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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的问世，不仅是沈从文构筑的文学世界在整体框架上的基本完成，意味着沈从文步入最优秀作家行列（命中注定，从此以后中国文坛将会更加不“寂寞”，各类论争也会将这个“避离”现实的作家拉进去。中国人似乎也特别喜欢论争，甭管有何作用，先争了再说；而中国人似乎也特别喜欢评论，甭管什么样的人，先将论个死活，再踏上一只脚再说;然后“占山为王”，拉个小帮派，争着吹一只“吹火筒”，或彼此吹捧，压制他帮，或相互轻贱，即使文学主张、人生观念大相径庭，也能“臭味相投”，或以为自己“老大”，老“宰”，老管家似的，结果呢?一群假模样的文人学者专家，实在是一些混混，实则也无什么大作品可供起楼罗们欢呼的，如此看来，沈从文在一尘不染的灵魂中避开一群蚊子苍蝇痈疽蛆虫的烦嚣侵挠，独自走自己的旅途，是多么的可贵）。在三十年代的文坛上，因为有《边城》，形成了一新型的气候，大家都惊诧不已:“原来小说也可以这么写的?!”巧的是，当汪曾棋的小说开始被人接受，被所谓的什么评论权威“重视”时，也有人惊诧不已：“小说也有这种写法的?”甭管啦，样式的多元化，还有什么争头?

其实也无妨，但人就是闲得无聊，要出来找事做的。中国人就有不在少数的人极欢喜说这道那的，擅长管他事他物，以显示出一种责任，骨子里却又是极端自私的;而那种摆出什么面孔装深沉之徒，原来也是极无趣的）无论从何角度，有了《边城》，一部盎盎然的现代文学史才不会显得那么功利、庸俗、工具化和自以为是。

    在永恒流淌中澄澈的溪流把沈从文带回了遥远的湘西，他饱含忧郁、热爱的目光投向了20世纪初叶的边城。那里仍然处于一种极为自然和谐的氛围之中，和平宁静，清丽怡人，人性仍然美得让人陶醉，就像那山，那水，那隐蔽着极多纯粹人生的林野，那些凡夫俗子爽朗庄严、不为恶劣物质生活所击溃的面孔和身块，以及那一曲曲悠远而哀伤的民谣……

    沈从文却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形下写成这个作品的，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那这个独特得使人惶惑的作家写《边城》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在《边城题记》里，他写道:“……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哀乐，即或这支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性，自然老老实实地写下去。”在他的《水云》中，他说:“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或认可，友谊和爱情，全部到了我的身边。我以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0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份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使生活达到平衡。”这种平衡自然有着对都市社会强烈的讽刺和对评论界的极端反感，他需要这种平衡，使他同他的精神一同饭依苗蛮杂居的边城，还没有完全卷人近代中国社会的各种动乱和外患，他需要有一个世界让他灵魂游戏、妥

贴和安宁，在将来的某个时辰永居于此。评论界和某些读者的评价曾经使他不安和惶然，他自然更不接受那些更接近功利和见不得人的一些评论，他太了解人的天性中那点可笑的机心了。有人将他冠以“文体作家”，有人称他为“空虚作家”，牵强附会地以为他的作品严重脱离了纷繁复杂的现实人生，甚至有位姓白的先生断言他的作品，主要是《边城》为代表的作品不是现炙主义作品。但沈从文就是沈从文，他从来不会为他的创作是一种什么主义而操劳，也不会感到自己的创作是一种无益之业。当然，他也没有如象某些人一样过份抬高文学的功能（本人也对文学作品一定要有什么教育功能而不以为然），他说:“世界值得我们努力的工作太多了，文学并不是高于一切的东西。”(《新废邮存底·九》)但这并不意味着沈从文对文学就没有热情和深刻的理解，为了《边城》，他进人了生命与文学的大虚静和大唯美中。“我这本书只是预备着给一些本身已经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整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是写给“乡下人”和懂“乡下人”的人去阅读的。这一切，全然安抚了他的生命和灵魂，而在几十年后的世纪末期，当他的妻儿和朋友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一生都在思念和赞美的湘西山水间时，在那里，他的灵魂终于得到了最为妥贴和静美的爱戴和拥抱。

    这是个倍受争议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自然也饱受争议。有争议，本身就是一个好事，也是一种本来很有意义的文化现象，但在中国文坛，却不一定是好事，沈从文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彻骨的孤独和烦恼。从表面上看，他似乎严重脱离了硝烟弥漫、战乱频繁的二三十年代，似乎这个从人生的性灵深处观照社会与人的作家在有意或无意地逃避现实，独处于“自我”狭小的空间里说说抽象的时间和抒情甚至连战争也属于抽象范畴，离大众的呼声太远了一些……倘若这说法完全正确，沈从文及其文学作品的价值是不是将被大打折扣呢?《边城》是否就真的是“正统化”的评论者所说的那样呢?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引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这是不是已经够了呢?沈从文决不需要被人造成“神”（而中国人似乎太愿意和太欢喜制作“神”，更勇于将亲自制造的“神户在时过境迁之后掀翻在地。这一点，与当今流行的乐坛和足球文化极其相似）想想沈从文对评论界的态度不仅仅是很有意思的，而且他本人也是极有主见和勇气的。法朗士说:“文艺批评是在杰作中的冒险!”那创作是作家在自己灵魂中的冒险!这种行为交织着欢乐与痛苦、寂寞和孤独，精神上最大限度的满足是以肉体的疲惫、苍老和物质的极端吝音为代价的，我们凭什么一定要求作家“这样那样”呢?

    远离尘嚣的沈从文，在被误解被批评甚至是被嘲笑后的止静里，又听到了水车、牛与狗的叫声和他衷情的人儿的呼唤，以及从历史与岁月的深处传来的淡淡哀伤而悠远的歌声。

    他把“镜头”轻轻地拉到茶蛔，碧溪嘴白塔下的一个小小渡口，年逾七十的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就进人了我们的视觉，并进人我们感觉的中心。同时，在城中掌管码头的船总顺顺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天保和二儿子摊送。两个人已经长大成人，在地方上很有人缘和美好名声的年轻男子。故事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沈从文本意上也不会像通俗小说家那样着意以故事的奇诡去捕获读者的兴趣。人生到了“此时”，老的正过着生命余下的年华，年轻的像阳光一样活泼自然地生长着;老的慈祥、宽怀，因为已将大部分人生中的人人事事看惯了，明白了人生一世的各类奥秘和机巧，变得更加从容、仁慈和宁静;年少的勇敢、爽朗、诚实、热情，也不乏多情之心灵。，这是一组多么和谐自然纯真恬然的人生画面，一群多么健康真实快乐的自然之子啊。“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很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和日头同时死去，是那个近在身旁的女孩子。”这女孩子就是翠翠。“翠翠在风里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着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便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这是翠翠的写真。而翠翠的母亲是老船夫的独生女，同一个清绿营屯防军人“唱歌相熟”，怀孕了;由于道德和地方习俗的原因不能结婚，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逃”的行为却使军人觉得有失军人颜面和有损军人名誉，爱却也更深了，思索了后，便为了爱服毒死去。那女子在将肚中孩子生下后，到溪边故意喝了冷水，也死去了，追赶他的人去了。而“在一种近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五岁了。”但老人仍然时时想起那对做了“好事”却又先后死去的人，却难以明白这个悲剧的缘由，只是觉得既然无从谈起，便只好由天来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不尤人，心中不能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不同意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日出日落，冷去热至的时节变化里，他默默地拉扯着孙女，却“也还是不能放下的莫可奈何容忍到的一见事情。摊派到本身的一份说来实在太不公平。”这对不公平的思索却也不会阻止老人对生活的那点热情，“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在这小城中生活的，各人自然也一定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人总是在期待，在期待中失落，又在失落中重新燃起希望的生存的火焰，一次次地，在一代代的轮回中反复，到了底来，似乎谁也没有能道出其间的理由，以及走势。祖父已经老了，自然法则是无法抗拒的，“正因为翠翠长大了，证明自己真老了。”这是让人无法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当事人喜忧掺半，委实也说不清。“可是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是她那可怜的母亲交把他的，翠翠长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手续清楚，他的事才能算完的。”

    是的，翠翠长大了，该为她找个婆家了。小说的故事就是围绕二老傩送和的邂逅到相识展开的。一次偶然相遇，竟使小翠翠只有那个端午节令她觉得很甜很美，朦胧的心事就像雨雾深处的灯火，透过迷迷雨烟看去，点点屑屑，却又似隐匿得更深。翠翠的心事首先被善良但又多舌的祖父发现;老头儿既欢喜又不安，便又隐隐感到又是一种命中注定的不幸在向他和孙女走来，他一直觉得在这个天真无邪的少女身上出现了十几年前她母亲的影子，“他为翠翠担心，有时便躺到门外岩石上，对着星子想他的心事。”即使如此为孙女忧心忡忡但也不是担心到什么时也管不了的地步，他盘算着要把这小女子交付给一个他满意可靠的人。但这个人是谁呢?他一时也没有答案，也只能在暗中留意孙女的神色，企图揭开那个谜。可是对一个见识了诸多人事悲欢的老人来说，这似乎又算不得一个谜。当一个人对什么都看得远、化得开的时候，他便回到了生命最初始的状态，他径直依照自己的喜好和认定的事务做去，听凭于人生自然而然的安排。在翠翠这方面，她确实因一个极为凑巧的时机，爱上了二老，那个被称为“岳云”的地方的美男子。祖父起初以为大老天保有意，大老在过溪时向他表白过他极喜欢他的孙女，便自以为是了，想翠翠日后依靠的人就是这个忠厚本份的天保大老了，但他又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老人，没有“家长”的威风，能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再加上他在潜意识中觉得好像又不是大老会成功那么一回事，所以，这个“狡猾”的老头子明白，还得征求孙女的意思。后来的事情证实了他的猜测，二老“岳云”一次次的出现和翠翠的羞涩，使他终于明白了过来。“祖父看看那情景，明白翠翠的心事了，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在空雾里望见了翠翠的母亲……他同时想起那个可怜母亲过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点隐痛，却勉强笑着。”想来，人的命运不可勉强，可人却是勉强地活下来了；勉强不得的，便如那可怜的母亲，她执意追寻、随她那亡鬼恋人去了。因此，祖父的隐痛不是短暂的，而是与日俱增。当大老和二老发觉了对方隐在心中的秘密后，约定了具体的方式，看谁有本事获取翠翠的心。地方上的风俗头托媒提亲的，也有更加浪漫的为情人唱歌的方式，各有所长，就看谁的方式能够使那娇媚女子将心交出。大老先是托媒走“车路”，但祖父却有些为难，为难了，却又暗自高兴，多了嘴舌。大老厚道，为人爽快耿直，“车路”似乎更合他脾性。但另一层意思是，他不是聪慧而且能唱歌的二老的对手。还是走“车路”吧，“翠翠弄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不曾把头抬起，心怦怦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豆荚抛到水里去，望着它们在流水里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俨然也从容了许多。”翠翠不喜欢大老。老头儿彻底明白过来，便害怕却照旧勉强笑着，“其实他有些忧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象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到了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但祖父为了孙女的幸福（也可以理解为为避免日后被孙女或他人以为他干涉后人婚事的那点小小自私心），委婉拒绝了大老。没有办法，天保大老只好和兄弟二老轮流为翠翠唱歌，约定谁若动了翠翠的心，谁就可得到翠翠的爱。这不是“实物买卖”将人当商品，而是留在原始文化形态里的对婚姻的见义忘利的直接体现，虽然我们也可以将这种行为方式说为是买卖婚姻的“变种”，但它无疑是优美的，公平的，与“人类进步”时代的提亲是有相当悖逆的，但似乎与当今社会风行的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和回归大自然的爱情有着本质的相同。大老自知不.是二老的对手，试过了嗓子，便明.白了这份爱情与自己无缘，便撑船下滩去，被淹死在激流中。

    命运又一次同善良的人们开了个玩笑，出现了挫折，沈从文的故事的情感基线也发生了转折。船总顺在他顺下家便以为这事故与老人做事二爽快有关，做爪，也极不利索待他的态度上便冷淡了许多。这对老丽夫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无辜但仁慈的心一下掉进了冰窟，他承担不起不被人理解、甚至是误解的、甚至是由于他做人的别扭而葬送了一个年轻人的性命“结论”，甚至一把老骨头这一辈子是白熬过来的，云云。而他只不过是要获得孙女对命运自主的那分权利和幸福以及自己对命运那点不多便已深刻的理解，让人事来得较为自然、自由、妥当和顺畅一些，但他还是低估了命运的力量。这是不是沈从文自身的感受呢？

我想是的。他以“乡下人”自居，但他已经说过他并不为这个名称而感到骄傲和申卑，他实在地觉得他是这样一个人而已，甚至，由于他具有苗民血统，当他进人繁华又肮脏的都市时，他高擎“乡下人”的大旗，也是那么认真但又自在的。但事情果真如此?他为什么这么提醒别人他就是“乡下人”呢?综观沈从文的都市经历和他的湘西世界的作品，我觉得他时时说自己是“乡下人”，内，合里是恐惧的，他怕被人瞧不起，怕再次被命运捉弄和抛弃，怕不能自主而被他人侮辱，便自己做了自己的“主”，先放出“乡下人”的声音，把心态从反方面调整了去，获得一重稳妥和平衡，如此行为，或许就有“因自卑而产生的自负”心态，使他的精神主体极大可能地占据着被人冷落和蔑视的人生一域，所以，他感到孤独，感到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就性格来说，沈从文应该是属于孤僻脆弱性的，甚至可能还有些粘乎，女性气;或者说他极力营造了属于他的美学观念上的耳独寂寞，让自己一口一口地嚼着寂寞而不无得意，甚至是幸运，但他同常人一样，也害怕孤独，害怕失去。但是，如果我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他又是多么坚硬地活着，孤独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唯有身当其境的人方能得到他的推动和支持。一个少数民族的后代，要在大都市里闯出一片天地来，要付出的东西可想而知。明白了这点，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沈从文的寂寞，他的伟大，他的韧性，他的情思，他的至柔且至刚的文学性格……

还是继续说他的故事吧。船总顺顺的冷漠也许还不至于让老头子难受到极点，但二老傩送的态度神气就让他吃不消了:“老船夫说着，二老不置可否，不动情地听下去。”这乖巧机灵善于表情达意的二老如今不动感情地听他说话，即使阅历丰富的老人也感到陌生，感到恐惧，感到愤怒，也有些绝望。“那点淡淡印象聚在老船夫心上，老船夫于是在两个身后，捏紧拳头威吓了三下，轻轻的吼着，把船拉回去了。’，老船夫是个善良之凡因此恤就不聂;愕一下手廊一旧事的人，至少不是一个善于忘记的人，一大老的死和各个六面来的冷淡和误解，使他倍受折磨。想来思去，这人生来去匆匆的一遭，尽是为了他人他事而不得开心，又是何苦?究其整个事态的发展，老船夫又有何辜?难道仅仅因为他是翠翠的爷爷，就该担负这一系列命运的重荷?人，有时侯真的是“庸人自扰”，经意或不经意地往人事堆里钻，而人又是如此认真细腻多情的人，即使再豪爽，自然也不容易出来了;即使局外人要他出来，他未必就会首肯，他一直认定，那是命。而从灵魂更深处去看着个多舌的可爱老头，我们似乎也看到了他对人的本性气质那些令人惊颤的变异的洞察力，久年久月在心底沉淀，影响着人们，也影响着他;这种变异虽然不能等同于都市社会的变异，但人总是已经变化了的，变化得让无力应对。他又一次感到了命运对他的轻视与嘲弄，但他仍然企图撑下去，坚持着，几乎成了一个在自信和迷惑中飘摆的“愚人”，几乎不可救药了，但他要支撑下去。另一方面，中寨人传出了二老不要渡船而要碾坊的消息，众人变便议论开去，更加加重了老船夫的忧虑，这忧虑是致命的。连翠翠，还没有完全长大的成人的翠翠也对那座碾坊产生了想法，感到威胁，纯粹精神上的爱情和一种物质武装着的婚姻便开始了对峙。船总顺顺呢?这个同样历经世事凹凸的家长，自然也明白二老与翠翠之间的情意，懂得爱情的价值，但他也倾向于碾坊。顺顺兼备地方上流传久远的浪漫情怀和自为意识现实主义小民的共同特征。他明白一个人活一世究竟需要些什么。摊送呢?他自有自己的主意，年轻的心灵本就是为抒情准备的，他对父亲顺顺说:“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里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下，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许只许我撑上渡船。”摊送在这里不是在讲什么宿命，虽然命运不可违背，但他是从爱情的角度在表明他的态度：他要渡船，而不是碾坊。由此，他和翠翠的爱情在精神上是自由的，非物质化的，平等的，妥贴的。沈从文如此处理无非就是极力表现人物强烈的自主意识，在精神上的主体意识，让他们自己去褒贬爱情，以自己的方式为爱情作鉴定，不至于失落最后的人性。

    翠翠的灵魂和梦始终被月夜里的歌声浮着，到对岸峭壁上摘了大把大把的虎耳草。但命运又同所有当事人开了玩笑，老祖父猝然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死去。就个体来说，“生”与“死”是多么平常，人就是这么折腾着而无可奈何的。但如此突然、毫无迹象的死去，多少还是令人感到惶惑和悲悯。除了他的女儿和那个爱惜军人名誉的男人双双殉情使他感到命运的不公以外，他的死亡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我们经常在嚷嚷“人定胜天”“人能够战胜自己”，但对于死亡，我们无能为力，一切笼罩在不可预言的偶然之中。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危机和死亡浓重的阴影;它毫不在意地改变了我们固有的生活秩序，打击了我们活着的勇气和自信，改变了每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与正常现象的内在逻辑，嘲笑着我们对生命所做的一切事业和在文学意义上的抒情，尤其是诗歌上的礼赞，然后让我们几乎是在绝对的无为状态向生命的对立面走去。对于老祖父来说，他就是死于这样的原因:对翠翠命运的极度担忧（它们来自于他的独生女和那个军人之间的爱情悲剧）、对人事误会和歪曲给他造成的莫大的伤害、对将来某一天即将会出现的什么变故的无能为力、对生命在得失冷暖中突然失去的抵抗力量，使他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悄然诀别人世。从大方向来说，年老的毕竟年老了，该走的也撒手西去了，那后一代的人呢?他们是重走父辈的悲剧之路、几乎麻木地挨到天荒地老，还是做一点切实刚劲的事业，将命运改变，自主一些，开化一些，自由一些，为人生的幸福选取适合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当沈从文把这一主题提高民族前景时，他的忧郁就更深了……老船夫死去了，小小的翠翠在坳哭中明白过来了，“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于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的妆仓，诱惑摊送二老，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理会，又被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和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情，如今可全明白了。”当时间过度到了冬天，那座倒塌的白塔，又重新修建好了，这似乎是沈从文有意在小说的结尾处给予人物命运的走势所持的必有的期待，对来日对往事回眸的莫以名状的辛酸。而翠翠呢?她在渡口寂寞地等待，“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这里，沈从文把我们引入一个人生的必然形态之中:即通过“等待”呈现生存的基本方式。人类永远在“等待”中存在，忧虑，并继续存在下去—繁衍子嗣乃至更多更远的后代。而我们的“等待”除了死亡，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即使某时我们幸福、幸运、快活，人皆宣称找到了爱情，找到了财富，有人还可爱得如秃头上舞蹈的几根头发那样说找到了知音，但那仍然是不确切的，不真实的。爱情于一男一女之间，也只是一种感觉，它在幸于不幸之间徘徊，在责任和谎言之间邃巡，在虚幻的梦想和无礼无情的现实之间沉闷又尖叫不已，美不胜收的烂漫好春岁月就被婚姻或者独身主义极端不屑，而一切到了终点时，才恍然大悟:人生惟一的真实就是惟一对我们产生了教育意义的—死亡!因此人类的等待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悲剧色彩，它总是仁义的，浪漫的，让人总有个希望牵扯自己往前走，使人的精神处于一个较为持久的亢奋的期待状态，不至于过早地进入暮年的荒凉和绝望;它像一个死结，猜解不开又急又跳，却又永不止歇地怀了极大兴趣去捕捉最后的结果;它像一轮明月，晃晃地出来，斜斜地挂在天上，你看见了，却看得个迷迷糊糊，心上生出惆怅，而你总得看下去的，人类也就如此看到了今天，却和你一样还没看够，因为它也是诗，是歌，是梦，是谜，是结，是爱恨，也是无限。人类总是在“已经不可能实现”和“可能即将实现”的双重疑惑和永远的矛盾中“等待”的，无一例外。善于等待的人，要么褒有一颗年轻活乱的心，要么就是一个极擅长在等待中捕捉机会的政客或商人或军事家，要么就是一个“绝望”展现死亡“前景”的家伙。当我们放眼于当今世界，一痴心于新式爱情的男女多半是不善于不习惯于不屑于等待的；而等待的耐心由责任构成，等待的美由灵感构成，等待的魅力由双重矛盾构成，但等待使理想希望成为一种美妙的谎言或者虚幻，使可能永远只是在“可能”中达到生命需要的高度，从而使文学和艺术找到了理由自欺欺人。不过，人类并不排斥这个，没有人愿意在“既定”的现实里寸步不前，安心于铁板钉钉的已获物质上。等待，几乎可以看成是一种绝尘的凄美，拥有诗歌的气质，爱情的色彩，梦的奇丽，“这个人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翠翠在等，为了追求完美、至情至性的爱，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人的贪婪与不可琢磨的心计，说到底，说得动听一点，无外是对人事的那点必然而无可厚非的期望罢了，任何时代任何人都是如此。

    因此，毫不夸张，也不带任何一点新奇味儿地说，沈从文骨头里应该是一个诗人的，那忧郁的批判，和英国伟大的哈代有相似之处。

    这种诗人的特质让我们有时不忍卒读他的脆弱和极强生命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极端忧郁的作品，不忍卒读在非常清贫、落后、蒙昧的生活外包裹着的人间绝胜风景，不忍卒读在高量的美中透露出来的悲哀和孤独—理想总要被现实拥抱着解开“衣服”、爱情总要和死亡相携时才能真正地闪出光来，生命永远逃脱不了强大的生活漩涡，而生命又不能没有生活。美是悲悯者的良心，孤寂者的智慧!而沈从文的哪一部作品不是带着悲悯者的心态呢?“我们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好在这条水上(指玩水流域上下千里各个地方)毕的业。我对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于人事方面。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幼贵贱，生死哀乐种中状况，我因性之所近，注意较多。”正因为“性之所近”，我们就不能单纯以热爱家乡及其人民的调子来研究他的心态，因为“热爱”大概在国人的心眼里太过亮煌了一点，有时是忘恩的托辞而已，而沈从文在“热爱”的层次下面还隐藏着更多的痛苦、哀伤和不易察觉的恨。朱光潜先生在《从沈从文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中说:“它表现出来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的部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示出从文自己这方面的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沈从文让我们在美中享受，却又在哀伤中检视我们的.内心，甚至生命;他让我们陶陶然于无尽又无语的爱恨之中，却又让我们在对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忧患中和叫“恨”叫“怨”的东西碰面交颈，并摆脱不了他们?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的心声同样是现在知识分子的心声，现在少数民族的心声—正直豪爽、慷慨大方，却总有一股为民族兴衰的忧患意识?

    翠翠在那个美到已经非常冷清的渡口等待，便成为一个诗意的栖居所掩藏的人生对应。沈从文在他极为从容而于哀伤的爱里等候，在他整个民族血性的灵魂自然属性所馈赠于他们的美中等待，但是，最终的命运会带来什么结果?“……当年，为寻求独立，自己独自来到北平，在不堪想象的困境中挣扎。信守着自己的选择，在任何情况下却不气馁，依靠一点今天没有希望、明天还可望解决的信念，让时间来证明生命的意义，终于走完了十余年挣扎的历程，摆脱了人身依附，赢得了生命的自由，在与命运的较量中，自己终于赢了。唤醒一个民族重新做人的意识，实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间关系的重造，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应当是可能的。在时间的作用下，生命必须循着向上的路程，迎来新的发展机运。”因此，“等待”也是一种更好的进取。

    这样一个有着“遗世独立”人格、极大限度地独立思考、在丰富得使人膛目的题材里贴近民生疾苦和美好道德、运用多种手法（浪漫的传奇，象征的底蕴，抽象的抒情，忆旧的写实，在特殊中挖掘典型等）为我们提供如此具有美感，并且丰富了中国文学仓库的作家，在他大量的作品面世，尤其是《边城》出版后，受到了各方面的赞誉，同时又是各方面不要情面的批评和责备，当然不乏居高临下者那显摆如鹅鸭的所谓“教育者”的面孔和姿态，甚至很多读者对《边城》提出质疑，有的不屑有的真挚还很愤怒（这没有理冉和机趣的愤怒，想来有点幽默的）。这似乎早在沈从文的预料之中，尽管他再一次感到孤独。在（《边城·题记》）中说，他的作品不是为一种多数人写的，“我的读者应该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毫不理会一批评论者叽叽喳喳的责难，依旧对他的“少数人”说:“这作品或许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沈从文想要对人与人之间极端恶化的关系与日益衰落的民族的美好人性的重造，是无可厚非的，但因其不大可能实现而倍受自诩为伟大现实主义者们的非议，这是不公平的，也是荒谬的。我们不能因为太过紧张、疲倦、脆弱、反复无常的凶险和真实具体的现实生活就要去责难一个潜心建造“美好王国”的作家。谁告诉哪些评论者，一个作家建构或者“重造”的世界就一定是要得到实现、一定要“立足”于“现实”而他重造或建构的世界就不是“现实”生活?为什么一个作家建构的世界就不能存在于他的内心、供自己周游?如果一个作家是传声筒、复印机，那我们的意志成什么了?文学意义上的美还怎么活?有人说他的作品是一曲挽歌，有人说是一首希望之歌，有人说仅仅是虚无缥缈的几个音符……依我看，他的作品，尤其是《边城》，是一个寂寞者的宗教，孤独者的哲学，一个创造者的绝世建筑!

    他说:“一个人若真正有过用笔经验时，就明白任何高明论议，都无从根据它有效产生作品的。”(《废邮存底》)无疑，沈从文向来是不肯向这类议论致意的，他固执、认真地大量创作自己的作品，由此，他强调:“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

    但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沈从文也仍然坚持他的观念：

   “你们多知道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

    “提到这点，我感觉异常孤独，乡下人实在太少了!”

    “乡下人”在这里成为命题，执着于自身民族融洽的责任，坚持着那份自然生命力，“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力”。沈从文作品毕其心力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命题，维持人类在战争、杀戮、死亡和变态扭曲中仍然活下去的自然生命力，《边城》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命题。

    《边城》出版后，他获得了灵魂上的自觉和舒活，“我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方可得到排泄和弥补。”

    透过岁月的蒙蒙迷雾，拂去历史残留在时间上的厚厚埃尘，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一个忧郁的沈从文;同样透过岁月的重重烟云，揭开历史残存在时间上的血迹泪痕，向南方望去，那儿有沈从文的湘西，我们也会在沉重中为湘西自从在“改土归流”后，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在自然人性方面所受到的伤害而忧虑。那些在上层文明人眼中“荒诞可笑”、“不懂礼貌”的乡下人的爱憎欢乐和自然属性都在被侵蚀。那里，自然之美是赤裸裸的，鲜亮的，没有说教，没有讲义，没有阴暗的人际，没有伪君子的嘴脸，没有现代礼仪的规范，没有虚假的幸福，在沈从文眼里，他们是留存在中国山水人性中为数不多的人群，他们的野性的张扬和自然山水那恬淡冲和共同构成了美仑美灸的人生景观。达人知命、死于静美、活于安乐是他们在精神上的总体特点。他们敬畏神，却又在灵性纷呈的无神境界之中仰人之高处;他们蔑视上层人的所谓文明，乃至生活习惯，他们也从根本上不会进人上层社会中去，那里是一个陌生而怪诞的世界，肿胀着丑陋的形体和灵魂、有着老鼠出行时猜疑地嗅着空气的神色、老做爱已经没有尊敬和优美情怀却偏还要行“注目礼”的虚伪……乡下人，他们没有未来，却永远在未来的招引之下通过山水人情向生命凝眸;他们只有过去，却从未被过去的任何悲欢离合绊住了与生命同行的步子;他们在没有任何无谓幻想的情形下活在“现在”，“现在”是美的，充满了乐趣、音乐、舞蹈和爱的，但当他们发现“现在”这个概念其实也只能是概念的时候，他们在未来和过去之间，逍遥万分，对失去报以宽容与潇洒，对来临的死亡报以从容和豁达。

    沈从文在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在他那些充满了原始自沪活力的乡下人超越了死亡、功利的时候，完成了这部完美的他是有福了。有了《边城》，他即使不再写其他作品，也就不是什么遗憾了。但究其生命内蕴和人的欲望所昭示的，任何人似乎指望他有更多的作品诞生，于是在后来就有了（《长河》（后面专章论述），后来就有了更多的寂寞，后来就在抽象的抒情中说话来，就什么也不写了，他的“习作”被他超然地放在了记忆之中，毁誉于他，几乎没有意义。

    “……要我的歌声沉默

    必定是有什么毛病了。”

    佛斯特的诗歌能不能为我们对沈从文的理解，也为我们开解了一点什么。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南美大陆上同样独特而孤独的博尔赫斯。埃米罗·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在《生活在迷宫—博尔赫斯传》中写道:“他好象尚未离开母亲的子宫。或者，更确切地说，失明把他永远送回了母亲的子宫。”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孕育了沈从文的那片热土就是他母亲，他毕其一生在灵魂深处饭依着她，他放弃了写作，是不是也要把自己送回到母亲的“子宫”，让生命在母亲的身体里用不枯竭，甚至再生，也让自己的歌声永远没有毛病?

    无论是打开还是将这部作品掩卷了去，或者仅仅面对它的封面，或者在更多的时候，我只可沉默，带着一点抒情的沉默而不是评论的冷静，对，始终就是这种抒情的沉默。