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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向来以“乡下人”自居，他在他的《习作》中写道:“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也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他的确认真，认真到他笔下活鲜鲜的水手、妓女、私娟、军人、老板、猎人、土匪、大兵、船夫、工人、农夫等一切贴近于浑厚泥土下的下层人物，认真到自己写着写着就为其命运而陪着流泪，认真到自己的精神与心灵与他们全然融洽在一起，认真到他自己和评论家都感觉到他的那份痴，那份傻来。

    他的认真，是概括了他作为人和作为作家，掏出灵魂构造他内心世界的全部依据所在。

    乡下人具备了最原始的本真，人性之美在乡下人的头脑心灵中完整地保存着，活跃在更为原始的生命形态中。这就构成了沈从文乡村世界的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内涵。无论何种意义上的人性因素，都必然同哺育它们的大地、山林、水泊相关联，“虽然也有人事上的得失,到恩怨纠纷成一团时，就陆续发生庆贺或仇杀。然而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

替中放射分解。”

    因此，沈从文认为，人的生活，无论是原始，还是已然处于发达中的现代，都必须适应自然的规律，按照自然提供的音、色、质去生存，既不能背叛自然的恩泽，也不能无端地屈从于自然，人类命运的好坏悲乐所提供给自身的教训就是同美丽而又无情的自然失去了和谐。正因为他主张人与自然的融洽，才使他在自然的感召之下以充沛的爱去抒写其间的人(乡下人)，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和灵感，这灵感是自然之精气所致，而这力量必然来自于美，来自于人性最本真的那些表现，这些美纵使经受过战争、死亡、灾患的侵袭，甚至破坏、灭亡，但它们仍然显示出极强的自然生命力。但极端处于自然生命力之中的人事，却也会引来自身的祸患，进而导致更大的死亡、毁灭。他信誓旦旦地让灵魂吸依自然，却又因为自然的多重演绎而导致的悲剧而忐忑不安。

    这自然是一种矛盾，由于矛盾的存在，就算生命的意义无从在多灾多难的现实人生中获得，即使活着充斥着无数的荒唐、怪诞，但它们也只是人之天性的点缀，人总是要活下去的，要在天性的指引下活出一点人样来，活出一种精气神来。

    我们不妨来看看沈从文的小说。

    (一)、在根据一些民间传说或者是湘西苗族风俗演化而成的小说中，沈从文着力营造他的美学风范、爱情观念，也就是说，他将一些游离于纷繁芜杂、虚情假意、灵魂被极度扭曲的现代文明之外的“一群人”的原始生命力进行了一番彻彻底底的讴歌与赞美。他的想象力在他的“母族”中得到了极大限度的张扬和宣泄，就像湘西从来就未曾受过污染的蓬勃的草木一样。可以说，我们在这些小说中所看到的是一个自然得如原汁原味的苗家歌舞尽情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毫无矫揉造作;他在此是极端自由的，甚至是惟美的，不受任何“规范化”东西的制约。这份自由确实也成就了他的虚构能力，也可以说，他在尊重民间风俗和传说的基础上，完成了由单纯的礼赞到内心底蕴的提炼、虚构和重造，来完成他对诞生在生他养他的那片广袤大地上的原始朴素和庄严的命运表现，替那群衷心于自然之情爱的多情男女设置了一种“美到极致”的环境，让他们尽其喜好和性能演绎他们的悲欢离合。在如此优美、旷达、纯正、柔曼的环境中，自然不能有都市人生、市侩主义、教授面孔等因素的影响，也很少有宗法制度下冷酷的道德伦理，在读者面前，他们是一群热烈相爱相亲的自然之子，为着爱情甘愿抛弃所有，乃至生命。他们这种永远笃信爱情的健康心态、自由心境、自为状态，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显然是与病态的、做作的、灵魂扭曲的、自私的、堕落的、四体不勤的都市人生相对立的，他实在不能忍受卫道士和绅士老爷老娘们儿的扭泥作态，甚至某些“左联”文人对他的某些偏见，沈从文也不屑一顾。只是由于这位“土”作家的宽容，才使喜欢在刊杂志上“打仗”的中国文人之间不至于由于他而产生更多的“不协调”。沈从文在他的“传奇”故事中，几乎也自己衍化成一个不受外界所扰的单纯的自然之子，自然，出现在他文字中的一切人事都来得相当简单、质朴、毫无机心，有的只是为了爱，为了情的的那分“迂腐”、坚贞与慷慨。

    原生美在沈从文的文笔里流露地非常充分，他赋予它们以人性之美，从而使由原初形态并不仅仅局限于纯原始的氏族社会制度和极端封闭落后的边族意识，虽然民风民俗往往会由于制度的无以先进和意识的相对落后而显示出更加昭然的美来，但沈从文并不囿于这重原生的形态来构成他的“大作文”。人之天性既然是这般美的，那美的行为究竟是主动的，抑或被动的，或者无意识的?人们的生产劳动、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乃至保家守族等一系列行

为，理应属于审美活动的范畴，那人既为本身着想，并寻求发展，获得幸福，那就应该是极其主动的，它取决干人的大脑对于外界人事和自然万象的刺激所做出的强烈反应;当这类反应以抽象的方式得以形成，得以流传时，人也就获得了思想。这时候，美就是自由的。著名美学家高尔泰曾说:“美是自由的象征!”沈从文在原初形态繁乱杂糅的人事变迁之中赋予他作品中人物以鲜明的个性、思想和理想，那么他所塑造的形象便进入了自由无羁的状态。“一个人过于爱有生的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必觉得那点光与色，形与线，即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制，受它的处治……”

    但这充其量也只是沈从文主观意愿的反映，他不得不面对所谓的“现代文明”对乡村世界无情的分离和人侵。当我们透过他含着热泪赞美的各类乡下人的性格与恶劣自然环境中操纵着人的命运的各种制度，我们依然能够发现流淌在他血液里的对他的民族那深可切骨殖与内腑的爱，尽管他无比痛心地预感到它可能去而不返了。

    看看，沈从文运用多么美丽的言辞在抒怀《龙朱》:“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是美男子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如狮子，温和驯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种种比譬全是为了他的美。其他德行则与美一样，得之比平常人特别多。”

    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是决不吝音任何可以称着绝美的语言赞美那留存在野山中的民风民俗和那一群得天地之灵气造化之精髓而阳刚、妙不可言地活在大地上的人。像势力、权威，是人中之模型，全将他的感觉掳了去，让他忘怀不得。他是多么希望这自然状态下的东西能够永久啊。

    “这一点文章，作在我生日，送与那供给我生命，父亲的妈，与祖父的妈，以及其同族中仅存的一点薄礼。”

    “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27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懦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勇敢、与热情、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是出自你们一族了。”(《写在“龙朱”一文之前》)

    这是典型的沈从文式的独白，在独白中捻捏出绵绵的忧郁，他几乎无以从他的民族的意念中打理他“龟缩”在都市现代文明中的一切思绪，他只有深深地忧郁着，朝饮着血管里流淌的他的民族的健康的热血，暮吞着在都市的浮光掠影中到处弥漫的孤独与寂寞。不行，他得回去，至少思想上的自由自在可以让他拿起一支笔，去构想思虑他的湘西，去把他的传说、神的灵魂上，他极其饥渴，极其疲倦，极其忧伤、民俗和粮食定格在他，因此，他需要这个，永远需要这个。

    “我只有一天忧郁一天下来。忧郁占据我过去全部生活的全部，未来也仍然如骨附肉。你死去了一百年另一时代的白耳族王子，你的光荣时代，你的混合血泪的生涯，所能唤起这被现代社会蹂躏过的男子的心，真是怎样微弱的反应!想起你们，描写到你们，情感近于被阉割的无用人，所有的仍然还是那忧郁。”

    这忧郁果真是中了毒一样，让一个为民族大计所忧患的男人感到了自身的卑微、渺小和“无用”。但我们不敢否定的是，忧郁决不是堕落、无为、消沉和绝望，不是仅仅从肉体上的痛苦就能获得的，它是精神上的东西，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有的“结晶”;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的向前延伸，都是伴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的。忧郁的人至少不至于浮躁、庸俗、卑鄙和肤浅。他的大脑已经涵盖了一个自觉的意识—为民族所设想的一个蓝图，或者汁划出的必将实行的，虽然接近幼稚的东西，或者像神话、传说一样，只能存放在文字语言之中，同时，他也就拥有了自为意识—用聪慧的大脑占据思想的堡垒。忧郁是思想性的，是一个深邃的人生和哲学命题，它把苦难的、罪恶深重的东西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现，从而达意出人类生生不息的奋争、求索。而从美学意义上说，忧郁无疑又是一系列更加自由张放的美，它只不过不是直接通过幸运、快乐、幸福和成功等一系列我们并不以为然的词汇来呈现，当然也不可能直接通过生命的外在形式来表现，他含蓄、曲折、隐匿，从而使一个尘嚣四起的世界开始变得有了韵味。

    缘于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他的美可入诗的生命信仰所感化呢?

    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沈从文果真像一个精通牧歌的高手，以他独到的感觉唱起了一支支优美的歌:

    媚金唱:

    “红叶过冈是任那九秋八月的风，

    把我成为妇人的只有你。”

    豹子唱:

    “白脸族一切全属第一的女人，

    请你到黄村的宝石洞里去。

    天上大星子能互相望到时，

    那时我看见你你也能看见我。”

    媚金唱:

    “我的风，我就遵照你的意见行事。

    我但愿你的心如太阳光明不欺。

    我但愿你的热如太阳把我融化。

    莫让人笑凤凰族美男子无信，

    你要我做的事自己也莫忘记。”

    豹子唱:

    “放心，我心中的最大的神，

    豹子的美丽你眼睛曾为证明。

    豹子的信实有一切的作证，

    不管天空中到时落的是雨是刀，

    我也将不避一切来到你身边与你亲嘴。”

    歌对得好，歌自然就是好歌，想那曲子也是温婉动人的，对歌的豹子和媚金，也就指天指地为痴迷的爱情立下了盟誓，因为他们相约要去的地方宝石洞是“一个不怕伤风，不怕中暑，完完全全天生为年轻人预备的好地方。”但这好地方却是两个衷心衷肠情人死去的地方，“为了纪念这一对情人，除了把这地方加以人工，好好布置，专为那些唱歌互相爱悦的少男少女聚会方便处，真没别的用处了。”好地方，好的人，好的事，本该是让人如痛饮甘霖一样舒活愉悦的，但沈从文却从这美好人事上洞悉到了某些不妥。“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慢慢的像中国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东西了……”因而在沈从文看来，“假装的热情与虚伪的恋爱”要来糟蹋这地方，“倒不如还是当成圣地，省得来为现代的爱情脏污好!”当那个为一只受伤的小羊而耽误了约会时间的凤凰族美男子在启明星开始在晨空闪烁时赶到宝石洞时，看到的是一个业已在血的花环中即将死去的女子，那个美丽忠贞的女子有幸能在死去之前明白了那男子迟到的原因，她就那么优美甜美地死去。这不能不令人磋叹呀!死亡的美丽并不在于是一把刀或一次食言一次无意的迟来，而是在于信守那曾经约定了的东西而引申出的爱情和人性。在沈从文看来，这种结局在现代人的爱情里是找不到的，即使出现了，也是假装的，虚伪的，甚至是让人极度恶心的。这似乎已经具有了一种象征意义的特征，沈从文忧郁的笔调如歌声一般吐来，不是悲剧胜似悲剧。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比“爱之死亡”还要大的死亡已经向他、向他礼仪的民族民风民俗袭来。

    《月下小景》是沈从文另一篇美得让人禁不住一个长长的颤的短篇，作为捕捉生命与爱的神性光辉的能手，沈从文依旧以他惯有的不露痕迹的忧郁抒写了一对年轻男女为爱而亡的故事，而他制造的美的氛围似乎已经不是在人间，我几乎不是以阅读故事的心态去读它，它美得忧伤得真是一篇奇异精致的散文诗，作家似乎在本意上也并非完全是在为我们讲述一桩陈年老事，他极力在抒情，运用文学功能中最能表达他内心对爱的领会对爱的迷恋对爱的忧

郁，一句话，那就是对古老山寨里那爽朗洁净之爱的眷恋和挽留。先是文章一开始泻流的月光，就把人给迷住了“……当这松杉挺茂嘉树四合的山寨，以及寨前大地平原，整个为黄昏占领了以后，从山头那个青碉堡向下望去，月光淡淡的洒满了各处，如一首富于光色和谐雅丽的诗歌。山寨中，树林角上，平田的一隅，各处有新收的稻草堆，以及白木作成的谷仓，各处有火光，飘扬着快乐的火焰，且隐隐的听得着的语声，望得着火光附近有人影走动。”景致是如此的美妙，而缱绻在这好风胜里的是“本乡寨主的独生儿子傩佑”，在半规新月下面微笑着思索人生苦乐:“……人实在值得活下去，因为一切那么有意思，人与人的战争，心与心的战争，到结果皆那么有意思。无怪乎本族人有英雄追赶日月的故事，因为日月若可

以请求，要它停顿在那儿时，它便停顿，那就更有意思了。”而更有意思的当属年轻人之间的爱情，一个如月光一样的女子也正静静地躺在他身边，在月影、香花和山泉的乐音之间，涌上心头的无边的“幸福使这个孩子轻轻地叹息了。”两少、便在朦胧的惬意和因过于幸福而漫溢出的淡淡忧伤里对歌，情致是那么的撩拨人的心弦。

    小寨主唱:

    “有翅膀的鸟虽然可以飞上天空，

    没有翅膀的我却可以飞人你的心里。

    我不必问什么地方是天堂，

    我业已坐在天堂门边。”

    女子唱:

    “身体要用极强健的臂膀搂抱，

    灵魂要用极温柔的歌声搂抱。”

    就在两个沉醉在美丽爱情所带来的偷快迷离中时、远远的地方传来一派角声和锣鼓声，声色迷漫处有一条河:

    “没有船舶不能过那条河，没有爱情如何度过这一生，”

    “我不会在那条河里沉溺，我只会在你这小口上沉溺:”

    如此相映的对答，使两个人会心的一笑，长河里闪动的光屑，头上明月的灿白光线，身边薄如轻羽的雾霭，使两个人在彼此的心上增加了温暖，妥贴之中便有了诗意。当两个人回忆梦中听得的那歌声，咀嚼着说过的动听的言语，便开始悟出“神是不说话的。”

    因而，可爱的两个可人儿也就有了哀伤，有了忧郁。

    “月亮照不到人心上的。”

    “那我给你的应当也是黑暗。”

    “你给我的是光明，便是一种眩目的光明，如日头似的逼人熠耀。你使我糊涂。你使我卑陋。”

    “其实你是透明的，从你选择诌谈时，证明你的心现在还是透明的。”

   “清水里不能养鱼，透明的心也一定不能积存辞藻。”

    话是说到这儿了，幻想同现状终于还是无法调解，女孩子要站起来走了，她说她有她的去处，她告诉小寨主，她的爸爸不会同意她将来做他的配偶，因为即使“神同意的人常常不同意”。照某某族人的习俗，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若违反了这规矩，就要将女子用石磨捆到背上，或沉人深潭，或抛到地窟里。

    这习俗使女子犯难，慌神，也使男子焦虑不安。年轻人自有对爱情和婚姻的见解，“常常与自然的神合一，容易违反风俗习惯:”但违反者必然经受一种严酷的的法律的惩处。这是摆在两人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黄昏将近以前，山坡下小牛的鸣声，使两人的心皆发了抖。”

    他们仍然亲密地依偎在一起，“用山果山泉充了口腹的饥渴，用言语微笑喂着灵魂的饥渴。”于是，“两人皆在忘我行为中，失去了一切节制约束行为的能力。”让灵与肉在仁慈宽怀的天地之间唯美般结合。

    但梦毕竟不是结局，也不是久远，现实就像野山野石野草一样围绕周边，要他们拿出答案来。

    最终，年轻的小寨主想到了这个意思:“爱难道是同这个世界离开的事吗?”

    但离开此地，却又能安然到达何方呢?

    “南方有汉人的大国，汉人见了就当生番杀戮，他不敢向南方走。向西是通过长岭无尽的荒山，虎豹所据的地面，他不敢向西走。向北是本族人的地面，每一个村落皆保持同一魔鬼所颁的法律，对逃之人可以随意处置。只有东边是日月所出的地方，日头既那么公正无私，照理说来日头所在处也一定和平正直了。”

于是小寨主有了全新的打算，往一个能够容纳他的爱的地方而去，他也把这层意思说给了在怀里的美人儿，问她是不是愿意向那个只能走去不再回来的地方去旅行。

沈从文借西方人的意思说：最公平的世界不在地面，却在空中与地底；天堂地位有限，地下宽阔无边。

    女子答应了小寨主，是的，她愿意随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啊，爱情和必须以死亡方可获得的爱情，在他们看来，是一场平常有趣的旅行。

    “……说了，就躺到小寨主的怀里，闭了眼睛，等候男子决定了死的接吻……寨主的独生子……取出……毒药，含放到口里去，让药融化了，就度送了一半到女孩子嘴里去。两人快乐地咽下了那点同命的药，微笑着，睡在业已枯萎了的野花铺就的石床上，等候药力发作。

    “一会儿月儿隐在云里去了。”

    于是我们便在感动中深刻地领会了沈从文那爱的哲学命题：爱与死为邻!

    (二)当我们沿着沅水流域深人到沈从文为我们“构造”的文学的湘西世界，拿来同仍然不很发达的现实的湘西相对照时，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历史无情的演化及纯朴人性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偏差，这是沈从文，乃至任何一个人都不得不认同却又无可奈何的情形。尽管作为一个为泥尘闪烁的人性光辉而孜孜不倦地咏唱的作家沈从文来说，他却固执地要在这偏差中寻觅那甚至已经所存不多的美，这使他兴奋，也使他迷惑，当然，在他创作处于高潮期的那个时代和在建国后业已缀笔的现状中，文学界也对他的评判也是众说纷纭。这使极为自然的事情，谁叫这个从偏僻之地出来的、与世迥异的人“构建”了只属于他的一个神性世界呢？

    因而，当我们试着去探寻沈从文笔下跃动得如灿烂光华的人生大景和文学大景时，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全力以赴于在他的多元生命形态的描写的全部因为。实际的情形就是，作为一个民族于天于地于时间中的永恒存在，作为隶属于这个多情又多灾的民族的子民，作为一个从灵魂深处挖掘人之天性的人，沈从文自然就会找到足够的理由去挥发自己的生命悟性、潜能、文学才能和深刻的忧郁。他自己也说，他的目的不是想请天下诸公“到桃源作旅行”，

不是自作多情地将很多人所谓的“田园牧歌”吹奏给并不干净、没有美感和并不乐意的耳朵听，也不是在他极感兴趣、以性命相爱恋的原始情态里作自我表现逍遥的陶醉，更不是因为要刻意的“标新立异”要奠定自己在文学界的什么地位(沈从文一生对此行为不屑一顾)，从而想建立一个业已万难存在的“复辟”的原始众生图景，当然，也不是像某些评论者所认定的因为他唆使“二老唱给翠翠的情歌”是他有意在躲避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他是忧郁的，他无时不在感到一个民族在渐渐走向一个他决想不到的境地中去了:“可怕之处不是在于乡下人迫于生活，陷人了怎样一种悲惨的人生境地，而且，更严重地表现为他们从精神上培养起来的对这种现实的适应性。”我想沈从文决不是反对历史和社会往好的方面发展，他对人生的观照，对生命在刹那间失去的深切同情，其实，也就是想拥有一个让众生安乐的世界，他觉得可怕的是:个性的消失，美的灭亡，淳朴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落。“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想借从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他所创作的以反映都市生活(后面专章论述)中找到他苦心孤诣地描绘他的乡村世界的原因。

    主张“人性论”，并非始于沈从文，也并非沈从文一个人在他的世界里声嘶力竭地论证、抒怀，但在这个观念上，沈从文无疑是最为坚决，最为深刻，最果敢和极其完美地运用文学语言“论证”得极其充分的一个人。因此，他极力主张“人性的重造”，籍以“恢复”他心目中的“健康、自然、优美”的人生形式，从而“对抗”在他看来一切人的心灵业已被扭曲的现代都市文明，后者对前者的冲击、瓦解，是沈从文痛心疾首的。他因此毫不犹豫地同他的乡村灵魂一道，行走在人世的浮沉之中。

    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道出了他笔下的乡村灵魂所具有的社会性能，那是他在看到一种自然的天性和现代的“文明”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后所作的一个概括：“……我并不即此而帜，还预备给他们（读者）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和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论证。”

    沈从文的人事叙述永远是朴素的，有着盎然机趣的，尽管他对心目中的不曾物质化，不曾“变态”，不曾时时处处滥用机心的，有着极其充分自由的原初生存形式里倾注了他高量的热力和不二的信任，但他并不糊涂，也不曾打算偏安于都市，做一个都市中的隐居者。人的生存首先必得考虑物质，一个民族的存在也是在恃强凌弱、优胜劣汰中过来的，他同一切作家诗家一样在运用清醒的头脑努力地思索着社会与人生。“‘其生若浮，其死则休’，虽近生命本来，单调又终若不可忍受。”他看到了现代文明的不可抗拒，它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细胞，但与遥远的湘西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对峙态势，不能不说，这“两个世界”巨大的反差，曾经使沈从文感到“二难”，他既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持首肯意见，另一方面他又忧心如焚于湘西人类社会的落后与荒蛮，他不得不很伤感地看到湘西在受到文明的冲击时人性的某些裂变，民族原本的优秀品格也在一点一点地消失。这无疑是形成沈从文文学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文学性格，就是渗透了一个作家骨子里的，只属于一个使用个性，对自己所感知到的人生题材进行彻底独断的文学表达方式和内涵，它永远不“人云亦云”。沈从文无疑不是那个俄罗斯乡村的最后的一个抒情诗人叶赛宁，要将对大自然的爱和“革命”的某种“缘分”结合起来，叶赛宁对“环保”最初的抒情歌咏，对“革命”的呼唤，只是其对于身当其境时的俄罗斯乡村文明受到工业文明的侵略时刻的清醒，有着“一匹马”和“一挂飞速的列车”争夺“朴素的乡野文明”的气势。沈从文不属于这一类型，他只拥有一对时间和生命的纯朴的乡村灵魂的深层思索与无限眷恋，他似乎并不在意一定要使用什么“手段”去抗击新事物的产生，去维系已经不得不“发生”一而且要永远发生下去的社会变革。东西方文化在叶、沈二人身上既有契合点，也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分歧。沈从文在走出湘西的那一刻起，就在思考着人究竟是什么东西?分担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又是什么?生与死的转换在一个瞬间进行，那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历史的演变到得今来，其意义又该以什么方式才能呈现?他一时间找不到答案，但可贵的是，他为民族褒有的那点优美自然属性而两眼睛闪烁时，也没有放过历史的种种事件对湘西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不能忽视物质，当然更没有忽视从人的精神内涵与外部世界的衬映里去剖析还在走向变异的人生社会，这个变异过程是痛苦的。漫长的，有时是非理性的，打斗不休和生死更替，却让趋于理性的思索变得无力。但只要是对社会历史与人生的思索，都需要勇气，思索也是变革的一个重要方式:，基于这勇气，沈从文自然也不回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现实，这个现实的独特性使中国的近代史远远不只是在农耕文化对抗工业文化的模式中向前蜗行的，“窝里斗”的同类同族相残的事实仍

作为一种无法在短时间内撼动和改变的劣根性无疑也是阻碍文明前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沈从文在着力表现朴素的乡村世界在无奈中向现代文明转化的过程中，以文学作品的样式触及到了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崩溃的切肤剜骨之痛，而他始终也无法回避的是隐藏在作品中的深处、让所有人趋之若鹜的、可以让人生也可以让人死的一个东西:金钱与权势的统一。如果说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以资本的积累与渗透来瓦解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为最终的胜利，到处淌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金钱和日益膨胀的权势使人的野心陡增，是一种再也正常不过的事的话，同样，在沈从文心仪的民间民俗的少数“宗法式”的“主宰”之中，除了众人和“神”所赋予的少数人的权势之外，对物质的渴望和病态的权利欲望，也同样存在。它决定着生存的基本走势，玷污着人性的纯正健美，分离着灵魂的自由，掐灭了生命的灵光灵气，恶化着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联，使人变得自私、堕落、冷酷、无耻、不仁、不忠、不孝，从根子上来说，它使人的本性产生了巨大的变异，使人沦为自我表现追求的物质和权势可悲的奴才。更为可悲的是，“得大自在”的“贪婪”的人类在被金钱和权势所愚弄后，仍然那么趾高气扬地想愚弄着更多的人事，把一幕幕人间悲剧和闹剧演绎到了每个角落里，惟有沈从

文在一旁冷冷地说上一句:“命运戏弄人的地方总不会适可而止。”(《老实人·老实人》)既然如此，人就在自身的伟大和可悲相互依存的情形下生活着，谁又能说点儿什么呢?可偏偏有这个至情至性的沈从文，仍然而且始终对在自然经济和人性惟美的解体中保持着的优雅、清新、自由、朴实的民风倾注了极大的兴致，“我只是用一种很笨的、异常不艺术的文字，捉萤火那样去捕捉那些在我眼前闪过的逝去的一切，这是我创作上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他一丝一缕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地勾勒出一个延伸得极远极遥的人生视野，将历史的延留和时代的变迁所构成的层面深邃、色调丰富、复音袅袅的人生与社会景状——湘西人性世界。

    这类以湘西乡土人情为题材的作品占据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极其重要的绝大部分，也是沈从文用血、用泪、用心去建构的大美世界，在那里，那些与世无争、在道德光辉照耀下健康活跃地生存、在各种凝望和势力巨压下的人性变异、在落后与愚昧、豪放与洒脱中从生到死的人生景观向我们揭开了那个世界独特永久的魅力。代表性的作品有《肖肖》、《柏子》、《贵生》、《雪晴》、《黔小景》、《边城》、《新与旧》、《菜园》、《三三》、《丈夫》等，大都是中、短篇。这些作品的创作背景基本上都在二十世纪前半段初叶，而未完成的长篇《长河》写作时间在三四十年代，那是沈从文作品中不多见的“直接”触及较强的现实画面的作品，即国民党所搞的“新生活”运动对湘西山乡所产生的剧烈震荡。

    《肖肖》中的女子肖肖是一个童养媳，她一来到人世间，命运就将她抛给了最下层生活，十二岁就嫁给了一个两岁多一点的小男孩，被称着她的丈夫。如今想来，这种婚姻结构方式显得多么的可笑，在毫无爱情的前提下、年龄差异如此之大的婚姻，无以符合人的天性能所赐予的人所享受爱情的权利，连一点基本的快乐也没有，人活一生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中的义务和责任，要维护一个种族的颜面，继续种族的前景，自然无从考虑天性中蓬勃的爱情，当事人也就麻木地承接了下去。这种“扼杀”往往是冠冕堂皇的，就像卫道士们大骂年青男女的爱情是如何有伤风化时，他们也会在脱光衣服与女人绞在一起作蛇的盘曲状，只不过是地点变化了而已。旧的东西，戕害人生的东西，久了，人也就习以为常了，即使当事人也觉得无可厚非了;悲剧也许正是在这里:肖肖在婆家的际遇不太妙，地位也低，并没有被当着一个媳妇来看待，她下嫁给一个大婴儿，如果她不成为工具，但不谙世态炎凉的小男子也会让她成为工具，尽管那只不过是一个两周岁的孩子。无疑，她最终成了比工具还可怜的牲口，干的自然是重活、脏活，麻木而麻利、愚钝而勤快地承担着一家的“劳什子”。她的形象是一个典型的村姑，“风里雨里过日子，象一株长在园里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如此一个“大叶大枝”的清纯女子，天真无邪，却始终被婆婆严厉压制着，沈从文也沿袭了千百年来婆媳之间的不和、争斗乃至龌龊，一笔便点到了。另一面，两岁多的小男人怎可满足业已成花草般的肖肖呢?人的生理机能在一定的年龄阶段会像梦一样适时出现在睡眠里，把人搅得翻来覆去，这使肖肖意识到作为一个女人和年轻的好处来。这一意识不要紧，要紧的是她被那个可爱调皮的野泼男子花狗所吸引，这个二十三岁的男子在某日教了肖肖的小丈夫唱了一首歌:

      “天上起云云起花，

      包谷林里种豆荚，

      豆荚缠坏包谷树，

      娇妹缠坏后生家。

      “天上起云云重云，

      地下埋坟坟重坟，

      娇妹洗碗碗重碗，

      娇妹床上人重人。”

    一支很有趣味的情歌，便将肖肖心思给撩得慌乱起来，不久，两人果真相互缠在了一起，“人重人”了。肖肖不谙事情，也不留神，稀里糊涂地怀上了孕。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却也惹下了麻烦，还没有长大成人和学会欺骗的年轻女子没有瞒过信守地方上规矩的婆家人。这事并不仅仅在于有失婆家人的颜面，更严重的是它违背了地方上延续以久的、谁也不可更改的规矩、犯事者要被沉潭或者发卖出去。沉潭是一死，而“发卖”则是比死更让人尴尬和痛苦的事。地方上人事就全在于遵循一个生命和操守原则，活下去，便是对规矩极好的拥护，人的一生就完善了；但总有那么一些头脑“发热”者，让自己的命运在一时快乐中改变了，被别人把持，几乎万劫不复。故事的开端只是写肖肖很小就嫁到婆家，几乎失去了人身自由，当然这自由也并不等于关押于牢房中囚犯.但肖肖却也不得随意说话，随意进出。等到和花狗小子野外高兴了一回，命运就更加凶险起来，急转直下，局外人都以为悲剧已在所难免，而人人皆也以为这是正常的，大家都这么活着，遵守着规矩来着。逃没逃成，发现了大肚子，理应沉潭。但“照习惯，沉潭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作出的蠢事。伯父不读‘子曰’，不忍把肖肖当牺牲，肖肖当然应当嫁人作二路亲了。”这“二路亲”说白了就是变相卖出去，但等待时日很久也没有人来买，肖肖便又在婆家搁住下来。肖肖逃过死劫，却也没有过多将那苦事往心上去计较，当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当着财产一般买卖的现实(她是糊涂不开窍，或者是早已对地方上积习的木然?)，也就老老实实地呆着，直到生一个儿子来，应了地方上风俗，生男是有本事的，大家高兴，开释了她，将她留下。沈从文仁慈的天性使他不喜欢把人物的命运安排到残酷的“血”与“泪”当中去，他精工着技巧——生存的技巧和创作的技巧，使人物命运在合理和偶然间自在地进行下去，同时，他遵循人物心理和突发事件在巧合中的某种趣味，尽自己含而不露的笔墨安排情节，得来的功夫不仅使地方上人事与规矩的合一，而且也使自己创造的结果和人物命运贴切着自然下去。但我们若果便以此定论沈从文的用意，那就错了。我们从中体会到的是地方上宗法制度对人的摧残和作家对弱小人物命运的关怀。肖肖是个童养媳，严酷的现实给予她的是繁重的劳动和被婆家冷落虐待的命运，但她单纯、天真，对生活中潜伏的美也那么神往，但她又是何等的麻木、愚昧，也就是说，她的精神天地还是一个处女地，她无法获得精神带给她的超过肉体的愉悦，在被没有终止月生活琐碎所拖累，她的思维也无以活跃起来，这几乎是一种近于残忍的宿命(自古以来所有中国妇女的宿命!)即使是有代表一称新气象的女学生来到她的生活里，让她新奇和莫名的兴奋，而她目己一也被人称着“女学生”，但她只是“欢喜”而已，无法从女学生身上看到叫“转机”的东西，也无法明白“外面的世界”的变化和进步，自然，她就不能替自己的命运作一番新的安排。

    “这一天，肖肖刚做月子不久，孩子才满三月，抱了自己的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坐月子对一个女人来说，当是幸福到脑门心的事，她一生的追求几乎就是来求得这样一个较为美满的结果，肖肖也是如此，她内心也就许可了这样的命运安排，以为是极为合理的，因为下嫁于人就是替人生育孩子，乃女人分内之事，除此而外的大小诸事，皆是别人的，因而她就只能抱了孩子来看别人的好事，她的精神建立在极为天真的层次上，有些迟钝麻木地承受着来来去去的悲乐，反正人人都这么过的，自己没有什么该与别人不一样的，也没有什么不妥贴之处，更无法从更深刻处想到那个新娶来的媳妇于自己有什么命运上的不同，她兴致盎然地观看的只是热闹中窥见了另一种生活形式而已，个中的喜怒恩怨自然被忽视了。这正是沈从文内心深处长叹不已的原因。

    柏子是一个吃水上饭的年轻男子，有着地方上人所具有的勤快、忠厚、善良、仗义等美德，同时又有些市侩的圆滑。有强健的肉骨，灵敏的身段和对生活与生俱来的那点好感，使他心智健全，行为大方，言语落拓，有爱与被爱的强烈愿望。作为水上人，风里来雨里去，节衣缩食，为的是在适当的机会去见一个在香楼里等他的美妙情人。这类情人大多是“一夜之欢”式的，光鲜鲜的肉体像银镯子绞花一样纠缠在一起，亢奋了，空灵了，完毕了，男子便慷慨地扔下钱，一走了之。很多“正人君子”的口吻似乎对青楼之少、事不以为然，唾骂不屑了几千年，但作为经久不衰的一个存在，“青楼梦好”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人肉买卖并不见得就没有精神和灵魂相撞击的火花，作为人的自然属性之一的对性的追求，“青楼”提供了一个场所和机会，人所趋之便可衍生出审美来;凡是作为对生命的形式和内容相交汇的生存形态，皆可称之为一种文化，那里也诗歌、音乐、舞蹈、交际、战争的前沿和阴谋的“‘地下室”，芸芸众生于其间演出的“戏剧”，真可以直射人的灵魂，直开人的窍门:床榻上污浊的汗泥不仅仅在青楼上滋蔓，交欢的美妙“复调式乐音”也不仅仅在金钱和肉体的咏叹之中，顺手而来，抬脚而去，符合天性，取得娱乐，也不失为一种人生乐趣和存在方式(啊，换了个角度，一切都了然了!不是吗，愚蠢的该死的道德卫士?)。柏子心旌动荡时对向往的去处也在如此的地方，刀仔儿没有都市里为了身份和文雅而装腔作势的令人作呕的情场伎俩，也不会为什么贞操和规则将自己弄得人鬼不如。柏子来去自如，下脆，爽快，女人喊得舒心，笑得通泰，骂得利索，爱也就利索，虽然是近乎粗野和蒙昧，但沈从文的目的大抵就是从这种粗鲁、放狂、不拘礼数的外在包裹下抖出人物的自然灵魂和对他们这样的命运和爱情的理解与同情。但是，“他们都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他很明白的。以后也将高高兴兴的做工，高高兴兴地吃饭睡觉，因为今夜已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今夜所‘吃’的足够两个月咀嚼，不到两月他可又回来了。”这份美好得令人有些羡慕嫉妒的“若即若离”的爱情，实在比绅士和他们的太太们日日厮守一张半阴半阳的苦瓜脸更能让无穷地回味。他们的生活不算正常人的生活，但他们的生命和爱肯定是与正常人无二的。由于取之于自然纯粹，使这生命和爱便具有了美。可这又似乎也是一种悲哀，

悲情的美被落拓不羁的外在形式遮蔽，由于过分地一切听取于自然，他们的一生中终究难以觅得恰当的时机将自己好好把握，把生活与爱妥善地安置下去。

    我们再来看看《丈夫》。《丈夫》是沈从文短篇小说中非常成功的一部。一个久久锁于深山野岭中的男人，在农闲时节终于思念起自己在外头挣钱的妇人(按照今天的行话来说，是一个打工妹的)，平时他是极难有机会到城市里水码头去看看他的妇人的，这次他去了。去了，却很快发现妇人气与神略威有所变化，“女人说话时口音自然完全不同了，变成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完全不是在乡下做媳妇的羞涩畏缩神气了。”既然有了“做太太的大方自由”，那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这妇人的形象就很令做“乡下丈夫”的男子惊诧了;“第二次惊讶，是烟管忽然被女人夺去，即刻在那粗而厚大的手掌里，塞了一枝‘哈德门’香烟的缘故。”女人的变化，说到底不仅仅是要让做丈夫的惊讶，而且还让他愚鲁的头脑终究不敢把女人与城市里生活和眼下的自己联系起来，他就只能想到“鸡同小猪”，“仿佛那些小小东西才是自己的朋友，仿佛那些才是亲人”，“他愿意转去了”。丈夫由惊讶转向疑惑，而心思之结一时解不开，便隐隐感到自己作丈夫的权利和身份业已不被女人重视，便自然联想到家中一切可以称之为亲切的情形和事物，委实觉得心酸。小说到此已经将人物内心剖开了一面，那下面又该发现什么?瞧，水保来了，一个管理水码头的“头儿”。这做丈夫的很快便得知他的女人已经拜了他为干爹，便呀呀着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水保属地方上一霸，势力厚，说得起话办得起事，令这个“乡巴佬”敬仰，有些畏惧，便极拘谨，但当水保问及他乡下诸多事情时，他便觉得很被人瞧得起了，话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将家中一些芝麻小事悉数讲给水保听。水保走后，这个有些受宠的乡下男子“忽然觉得愉快，感到要唱一个歌了。”但见这好男人的质朴。可肚中饥饿，烧饭不成，“丈夫”还原成“丈夫”，感到对日常生活的无能了，“一个不安分的估一计在心上滋长了”，究竟是什么不安分?他想到的是“正似乎为装满了钱钞便极骄傲模样的抱兜，在他眼一卜再现时，把原有和平失去。”因而他愤怒，他妒忌，他想不开去，将柴禾丢到河里去了。他在琢磨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做丈夫的那些权利，它们开始在心中复活，并敲醒了他的脑袋，敲疼了他的神经，他不再因为麻钝而更加愚蠢，不再因为愚蠢而连自己的女人也取笑自己，他决定回到家中去，到属于他的那个自在天地中去，在那里享受他做男人和丈夫的尊严和快活。就这么走了么?没有走成，半路上被妇人给“截了回去。这样，他能够在夜里目睹了一慕情形，印证了白天里的疑虑。两兵坯强拉着他的女人上床，口中粗野无礼，女人也尽量陪着笑脸，任其撒欢，而做丈夫的可怜男人却只能躲在舱后，听外面传来的粗俗笑骂，看夜中水上船只的风景，也听见自己心脏狂乱的跳动。他极不愿意再呆下去，一也不愿意从舱中出来，更不愿意理睬任何一个目击“好戏”的人。第二日，他执意要走，妇人明白他肚中意思，也无奈，也不敢道出，只得尽自己做女人本份，要给他钱，他却将钱撒在地上，“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象小孩那样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所以，当水保来时，男人同他的女人已经回他们的乡下去了。

    结尾是很出人意料的，作家处理得如此隐蔽和从容，让我们无限地思索。他着力描绘了一个乡下女人“被动的承欢已变成主动的适应，内部精神被蚕食，生命已如残蚀待尽。”沈从文也说:“人虽是个动物，希望获得幸福，但是人究竟是和别的动物不同，还需要活得尊贵!”尊贵的人生无外就是对自尊的维护，对爱的贴切的把握。丈夫一夜之间的心理变化过程，其本质也就是这个意思。而从女人身上，我们也“收获”到了这个信息。这不仅仅是做丈夫的终于意识到了为男人者的尊严和做丈夫的权利，以及做自己妻子的尊严和权利，也是对那种扭曲人性，践踏自尊，摧残爱情的现实的反抗，批判，由朦胧的意识终于走到了实际的行为。当我们从故事的推进开始思索人之心灵的苍白，性情的乖决，物化的品质，被挤压的道德和麻木的精神时，便很快找到了其中的原因:那就是农村经济的严重衰退，农民的严重破产，农民的生存意识已由代代扎根于故土而推向发生变化的外界(主要是城镇)，以及在突如其来的新环境和新事物面前的茫然不知所措;另一方面，由于文明水准的严重低下和长期落后封闭的环境使乡下人根本无从以灵魂和精神去思索道德、尊严和权利问题。如此而来，为生计，无数原本纯洁本份的乡下女人只得外出谋生，为家中柴米油盐着想，而她们中很多所从事的就是卖身的营生。在物质面前，人是多么的卑微、渺小、脆弱，而只有当我们占有了精神，人或许才会高大坚强起来:沈从文对普遍存在于农村的这种严酷现实的清醒就表现在他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这苦涩人生的幕幕图景，他善良敏锐的内心也生发出对现实的强烈忿懑，他实在不愿意屡屡见到人性在社会经济的压力下使精神的内部和外部都严重崩溃裂变，他苦苦“雕刻”的丈夫的形象和一夜之间的心路里程，在小说最后一句精巧绝伦的突然收笔，使乡村男子的灵魂得以复苏，使人心的纯美得到张扬，让人的尊严得到恢复。

    沈从文是清醒的，他总会以现实和历史的、民族的感觉中寄托他的才情和思想。但他同样是悲哀的，面对一切似乎难以逆转的心灵危机，农村经济的严重衰败所造成的众生悲苦，他感到了无望。作为一个从生命深处观照人生和社会的作家来说，他因觉得自己无力承受这些现状感到彻骨的悲凉和痛苦，他一时也找不到一个极好的法子来解决这一系列的麻烦事。于是，他苦苦思索，想到了时间，也明白了时间，“唯一的良药还是‘时间’，时间使一个时代的人类污点也可以洗尽。”在《牛》《新与旧》等作品里，他依旧试图在乡下这个广阔的空间里找到慰藉灵魂的东西，但他最终感到一切努力似乎依然是徒劳，他只得从内部心灵中去调整自己，先让自己有个思索的勇力，然后进行外部生存形式与精神世界的统一，再进行重造。他不遗余力地思索着，让自己经受万般酷刑，“你得离开书本独立来思考，冒险向深处走，向远处走。思索时你不能逃离苦闷，可用不着过分担心，从不听说一个人会溺毙在自己的‘思索’里……只管向‘黑暗’里走，那方面有的是眩目的光明。”

    这个习惯思索生命的人，庄严地和他的信仰一起，同他的笔下的人物一同在浮浮沉沉中往思想的最深处寂寞地走去。思索所带来的愉快却也加重了他对现实的忧患，过分清醒的深刻认知使他坚韧地对抗着冷峻的人世，而时时涌上心头的理想又使他在人的美好德性几乎被破坏殆尽中极力总结出他的生命价值观:他肯定了生命是人生价值绝对意义上的至高无尚的尺度，因而也就肯定了人性与其美存在的前提，即基于作为一个人最本真的特征，继而便肯定了人作为地球上万象万物万灵之主宰的绝对地位，但他好像并不肯定存在就一定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否定了以道德作为钉子挂着伪善的衣服的所谓君子一族，否定了以伪信仰作为旗帜的所谓出世的谎言，否定了以战争寻找人类平衡物质和精神的贩子行为，否定了以逍遥和慵懒苟安为生存目的的混世心态，否定了丢弃自尊和个性以获得最大利益却有害于民众的奴才哲学，否定了在自卑心境驱使下而目空一切、空喊口号的自负变态，否定了穿着西装革履操一口洋腔洋调而蔑视乡村文明的假西化思想……因而，他始终不能同现实人生进行折衷、调和，甚至对话，他感到自己肩负着一种责任，却因为一切变化太快而限制着他体察全部的生命形态极其意义。因而他从个体的局限中脱离出来，终于意识到了一个群体的作用:“我们实在需要些作家，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的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濡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尽力。”

    这哪里是什么“文体作家”所说的话?这哪里是没有在作品中表现出足够的、深刻的“思想”的作家?

    在沈从文的乡村美丽世界里，他以自由自在的生命，发挥他不绝的天才的独特赞美，宣扬他内心深处坚卓的信念:“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