜疑，而是第一时间招来卫青询问。无论是不喜臣子养士还是不喜卫青替郭解说话，也都是直来直往。各位扪心自问，谁不想要一个明说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允许你做什么不许你做什么的领导？谁不想不用一天到晚费尽心机猜领导在想什么？

至于感情……卫青身为侍中，从十多岁起就朝夕伴驾，几乎可以说是刘彻完全按自己心意打造出的一柄外可战胜匈奴，内可制衡相权的“利刃”，也见证了刘彻从尚未亲政的青年皇帝一步步长成一代雄主。时间能将涓滴之水汇成洪流，所以刘彻才养成了上文那种对卫青有话直说的习惯，因为他不用担心卫青因此而生出忧惧怀疑之心，所以卫青才敢随随便便就对苏建泄露禁中语“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而丝毫不担心被苏建这个大嘴巴传出去让刘彻问罪。

甚至哪怕以利益和志向论，卫青以自己卓绝的天赋完成了刘彻战胜匈奴，缔造强大的大一统中原王朝的愿望，而刘彻的政治版图也给了卫青驰骋的疆域——若国君只想偏安一隅，臣子之志纵然壮如岳飞，不也无处施展？而到了朝中，就如我上面所说，刘彻越尊宠卫青，内朝的地位就越能得到提升，对相权的制衡也更有力——君臣二人之间，总的来说一直是互相成就的关系，相得益彰，才能成就千古佳话。

但刘彻和卫青互相成就，对刘据来说就十分尴尬了。

论恩情，他是靠卫青才地位稳固，而卫青通过多年努力，赫赫战功，早已不再需要一个太子替自己撑腰。平阳公主的出现则是让这一点更加明显——倒不是说平阳公主真的会做出什么损害卫子夫和刘据的事情，而是她嫁给卫青这件事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刘彻对包括卫青在内的整个卫家和卫太子宣告：外戚并不是血缘和姻亲链接的唯一方式，而卫青最大的靠山是皇帝本人。《资治通鉴》中皇后忧惧，刘彻却通过卫青以安其心的事虽然未必是真，但司马光作为旧党领袖，执宰之人，权力的基本分配他还是能看得懂的。这个故事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上面说讲的：此时卫青的地位已与卫子夫和刘据母子无关，纵然卫子夫失宠忧惧，卫青之位依然稳如泰山，反而在给皇后和太子提供庇护。

论感情，卫子夫困于深宫，后宫门禁所限，哪能有影视作品中那么多的机会见到卫青？而且就卫青的出身而言“少时归其父”，“壮为侯家骑”，年幼之时或许是被生母送去卫家，长大后成为骑奴。直到建元二年因为卫子夫被刘彻带回宫才冒姓卫，然后就进入建章营了，与卫家其他人相处时间恐怕也很少——汉朝为了提高生育，规定女子十五岁不婚就要五倍缴税，因此卫子夫此时大概率不会超过十五岁，而卫青比卫子夫还小。男性发育一般在青春期（12-18岁），考虑到卫青的出身他的发育也会偏晚，他为侯家骑的年龄恐怕也不会早于十二岁。甘泉居室听名字应该在甘泉宫附近，那里离长安两百里左后，不像卫青一个小孩子能跑的回去的。所以卫青很有可能是少时被送到郑家，一直到被选为骑奴才归卫家，卫子夫得幸才有了正式姓氏，在卫家呆的时间没两年就进入建章营了。卫家对他来说，除了一个姓氏和一半的血缘关系，恐怕也很陌生。

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青壮，为侯家骑，从平阳主。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汉书·惠帝纪》

而刘据，在此之上只怕会更陌生，刘据出生于元朔元年，元狩元年立储，而卫青最主要的征战时间恰好在这一时期（元光六年到元朔六年）。等到元狩元年立储，大将军其实已经不适合和太子有什么深交了——特别是卫青显然没什么兴趣挑战刘彻的底线。

此外，横亘在卫青和刘据之间的，还有一个巨大的天雷：政见不合。

卫青作为武将，自身功业均系于战事，仅就政见而言，恐怕很难接受刘据这样一个厌战的主君。而除此之外，卫青和酷吏多有交好，汉武朝八大酷吏，除了上文提到的杨仆出身卫青军正，减宣也是卫青推荐给刘彻的，儿赵禹曾经到卫青府上随意品评他的属下（可见二人关系不错），义纵与卫青心腹下属张次公是竹马——他一个人交好了其中一半，剩下的也只有杜周严惩过他的儿子，可能和他关系一般。而刘据则是以“仁厚”闻名，与后来的知名酷吏江充也关系恶劣。

减宣者，杨人也。以佐史无害给事河东守府。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征为大厩丞。

——《史记·酷吏列传》

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将军呼所举舍人以示赵禹。赵禹以次问之，十余人无一人习事有智略者。赵禹曰：“吾闻之，将门之下必有将类。传曰‘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今有诏举将军舍人者，欲以观将军而能得贤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无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将柰之何？”

——《史记·田叔列传》

义纵者，河东人也。为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

——《史记·酷吏列传》

周中废，后为执金吾，逐盗，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

——《史记·酷吏列传》

因此，卫青对刘据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并不牢固的互惠互利，感情十分稀薄，而随着卫青的地位日益稳固，这种互惠互利也逐渐变成了一种近于单向的利益输送——甚至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卫青存在，他外戚的身份就是刘据的靠山，这并不费卫青什么事，甚至如果不出意外，也不是卫青能想不支持他就能不支持的。

然后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后来刘据纳李敢之女为宠妾，李敢之子李禹也颇受刘据喜爱。

居岁余，去病死。而敢有女为太子中人，爱幸，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氏陵迟衰微矣。

——《史记·李将军列传》

我无意猜测李氏是怎么到刘据身边的，但她有可能忘了杀父之仇吗？李敢把李广之死归罪于卫青，李禹就不会吗？霍去病为了卫青射杀李敢，刘彻却包庇霍去病（史书上并没有霍去病因此而去朔方的记载，他应当是没受到任何惩罚），他们兄妹二人真的不会因此记恨卫青吗？我知道有人说李家和卫家此时是共同支持刘据的利益联盟，但利益联盟四个字就能拦住杀父之仇了吗？何况蛋糕就那么大，你有了我就没了，霍光和上官桀互为姻亲，为了权力之争就你死我活了，何况这还有真正的生死之仇？

而且，皇帝的母族/前朝的功臣又一贯是汉朝高危职业。汉文帝杀亲舅舅薄昭，汉景帝杀前朝功臣周亚夫，汉武帝杀自己的舅舅田汾，还有倒霉蛋窦婴……卫青此时已经接近封无可封——大司马这个加官本身就是刘彻元狩四年为了封他，从古书里面翻出来的，这才让他有了进一步上升的空间，而元鼎二年尚主，又让他更进了一步。卫青在刘据登基的将来肉眼可见会成为新皇大权独揽的障碍，他会抱有刘据将来登基后会支持他的痴心妄想吗？甚至于……就算他放弃了权柄，李家兄妹会放过他吗？

这里的时间线其实并不明朗，到底是霍去病死前还是死后李氏获宠的，但考虑到李敢死的时候刘据才周岁十一，很难想象李家兄妹此时获宠于刘据，应当是在元鼎年间（此时刘据13-19岁）。而有意思的是，刘据连孙子都有了，却并无史册记载的太子妃。一种可能当然是这位太子妃及其家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巫蛊之乱后也无人关心。而另一种可能就有意思了：刘据真的就没有太子妃。

如果刘据没有太子妃，那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他因为宠爱李氏女触怒刘彻不给他太子妃——这其实可能性不大。刘询没有追封过兄弟姐妹，所以他应该是独子，从他出生的时间（征和二年）看，假设刘进此时二十岁（已经比他知名晚育闹到亲舅舅勾结淮南王的爷爷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大了），那刘进也是太初四年才出生了，史良娣这么多年才生了一个儿子，足见不甚受宠。而刘询的祖母史良娣的母亲和兄长曾经抚养刘询，说明史家未被巫蛊之乱波及，考虑到当时刘彻族了所有参与谋反的人，恐怕同霍光等人一样，虽然同情太子，但并非刘据的铁杆支持者，甚至并未参与到谋反中，也可以印证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刘进非长子——即如果刘据登基，刘询很可能无法顺利成为汉宣帝的原因，如果刘进是长子，就算史良娣不受宠，史家也很难做到不动心）。既然史良娣不受宠，那就很可能是刘彻主动给刘据找的小老婆，也许同时期还有其他史书不具名的侧室。但无论如何，既然他不打算让刘据打光棍，那就没什么必要卡着太子妃——就算他此时不给正室名分，刘据还不能许诺将来登基之后立后吗？

卫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称皇孙。史良娣家本鲁国，有母贞君，史恭。以元鼎四年人为良娣，生男进，号史皇孙。

武帝末，巫蛊事起，卫太子及良娣、史皇孙皆遭害。史皇孙有一男，号皇曾孙，时生数月，犹坐太子系狱，积五岁乃遭赦。治狱使者邴吉怜皇曾孙无所归，载以付史恭。恭母贞君年老，见孙孤，甚哀之，自养视焉。

——《汉书·外戚传》

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那么就是另一种可能了：刘据因为宠爱李氏女，想封她为太子妃，但刘彻不乐意，于是刘据干脆就不要太子妃了。

元鼎二年，平阳公主下嫁卫青；元鼎四年，史良娣进宫成为太子良娣；元鼎六年，平阳公主晋献大名鼎鼎的李夫人。加上刘据和李家兄妹那点事，看出来什么了吗？

其年，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

——《史记·孝武本纪》

六年冬十月……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

——《汉书·武帝纪》

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

——《史记·佞幸列传》

但无论有没有太子妃，都是细枝末节，无关大局。

我觉得我们可以合理猜测，元鼎年间，刘据宠爱李家兄妹，引发卫青的不安——担心日后刘据上台被复兴的李家清算。而刘彻无论是出于个人感情还是国家稳定（江充就是因为担心日后被刘据报复才搞出来了巫蛊之乱，说明因此导致内乱绝非不可能，而刘彻的智商应该也不需要等到征和二年才能想到这点），都需要安抚卫青，给卫青以新的保障，因此有了平阳公主的下嫁——也是警告刘据和卫子夫。但此时他显然并没有打算对刘据本人做什么，毕竟有可能刘据过段时间就玩腻了，那为此直接和儿子起冲突就完全没必要了。然而之后，刘据依然宠爱李氏。于是元鼎四年，刘彻给刘据充实了一下后院，想让史良娣（以及可能有的其他太子侧室）分宠，但可惜的是依然未能成功。于是到了元鼎六年，无法忍耐的平阳公主出手了。

没错，刘彻迟早要有新的宠妃，与其便宜别人不如找个自己人，卫子夫更好控制——但这种假设是完全站在卫青和刘据的互惠互利固若金汤的基础上，如果二人出现分歧了呢？平阳公主对李夫人有恩，可不是卫子夫，何况卫青此时一人之下。有从前旧谊，又有巨大利益前景，李夫人是个史书称赞的聪明人，那她的儿子是否也是一个潜在的投资对象？

如果说刘彻用平阳公主告诉所有人，外戚不是血缘和姻亲唯一的链接方式；那平阳公主则是用李夫人告诉卫子夫和刘据：血缘之亲也未必就是拥立新君的唯一选择。姐弟二人的行为都是基于同一套底层行为逻辑——卫青不是非你（们母子）不可，卫青的地位和依靠来源于至高无上的皇权。但这种方式又都是柔和的，间接的，以寻求合作为主的——甚至只要刘据愿意回头继续和卫青做一对好舅甥，那么无论是卫青尚主还是李夫人进宫，都可以成为卫子夫和刘据的助力。

当然，对于卫青来说，刘彻其余诸子登基实际上更不如刘据，而李夫人此时还没有孩子供他改变投资对象。至于刘彻，不过区区一个女人的矛盾……恐怕刘据身为储君，却任性妄为，引起朝中重臣不安，还更让他生气点——甚至于，对一个皇帝来说，太子和外戚关系不好，也不是什么坏事不是吗？他想方设法拆散刘据和李氏已经是看在父子之情的份上了。因此，所有的矛盾都只藏在史书的边角处，处于一种引而不发的状态。随着元封五年卫青的去世，这一切也都戛然而止，再不见后续——直到汉昭帝年间霍光追封李夫人为刘彻皇后，但那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

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

——《汉书·外戚传》

而此时，对卫氏外戚来说，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刘据登基之后卫氏前景，考虑到政见之差前朝惯例和刘据身边之人的情感立场等等，恐怕都颇为惨淡。而卫青的去世更让这一点雪上加霜——他们恐怕很难有足够的筹码去和未来的新帝索要权力和地位。

也正是因此，卫家疑似发生了极大的一场分裂。下面举几个例子：

任安，上文提到过，卫青舍人，司马迁盖章对卫青忠心耿耿（虽然转投事件本身不太可能发生）。巫蛊之乱时任北军使者护军（禁军统领），因不听刘据调兵之令，为刘彻所斩，北军使者护军的身份足以说明尽管巫蛊之乱牵连了一大批卫氏外戚，但作为曾经的“唯任安不肯”的心腹，任安仍深受刘彻信任（也可以侧面证明，刘彻仍然信重卫青），并且在刘据造反之时，坚决地选择了拒绝刘据的调兵请求（虽然刘彻认为任安此举是左右逢源）。

卫不疑和卫登兄弟：此二子在免爵之后便不见记载，然而就元康年间刘询赐卫登子钱复家的记载看，在巫蛊之乱中，兄弟二人（至少是卫登）很可能并未受到波及，那就只能说明，他们二人必然是已与长兄卫伉分裂，且为刘彻所知，凭借卫青留下的那一丝故人之情，才能在巫蛊之乱中得以保全，此外，由于跟随卫太子谋反的人皆被族，故而兄弟二人应当也并未参与到谋反之中。另有卫青弟卫广，也未再见记录。

大名鼎鼎的霍光：霍光作为霍去病的亲弟弟，与卫家并无直系血缘，算在卫氏外戚里其实并不太合适，但由于很多人喜欢带着霍光说这是卫子夫的嫁妆，所以也姑且一分析。霍光此时任光禄大夫，作为内朝一员和刘彻的托孤重臣，显然也是深受信任。霍光在巫蛊之乱中的举动并无记载，但我们可以从其行止窥得一丝端倪：

a霍光在汉武朝初为郎官，历任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随侍左右，深受汉武帝信任

去病死后，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驸马，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

——《汉书·百官公卿表》

b后元元年，霍光同上官桀、金日磾共同挫败侍中仆射莽何罗的叛乱阴谋，从此次叛乱看，霍光显然还参与宫廷守卫

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杀。侍中仆射莽河罗与弟重合侯通谋反，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奉车都尉霍光、骑都尉上官桀讨之。

——《汉书·武帝纪》

c昭帝时期，霍光辅政颇得刘弗陵信任，并且上文提到过了，他追封了李夫人为皇后

综上，虽然霍光提拔了保护刘询的邴吉（这里也说明一下，史书上认为邴吉保护刘询是因为同情刘询一个婴儿无辜受牵连，而刘据的属员张贺才是因为刘据保护刘询），但他的立场恐怕同张安世等人并无太大不同：情感上或许同情刘据（当然有可能他只是同情刘询，毕竟就刘据宠爱李氏那个行为，如果霍光真对卫青有感情，那很可能对刘据感情一般，只是这个孩子毕竟有卫青母系的血脉，所以有一丝怜悯，但也并无更多证据），但行为上更倾向于做明哲保身，忠于刘彻之臣，他们的确在刘询上位的过程中推了一把，但考虑到武帝子孙的记载，除了二十一岁即驾崩的刘弗陵和刘询并没有什么更贤明的人了，恐怕也很难说推举刘询上位到底是为了卫太子刘据还是为了大汉国祚（一个证据就是，和霍光一同拥立刘询的韩增，其父韩说为刘据所杀，显然他是不可能为了刘据拥立刘询的）。

武帝末，巫蛊事起，吉以故廷尉监征，诏治巫蛊郡邸狱。时，宣帝生数月，以皇曾孙坐卫太子事系，吉见而怜之。又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曾孙无辜，吉择谨厚女徒，令保养曾孙，置闲燥处。

——《汉书·魏相邴吉传》

时掖庭令张贺，本卫太子家吏，及太子败，贺坐下刑，以旧恩养视皇曾孙甚厚。及曾孙壮大，贺欲以女孙妻之。是时，昭帝始冠，长八尺二寸。贺弟安世为右将军，与霍将军同心辅政，闻贺称誉皇曾孙，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于是贺止。

——《汉书·外戚传》

初，安世兄贺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宾客皆诛，安世为贺上书，得下蚕室。后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孙收养掖庭。贺内伤太子无辜，而曾孙孤幼，所以视养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孙壮大，贺教书，令受《诗》，为取许妃，以家财聘之。曾孙数有征怪，语在《宣纪》。贺闻知，为安世道之，称其材美。安世辄绝止，以为少主在上，不宜称述曾孙。及宣帝即位，而贺已死。上谓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称我，将军止之，是也。”上追思贺恩，欲封其冢为恩德侯，置家冢二百家。

——《汉书·张汤传》

上曰：“游击将军死事，无论坐者。”乃复封兴弟增为龙额侯。增少为郎，诸曹、侍中、光禄大夫，昭帝时至前将军，与大将军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户。本始二年，五将征匈奴，增将三万骑出云中，斩首百余级，至期而还。神爵元年，代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

——《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

因此，恐怕我需要很遗憾的告诉各位，虽然刘据被称为卫太子，但恐怕卫氏外戚（包括卫青前属官）里有相当一部分力量倾向于明哲保身，而并非刘据的铁杆势力。

至于另一部分人，当然是选择了更进一步与太子捆绑，以换取来日更大的利益。之后为了行文方便，以“卫系”指代这一部分人。

（2）卫太子的势力≠卫氏外戚

既然卫氏外戚并非完全支持卫太子，那自然与此相对，刘据的势力来源也并非完全来自于卫系。那么刘据的势力来源于哪儿呢？

首先，正统性。哪怕昏庸如李显，尚有人以他的名义反武；痴傻如司马衷，也无人敢轻言废立。“太子”二字所代表的正统性本身就是刘据最大的势力。

其次，刘彻本人。

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谷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

——《汉书·戾太子刘据传》

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

——《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刘彻素来不喜臣子招士，以卫霍之宠尚且皆不纳士以避嫌疑，然而他却亲建博望苑为刘据招贤，足见宠信。更有甚者，晚年出行之时，屡次交托国政，有时甚至不闻不问。对刘据的信任可见一斑。还有我们上文中所说，对一个帝王来说太子与外戚疏远并非坏事，他却更愿意二人合作愉快，这怎么能不算是一片慈父之心呢？

至于太子属员例如张贺，博望苑中门客，及部分妻族（李禹在巫蛊之乱中与公孙敬声等人一同问罪，且有刘据“有宠”记载，故而应当为刘据铁杆；而刘询的祖母家史良娣上面分析了不是，所以只是“部分”），甚至是卫子夫手中的甲兵，比起上面这两条，都是微末势力，在此不一一仔细分析（在此需要澄清一条，李陵投匈奴，刘彻只是把他这一脉灭了“汉闻，族陵母妻子——《史记·李将军列传》”，因为投匈奴族灭的是李广利本利（开个玩笑，刘彻其实也只族了李广利的母妻子，但因为李延年之罪，他家那时候已经被刘彻杀得就剩他这一脉了，遂族灭），陇西李氏名门望族，直到唐朝还是当地的土皇帝，刘彻要灭族怕不是要专门发兵？且李家是卫太子妻族，他还得留着给刘据撑腰，舍不得都杀了的）。

（此外，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我恐怕他确实是和李陵不熟，只是以常人的思维定势认为李陵一个太子妻族，没有理由叛变投降，所以才替他说话。）

（3）刘屈氂和李广利并没有勾结江充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刘屈氂和李广利的姻亲关系是现实存在的，二人后期也的确勾结起来试图立刘髆为储，但如果说他们在巫蛊之乱前就有勾结，那我恐怕要打个问号。

刘屈氂在拜相以前是涿郡太守，换句话说一直不在中央，入京拜相在公孙贺下狱（征和二年正月）之后，恐怕很难和公孙贺下狱扯上什么关系。而且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可控因素：如果刘彻不拜刘屈氂为相呢？刘屈氂人都不在中央，那他还能干什么？所以，公孙贺下狱这一部分，刘屈氂的参与可能性恐怕不会很高。而考虑到涿郡在现在的河北保定涿州市，刘屈氂从接到诏书到进京恐怕就得走上一两个月。等他进入长安，距离刘据起兵（征和二年七月）也就只剩四五个月。四五个月，有可能让一个丞相在前任被捕猝然接班的情况下，一边交接全国政务一边搞阴谋吗？考虑到巫蛊之乱中，刘屈氂甚至能任用卫青旧属田仁把守城门，最终由于田仁的一时心软导致了刘据脱逃，我恐怕他确实不具备段时间之内一边交接全国工作一边阴谋搞事的能力。

其以涿郡太守屈氂为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夫亲亲任贤，周、唐之道也。以澎户二千二百封左丞相为澎侯。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而李广利，我恐怕刘彻和李广利之间的互信程度十分堪忧：在李广利出征大宛期间，刘彻族了他家除了他母妻子三族以外的所有人。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李广利从大宛回来之后直接获封食邑八千户的原因之一（就连霍去病，第一次出征也不过千余户，第二次也就两千余户）——谈感情太尴尬，只好谈钱了（另一个原因则是李广利弄回来良马数十匹，中等马三千余匹，对改良配种有重大意义）。李家除了李广利母妻子三族的人命都横亘在两人中间，不说李广利怎么想，刘彻怎么可能不提防李广利？如果说他没想到李广利可能会因为全家几近死光光而不信任自己，想让大外甥刘髆登基，那有点侮辱他智商了。既然如此，如果李广利和江充真有私交，恐怕刘彻只会一并不再信任江充——除非有人真认为李广利能牛逼到在刘彻重点盯梢下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和江充私交。

因此，刘屈氂没能力也没时间，李广利本就是刘彻重点怀疑对象，二人均无可能与江充密谋。所谓二人勾结导致巫蛊之乱之语，恐怕是刘彻甩锅。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而在太初元年之后出生的昌邑王刘髆（按《史记·佞幸列传》记，李延年于李夫人生子后获封协律都尉；按《史记·外戚世家》记，李延年为李夫人死后获封协律都尉。因此，有可能是李夫人产后不久去世，刘彻因其遗言封李延年。协律都尉为太初元年所置官位，以此推算，刘髆出生年月不早于太初元年。而刘髆后元二年去世后谥号为“哀”，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也说明他英年早夭），有人说他是刘彻眼中即位太子的备选项，但我认为只是根据刘屈氂和李广利密谋推举刘髆的记载搞出来的事后诸葛亮。哪怕不考虑刘彻和李广利之间接近灭族之仇，刘髆之母李夫人就是英年早夭，他自己也短折而死，很明显的遗传性身体不好。古代评判继承人，身体是十分重要的考量，例如康熙就是因为得过天花才被看重。不到万不得已，刘彻恐怕是不会抛弃已经做了祖父的太子，选一个看起来活不到成年的儿子。而另一方面说，刘髆如此体质，还小小年纪（天汉四年）就被送往封国，刘彻此举的意思显然不是让他给刘据做备份。

昌邑哀王髆，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贺嗣。

——《汉书·武五子传》

（4）巫蛊之乱中，刘彻并非早就看太子不顺眼了想要换太子，而是早就看卫系不顺眼了但为了保护太子忍了多年

我们从《史记·三王世家》可以知道，和刘据年纪差不多大的三个弟弟，垂髫之龄便已封王就藩，被刘彻送离了权力斗争中心。刘髆也在天汉四年封王就藩——此时他恐怕也并未超过七岁。

至于刘弗陵，我恐怕所谓“尧母门”只是后世附会，首先无论是司马迁还是补记的褚少孙都并未提到尧母门，如果刘彻真的立了一个尧母门，不太可能只是不外传的宫廷秘闻，也不太可能不为素来爱记载各种神异事件的史官所记；其次征和二年刘据自杀时刘弗陵也才不过三岁，考虑到他二十一岁即英年早逝，恐怕自幼身体健康也不是很好，而刘据此时已将近四十，连儿子都已经娶亲生子了，我看不出来任何可能年近古稀的刘彻会舍弃年近不惑全家康健的太子而立三岁（还身体不好）的幼儿——哪怕仅仅考虑他自身，折腾这种可能导致汉家天下灭亡的事情对他有什么好处？儿子评价父亲，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比新朝皇帝评价前朝之君更差吧？

而刘彻这些举措，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太子刘据的地位不被动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全庶子，使其不被朝廷政争所波及。

但这样做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如果刘据出了意外，刘彻将没有任何备选项来接班。事实上，刘据死后，刘彻也确实因为无合心意的庶子而拖了好些年迟迟未立新储，直到临死前才匆匆立了刘弗陵——甚至可以说，刘彻此时并非押宝刘弗陵是一代明君（虽然他确实是），而是押宝他选的辅政大臣霍光能绵延汉室江山并且……不起觊觎之心。

他赌赢了，但很显然，只要我们假设刘彻具备正常的思维，就会意识到，他一定是宁愿不去做这等惊天之赌的。

所以，刘彻在太子问题上几乎是毫无退路的，比起江山动荡国祚不稳，显然容忍一个政见和自己不合（且更适合将来的汉室）的已经做了祖父的成年儿子更让人能接受。

公孙贺作为刘据的大姨父，卫系官位最高者，虽然其拜相之时对自己的前景极其悲观，但却为相十二载，是汉武朝在丞相之位上呆得最久的人。而其下狱之后，刘彻的说法却是：

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乃以边为援，使内郡自省作车，又令耕者自转，以困农烦扰畜者，重马伤枆，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亡；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狱已正于理。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从刘彻的诏书来看，他对公孙贺在丞相一职上多行不法之事心知肚明，对其在主持国政过程中的无能导致的民生困境也一清二楚，只是一直在强行忍耐罢了（而“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则很可能是后来朱安世被公孙贺激怒报复，告其子与阳石公主私通，诅咒皇帝，挑起巫蛊之祸的原因）。

固然刘彻容忍公孙贺有其当初为太子舍人，和自己自幼相识的原因，但就其一贯的刻薄寡恩的作风来看，恐怕主要还是为了刘据。

而卫子夫和刘据，我并不清楚他们是对公孙贺的贪污和无所谓还是无力约束，抑或是投鼠忌器担心公孙贺去后自己受挫，无疑都是极不明智的。

第一，无所谓，这个不用说，外戚犯错必然会直接影响到皇后的名声，《史记》上说公孙敬声“敬声以皇后姊子，骄奢不奉法”，显然公孙贺父子的行为对卫子夫的名声是有影响的，至于刘据，我也很难想象太子母族的恶行对太子本人没有影响，对此放任自流，任其伤害自己的名声，实属不智

第二，无力约束，这个其实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刘彻早就看不惯公孙贺了，实在是拉不住公孙贺本人，卫子夫和刘据完全可以去找刘彻状告公孙贺以为切割，我相信刘彻不会介意削一削公孙贺的，而且古代抑外戚一直是政治正确，哪怕是汉朝，也能看到，刘恒收拾薄昭比他收拾功臣以及他儿子收拾周亚夫舆论压力要小得多，公孙贺本人又的确是贪污无能，并非无辜被告，无论是卫子夫还是刘据，因为状告公孙贺而得个恶名的可能性很小，倒是更有可能得一个美名

第三，投鼠忌器，这是最有可能的原因，但同样不甚明智，就如我在上面所说，刘据最大的势力是他的正统性以及刘彻对他的支持，其他势力只是末节，刘据的正统性一方面来自他的太子身份，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他的好名声，为母族支持舍弃自己名声，实在是舍本逐末，而且刘彻不处置公孙贺主要是为了太子，太子如果愿意割舍一些自己的势力而不让他为难，我相信他也会对太子更宠信一点

但无论如何，此刻的刘彻，还是愿意为了太子忍一忍外戚的。

然而，卫系终究不是知情识趣的卫青和霍去病，刘彻的容忍并没能换来他们的感恩和收敛。

至于君王的怒火，我觉得下面这句话“如果你每天憋气一分钟，十几年后你将会成为潜水大师，而如果把这十几年的“一分钟”憋在一起，你会死亡。”可以形容，当刘彻忍了十二年的怒火爆发，终于给卫系带来了灭顶之灾。

征和元年，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因贪污军饷一千九百万钱下狱，公孙贺为了救儿子自请追捕大盗朱安世，拉开了巫蛊之乱的序幕。

敬声以皇后姊子，骄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而未能未雨绸缪，约束外戚的卫皇后和卫太子，也即将在自己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中走向了他们的末路。

3.巫蛊之始

公孙敬声下狱之后，公孙贺请求追捕迟迟未能归案的大盗朱安世来替儿子赎罪，此时刘彻做出了自己对卫系的最后一次退让，同意了公孙贺的请求。

征和二年，朱安世下狱，为报复公孙贺，告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在甘泉宫驰道埋下偶人，诅咒刘彻，数万人因此丧命，江充试图利用此事为奸，巫蛊之乱就此而起。

是时，诏捕阳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上许之。后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师大侠也，闻贺欲以赎子，笑曰：“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行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安世遂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穷治所犯，遂父子死狱中，家族。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

——《汉书·武五子传》

下面，便来到了波云诡谲的部分：

太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太子急，然德言。

——《汉书·武五子传》

之所以说波云诡谲，是因为，石德所言，其实毫无根据。

首先，来说“上存亡未可知”。

当时先不说霍光参与宫禁守卫，时刻随侍刘彻左右。我们上面提到的张贺的弟弟张安世正是刘彻的尚书令，张贺其人，对刘据可谓一往情深。而张安世与张贺兄弟也是感情甚笃，张贺因巫蛊之乱本应处死，张安世冒死求情方才保住他一命（此处也可以看出来，刘彻对刘据绝对是一片慈父之心，否则不可能如此相信张安世，而不担心他为兄弟亲情所裹挟，帮助刘据背叛自己）。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精力于职，休沐未尝出。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唯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上奇其材，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

——《汉书·张汤传》

初，安世兄贺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宾客皆诛，安世为贺上书，得下蚕室。

——《汉书·张汤传》

那么问题来了，就算刘彻活着的时候，张安世和霍光皆不敢对刘据传递消息，导致“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但如果刘彻真出事了，刘据那就是汉室名正言顺的接班人，于情于理，二人有何可能不向刘据传递消息？而终汉武一朝，也并未存在过李斯那样可以一手遮天的权臣，霍光参与宫禁，也不存在二人有心却无力传递消息的可能。

甚至于，就算刘彻活着，只要不是刘彻自己不想见刘据母子的人，他都是可以找二人设法通传的——还是那句话，于情于理，他们都没有不帮刘据的理由。

所以，石德所言，根据何在？

接着，是“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

刘据和扶苏，其实毫无可比性。

刘据此时在权力中枢的长安，而刘彻在离长安仅两百里的甘泉宫养病，一日快马即可赶到（此后丞相长史告知刘彻太子造反，刘彻下旨给刘屈氂，刘据称刘彻生死不知率众顽抗，刘彻火速赶回建章宫指挥战斗，都是在短到不足以影响战局的时间内发生，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消息不通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人（刘彻不想见或有人拦着不让见），而扶苏当时身在边关，父子相隔万里，消息完全是物理意义上的不通；而刘彻身边有亲近刘据的霍光张安世，嬴政身边却只有支持胡亥的李斯，一旦有变，刘据几乎无可能像扶苏那样无人送信；此外，此时才三岁（且考虑到他二十一岁就英年早逝，身体很可能并不是很健康）的刘弗陵以及被刘彻踢出长安几千里的武帝其他庶子，和已经成年且跟随在嬴政身边的胡亥也是并不具备比较性的。

那么，与刘据相像的秦太子是谁呢——秦孝文王嬴柱。一样的父亲超长待机，一样的自己已然当了祖父，父亲却依旧看不出任何迈进棺材的意思。征和二年，在人均寿命不过四十多的大汉朝，太子刘据已经38岁了。几千年之后，有一位同样等了几十年的太子曾发出过这样的灵魂拷问“天下岂有40年之太子乎？”嬴柱只当了三天秦王就追随父亲而去，刘据能比嬴柱多坚持多久？

现在告诉我，此事是否波云诡谲？

然后，更加波云诡谲的来了。

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

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说。御史章赣被创突亡。自归甘泉。

——《汉书·武五子传》

那么，被杀的韩说是谁呢？

将军韩说，弓高侯庶孙也。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为龙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东越有功，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为游击将军，屯於五原外列城。为光禄勋，掘蛊太子宫，卫太子杀之。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而案道侯韩说，其弟也，亦佞幸。

——《史记·佞幸列传》

呴犁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馀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史记·匈奴列传》

韩嫣之弟，刘彻男宠，跟随卫青立功封侯，曾与卫伉一同拒敌。其子韩增我们上文提到过，虽然父亲被刘据所杀，但并未因此对刘询迁怒，仍与霍光一同拥立了刘询，且为人宽和自守，在汉宣一朝卓有功勋。由子观父，韩说恐怕也非什么大奸大恶之人。

增世贵，幼为忠臣，事三主，重于朝廷。为人宽和自守，以温颜逊辞承上接下，无所失意，保身固宠，不能有所建明。

——《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

并且，他也是能直接联系到刘彻的人。

章赣突出之后，用的是“归”甘泉，说明这个男宠+御史+黄门的协助江充查案的组合，很有可能是刘彻从甘泉宫派出来的。

所以，是的，面对着父亲的从甘泉宫来的与卫氏外戚有些旧交的男宠，刘据并未陈述冤屈，请其协助自己联系刘彻，而是因为韩说怀疑拘捕江充的诏令非刘彻所发（而韩说是一定会怀疑的，因为他本人就是刘彻从甘泉宫派来的），就迅速杀了韩说，并且试图围攻章赣。

而此时，他甚至没有杀江充，仅仅是拘捕了他。

现在告诉我，是否更加波云诡谲了？

再参考刘据之后的作为：

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日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等战。长安中扰乱，言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太子兵败，亡，不得。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太子既诛充发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上于是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太子亦遣使者挢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太子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丞相附兵浸多，太子军败，南奔覆盎城门，得出。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向卫皇后借长乐宫卫和召卫青旧属任安发北军兵是向皇后和卫氏外戚借助力量；征发囚徒，并以武库武装，后世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也证明此法可行；而调长水和宣曲胡骑以及征发百姓，则是打信息差，为自己收拢尽可能多的兵力（后续“言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可以证明，长安百姓跟随刘据，多是在以为刘彻生死不知，江充造反的前提下依附，等到证实是太子造反，他们的选择便变成了“不附”，胡骑也是如此）……如此条理清晰，虽有不尽如意处，但恐怕并非临时起意。

题外话，我对刘据发动多达数万的长安百姓参与叛乱十分恼怒——先不说汉朝几次发自权力中枢长安的知名政变均限制于官僚和军队之间，通常带着百姓谋反的是远离中枢的诸侯国，唐朝政变频频，网友戏称“禁卫军登基制”，尚未听说征发百姓之举，刘据一个史书闻名的“仁德之人”，却将上层政治动荡引入普通人之中，“仁”在何处？仅仅因为他有一个史书知名穷兵黩武刻薄寡恩的爹当对照组吗？张汤一届酷吏尚且“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帮助平民逃脱处罚，所谓的“仁德之人”，对平民竟还不如一个酷吏。

回到正题，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此时的刘据，已经是铁了心造反了。所以，他才杀了汉武帝派来的看起来与他并无龃龉的使者，而留下了用来祭旗的江充。他已然不是那个被广泛同情的“仁厚”的好人，而是一个冷酷无情，一切以目的为导向的太子。

那么，我们又有了一个问题，刘据到底是什么时候动的造反之心？

看起来似乎是因为巫蛊案发，迫不得已，但就如我上面所说，石德所言，其实毫无依据，刘据听其言而反，要么当真已经被自己宫中挖出了桐木娃娃吓傻了，以至于石德蛊惑——这听起来未免有些离谱，要知道，此刻的刘据，年近四十，连孙子都有了，如果还如黄口小儿一般遇事慌乱六神无主，以至于被石德所蒙蔽，将自己陷入绝境，那我们恐怕不得不说……还好阴错阳差他没能登基。

要么，我恐怕刘据早有反心，因此石德三言两语便挑动了他。

近些年来，无论出于抨击刘彻倒行逆施以至于众叛亲离或是为刘彻说话的目的，有些学者致力于证明刘据确实诅咒了刘彻，证据主要有三：

a即便是公孙敬声和李禹之流，《汉书》中都有记载其“私通匈奴”的罪名不实，而刘据宫里的木娃娃却无论正反双方所有人的传记，都并没有任何只言片语指向江充诬陷

b当时刘彻派来协助江充的三人组，韩说与卫青父子素有旧交，章赣并无史书记载其立场，而苏文与太子有隙多见于《资治通鉴》——司马光编故事的节操大家懂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多用《史记》和《汉书》作为参考资料，如非实在找不到其他出处尽量不用《资治通鉴》的原因），有此三人在，江充恐怕很难众目睽睽之下诬陷刘据，而如果是他提前设法埋下木娃娃……那东宫防卫居然疏漏至此，能让人无声无息埋下木娃娃，恐怕得怀疑一下刘据的治下之能了

c石德本人“德惧为师傅并诛”，而并非担忧刘据被诬陷，其劝说刘据之语“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主要也是从无法自证出发，而并无指向刘据被诬陷之词，如果刘据真的被诬陷，这番劝说之词却不提及，从情理上有些不通，甚至再阴谋论一点，还有引导刘据甩锅江充之嫌

我不否认这是最初引导我怀疑刘据早有反心的引子，但在我看来，在已经确证刘据早有反心的前提下，他是否真的诅咒刘彻，其实只是细枝末节。古代巫蛊是常见的针对敌人的手段，虽然现代人看来略有些蠢，但以当时人的观点，这确实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但无论如何，此时造反，确实不智。

就像我之前说的，刘据最大的势力是他的正统性和刘彻本人，起兵造反之后。令孤茂等人会在尘埃落定之后为刘据求情，但在双方短兵交接的过程中，刘据必然要面临“众不附”的窘境。而刘彻固然爱子，却断无可能引颈就戮，与御极数十载，权诈天授的刘彻相比，刘据显然不是对手。

果然，刘彻听闻刘据谋反后大怒：“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

是时，上避暑在甘泉宫，丞相长史乘疾置以闻。上问：“丞相何为？”对曰：“丞相秘之，未敢发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乃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此时，刘彻身上属于父亲的亲情尽褪，只留下了那个牢牢掌控手中国家几十载的老辣帝王。

昔日至亲父子变成生死大仇，长安城即将迎来一场剧烈的暴风雨。

4.太子败亡

既然当事双方已由“父子”转换为“政敌”，那我们接下来评价刘据，恐怕也得从政治斗争角度来分析。

因为接下来，刘据将犯下他最致命的错误。

没错，我并不认为刘据想要造反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是什么致命的错误。虽然刘彻的确十分宠信他；虽然作为自身没有什么广为人知的恶迹的太子，他有着极高的正统性；虽然他的弟弟们至少目前看起来要么太小要么离长安太远要么身体不好……完全不具备和他竞争的能力，连个竞争对手都没有，这太子之位“不稳”都不知道该“不稳”给谁……虽然有那么多虽然，但那都是基于完全的理智分析。刘据毕竟是一个有感情有诉求的人，想要造反，并非什么很难理解的事。

毕竟，他此时已经年近四十，在人均寿命四十多的汉朝，几乎是即将一只脚迈进棺材里的年纪，而他年近七十的老父亲却一点去死的意思都没有；一次次在父亲离开长安之时主理国政，一次次摸着玉玺光滑润泽的边缘又一次次把它还给归来的父亲，自己也有理想也有抱负，父亲不死，自己何日才能一申己志？像嬴柱那样当三天秦王就去死吗？甚至于，这么等下去，自己能像嬴柱那样当上三天君王而不是死在父亲前头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刘据那个“太子家臣在驰道上跑马都没有丝毫敏感度”的态度，他很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与刘彻，不仅是父子，还是君臣。而他在公孙贺问题上的投鼠忌器也恐怕能说明，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正统性和刘彻才是自己地位稳固的根本，而一门心思认为，卫系和太子属员，才是自己的力量根基。

巫蛊之乱，卫系尽去，朝堂上竟只有自己的家臣自己站在一起，霍光张安世之流明哲保身，江充李广利之流视若仇雠……父亲会在他们的蛊惑和明哲保身下，哪一天也这样逼死自己吗？在“父亲不死自己怕是死了也登不了基”和“卫系尽去自己的地位朝不保夕”的焦虑中，刘据终于量变达到质变，从“早有反心”变成“决意谋反”。等到江充搜到木娃娃，刘据反与不反皆有性命之危，他会如何选择，自不必多说。

刘彻处处刻薄寡恩，唯独为了刘据这个儿子百般纵容妥协忍让，而刘据这个儿子却因为他对其他人的刻薄寡恩担忧自己的未来，偏偏忽略了父亲对自己的宽容，最终导致父子相亲却互相残杀，不得不说，历史和现实当真能用相当黑色幽默的讽刺手法来惩戒人的恶行。刘据之死，看似偶然，又怎么不是刘彻刻薄寡恩几十年累积的祸根所致？

回到原本的话题，刘据此时犯下的致命错误就是：攻打丞相刘屈氂的丞相府。

就如我之前所说，刘据最大的倚仗是他的正统性，甚至刘彻对他的支持也得排在后面。但这个世上，有一个人的正统性是天然排在刘据之前的，那就是当朝皇帝刘彻。所以，刘据直到调兵这一步都没什么大问题，但在调兵之后，他最该做的，不是攻打丞相府，而是去甘泉宫“请罪”。

当皇帝宣布“江充诬陷皇太子，活该就戮，太子蒙冤在前，只是自卫反击’”之时，有几个百姓会在乎刀是不是正架在皇帝脖子上呢？

刘据的做法让我不由想到了千年后的另一个倒霉太子李重俊，一样的被迫起兵，一样的直奔奸臣而去，一样的忽略了在一场政变/造反中，坐在至尊之位上的那个人才是不可忽略的最终目标。

而刘据比李重俊犯下的致命错误还要多上一个——“上存亡未可知”只是石德蛊惑刘据造反的话术，刘据本人就像我们上面分析的，除非三十八岁当祖父的成年人如黄口小儿一般完全失去判断力，否则绝不可能意识不到石德所说并无道理。然而只是一个借口，刘据却当了真。

太子既诛充发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而他对面的刘彻，又怎么可能给他第三次犯错的机会？

上于是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侍郎莽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节有诈，勿听也。”遂斩如侯，引骑入长安，又发辑濯士，以予大鸿胪商丘城。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刘彻亲临建章宫，于是长安百姓皆知太子谋反，“以故众不附”；刘彻使莽通追捕如侯，莽通手起刀落结果了这个罪犯的生命，于是胡兵反成刘彻助力；加上任安受诏却闭门不出，刘据大势已去，只能匆匆逃亡。若非刘屈氂任命去守城门的司直田仁“以为太子骨肉之亲，不欲急之”，只怕都跑不出长安城（不过另一说是田仁此时随刘据发兵后被族，看不出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姑且一听）。

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陉城今在中山国。

——《史记·田叔列传》

首先，我要替任安说两句，刘彻说他“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属实是冤枉他，任安如果真的坐观成败，那就该设法装死，这才叫两不得罪，受诏之后闭门不出，刘据输了还好，赢了怎么可能不记恨他？

然后，同为卫青舍人，“同心相爱”，任安与田仁一个拒绝了刘据调兵，一个为太子而谋，却都被刘彻所杀，也很难不让人生出感慨。

刘据逃出长安之后，藏在湖县（这里要解释一下，湖县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西北阌乡西南，仍然在京兆尹治下，离长安只有两百多里——作为对照，本文中论述过离长安不远的甘泉宫离长安也两百多里，甚至还没出函谷关，很多人说刘据跑出去很远，并以此论证刘据很厉害（虽然我一直没太弄懂过怎么因果在于从长安到湖县要经过潼关，不过刘彻当时只关了长安城门，如果刘据跑得快，趁着潼关守军还以为长安城里的内乱跟自己没关系的时候跑出去，似乎也不是不太可能）。

然后，他犯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错误。

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而发觉。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

——《汉书·武五子传》

这位故人既然富有，自然引人注目，又与太子有旧，只怕是重点盯梢对象。刘据一与此人联系，便很快被发觉了，随后，自刎而死。

对于刘据是否是“被自杀”，有认为是的，也有认为不是的。我个人认为确实很难判断——并不是说已经切换到“皇帝”模式的刘彻会父爱大发，而是……除了这个造反的逆子，他当时手头确实没合适的继承人。

李世民对李承乾的处置证明了幽禁造反的太子是可行的（刘据的政治斗争水平我觉得也做不到逆天改命），而康熙废-复立-再废的操作也证明了就算因为某种原因废而复立，看情况再废也是可以的，所以很难评估刘彻此时到底更倾向于弄死太子一了百了，还是留着以防万一。

所以刘据到底是自杀还是被自杀属实难以定论。

但这也不重要了。

刘据已经死了，但他留下的烂摊子还在。长安城里“血流入沟”，全城九万户人家泰半带丧，支持太子与反太子双方之间隔着的，是亲人鲜活的生命和沾满鲜血的尸体……二十年后，当刘询想要追谥祖父之时，也只能上了一个“戾”的恶谥。史书似乎总喜欢将此归咎于刘彻，解释成为了维护刘弗陵的正统……甚至一股脑推到霍光头上，以证明刘据尚算得人心。然而他们却忘了，此时刘彻已死去多年，连新帝都换了三个了，就算碍于先帝们，给个平谥总是可以的。就算霍光阻拦，可霍光后来也死了，霍家谋反族灭，霍党凋零殆尽，此时也不是不能改谥。然而没有，“戾”字盖棺定论，终究未改，足见朝臣对刘据的评价。真正拦住刘询的，恰恰是人心。刘彻死了，刘弗陵死了……后来霍光也死了，可张安世还活着，韩增还活着，邴吉还活着……千千万万见证了巫蛊之乱所造成的巨大危害的人还活着，而他们无论是否同情刘据，都一致认为，“戾”字很合适。

不过这也是更久之后的事了。

现在，这满城的鲜血总得有人去收拾。

而刘彻，则是以他作为帝王的冷酷和寡恩，选择以更多的鲜血彻底为这次暴乱彻底画上句号。

5.以杀止杀

与很多人所认为的“刘彻先因暴怒对帮助太子的人大开杀戒，后因后悔怀念对反太子的人大开杀戒”不同，在我个人的观点里，刘彻晚年对卫太子的怀念也许是真，但因此而做的一系列举措，就很难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要聊这个问题，那我们又得回到巫蛊之乱的起始点，丞相公孙贺了。

有意思的是，公孙贺虽以其子巫蛊入罪，但最终罪名却是与巫蛊无关的三条，而其中占篇幅最大的则是这一条：“终不自革，乃以边为援，使内郡自省作车，又令耕者自转，以困农烦扰畜者，重马伤枆，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亡。”

以公孙贺的罪名论，我有理由怀疑，与目前史学界的公认不同，刘彻早在下《轮台诏》之前，就已经想要转变自己的执政理念了。

所谓“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只见于《资治通鉴》——还是那句话，司马光编故事的能力，大家懂的。而且就算是真的，也没规定过刘彻自己不能改不是吗？

而就史书记载，从天汉四年起到征和三年，整整有七年时间，刘彻是没有发动过对外战事的（没错，无论大小，一！场！都没有，至少我没查到，有查到的可以补充，但我觉得现在已经可以认为至少这七年没什么大战了），至于征和四年胜车师，可以当做征和三年这场仗发生的战役之一。整个时间线应该是征和三年出征，征和四年胜，故而史书上记载了两个年份（考虑到车师出酒泉千余里不是没可能），另一个可能是抄书的时候记错了，就是在征和三年发生的事，但无论如何，这是同一场仗。

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诸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

——《汉书·西域传》

于是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余里。

——《汉书·匈奴传》

御史大夫军至追邪径，无所见，还。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

重合侯军至天山，匈奴使大将偃渠与左右呼知王将二万余骑要汉兵，见汉兵强，引去。重合侯无所得失。是时，汉恐车师兵遮重合侯，乃遣闿陵侯将兵别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

——《汉书·匈奴传》

虏已去，贰师遣护军将二万骑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贤王左大将，将二万骑与汉军合战一日，汉军杀左大将，虏死伤甚众。军长史与决眭都尉煇渠侯谋曰：“将军怀异心，欲危众求功，恐必败。”谋共执贰师。贰师闻之，斩长史，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相杀伤甚众。夜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军大乱败，贰师降。

——《汉书·匈奴传》

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三岁，武帝崩。前此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

——《汉书·匈奴传》

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

——《轮台诏》

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

——《轮台诏》

与普遍的印象不同，本次出征李广利只是其中一路——李广利领兵七万，商丘成领兵三万，莽通领兵四万，是三个方向出击的。其中李广利因为刘彻在他出征的时候砍了刘屈氂逮捕了他妻女，贪功冒进导致兵败投降（而且这里李广利只带了两万人前突，并不是七万大军全军覆没）；商丘成本来没什么收获准备收拾收拾回去了，但我们的老朋友李陵带着三万人过来给他暖心送战功；莽通本人因为呼知王跑了“无所得失”，但为了给他清路（……）汉朝饶了一个车师回来。

然后刘彻就“因为此次出兵得不偿失不欲再打”发布了《轮台诏》。

而此次出征的领兵之将的人选就更有意思了，李广利此时正在和刘屈氂密谋立刘髆，莽通和商丘成皆为巫蛊之乱里的功臣。而除了李广利投降匈奴第二年死，一年后的后元元年商丘成诅咒皇帝畏罪自杀，莽通追随其兄莽何罗刺驾谋反被杀，至此，巫蛊之乱中所有的功臣和客观受益者，都被刘彻在临死前带走了——而挫败莽通阴谋的，正是日后的辅政大臣霍光，金日磾，上官桀。

现在回答我，刘彻真的像是在巫蛊之乱或征和三年大败之后才改换心思的吗？

我几乎可以确证，刘彻至少在天汉四年之后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国家已无力再支持征战，故而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未动刀兵，而征和三年的这次出征却是带有极强的目的性，甚至于饶回来的车师国也不过是个添头罢了。

刘彻此举目的有三：

（1）稳定边疆

本次出征是匈奴连续寇边在先（我很怀疑他们是因为汉朝发生了巫蛊之乱，想看看能不能趁着汉朝内乱浑水摸鱼），刘彻出兵是为了敲打蠢蠢欲动的匈奴，使其在自己执政生涯的最后几年不敢来犯，让自己得到一个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以改变政策。

单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

——《汉书·匈奴传》

三岁，武帝崩。前此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

——《汉书·匈奴传》

从征和三年这次匈奴寇边一直到汉昭帝执政前期，匈奴虽有挑衅之举（比如扣押使臣），但再无寇边记录，甚至《汉书》中记载：“前此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足以说明，刘彻此次出征战果虽然惨烈，但震慑的效果是达到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认为匈奴此次只是一种想看看能不能趁着汉朝巫蛊之乱捞一笔的侥幸心态，如果真的是准备数年想要卷土重来，恐怕不会这么容易被打回去。

（2）分割李广利和刘屈氂，避免二人互相勾结，分而制之

在李广利出征之后，刘彻火速收拾了刘屈氂，并囚李广利母妻子以为人质，李广利为救亲属贪功冒进，大败，投降匈奴，然后族灭。

很显然，李广利作为当时汉朝矮子里拔出来的高个之一，比起刘据要难对付得多，如果其身在中枢，万一与刘屈氂狗急跳墙勾结造反，恐怕将是一场比巫蛊之乱更大的灾难，把二人分开，再挟以李广利妻子做人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是可行之策，李广利果然不敢生出反心。

（3）以此为契机正式调整政策

这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如我上文中所说，从天汉四年起，刘彻已经不再轻易开展大规模对外战事了。他对公孙贺治下民生疲弊，武备衰减的情况一清二楚，只是为了儿子暂时不得不忍着公孙贺罢了，自然不会头脑发热地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大规模对外作战。

但真正调整政策，还需要一个契机——至少，他需要换掉折腾百姓的公孙贺，换上来一个懂得如何休养生息的丞相。

所以巫蛊之乱也就有了更深的含义——刘彻很有可能原本是想借这次动乱撤换丞相，进而改弦更张。但奈何江充横生枝节，刘据造反，把事情引向了脱缰野马。巫蛊之乱后，刘彻已不可能再借机改换政策，否则在普遍同情刘据的大环境下，他改换政策很容易引起对刘据的联想，导致人心不安，甚至引起动乱。

而且，就如我之前所说，死者数万，“血流入沟”，这些消失的生命都是实打实的。支持太子而死的人的亲人，固然在血淋淋的人头前不敢说什么，但杀亲之仇的风暴在无声酝酿，这些人一朝有机会翻身，怎么会不想对另一方杀之后快？而反太子的人，因此而升官得爵，又怎么可能同意皇帝改换政策，施行更接近太子的主张——他们的立身之基就是太子的错误，如果太子是正确的，他们该如何自处？

血海深仇，利益相关，在权力中枢的长安，一道由人心组成的巨大裂隙已然横亘其间。

而且，匈奴虎视眈眈，刘彻必须得在最快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就如上文所说，如果征和三年不对匈奴出击，那很难保证，接下来的将近十年之内，汉朝还是否有安宁之日。

而面对两难困局，刘彻以其作为帝王的冷酷选择了一种异常血腥残暴但高效的解决方案：杀！

物理毁灭，人都不存在了，人和人之间以鲜血撕裂的巨大裂痕也就不存在了。

首先，刘据的确造反了。从他选择杀死韩说入宫调兵的那一刻起，昔日那个被刘彻喜爱的儿子就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直接或间接害死他的凶手——这里面包括刘彻自己，甚至包括造反的刘据本人。所以刘彻此时不可能有任何心软，出入宫禁者诛，从太子者族，除了张贺等极少数有人求情的人活了下来（虽然仍遭受重刑），其他人都被刘彻以雷厉风行的速度杀了个干净——这也能看出来，此时的张安世是冒着多大的风险救下了张贺一命。

紧接着，以刘据之死为分界点，刘彻开始杀参与过围捕太子的人。他思念儿子吗？我相信他是思念的，但即便是这份思念，也被他淋漓尽致地用在了自己的政治谋划当中。他尽心竭力地扮演着一个为儿子复仇的父亲的角色，并以此为理由，最大限度地砍掉了自己改革政策道路上的所有祸患。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有征和三年这场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另外两路是莽通和商丘成——他需要一个足够的理由，堵住这两位巫蛊之乱中最大的功臣的嘴。

在刘彻早已定好的谋划里，李广利的儿女亲家和立储盟友刘屈氂将在李广利出征期间被处死，虽然他抓了李广利的母妻子作为人质，但主帅乍逢巨变，军心不稳，这一路几乎是必败无疑的，下至李广利不顾亲人造反，上至惨胜，每一个结果都不乐观。而车师则是刘彻给自己准备的退路——总不能全输了，那未免有点太难看，一个不小心皇帝本人的威信都要受损（刘彻后期战果严格来说其实基本都是征和三年这种赢了一点但也输了不少的情况，虽然惨烈，但总有收获让他能向天下交差）。至于商丘成这一路，我们不知道刘彻原本的计划是怎样，但最终结果却是意外收获，毕竟谁之前恐怕也想不到，李陵直到此时对自己的能力还没有清晰认知，居然跑来给商丘成送战功。

于是，加加减减，征和三年取得了一个相比预期而言不那么坏的结果：李广利一路，比起造反或全灭的极端情况，大溃败+主帅投降已经算是不那么差的结果了，何况整场战役里李广利这一路前后斩杀颇多，逼着单于重兵围攻，也算是消耗了匈奴的有生力量；莽通一路无所得失，但车师归附，中规中矩；而商丘成，就如我们所说，意外之胜，意外之喜。

三路大军，两胜一败，虽然死伤颇多，但刘彻的确完成了这场战争的军事目的——震慑匈奴。

但无论如何，这依然是一场惨胜，而战士的鲜血足以堵上两个领兵之将的嘴。

而到了此时，这场惨胜的最后一个作用也终于浮出水面。

（4）弥合人心

物理闭嘴终非长久之策，何况人心本就不是强压就能完全堵上的，他需要有个事情来转移大家对于巫蛊之乱的注意力。没有什么比外敌更能凝聚人心，特别是一场惨胜。数万将士的生命足以让人忘却长安城上空飘散的血腥味，而胜利则是可以激励人心。当人有了奔头，自然也就不会再沉迷于旧日的血影之中。匈奴寇边原本是想趁着汉朝内乱浑水摸鱼，却反过来被刘彻所利用，将抗击外敌所流的血变成了凝聚王朝的粘合剂。

直到此刻，他终于让所有人都闭嘴了。

但是，让所有人闭嘴不是最终目的，刘彻本就是为改弦更张才发动了巫蛊之乱，如今儿子死了，那就更得把事情干下去——不然自己岂不是白白牺牲了一个已经预备了将近四十年的接班人？如此大的沉没成本全都打了水漂，不继续干下去怎么行？

6.改弦更张

首先，还是一些传统观念的颠覆。

有汉一朝，从文景之后，对待匈奴，其实都是处在备战/战斗两个切换状态，从文景之治的“无为”转到刘彻的四面出击，还是刘彻从穷兵黩武转到《轮台诏》，亦或是昭帝时期著名的盐铁会议，本质上都是一种备战和战斗状态的切换，并不是什么根本上的国策变动。

（1）文景二帝

文帝即位之初曾意图御驾亲征打击匈奴，但因国内诸侯王叛乱，最终不了了之。前十一年，晁错上《言兵事疏》，指出“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并提出以夷制夷之策。之后上《守边劝农疏》，提出屯兵边境，移民实边，抵御外患。再上《募民实塞疏》，提出具体措施。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岁。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与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

——《守边劝农疏》

刘启采纳了他的意见，然后？然后就把他扔去给刘启当老师了。

到了刘启，自不必说。虽然他把晁错杀了，但他很显然相当认同晁错削藩的建议。那么晁错对打击匈奴的看法，他有多大可能不认同？

所以史书上把屯田当成刘彻一个人做的工作，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抨击刘彻，但不得不说，某种意义上也有点太看得起他了——汉朝既定国策，哪是他一个人决定出来的。

（2）轮台诏

首先，《轮台诏》中并无武帝后悔即位以来战事的语句，他仅仅是表明后悔征和三年这次出兵，而且后悔原因也不是因为战败，而是“得不偿失”，甚至还怪上到丞相下到郎的所有人占卜能力不行（……），“朕当初把卦象给你们所有人都看了，你们都说吉利，怎么最后结果反了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大概意思就是：“都怪你们不会占卜，害朕做错了决定，现在打仗太得不偿失了，而且边塞将士很苦，所以‘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不影响备战就行。”

特别指出，所谓《马复令》就是晁错给汉文帝建议的，意在养马备战。

《资治通鉴》中“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这样的语句，恐怕是司马光出于塑造“武帝罪己”这一印象的目的。实际上，刘彻只是因为李广利战败大开嘲讽并调整为备战模式罢了。

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

——《轮台诏》

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

——《轮台诏》

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轮台诏》

（3）盐铁会议

而在刘彻之后，昭帝时期，虽然盐铁会议历来被史学界认为是改变了汉武帝时期政策，但本次辩论实际上仅仅罢去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即废除禁止酿酒政策并废除关中地区铁器专营政策，其他政策维持刘彻晚年路线不变。尤其是对外，昭帝时期对匈奴依然是“追着打”，只不过和汉武晚年一样，不再寻求主动出击。

明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匈奴见瓯脱王在汉，恐以为道击之，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明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北桥余吾，令可度，以备奔走。是时，卫律已死。卫律在时，常言和亲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后，兵数困，国益贫。单于弟左谷蠡王思卫律言，欲和亲而恐汉不听，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风汉使者。然其侵盗益希，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汉亦羁縻之。其后，左谷蠡王死。明年，单于使犁汙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汙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汙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汙王。属国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

其明年，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略杀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犭已塞。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大将军霍光欲发兵邀击之，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充国以为：“乌桓间数犭已塞，今匈奴击之，于汉便。又匈奴希寇盗，北边幸无事。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计也。”光更问中郎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匈奴闻汉兵至，引去。初，光诫朋友：“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乌桓时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敝，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还，封为平陵侯。

匈奴由是恐，不能出兵。

——《汉书·匈奴传》

综上，昭帝时期虽然与匈奴和谈，但有匈奴犯边，仍是以积极反击，震慑匈奴为主，和汉武帝晚年的策略并无明显差别。

而废除禁酒令（禁止酿酒），则是跟时代有很强的关系。

要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为什么会有禁酒令。

刘彻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受老天爷待见的皇帝，虽然汉朝正好进入了一个小冰川期，灾害频频，但刘彻在其中也是最多的一个，在西汉210年的历史当中有据可查的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共有186次，其中水灾32次，旱灾38次，地震35次，蝗灾20次，风灾19次，霜灾5次，雹灾10次，疫灾13次，冻灾13次。而汉武帝在位的55年的时间里，一共发生43次自然灾害，其中旱灾10次，蝗灾11次，水灾6次，地震3次，风灾3次，霜、冻、雪4次，雹灾2次，饥荒3次，疫灾1次。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大举兴兵，除了有灾赈灾，如何提高粮食产量自然是个大问题。因此，刘彻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民生。

推广冬小麦：汉武朝以前，农业生产以黍稷为主。但随着冬小麦的推广，小麦的生长周期由原先的一年缩短为半年，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元狩三年秋）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汉书·武帝纪》

改良种田方法：下《轮台诏》后，汉武帝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不过代田法操作起来相当复杂，我怀疑只是冰川期因为特殊环境产生的专用方法，所以后来气温回升之后就渐渐失传了）

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甽……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汉书·食货志》

改良农具：赵过为了推广代田法，搞出来了二牛三人的耦犁，促进了牛耕法的推广，也为耕犁技术发展奠定基础；又搞出来了三脚耧用于播种，直到建国仍是北方主要生产工具，堪称汉代袁隆平（x）了；此外，由于冬小麦的推广，以及张骞从西域带回的胡人食法的改良，汉武帝时期石磨也被普及，逐渐发展成接近现代石磨的雏形。

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汉书·食货志》

教民耕种，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三辅犹赖其利。

——《政论》

兴修水利：漕渠，龙首渠（第一座井渠法作渠），白渠，六辅渠，灵积渠，成国渠，韦渠……刘彻执政期间修了相当多的水渠。此外，就我查到的资料，刘彻应该是第一个亲临现场治理黄河的皇帝。

其后三十六岁，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上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矣……上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上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于是为发卒万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绝商颜，东至山领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于是上以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湛白马玉璧，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湋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儿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后十六岁，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

——《汉书·沟洫志》

积极屯边，安置流民：虽然屯田北部边疆最重要的作用是抗击匈奴，屯田西北边疆最重要的作用是经略西域（“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良式也。——《置屯田令》”），但客观上，这也为受过大灾的流民提供了一个去处。

禁酒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古代酒多为粮食酿造酒，酒酿多了，可以吃的粮自然就少了；此外，一旦喝酒上瘾，就会影响农耕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正常运行。

因此，才有了禁酒令。

事实上，除了汉武帝，上到周公的《酒诰》，下到乾隆五省禁酒，各个朝代均有不同程度禁止酿酒的法令。

而到了汉昭帝时期，自然灾害情况有所好转，国家模式也从战争切换到备战，废除禁酒令，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废除关中地区铁器专营，首先，这是一种调整性的措施，而非彻底废除——盐铁专营作为从汉武朝发明施行至今的千古国策，霍光就算要反对刘彻，也不至于傻到要彻底废除盐铁专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专营范围即可。其次，赵让正在当时的关中进行代田法的改革，他发明的耦犁和三脚耧都需要用铁，放宽铁器经营，也是为了协助赵让的改革。

至于再往后的皇帝，就不再花更多篇幅解释他们如何坚持国策了。

因此，对匈奴出战是从汉高祖刘邦起就已经制定的国策，汉文帝时期进入备战模式，汉武帝时期进入战争模式，末期回到备战模式，及至往后，也一直是在两个模式之间来回切换，并不存在什么根本国策上的转变。

刘彻转变国策的难度主要在于在他几十年的征战过程中，朝廷里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的。这些人并严格属于同一阵营，比如公孙贺和李广利（一个太子阵营一个诸侯王阵营），甚至就算同属一个阵营也有可能有很难以化解的矛盾，但他们在主战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除了卫青等少数人比较知情识趣（从漠北大战之后到卫青去世，十几年一直没发生大规模对匈奴作战，而且卫青生荣死哀，和刘彻看起来也并没有什么明显裂痕，我觉得可以说明卫青不管是主动理解刘彻的决策还是被动执行刘彻的决策，他的态度是以服从刘彻的需求为先），其他人恐怕是高度一致的。这就代表着，这些人只是一个松散的没有组织的泛联盟，你很难用某种方法把他们一网打尽。而考虑到汉朝的国策是备战/战争，武将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刘彻可以因为酎金的问题一口气削一百多个侯，可以因为战事失败夺走将军的爵，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要还在打仗，总会有新人加入这个泛联盟。甚至于，当所有人的利益牵扯得足够深的时候，本不在武将序列里的一些人也会被裹挟进来。

比如次次为军费挠秃头，却带头上书请求屯田轮台，被刘彻拍回去后，到了盐铁会议还坚持原有政策的桑弘羊——我甚至很难说桑弘羊是为了某种利益才如此坚持，但因为要打仗，才需要大量军费，才需要大量搞钱，他才有了被任用的价值，他支持打仗不是很正常吗？

所以，虽然是既定国策的状态转换，刘彻也需要为了转换政策费尽心机。

但无论如何，搭上了自己精心培养将近四十年的继承人，他终究是赶在自己临死前把王朝的车头调转过来了。

然而，停止对外作战还不够。真正导致民生凋敝的原因是粮食产量受自然灾害限制上不去，如何在小冰川期提高粮食生产呢？而且，考虑到此时刘彻已无多少时日——想来他自己也有感知，自己死后如何能保证既定政策能抵挡住汉武一朝泛军事集团可能的反扑，继续施行下去，避免大汉亡国，也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业技术的事倒好办。

我们上面提到的赵过，这位汉朝袁隆平的代田法虽然已经失传，但耦犁和三脚耧的出现实实在在提高了耕种效率，并被沿用千年。甚至于，昭宣时期的人口大发展也很难说与赵过的发明无关。

虽然看着汉武朝的天灾数量我会感慨老天爷好像确实不怎么待见刘彻，但这种时候我又觉得他实在是上天的宠儿：他想打仗，就有卫霍这样不世出的天才；他想搞钱，就有桑弘羊给他搞盐铁专营；他想养马，张骞从西域带回来苜蓿；他发愁军粮，董仲舒提出来种植冬小麦，张骞借鉴胡人经验改良小麦口感并提高军粮便携度……就连现在他想种地，也有赵过这种不世出的技术天才帮他。

真正难的，还是身后之事，诸子小的小废的废，这偌大江山应该托付给谁？

答案是——霍光。

霍光的前半段人生乍看起来简直可以用平平无奇四个字来形容——平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除了知道他曾任郎，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可以根据他的官职推断他的权责以外，霍光本人没有任何值得说的地方。

然而就是“没有任何值得说的地方”，才更显平中见奇。

那可是汉武帝晚年，霍光还身在参与国家决策中枢的内朝。二十多年不犯错，除了不结党，除了小心谨慎，还意味着他在所有需要内朝决策的时候都站在了正确的一边。这得有多难？

去病死后，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做个对比，巫蛊之乱时刘据都三十八了，尚且会在造反后决策先攻打谁的过程中犯下直扑刘屈氂这种李重俊级别的错误。霍光当侍中的时候才十多岁（按他死的时候已经70岁算，他那时候也才刚满17岁）。

去病大为中孺买田宅、奴婢而去。还，复过焉，乃将光西至长安，时年十余岁，任光为郎，稍迁诸曹、侍中。

——《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而且霍光实际上有才也有野心，少为两千石，却二十余年没有再升一官半职，依然稳得一匹——甚至他后来突然从一个平平无奇两千石直奔首席托孤大臣大司马大将军的时候也依然稳如泰山，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他比刘彻还像一台莫得感情的政治机器，只不过温度高点罢了。

而这就是刘彻要给自己找的新继承人。

没错，我始终认为，比起垂髫幼童刘弗陵，霍光才是刘彻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人。虽然刘弗陵看得出来是一个聪明人，但事实上他不行刘彻也不可能再选别人了——刘弗陵一个小孩子还好说，诸侯王都是成年人，谁会甘心做一个霍光背后的虚君？而他们本人的政治能力又远不如霍光，谁能赢得霍光的忠心？当霍光释放出自己的野心时，谁能挡得住他？

既然拦不住霍光，那倒不如赌一把大的！

征和二年到后元二年的某一天，刘彻将《周公辅政图》赐给霍光，以天下为棋，以江山做注，向霍光立下了自己此生最后一次豪赌：赌我汉家群臣忠心，你霍光夺不走天下；赌我刘氏子孙奋进，你霍氏变不成田齐。我给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你替我彰行我的政策绵延我的江山。且看将来，这天下到底姓刘还是姓霍。

而霍光则是用一种堪称平淡的态度接下了刘彻的赌局：不能坐上至尊之位又如何？霍氏后人不肖又如何？这大好江山在我手中任我施展，我的志向我的理念将被推行全国，大丈夫生当如此，死后又有何惧？

至于其他辅政大臣，金日磾于昭帝始元元年过世，上官桀和桑弘羊虽然后来为了利益和政见上的矛盾与霍光分道扬镳，但在那时仍旧可以算做同一阵营，不再多说。

接下来要说的是刘彻的最后一任丞相田千秋。

田千秋其人，看起来只是因为声称其梦见白头翁说刘据是子弄父兵被刘彻重用，以至于前往匈奴的汉使说不出来此人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被匈奴单于嘲笑“苟如是，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汉书·车千秋传》）”导致刘彻大怒，差点杀了汉使。

但事实上刘彻想要的，就是田千秋这样的一个丞相。

首先，来说说这个让刘彻勃然大怒的上书。此时已经是征和四年，与当初令狐茂在刘彻全力追杀太子一党时上《讼太子冤书》，冒着生命危险维护国家储君的举动相比，就能看出来，田千秋此举绝非为了什么爱与正义。更何况，之前我们讲田仁的时候也提到了，田仁之死一说是发兵为田千秋所告，所以被族——如果这是真的，那田千秋更不像是什么忠直好人了。

那么，为什么刘彻因为这样一封上书，就封田千秋为相呢？我们恐怕要从田千秋的封爵说起。

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汉书·西域传》

思富养民。

这里要插播一个花絮，刘彻遗诏里莽通案的三位功臣分封，金日磾的“㭦侯”和上官桀的“安阳侯”都是来自地名，唯有霍光不同。

博陆。

博，大通也。从十从尃。尃，布也。

——《说文解字·卷三》

陆，高平地。从𨸏从坴，坴亦声。

——《说文解字·卷十四》

汉武帝玺书封大司马霍光为侯国。文颖曰：博大陆平，取其嘉名而无其县，食邑北海、河东。

——《水经注·鲍丘水注》

博大陆平，思富安民，所寄之望，尽在其中。

（题外话，博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长平，或许也是刘彻希望霍光能够效法前任卫青，做一个优秀的帝国二把手的意思——而有意思的是，二人的子孙也恰好微妙地应了这两个封爵：霍氏子孙一朝权倾朝野而全族尽灭，卫登的后人却因明哲保身而得以保全）。

汉朝的丞相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职位，一方面，三公九卿在制度上的隶属关系在那里，皇帝不可能完全绕过他们来处理日常事务；但另一方面，自内朝设立，到“群臣下大将军”，再到如今内朝四辅名列丞相之前，丞相实则已居于内朝之下。这样一个职位，如果人选不够恰当，那必然是会引起朝中内乱的。

从上文就可以看出来，田千秋此人最大的有点就是擅长审时度势，而且身段柔软，并不很稀罕一张老脸。果然，昭帝一朝，霍光强势，他便安安心心躺平打辅助，甚至当霍光不知出于真心还是作秀请他荐才，田千秋也一言不发。

千秋居丞相位，谨厚有重德。每公卿朝会，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曰：“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丞相。讫昭帝世，国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实。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而且，田千秋是真的非常擅长审时度势。

以他所主持的盐铁会议为例，霍光想要下桑弘羊的面子给自己造势，而桑弘羊所提的政策又大多没什么问题——也就是说霍光并不想真废了他的政策。那么如何既伤桑弘羊的面子又不损桑弘羊的政策呢？我不知道田千秋如何做到的，反正最终结果是，“贤良”和“文学”拼命抨击桑弘羊，桑弘羊的名声确实大跌；但盐铁会议最终的成果却如上所提，只是解了禁酒令并解了关中地区的盐铁官营。霍光圆满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至于田千秋本人？他只是被后人喷了而已（doge）。

然摄卿相之位，不引准绳，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易曰：‘焚如弃如。’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车丞相即周、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议，以辅宰相，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说其上，斗筲之人，道谀之徒，何足算哉。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我看田千秋，实在是个有意思的人。你说他有私心吗？那是大大的有，为求上位甚至可以说有点不要脸了，也有过什么“为了保女婿召集两千石开大会”这种神奇的事。但他的评价却是“一个老好人”，所作所为也在客观上有利国家——好像似乎也许可能又有那么点公心？

治燕王狱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子迁亡，过父故吏侯史吴。后迁捕得，伏法。会赦，侯史吴自出系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杂治反事，皆以为桑迁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臧之，非匿反者，乃匿为随者也。即以赦令除吴罪。后侍御史治实，以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身无异；侯史吴故三百石吏，首匿迁，不与庶人匿随从者等，吴不得赦。奏请复治，劾廷尉、少府纵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数为侯史吴言。恐光不听，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议问吴法。议者知大将军指，皆执吴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众议，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遂下延尉平、少府仁狱。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记光争，以为“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无所守持，而为好言于下，尽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无状。延年愚，以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讙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

——《汉书·杜周传》

最终田千秋依旧是史书上那个看起来没什么特殊之处辅政十二年平稳落地的老丞相，就如他那老弱到被刘弗陵特许坐车进宫的身体一样，颤颤巍巍却屹立不倒。

而国家少事，民生复苏。

至于其他活跃于昭宣两朝的如张安世、韩增、杜延年、邴吉、赵充国等人，不再一一细说。

我们只需要知道，这群臣子在刘彻已死，刘询未立的一段时间里，兢兢业业辅佐霍光，认认真真与民休息，为汉朝的中兴做出了极大贡献。

而那个不知刘彻出于偶尔心生怜悯还是另有什么所图的原因赦免了性命并恢复了宗籍的婴儿，将带领着这群人和他本人所发掘的其他汉宣朝臣子，一同走向大汉又一个辉煌。

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

——《汉书·魏相邴吉传》

后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

——《汉书·宣帝纪》

7.结语

不得不说，打下这两个字时，我实在是松了一口气。当初动笔之时，确实并未想到，这篇文章能东拉西扯一大堆，洋洋洒洒四万字。包括我本人也是在成文过程中又复盘了从元狩四年到始元六年之间的旧事，发现了不少之前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写到这里着实是费了不少精力。成文仓促，内容跳跃，如有疏漏，还请多多担待。

当初动笔之时，其实只是想写一写我所认知的刘彻父子，以及以卫青为首的卫氏外戚和后卫青时代的卫系。由于汉朝的“光荣传统”，以及后来王莽真就凭借皇帝母家的身份一路篡权最终夺位，我对刘据和卫青的关系一直相当悲观。而因为汉武朝堂上刘彻进入史书的“敌人”始终是地方豪强/诸侯国之于中央王朝，以及相权之于君权，我也始终认为骑奴出身还身为内朝之首的卫青与刘彻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共同利益远大于彼此矛盾。以至于对刘彻，卫青，刘据的个人评价……行文之间可能也受到了观点的影响，难免有跟着论点找论据的偏颇之嫌。

大家姑妄一听，权当听个故事。

原本还想写点霍光和刘询，然而最终还是在工作量面前望而却步——昭宣两朝我了解得更少，大概就仅限于摆在明面上的主线内容。唯二可以确证的是：霍光的确是个权臣，刘询也是全靠本事坐稳帝位——至少刘据在这中间确实是看不出来除张贺以外的正面作用。但如果真的要展开细讲，恐怕我的知识储备量确实难以支撑，就不嫌丑了。

写这篇文章最初的原因其实是……我真的不太喜欢刘据。政治斗争，菜是原罪。刘据犯的某些错误在我看来实在是太让人无语凝噎了：太子逾制在先，却因私了不成与主审官结仇；惑于内宠，得罪当朝重臣，给人河未过就拆桥之感；身为太子，竟不知约束母族，以至于最终酿成无可挽回之祸；身居东宫近四十年，却在造反时犯下李重俊这种菜鸟才犯的错误——甚至还有李重俊这种菜鸟也不会犯的错误……及至巫蛊一案领着长安城无辜百姓造反，这已经是人有问题了——正如我所说，唐朝政变如家常便饭，也没听说多少上层人士搞事鼓动普通人当炮灰的，张汤一介酷吏，都知道重判权贵放过平民呢……桩桩件件，我实在难以喜欢这个人。

他也许有一些治国理政的能力，几十年兢兢业业没什么大错，也许有一些天性中的善良，所以也有亲信始终感念。然而将近四十年养尊处优的生活终究是把他变成了现在这样。他所谓的“仁厚”更像是一种囿于书本的泛泛之谈，当四市之人真到眼前时，却毫不犹豫地骗他们做自己野心的炮灰。这样一个人，却因为玩梗也好真心也罢，与他真正中兴汉室的孙子相提并论，“如果刘据登基blablabla”，着实让我感到意难平。

倒不是我有多了解或喜欢刘询，而是……每次读巫蛊之乱时，我都有种荒谬感，历史总是以一种残忍又不可思议的方式走上它最好的一条轨道。刘询是最适合做汉朝七代明君所共图之事业的收尾之人，于是巫蛊之乱，刘据谋反，死伤数万……兜兜转转二十多年，皇位落到了最该落到的人身上。这二十年里，刘询先囚于天牢，后长于掖庭，行走百姓之间，见惯世间百态，加之天资聪颖，方才塑造了我们所认识的这个汉宣帝。

刘据何德何能与他相比？

也正是因此，动了细讲巫蛊之乱的念头——没有什么比刘据一手好牌打到最后自刎而死更能体现出他能力上的问题。

然后我又不得不花了大篇幅来讲刘彻——我要讲刘据为什么地位稳如泰山，我就得讲刘彻怎么支持他的以及为什么支持他；我要讲卫氏外戚是怎么对刘据心生罅隙，就不得不去讲刘彻是如何信重卫青，而刘据把卫家推远的过程中刘彻又是怎么做的；我要讲刘据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谋反，就得讲刘彻是怎么对待出现在事件中各个阵营的主要官员的……再然后，我又不得不在讲轮台诏的时候从文景讲到昭宣，仔细讲了汉武朝的应灾政策——然后又绕回刘彻了。

汉武帝似乎总是这么一个抢镜头的人，你没法绕开他去单纯的说点他的时期的事。刘彻本人又确是一代雄主，你只要列出他所做的事，就很难不显出赞美之意。而因为巫蛊之乱里刘彻已经被抨击滥了，我实在是不想再拾人牙慧过多强调他晚年大搞封建迷信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所以这方面笔墨花的相对较少，导致本文多少有点失衡，我自己读下来都有一种冤种父亲和熊孩子之感。

不过我个人觉得，读完“以杀止杀”一章，应该也能对其残忍冷酷的个性有个直观了解吧（笑）。

我原本为本文取的名字是“溺子如杀子”，讲到现在，却觉得再用这个名字倒有点不合适了。牵扯数万人命，间接导致了匈奴入侵以及征和三年的战争，流逝的鲜血用这么几个字总结过去实在是太过轻飘。

刘据是骗长安百姓跟他造反的人，是导致匈奴有机可乘的人，我不喜欢他，却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恶”只是其身份地位野心与能力不匹配的后果，他本人大约并未意识到那些被他诱骗的也是活生生的人，而遭受陷害之后的反抗，哪怕是针对君父，哪怕是思虑不周，哪怕是造成恶果……其实也算不得错。

刘彻是以巫蛊冤死数万的人，是太子造反后杀遍长安的人，是借战争为政治斗争铺路的人……但我又不得不承认，事情成脱缰野马是由于刘据应激式的反抗，而如果巫蛊之乱造成的后果不能及时解决，如果征和三年不教训想浑水摸鱼的匈奴，也许会死更多的人。他的方法的确残忍，但也的确干脆利落地解决了问题。

刘屈氂，只是个胆小无能奉命行事又试图捡漏拼个拥立之功最后还被刘彻甩锅的丞相；李广利，巫蛊之乱和他无关，刘据死后他想借机捡漏给大外甥谋立也不是什么错，而且最终投降匈奴祭天而死，死后被刘彻甩巫蛊之乱大锅，惩罚也够了；钩弋夫人和刘弗陵母子，天上掉馅饼的人，刘彻还把钩弋夫人以“子少母壮”这种未来进行式罪名处死了；卫子夫，她大部分时间就是个随波逐流的人，卫青功盖天下她无法决定，公孙贺贪污无能她也无力阻拦，建元二年求刘彻放自己出宫和征和二年借刘据兵谋反是她史书记载的唯二两件主动的事，可结果的天差地别也不是她能决定的；朱安世，公孙贺将他抓捕入狱，他想报复公孙贺，也在情理之中……甚至于江充，他虽然是个小人，可他与刘据结仇的最初，也只是秉公执法，最多也就是有点借太子扬名的意思，并没有犯什么大错，公孙贺等人并非他告发的也并非他查处的，他只是试图借机生事，还没来得及造成危害，就被刘据抓起来祭旗了，顶多算犯罪未遂。

好像谁都情有可原，事出有因。

然而死了的百姓和战士实打实的死了，总得有人为他们的死亡买单。

最终也只能是一声叹息。

思来想去，还是让刘彻买单吧。毕竟，无论其他人如何做，最终决定权始终在他。人是他下令诛的，族是他下令灭的，战是他下令开的。他既要改变自己施行几十年的政策，那就得承担因此而起的一切流血和牺牲。更何况，四方有罪，罪在朕躬，天子既承天下之重，就该承担一切因此而生的罪孽。

刘彻应该承担，汉武帝也承担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