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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离开几乎被历史遗忘的湘西，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怀着一番改变生存前景，力图从另一个世界探求人生秘密的信念，只身来到北京。在他眼前，生命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太过土气却又不甘被命运捉弄、永远不服气于生活严酷的人从这个大城市里浮出了历史层面，从此，一个几十年来饱受争议的作家沈从文找到了生活的落脚处，“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从文自传·一个转机》）

    从开始的心理和精神的严重失衡，到得到郁达夫的帮助与关怀，直到在文坛上站稳脚跟，再到和一个他的学生、被他称着““黑凤”、使他将曼妙多情的文字用情书的方式的玲珑少女张兆和结为伉俪，沈从文原本孤寂的内心世界得到暂时的调节，但都市里鱼目混珠、尔虞我诈的现实又使他得来不易的宁静生活开始沉重起来，他感到更加的寂寞，那份心境极难排解开去。他始终将自己当作一个乡下人。试想想，要使一个身心两个方面都浸渍着古老苗族

血性、骨子里依旧不肯趋附于“世事”的人来说，要想主动地“切入”一个光怪陆离、变态万千的都市人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着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地反映在作品里。”

    无疑，身处繁华但又是处处皆见堕落人事的都市里，任凭沈从文如何以一个悲情歌手的角色礼赞他的湘西人生，都市生活仍然会在他心灵中留下痕迹，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信仰的虚无、梦想的破碎正一点点地吞噬他的灵魂和精神，他的思想仍然能够格活跃在都市的人事之中，也就是说，沈从文开始用他的大手笔去无情剖解他并不熟悉、却又身临其境的都市众生相。这对他的创作是一件乐事，对文坛来说是一个幸运，但对于一个以生命作为信念、以生命之光来烛照人生、历史与道德的人来说，也是一种痛苦，一种自我挑战。

    都市文明，这是沈从文构建的与他的另一个灵性世界完全相对立的世界。虽然都是吃五谷杂粮、拥着女人男人做尽了呆事的人，但在沈从文看来，都市人生几乎已经脱离了人基本的美德和真实性。他使用大力气将庞大、不洁的都市进行了解析。都市一具具的缩影，便集中体现在形形色色的市井生活，包括一系列体面、自以为是、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大学教授、学生等知识分子之中。对于生活闲散、无序的都市阶级来说，沈从文持的是极为严厉辛辣一针见血的批判态度，因为他是乡下人，他是以“乡下人”的目光在审视漠然如死亡的“新”的世界，自然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就牢牢地以乡下人的“哲学”去思考的。在他看来，都市社会各阶层都是堕落的，靡烂的，无耻的，慵懒的，无趣味和庸俗的。在《水云集》里，他说:“……生活在一种不易想象的社会中，日子过得充满脂粉气。这种脂粉气既成为生活一部分，记久也就会成为生命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一切不外乎装饰，只重在增加对人的效果，毫无自发的较深较远的理想。性情上的温雅，和文学爱好，也可以说是足为装饰之一种。脂粉气邻于庸俗，知识也不免邻于虚伪。一切不外乎时髦，然而时髦得多浅多俗气!……”所以，在脂粉气和俗气交相横流的城市里，虚伪狡诈势利庸俗等便是优越的城市各阶层的主要特征，当然这在当今的城市和大学里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沈从文痛心地意识到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人性怎能健康自然地得到滋养?灵魂怎能获得健康洁净的空气?人与人之间要如何才秘捧到和谐真实和彼此信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在虚假虚伪虚无缥缈中活着而觉得非常自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在欺骗和伪善和无为中混天度日，连蝼蚁虫豕都不如?甚至连知识阶级自称的大学教授们也如此百无聊赖厚颜无耻、假学者假教授盛行而不觉得脸红?沈从文自我拟定的道德标准和美学观念(他只信仰生命)在灵魂深处对他说:都市景状是病态的，那不是你的喜爱!你要倾心的，仍然只是你的湘西。后来，沈从文自己也写道:“我爱悦的一切还是存在，它们使我灵魂安宁，我的身体，却为都市生活揪着，不能挣扎。两面的认识给我大量的苦恼，这冲突，这调和的生命，使我永远同幸福分手了……坐在房间里，我耳朵永远响的是拉船人的声音，狗叫声，牛角声音。”

    这个沈从文……

    他几近麻木地蜗居在都市里，命里挂念的仍然是他的水手，他的船，他的河溪，他的翠绿的山影……

    他要回去了吗?

    这使我想起关于乡愁的一个命题：回不去了?!

    对，回不去了!

    好了，还是让我们迎着遮天蔽日的尘埃，将混沌的双眼擦亮，来看看沈从文笔底下那些可笑的都市人生吧。

《绅士的太太》是沈从文直接的、毫不留情地揭露绅士阶级家庭的一个短篇，他冷峻的解剖之犀利并不亚于任何一个标榜自己是专为治疗社会痛疾的社会性作家，在他“软中带刚”的笔力下面，他把绅士及他们的太太淑女们空虚苍白的灵魂和扭泥作态的形象以及奢侈靡烂的生活图景全部暴露出来。(关于对都市生活如此的批评，我想也有沈从文内在的一种自卑心态在作祟，他的孤独是一种纯粹人性的美，却在生活中经意或不经意地表现出了含而不露的自卑和儒弱本性。他与都市文明的格格不人，抛开道德和生命意义的说法，在他的经历中，他其实也想在具体的生活模式上达到都市文明所具有而落后的乡村所不具有的生活水准，尽管一生勤勉、谦虚和朴实的沈从文并不曾吐露过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但他毕竟一进城市，就在他不屑、甚至有些仇视的环境里存活，并直到他离开人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我的《川南随笔》中，我曾经对此作过议论。说到底了，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仅仅靠精神的胜利、灵魂的富足、文学的美妙和想象的奇特去生活，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确实是有用的，都市以及其文明所提供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发展的速度是迅速的，其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批判或者讴歌，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使其亏损什么，瞧瞧，沈从文所极力批判的阴柔俗气势利堕落扭曲无耻的风尚至今不是依旧存在，并成为潮流时尚时髦么?自卑的沈从文，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即使栖居在繁华而怪异的都市，他也决不妥协!)表面上，儒雅、风度翩翩的丈夫和充装淑女的亲爱的太太相厮相守、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在公众面前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一派作风正派，宛如真的正人君子相，暗里呢?都快活无耻地干着偷奸等勾当。他们无疑是演员中极品，互相欺骗，毫不心虚，即使露了马脚，也能互相沉默，互相欺瞒，互不干涉，互不声张，取得了相当的和谐。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一切言行也都是符合道德准则的，符合都市素质的，符合最起码的人性的，考究其原因，因为人也是动物中之一种，性的欢娱和道德一致，人人有权利实施自己对人生求取肉体之欢的权利，至于欺骗，那只是一个小小技巧和心理素质问题。想来也不无道理，因为性乃爱情之娘啊!但在沈从文看来，他们没有信守一个家庭最为基本的准则:诚实，维系一个家庭的必须的道德!尤其是他们在抛弃爱恋时的信誓旦旦，在结婚以后暗中偷奸，无疑是一种人格的沦丧，道德的败落。他们高贵华丽的盛装下面，暗藏着的却是一具肮脏的躯壳，已经没有心脏，更没了灵魂。

在沈从文的另一个小说《八骏图》里，他是以大学教授和大学生的生活为题材的，是他都市人生系列中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作品。在沈从文的眼里，堂堂大学学府里，令人敬慕的三尺讲台上，同样下流的、肮脏的、虚伪的(瞧瞧，现在的大学校园里不也是这样么?)。所谓的上流社会只是一个深不见底、窒息人的樊笼，病态人性和变态思想在那里像瘟疫一样恣肆滋，自私、无聊、势利和阴险充斥着每个牛活细节。沈从文着力描写了八个大学教授，而在常人眼中，“大学教授”是何等的高尚、文雅，不仅学识丰富，而且高高在上，闪烁着人中骄傲的夺目光焰，处处受人追捧，尊敬。但这只是表象，内在里，他们在对待婚姻、恋爱和人生态度上，无意是病态的，在精神上有了难以疗治的创痕。他们伪装的高尚风雅怎么也掩饰低劣和平庸。在公众眼里，他们何等清高、正直，有教养，有风范，有气质，在高等学府中是高层知识人物，信奉洁身自好的独身主义，唯美主义，处处标以清心寡欲，鄙视凡尘俗世，以道德家学术家教育家自居，却时时以狭隘偏执、谨小慎微的心态“评判”社会，把自己紧紧包裹在“知识”“教育”“修养”“伦理”“道德”等业已锈蚀的铠甲之下。当他们终于一次次地彰现于活生生的现实中时，他们于难以摆脱人所具有的却又被他们的精神和道德法规所强行压制着的欲望，尤其是性欲(呵呵，人类美妙绝伦的欲火啊!)，这种压制简直到了令他们都觉得奇怪和惊骇的地步。自然，这样的人生，这样的道德，这样的强烈压抑几乎就等于自残，完全有背作为.‘人”的正常的心理和生理需求，说白了，他们的行为，几乎使他们成为“废人”“白痴”“行尸走肉”。但他们毕竟还是人，还得有抑制不住欲望之火的时候，便有揭开遮羞布的那一刻，我们不难想象到那又是何等虚情假意、酸臭腐朽的清高和可笑的伪装所造成的一种把灵肉全然割舍开后形成的一个“美”，那简直是对如今的健美和竞技运动所展示的人体美的“嘲讽”，是美术学和舞台艺术的决绝的“叛逆”。从来就没有单一的精神可以左右人生，也从来不可能有单一的肉体呈现生命的活力和强势，惟有“合二为一”为大美。沈从文抓住了大学教授的内在特质，以出色的心理刻划，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番深入骨殖的批判，至今仍有着现实的意义和影响。沈从文在小说中这样写道:“……若墨医生……说:一个女人在你身边时折磨你的身体，离开你身边时又折磨你的灵魂。女子是一个被人想象的上帝，是一个浪子官能的上帝。他口上尽管讨厌女人，不久却把一个双料上帝弄到家中作了太太，在裙子下讨生活了……”很精确地道出了教授们的某种机巧极深的虚伪心态。而沈从文本人在自我的生活中同样不可避免地经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寂寞和有时生活的困窘迫使他清醒，却又反过来催生肉体欲望。他曾经有过用钱买欢乐的念头，几乎也沉沦堕落下去，但他终究不同于他笔下的教授们，他要求的归根结底依旧是纯粹的人间至爱:“我所需要于人，是不加修饰的热情，是比普通人一般要贴紧一点的友谊，要温柔，要体谅。我愿意我的友人脸相极美，但愿她灵魂更美，远远超过她的外表。”既然他的爱情观念和标准是如此，你叫他如何不对那些亵渎爱情与文明的绅士及其太太、伪君子的教授们进行批判和嘲讽呢?

在《水云》中，沈从文不无感慨地叹道:“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于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所控制。到处有人在得失上爱憎，在得失上笑骂，在得失上作种种表示……一切事在我眼前都变成了漫画，既虚伪，又俗气，而且反复地继续下去，不知到何时为止。但觉人生百岁长勤，所得于物虽不少，所得于己实不多。”我们千万别以为一个作家批判一种社会现实是一件轻松的事，事实全不是如此，当沈从文眼见都市人生的种种弊端时，内心的沉重和悲哀是可想而知:“自己的爱憎感情与‘城里人’——那些都市上流社会的男女竟是如此不同，原来自己灵魂深处依旧潜藏着一个山野的精灵。这精灵，正在战胜一个进人都会的‘乡下人’无从规避的人生卑微感，它哈哈大笑着，将都市上流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人生价值准则，踩在脚下，支配着自己固执地走一条孤独的人生之路。几年来，别人在‘生活’里存在，自己却在‘想象’里‘生活’。自己在都市‘生活’方面的败北，似乎正是一种命定的结局。”可以说，沈从文对都市上层社会的有力批判，也是建立在自我“内省”的基础上的，一是文学创作不只为猎奇和宣泄个人情绪，“不能止于社会生活的简单记录”，个体的焦虑、卑微感和思想，也应追随社会群体共有的喜怒哀乐;再就是无论一个对现实人生如何的不满，如何的要用手中的笔去揭露，但在苦痛孤独之中，仍然需要人何的宽容、同情和温暖。因此，沈从文的内心独白，也是那个时代很多入内心的实在写照。他很认真、可爱地但又是不那么成功地“梳理”.自己与时代相抵触时滋生的无边哀愁和心理轨迹。我们如果时间空绰和精力充沛，便可在《晨》、《岚生和岚生太太》、《篁君日记》、《老实人》、《看爱人去》等作品观阅到无数情景。曾经有人说他的“都市经历与见闻”为题材的作品在鞭挞、讥刺、批判和都市苦闷等方面是“败笔”。其实不然。文学创作在人物形象上虽然都追求典型化，并要有典型环境和典型事件，但这“典型”的意义本身便无确切征服人的说法，所占有的材料各不相同，所处的角度不同，美学观念和价值观不同，对生命的理解不同，“典型”就难以确立为“唯一”;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品，要由多么伟大的作家来完成，所收集的题材没有谁就敢轻易断定为“典型”化了的，我们阅读到的仍然只是人事关系和历史进程中的一些断面，人物性格也不可能“典型”地全面地刻画、塑造，因此，绝对意义上的典型化人物、事件等是几乎不成立的;我们的教科书，时下的什么评论者一直提倡的要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形象”，概念上的功夫远胜于具体的可胜任性与可行性。放眼出去，芸芸众生，万象万物，各个具有个性，要“典型”出什么来时，文学也就变成简单的“浓缩”了。即使我们赞同创作上要求的典型化特征，沈从文笔下的都市怪诞人生也具备了这样的特质，尤其是《八骏图》。我实在不敢恭维有人说沈从文把对都市人生的“鞭挞”翻译成了“展览”之说。退一万步，即使是“展览”，自然就有饱含深沉的鞭挞和讽刺;如果沈从文没有在这类小说中塑造出几个象样的典型人物，只是罗列了一些事例，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罗列”一大帮连都市人生中的高层痞子和性欲主义者都不如的文人和教授呢?甚至包括那些经常以评论的方式批判这批判那，其实自己什么都不是的人?要知道，沈从文是带着极强的自尊，极严肃的态度，极忧郁的性情在挖掘都市社会的，关键是他站在(永远)他的立场上说话，这比什么都可贵。

    当然，沈从文也并不是一味地在描写，刻画，抨击，嘲笑都市人生的虚假和堕落，在《都市一妇人》、《一个女剧员的生活》、《如蕤》中，他通过对将军的遗孀，萝等人物的刻画，把都市漩涡中不同生活层次上的一些人不甘于沉沦，在苦苦挣扎的现实真实地描写出来。所谓批判的意义，就是在揭开“伤疤”后进行改革式的“治疗”，所以，沈从文在无情的批判后面，也寄希望于能够改变上流社会的人生沦落和人性扭曲，让人从劣根性侄桔中解救出来，这就是“救”和“自救”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较为博大精深和深远的社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沈从文自然也是非常有主见的，他曾多次讲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应有的义务和责任。当他感到这些理想应该放长远一点的时候，当务之急却是解决最为现实的问题。但暗淡的天日，灰色的人生又使他这样写道:“已觉得实在生活中间感到人与人精神相通的无望，又不能马虎的话，又不能决绝的死，只从自己头脑中建筑一种世界，委托于文字来保留，期待另一个时代心与心的沟通。”在他看来，心与心的沟通是多么重要，却又是如何的艰难啊。

    有人也这样认为:沈从文的批判都市文明，鞭笞都市上流社会，是对都市文明的否定，是对“五四”以来要求个性解放的否定。这种观点依然是不恰当的。沈从文因“构造”了他的湘西人性优美世界和批判扭曲人性的都市社会，和“我只为的是如何所谓灵魂的骄傲，也要始终保留那点自信”，以及“人生为追求抽象原则，应超越了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去处理生命和生活”(《水云》)，使他成为一个多元复杂的文化现象，他努力去实践的文学主张及其行为，其实就是在超越自我的意识上肯定了社会所留存的某些“美”和先进的东西;既然为批判，有时是否定之否定，有时是通过对某一现实的批驳而首肯历史向前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样，因为苦痛太深，忧郁过重，有着“恨铁不成钢”的急迫和焦虑，应当是与社会发展要求的各个方面相一致的。至于说他“否定个性解放”，那自然非常牵强，可以说，沈从文其人的魅力，恐怕就是因为他的个性吧。他的不计较功名利禄，不趋炎附势，他的宠辱不惊，由孤独寂寞支撑他“自由自在”地行进在他自己的旅途上，我们很难找到比他更独特而倔强的作家，那样安宁于自己的内心!话又说回来了，在现代文明较为发达的都市社会里，沈从文的灵感和触觉不会只停留在社会的阴暗面，他是通过揭开阴暗的一角，从而把握光亮十足的一面;他不也是在一些都市社会下层人物中看到了现代文明另一的亮煌之处么?我们不能因为仅靠他的信仰来论证他的两个世界。他在都市社会中的“抹布阶级”“泥涂下闪耀的道德光辉”和“寂寞贫困的边缘人”中，也极力发掘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人性之美以及可悲之处来，以此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些沉陷在生活最底层的人，在物质上是相当贫乏的，情景也是极其悲惨，他们的言谈举止和修养极其可笑，甚至是粗陋，恶俗，但作家并没有因此而抹煞他们人性中的光色，尤其是在道德方面，他们因为生活的清贫更能把握道德的原则，与人为善，互相帮助;在爱情上，自然比绅士们教授们要真实朴素得多，沈从文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悲剧命运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情。《泥涂》中的张师爷，作家先是“嘲笑”，之后有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而《生》中演示木偶傀儡戏的老人和他死去的儿子王九，是那个时代普通人命运无以卜测的真实写照，读得令人心酸，“王九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如此的复仇情结，若在我们生活里出现，能够使人在一番嘲笑中深切地领悟到生命的某种失落和悲哀，甚至为那几近愚昧的行为而感叹人事多舛，更不必说在作家的文字里浸透了他多少仁慈的悲悯和不平，而作家更加深层次的目的，是在灵魂深处发出了下层人民应当有正当权利的呼声。

    沈从文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的谢世就一直居住在都市里，其间也回过几次湘西，也出国访问过，但他的灵魂永远是属于湘西的，他是决绝的、固执的、坚持的，因此他最终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他几乎是遗世独立着，因为至柔的性情使他愿意回归那个至刚的民族，或者说，是因为寂寞的至刚使他彻悟生命之际，通过一支抒情的笔，托载他活在一个至柔的想望里，犹如回到母亲的身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