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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末年，李渊的班子成员中，裴寂是支持建成和元吉的，理由很简单，建成是嫡长子，裴寂与李世民政见向左。陈叔达与萧瑀是支持秦王的，封德彝则是一个两面派，他劝李渊杀掉秦王，深得建成信任，同时又设法骗取了李世民的信任。

在武德朝的宫廷斗争中，秦王节节败退，他兵权被削夺，亲信被调离，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于是当机立断，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创造条件形成局部优势进行火拼，万幸一举干掉了对手。从此，大唐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于如何做皇帝，如何治天下，李世民是有自己想法的，一方面来自于长久以来的政治理想，一方面来自于秦府班底的建议。

李世民开始摄政，属于裴寂的时代就结束了，萧瑀走马上任，成为新一任的左仆射。陈叔达与萧瑀存在意气之争，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皇帝太年轻，国家大事还得由老同志掌舵，不能让皇帝把大唐这艘巨轮开进沟里。与此同时，李世民意气风发，他的秦府同志们理所当然的进入了决策圈。

萧瑀与秦府同志们意见不一，因为秦府同志支持皇帝的想法，实际上很多想法就是他们提供的。萧瑀对于这些人非常看不上眼，觉得他们的想法就是胡闹，两面派封德彝，每次跟萧瑀商量好劝皇帝放弃推行新政的想法，一旦到了御前，封德彝马上倒戈，搞的萧瑀极为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封德彝实际上取代了萧瑀的工作，因为一方面他能争取到皇帝的信任，一方面有得到了秦府同志的支持。

原本魏征是一个相对边缘的角色，但他非常善于政策辩论，而且他的政见与皇帝十分契合，更让难以置信的是魏征实际上做了萧瑀想做的事，他成功的引导了皇帝，在李世民成为明君的道路上，魏征狠狠的推动了一把。魏征并不是一个亡命之徒，他每次进谏，实际上都非常巧妙，抓住李世民想做明君的心理，帮助他改正了不少错误。当然这也得益于李世民的真诚，如果他只是做做样子，魏征就堪忧了。

魏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房玄龄非常善于谋划，而且很有执行力，但他也有懦弱的一面，面对皇帝没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家里也被夫人拿捏。杜如晦弥补了房玄龄的缺点，这反应了李世民的用人之道。

在李世民的时代，如果不是需要做决策的日常事务，实际上是朝廷的中层官员在处理，宰相班子只负责决策，宰相班子形成一个机构叫政事堂，需要决策的时候，他们先在政事堂讨论，有了结果才带着意见去见皇帝，这个叫做御前会议，一般在通过御前会议事情基本就定下来了，为什么说是基本呢？因为门下生省还有可能驳回圣旨，门下省认为没有问题，就会正式以国家的名义颁布。当然，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情，皇帝会主持廷议，广泛听取意见，当然最后做决策的还是皇帝和他的班子成员。

为保证政务系统的健康运行，皇帝非常重视对人才的选拔，他说：“为政之要，首在得人。”他时刻忧心的也是人才问题。特别是在他的晚年，贞观初年的那些优秀人才逐渐凋零，他的危机感越来越重，打完高句丽之后，对薛仁贵表示，不为收复失地而高兴，而为发现薛仁贵这样的将才而高兴。

只要是人才，李世民并不在意那个人的出身，马周之前一直过的不如意，后来被皇帝发现，竟然在一天之内派三波使者去请，可见当时皇帝的急切心情。这些人才后来为贞观朝贡献了才华和精力，留下了千古美谈，贞观君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组合，以至于后来的志士有不少遗憾自己没机会跟他们一起工作。

贞观朝最后以低调收场，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储君暗弱，这让李世民在选人用人的时候越来越求稳，于是长孙无忌这种绝对的亲信开始主持朝政。魏征的碑被扑倒，这些人发挥了作用，李世民驾崩之后，吴王被害死，房玄龄被逐出太庙，背后更离不开长孙无忌的操作。不过他也没得意太久，因为武则天将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